胡风服刑前致函乔冠华始末 徐庆全 胡风在离京服刑前致信乔冠华 1966年2月11日,胡风曾致乔冠华一信,乔冠华接信后,随即写信给章汉夫、姬 鹏飞并转周扬等,附胡风信。现将二函转录于下,并结合有关材料稍加说明。 胡风致乔冠华信: 乔公足下: 十年多以来,常常瞻望行旌所向;声音在耳,笑容更在眼中。历史在前进,虽 面壁之人,亦能感到神旺。 定论之后,曾向监狱当局提过,希望领导上代我向你转询,如还不至完全见弃, 希望能给我一个见面的机会,在思想上从你得到帮助。 因为,当时突出地记起了最后一次见面,提到某一问题时,你动情地说过: “如果那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大意在我,无论在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 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糊涂人对阶级事业的理想、对党,总 有一种糊涂的自信或痴想也。但这时候深深地记起了你的话和你的表情。我不由自 主地面对着了这个问题,这才想起了你的真情何在,因而想有所请教。但后来想到 了:我这个阶下之身,提这样的要求,就成为对你的一种不敬。写书面感想时只好 取消了。 现已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后会无期,前尘种种,对 你应感谢的,对你应请责的,不断地袭上了心头。语言有时是无能为力的,何况又 在神情无绪之中,那么,就请以言不尽意、语无伦次见谅罢。 匆匆敬礼 夫人均此 胡风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一日 北京东郊 乔冠华致章汉夫、姬鹏飞并转周扬的信: 汉夫、鹏飞同志并转周扬同志: 忽接胡风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据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劝过他 一次,讲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记的〔得〕不清楚了。来信这样写的用意很明显 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边〔便〕再理会他 了。胡信附上。 即此敬礼 乔冠华 12/2,1966 注:章汉夫、姬鹏飞和周扬都在信上画了圈,章汉夫并写道:“我意不理。” 胡风为何写这样一封信 关于胡风的冤案,已经披露了很多。人们知道,胡风的重要性格特点是,对自 己所信守的理念如此执著地充满着自信,虽九死而不悔地不改初衷。即令是在关押 了10年之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尽管按照宣判之前通过梅 志胡风的夫人做工作而达成的默契,胡风没有上诉,但他仍然向中央写了《心安理 不得》的判刑后的感想。 所谓“心安”,就是他接受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理不 得”,是胡风始终困惑的问题,即他无法找出自己究竟罪在何处。“糊涂人对阶级 事业的理想、对党,总有一种糊涂的自信或痴想也”,信中的这句话虽两处用“糊 涂”二字,但胡风并不“糊涂”的形象却跃然纸上:尽管10年的牢狱让胡风几近在 地狱的门槛前徘徊,但他仍然没有改变对党的信任和对人民革命事业的信念;同时, 他也坚信党会正确地对待自己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胡风饱受磨难近三十年后, 党中央为他彻底平了反)。 胡风是在1965年11月26日被判刑,12月30日与一家人团聚的。时过一个多月以 后,胡风自信“无论在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 意思的’问题”,为何在给乔冠华的信中却如此低调,竟坦言“不由自主地面对着 了”——活下去有什么意思——“这个问题”? 对照胡风的夫人梅志所写的《胡风传》,胡风在这一年的春节过后的初三或初 四,被强行要求到四川去服刑,2月15日,胡风与梅志赴四川,胡风在离开北京的前 一夜,“在晓风的书桌里找到了信纸信封,给与他有过多年交往和一直崇敬的几位 友人写下了告别信”。这几位友人是徐冰、陈家康、乔冠华、徐平羽和老舍。梅志 在书中只引了胡风给徐冰和老舍的信,但信末只具年月而未写日期。 这一年的春节是1月21日。按照梅志所述,胡风是在23或24日得到赴四川的指令 的。胡风给乔冠华的信是2月11日发出的,并不如梅志所说,是在离开北京的前夜写 下的。但他给老舍的信中,明确地提到了“明日远戍”,这才是离开前夜写的。 胡风被判刑后,以为可以在北京服完剩下的4年刑期,殊不料,公安部却要将他 们赶往四川。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令胡风非常沮丧。 梅志写道: 胡风感到这是对他的终身放逐,从此再也无法从事自己喜爱的文艺工作了。他 一生没有什么名利欲,就是执著于文艺,虽然因此获罪被关了十年,也没能使他断 绝从事文艺的欲望,还是希望在有生之年仍能干这工作。现在,这一切都破灭了, 他的痛苦、他的沮丧是无法用文字来形容的,连M(指梅志)——引者也无法帮助 他,劝慰他。 他的心情沉重而忧郁。 因为感到“这是对他的终身放逐”,所以胡风不愿离开北京,所以才“面临着 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他提出愿和梅志一起到京郊劳改农场去服满刑期。被 拒绝后,他在写出狱后的感想时,因为知道这个感想要呈交周恩来的,所以又提出 了留在北京的请求。 然而,没有回音。胡风失望了。他给乔冠华等人的信,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的。 然而,胡风又是执著的。即使是如此,胡风还是希望老朋友能理解自己的苦衷,希 望自己的处境有所改变。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徐冰时任统战部部长。他 在给他们二人的信中,都说到了“现已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 的处境,实是在隐晦地表达请求老朋友帮忙的意愿。 但是,胡风当时不可能知道,就在他以不同的方式向周恩来、乔冠华表达希望 留京的愿望之际,“文革”的序幕——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已揭开,“文革” 的开场戏——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当时的处境下,不论周恩来还是乔冠华,抑或是徐冰,都面临着严峻的局势和艰 难的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讲,乔冠华虽然知道胡风的信“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 所缓和”,但是也只能表示“不边〔便〕再理会他了”。 胡风彻底失望了,这才在临行的前夜,给老舍或许还有陈家康、徐平羽写了 “辞行”的信。 胡风和乔冠华的关系 胡风在“神情无绪”中想到致信乔冠华,不但是因为他与乔是相知多年的朋友, 而且他认为乔对他所坚持的文艺理论是理解的。 有“才子”美誉的乔冠华早年在德国留学时,学的是哲学。虽然他后来在香港 主要是以撰写国际评论而名噪一时,但是,对哲学问题的研究,也一直是他所钟情 的。1943年回到重庆后,乔冠华等人创办《群众》杂志,登载了陈家康、胡绳以及 乔本人写的探讨哲学的文章。此时也在重庆的胡风,“感到这是在国统区讨论唯物 论与唯心论的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因而对乔的做法表示支持。胡风正筹备出版 《希望》杂志,“也准备发表一点关于这方面的文章”。胡风的这一想法也得到了 乔冠华的支持。乔特意为《希望》翻译了《费尔巴哈论纲》一文。 在这一时期,胡风与乔冠华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胡风回忆说:乔冠华对当时的 文艺实践情况很不满意,常和我谈对这方面的意见……他对我的刊物和文章是同情 的、理解的,还特意为第二期译了诗。在反教条主义这个问题上,特别有共鸣。 (《胡风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因为有“共鸣”,所以乔冠华对胡风在桂林时 期所发表的文章很赞赏。在胡、乔二人“一道去喝茶”时,乔冠华曾表露过这一想 法。 胡风回忆说: 谈到我在桂林写的文章,他觉得我是在不顾一切,意即,我批评错误倾向,完 全不顾及误会和攻击。谈到整风,我说,现在出现了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他表 示了同意。这使我很高兴,引为知己。他到重庆后,和陈家康感情相投,常在一起, 我有时间就去看望他们,一起谈天。(同前书)乔、胡在重庆的这种友情,在后来 胡风遭批判时也被旧事重提。 1952年周扬在上海和胡风谈话中,就曾指责胡风和重庆的“才子集团”指乔冠 华等人的亲密关系。 其后,胡风因文艺理论问题招致批评,乔冠华等人的文章,也受到董必武等中 共南方局领导人的批评。尽管乔冠华就此在理论上与胡风有了不同,但是,两人惺 惺相惜的友情还依然保持着。 1948年,胡风返回上海,乔冠华去了香港。在香港的乔冠华与邵荃麟等人一起, 对胡风的文艺理论发动了批判。乔冠华在《人民与文艺》第二辑发表《文艺创作与 主观》一文,点名批评胡风,给胡风的文艺观点戴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 这场由权威理论家出面的“批判”,引起了胡风的愤怒。胡风决定自己出面答 辩。虽然他竭力想使自己平和些,但一提起笔,胡风就立刻进入“状态”,他强烈 地感到自己的“异端”性,处于“四面包围”之中——朋友们至今还记得当年那 “在屋内急步走动、目光炯炯的、浑身冒火的胡风”。带着这一愤怒的情绪,1948 年9月17日午夜3时,胡风写完了《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 在这部书的后记中,胡风叙述了对香港发表的文章的意见,认为香港对他的批 评,在思想实质上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在实践态度上是宗派主义,将会产生很 不好的影响。他还指出了乔冠华文章中的不妥之处。当然,胡风没有想到的是,这 次争论在后来的日子里所导致的责难。 《论现实主义的路》尚未发行,这年的12月,胡风来到香港,又见到了乔冠华。 乔冠华、邵荃麟以及冯乃超三对夫妇和周而复等人,一起招待了胡风。对此,《胡 风传》一书写道:“饭后,开始正式谈话,以乔冠华为主,他先问胡风对他所写文 章的意见。胡风说:我写了文章,你们可能知道了。例如,你引用的黑格尔的那个 理论,我花了一些力气才把它搞清楚了。‘搞清楚’的意思就是驳倒了他,也就是 把他的理论根据推翻了,否定了他的意见。他听了,出现了惊愕的神情。他也承认, 事情是不简单,同意他们意见的读者并不是多数。……乔不好再说什么,只说他自 己是经过了怎样痛苦的自我斗争才解决了思想问题,不是别人能体会到的。” 经过“痛苦的自我斗争才解决了思想问题”的乔冠华,虽然与胡风在观点上迥 然不同,但对两人之间的这份友情还是很看重的。 解放后,北京报刊上发表了对胡风的理论进行批判的文章。1953年1月前后,胡 风有一次去看乔冠华。在两人的谈话中,很自然地谈到了林默涵发表在《文艺报》 上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文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乔冠华还是 对胡风说:“我过去是你的朋友,现在是你的朋友,将来还要做你的朋友。我觉得, 把问题摊开来谈,花几天工夫一定可以谈得清楚。我觉得,这个关一定可以过去。” 而耿直的胡风或许对乔冠华仍有怨气,所以并不理会他的表白,反而抢白说: “我从来没有抱过关思想。” 以乔冠华当时的身份,胡风的话自然让他有点下不来台,他只好说:“我的话 说错了……”不过,或许为了安慰乔冠华,胡风最后还是告诉他,自己打算好好检 查,长期检查。乔只好说,那就将来再说吧。 到了1955年年初,对胡风思想的批判运动已波及全国。在此期间,始终坚持自 己观点的胡风,也不得不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 这年3月的一天夜晚,乔冠华又一次来看望胡风。同乔一道来的还有陈家康和邵 荃麟。这次持续很长的谈话,主谈的是乔冠华,主题还是胡风的文艺思想问题。乔 冠华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更好建 设新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办法。” 乔冠华还是希望胡风能积极地检讨自己的问题,并苦口婆心地劝道:“别的不 说吧,你跟党这多年,至少是你没有积极提出要求入党,这在思想上应该检查检查, 也可以回忆一下历史情况,看有什么问题……”邵荃麟也抱着同样的想法。他对胡 风说:“你老指责宗派主义,左联的事情我不清楚,至少我和你的关系应该是没有 宗派的,但你也把我划入宗派了……”而陈家康只是认为胡风的问题“一切可以说 是一个认识问题”。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乔冠华厉声打断了:“家康这个同志就有这个毛箔…” 陈家康嗫嚅地红着脸不再说下去了。 这次谈话过后两个月,胡风就被逮捕。从现有的材料看,这应该是乔冠华与胡 风的最后一次接触。乔冠华的信中所说1955年“曾去劝过他一次”,也应该是指的 这一次。 这次谈话,乔冠华显然是受命而来的。指派他来的人,乔的信中说是陆定一, 但是从乔向胡风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来看,或许周恩来也知道这次谈话,并也给 乔作过指示。 但是,胡风绝不会想到两个月后的结局,当然更不会想到,十年监狱生涯后被 判刑还要被驱逐出北京的结局。 (摘自《百年潮》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