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分设锦江茶室 一、动机,装修布置 抗日战争前的上海,中国共产党员、左派人士,无舒适恰当的联络地点,一般 的社会人士也无一个适宜的喝茶、谈心、商讨事情以及休息之处。上海先施公司楼 上虽然没有大东茶室,但庸俗不堪,特别是女招待员被人嘲弄,不受尊重。有鉴于 此,我又决定在上海法国公园(现名复兴公园)附近的华龙路(现名雁荡路)租赁 了八十二号中华职业社的房屋,并为做地下工作更好掩护起见,特请田淑君(杨虎 的太太)投资了当时币值一千元。开办了约有四十几张台桌、能容顾客二百多人、 工作人员约六十多人的分店。上、下午卖茶点。中午、晚上卖饭菜。命名“锦江茶 室”,于1936年1月28日正式开张(这天正逢我的生日)。 对于茶室的装修设计,工程师对我提出的设想方案搞不来。我只好依据在日本 时,曾学过的数理学的一点浅薄知识,自己边学边设计、监工,总算建成了不同于 一般格调的茶室。 茶室开始只有一大间。半年后扩充为楼上楼下的雅室。又增加好些工作人员。 后来因为1937年芦沟桥事变、上海“八·一三”战事,抗日战争开始,才停止了继 续扩充。 茶室的门面是用淡黄色新式砖砌墙,横装一排大红色霓虹灯(霓虹灯在当时还 不普遍)招牌,显得朴素雅观。一进门,分左右两道边门进去,生意最好时也不显 得拥挤。进大门便是大厅。面对大门,整个大墙壁挂了一幅“四川灌县索桥”大油 画。有时换挂“地中海峡”大油画。由于画面的气势雄伟,为大厅增色不少。 进边门向左转弯有一大间雅座室,在右雅座室顶上建有半边楼的雅座室。楼下 雅座分左右两边,沙发座椅,桌上放有鲜花,墙端装置着一盏盏倒挂茄子形的磨砂 玻璃灯。正中顶上挂着一盏大圆形铁架、西班牙式的米色蜡烛电灯。左边墙上装有 两盏法国式五彩瓷盘蜡烛壁灯。室的末端设有红木雕刻琴桌,摆有盆花。右角是有 专人看管的卫生厕所。从左侧的座位起,整个墙壁是一幅“荷兰农村风景”大油画。 从雅座室左角开始,随着半圆形的磨砂玻璃柱转到楼上。屋顶和周围墙壁都以 抽木板包装,沃克木打蜡地板。左右两边设有十四套双人沙发桌椅。左边桌墙上开 了十四个圆顶小窗口,窗口下吊一盏西班牙式的绿色磨砂玻璃灯,若遇逢年过节换 上红色的。两边座位桌上都有鲜花,墙上也有倒挂的茄形磨砂灯。顶上无灯。靠窗 口座位的顾客,从窗口望外面,面对一幅大油画,则不致有身居斗室而郁闷之感。 总之,这里活像火车间,而是世上少有的火车间。 这样小巧玲戏,玫瑰红沙发椅、五彩靠垫、暖气,美感舒适,尽管满座但不嘈 杂,颇有情调,人们称它为“铸情楼”。锦江茶室成了当时上海革命人士、进步人 士集会商讨国事的集中的场所,也是上海各界聚会谈论的地方。文人们在这里用茶 点或吃饭,看看书、写写文章……;地方舒适花钱也不多,故他们都乐意到这里来 度过一天,或借此度过寒冬,成了文艺界的“沙龙”、“工作室”。 总之,两店的设计装修、布置、用具的式样,色彩及其位置的安排等,都力求 优美实用,娇妍不一,各具风格。当时大家都公认锦江两店是布置幽雅整洁、安静 舒适、菜点精美、服务周到,打破陈规俗套,有独特意境的餐馆、茶室。茶室二百 二十座位。两店每天平均顾客有八九百人。 锦江开门后,便逐步中外闻名,凡国内社会贤达名流、文艺、教育、工商、军 政等各界知名人士,无不来过锦江,有些还是锦江的座上客,甚至世界著名电影演 员卓别林,美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等外国著名人物,凡来上海无不到锦江品味菜肴。 锦江的座上客很多,其中有些我们交为朋友。还有些朋友为了交流,我们组织 一个十一人生日会。按每人的生日次序,每月在锦江共餐一次。会员有:①郎静山, ②卜少夫(上海申报馆副总编辑),③周干辅(上海英国犹太人,哈同的女婿), ④张蓬舟(大公报编辑、著名记者、号杨纪),⑤胡桂庚(新加坡胡文虎的侄子, 上海永安堂虎标万金油经理),⑥汪啸淮(经商者),⑦朱金农(照相公司经理), ⑧蔡建卿(上海新雅酒家创始人),⑨吴湄(上海梅龙镇酒家经理),⑩单毓如 (上海梅龙镇酒家副经理),⑾董竹君。 我们设十一人共餐生日会。当时,我的想法不仅仅是增加交谊,而是想通过它, 了解社会各阶层对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和反映,从而有助于我的革命工 作和改进营业。 1937年阴历正月初五日轮到我的生日。十一人集会在锦江团拜,并贺我的生日。 是日郎静山先生特制竹叶一帧,易君左先生作诗一首:诗曰: 新春第一报平安,更报乾坤改旧观; 随意摄来三二笔,梅花共寿拥清寒。 半个多世纪来,竹叶杰作与妙诗迄今悬挂在我客厅留念。 关于锦江两店的装饰,如此噜嗦地叙述,人们也许不感兴趣。我之所以写下它, 有我的理由: 当时我认识到,仅仅将川菜改良好,不注重装修布置和改善经营管理方法,要 想使锦江在上海酒菜业的竞争中独树一帜是难以获胜的。加上我生性爱美,爱艺术 (在夏家经常接近古董、书画,也受到了一定的熏陶);幼时,母亲培养的爱清洁 整齐的良好习惯;青年在日本读书时,又受了日本人民爱好干净卫生的影响,使我 养成一生整洁优雅的爱好。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不管环境条件如何欠缺,也尽可能 使家庭生活过得舒适、不乱。因当时资金仅二千元,故选购的锦江房屋很简陋,环 境较差,故不得不为锦江的稳定和发展尽心力创造有利于营业的各样条件。 当时,我的处境是“四面楚歌”,要就是束手就擒回川去;要就是干脆找条绝 路。面临着断桥绝壁无路可走,既不愿就擒,也不愿寻绝,想和孩子们一道活下去, 还想协助革命工作,则办好锦江是我唯一的生路。多少年来,自己一直想:我是一 个中国人,双亲和我出身贫穷,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奴隶。我痛恨;这半封建半殖民 地的社会,我愿它早一天从祖国的土地上被铲除得干干净净!我不但应对祖国的革 命事业尽一份力量,亦该诅咒世界上所有的侵略者、压迫者,愿它早一天从人类历 史上被消灭得无影无踪,永不再生。我不信人世间一直是寒雪的严冬!由此种种, 我万分地渴望着锦江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此种种,锦江的装饰一切,我不能不 倾注全部心力去搞好它。 记得我经营锦江的初期阶段,朋友们邀请吃饭、旅游都不去。连不敢得罪的杜 月笙有次和杨虎在锦江饭后请我看戏,当时我请杨虎代为婉言谢绝了。孩子们买好 电影票,来办公室桌前等候着,而我常为店务临时不得分身,孩子失望地含泪而去。 使朋友不快、孩子不悦,刺伤孩子们的小心灵。抚今追昔身为母亲者,能不遗憾! 二、女招待员 当时上海服务性行业有女招待员的颇少,老板利用她们来作广告,招揽生意, 所以顾客很自然地不给予尊重,形成社会上轻视女招待员的不正风气。为了争取男 女平等地位,纠正这些错误观点和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给一些玩弄女性的败类一 个警告。在锦江茶室开幕前,我按照这样的宗旨登报招聘了一批女招待员。当时应 考人很多,应考者多数是高、初中毕业生,其中有几位的双亲不放心自己的女儿从 事这种被人轻视的行业,担心她们受骗、堕落,特地来店访我,经我详细解释后才 放心了。她们进店后,不仅培养她们懂得怎样把业务搞好,店可以盈利,她们可以 多得小账收入,还要她们在思想上认识到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赚钱养家,而且要 为妇女的社会职业开辟道路,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她们都愿意听从我的教导,她们 是可爱的女青年。据说有位姓高的,后来自己开设餐馆了。 锦江茶室的女招待员,服务灵活周到,态度好,作风正派,顾客方面亦未发现 有轻举妄动者,博得社会舆论的好评。当然,这和当时锦江已经著名,以及管理、 监督、严格,是有密切关系的。 茶室开业后,各界人士和当时法国公园游客接踵而至,营业盛极一时,若逢假 日更是供不应求。敌伪时期(我去菲律宾马尼拉),歪风邪气猖獗一时,上海各茶 室都以黄色歌曲和女招待的卖弄风情来招引顾客。锦江茶室因为始终坚持正派作风, 营业曾一度遭受排挤和打击,但博得了社会好评。当时《大公报》女记者蒋逸宵曾 写过一篇《职业女子访问》的专栏特写,就是表扬锦江茶室的女招待员的。 锦江两店,无论在菜肴、服务、清洁卫生等方面,始终是保持着高质量的原则, 即便是卖客饭亦复如此。我在经营的过程中,一直是未把锦江作为仅仅是赚钱的企 业,而是把它当为高尚有意义的文化事业来努力的。 三、“锦江”的社会影响 1935年3月15日锦江的出现,震惊了上海饮食行业。纷纷起来和它竞争。如前所 述,单是在锦江的同一条马路上,就有十几家菜馆,其它地区还不算在内。开饭店 的风气如雨后春笋,连南京国民政府某些官员们也在上海暗中作东家,纷纷开设, 争谋盈利!据我所知,如:“大西洋”、“清一式”粤菜馆与监察院有关;“美丽” 川菜馆与张群有关;“苑庄”川菜馆与四川石青阳有关;“曲园”与湖南军政界有 关,还特别聘请了谭延阎家的好厨手。当时,香港、台湾也出现了冒牌锦江餐馆 (据闻曾在锦江当过会计的杜小姐办的)。法国巴黎也有锦江餐馆,美国加州洛杉 矾城PICO大道上也有冒牌的锦江餐馆。经常有外侨争取我到国外去开设分店。美国 大使馆商务参赞也曾来信,邀我去纽约设立锦江分店。当时,因为志在党的革命工 作,故均婉言谢绝了。 当时,还有国民党政府机关报《中央日报》主持人程沧波,想在南京新街口的 一块五亩地给锦江建造大厦,由中央银行贷款,增建锦江饭店。 又如,1937年上半年,杜月笙愿意投资几十万元(确数忘了),在上海创办大 型娱乐园、人造溜冰场,装置冷热气设备(当时使用冷热气者极稀少),包括中西 餐厅、咖啡室、酒吧间、舞厅、浴室等,把它建成远东第一流综合性的娱乐场所。 杜月笙特派他的财务亲信万墨林来店找我商谈,要我负责主持创办。我想为地下工 作多做些事起见,有必要与杜月笙、程沧波等人打打交道,就答应了他们。继因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遂未成事实。 多少年来,南京路的“新雅”粤菜曾是上海中菜馆中的头块牌子,名声颇著, 它压倒上海著名的“杏花楼”、“大三元”等粤菜馆,以及上海其它有名餐馆。自 从锦江开设后,生意和声誉大受影响,股东们对业务前途不再有信心,不愿增资, 遂由董事会议决结束,十万元资本以一万元出售。创办人蔡建卿指定把“新雅”只 愿卖给锦江,使其能继续他多年心血所创办的事业。特派其股东郎静山先生来店和 我商谈。当时,我同情蔡先生的建业心血,想挽救它,约好先由“新雅”派人来锦 江学习试试。经两个月无效,终于商决以一万元卖给锦江。亦因“八·一三”事变 (上海大世界门前马路中心吃了炸弹)而未成功。 1941年,我流亡菲律宾马尼拉时,答应菲律宾QUEZON(奎松)总统府的秘书长 (姓名忘了)和当地华侨赞助,在菲律宾马尼拉开设分店,因想到对革命地下工作 多一个据点也好,一切都已筹备妥当,结果又由于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中 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的中国共产党员董必武、唐明照、徐鸣等同志 也曾通过我女国瑛邀我去美国纽约设立分店,由华侨投资。当时,我迫切需要整顿 店务(因为,我被阻于马尼拉时,代理经理贪污,两店元气大伤),同时时局转变, 人手不够;再加上我要完成地下党给我的任务难能分身,所以未应邀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