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革命活动 一、资助、掩护 多少年来锦江始终是围绕着两个“红”——一是营业“红”,二是革命“红”。 支持出狱后的宋时轮同志 宋时轮(又名张子光)在广州暴动失败后被捕入狱, 从广州释放出狱后他经香港到达上海。找不到党组织关系,经济又十分困难,同时 又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所密切注意。 约在1935年秋(详细年月日记不清了)锦江开门不久,有天宋时轮持其同狱人 李堂萼哥哥的介绍信来“锦江”找我。我吩咐服务员,请他上三楼二十一号房间。 他穿件中式灰色长衫,我将服务员支开。他见无旁人,即将信递给我。我拆信知悉 了他的情况,并猜想李堂萼一定是郑德音介绍我去申请入党的那位联系人李同志。 就请他坐一会儿,未及敬茶我就急忙去办公室取出一笔现款交给他(数目多少不记 得了),他接过款子和我握手告别。我问他:“还有什么事?”他说:“没有了。” 我说:“祝你顺利!”当时为防止出事,未送他下楼。我转身站在窗口伸头下望, 见他出了店门,无人盯梢才放心了。 上海解放后,杨帆同志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当年,他到沪后托田云樵同志带信 要和我见面。我请杨帆、田云樵、李亚农几位同志到上海华龙路新租的公寓住处便 餐,当时潘汉年、宋时轮同志是自己来的。宋时轮同志一进门便热烈地和我握手问 好。入座后,他兴奋地边喝酒边说:“董先生你对我有过很大的帮助,记得吗?” “记得!但是很大是说不上。”彼此把过去的这件事略谈谈。那天我们的会晤、喝 酒、吃饭、聊天,大家情绪激动、高兴,有胜于久别重逢的亲人! 后来宋时轮同志亲自到锦江川菜馆来看我。我请他吃了便饭。饭间他又提起: “那年你帮助我后,离开上海参加游击队去了。”我说:“你为革命立下大功,真 为你高兴,也很敬佩你!”当时,他送给我一件战利品——一把日本上将指挥刀作 为纪念(此军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上缴了)。我去北京,他任军科院院长, 百忙中热忱地邀请我去他家吃了饭。在饭间夫人陪座。厨师出来时,宋时轮同志亲 切地关照厨师说:“这不是普通一般的吃饭,要好好烧、做。” 宋时轮同志得到锦江的奉赠后,除用路费外,余皆用在建立游击队根据地上了。 宋时轮同志当面告诉我的。宋时轮同志曾任红军、八路军高级指挥员,淮海战役时 任华东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解放后任上海警备司令、继任军事科学院院长、解 放军上将。宋时轮同志回复张执一同志的信中提到当年我曾支持过他。 执一同志: 你好吗?甚念,请告。一月十四日的来信已收到。 关于董竹君女士所询之事,大约是在一九二九年的夏末或秋初时节,我从广州 出狱后,经香港到上海找党组织关系,未找到时,经济十分困难,恰好碰着几位四 川籍的同牢难友,经他们介绍,去求助于董,当时她资助了若干元。由于事隔五十 余年,其他细节都记不清了。请转告董竹君女士,在那种情况下,承她慷慨支援, 真是雪里送炭!我永记不忘地感谢她。祝她健康、长寿。此致 敬礼 宋时轮 一九八一年一月廿四日 宋时轮同志于1991年7月在沪病故。噩耗传来我很感伤!我的悼词如下: 六十年前沪识荆,微薄奉赠奔前程。 戎马一生功卓绝,将勇风范启后生。 裱好后,由全国政协无党派秘书处转交其夫人郑晓存同志。事后郑晓存同志曾 来家看望过我。 张执一同志在《革命史资料》第5期及《上海党史资料通讯》第4期里都提到: “宋时轮同志在1929年从广州出狱后,来到上海,经人介绍到董处,就曾得到接济。” 这在时间上有些出入。1929年秋,我刚和夏之时离婚,正处困难。事情记得是在19 35年锦江开门后不久。 锦江送餐郭沫若 郭沫若同志在1937年抗战前夕,从日本回国。他住在上海高 乃依路捷克人开的公寓。我怕有人暗害他,担心他的饮食安全,每天三餐特派锦江 忠厚的职员邓明山负责专送了一个半月。郭老因此曾写过一首诗赠我,以志纪念, 诗云: 患难一饭值千金,而今四海正陆沉。 今有英雄起巾帼,“娜拉”行踪素所钦。 惜这首诗的原稿(已裱好),在十年浩劫中,被抢走了。 二、捐献抗日前线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开始,市面景象大变,环境更加复杂了。我一面集中精 力经营两店,一面积极地参与活动,如:响应献金。曾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现名 泰兴路)丽都花园内开设“暑期锦江餐厅”,盈利所得全部捐献。 三、独资创办《上海妇女》杂志 自从1937年8月13日沪战发动以后,上海的刊物如雨后春笋,曾经随着战争的高 涨而蓬勃风行过一时。日刊、周刊、旬刊、半月刊种类颇多。但到了11月12日中国 军队整个退出上海后,便近于销声匿迹了。停刊的停刊,迁移出版的迁移出版,在 马路上,在便道的书报摊上,检视一下,除了几本若干年前出版的杂志、小说外看 不见什么新读物。苦闷、孤寂,这恐怕是每一个平素爱买几本刊物读读的人们共同 的情绪。至于真能代表妇女呼声者的刊物更不见世。因此,我和《大公报》女记者 蒋逸宵共同商量创办《上海妇女》半月刊杂志。当时惯例至少要有七名发起人,故 邀请姜平(中共党员,解放后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许广平(解放后任全国妇联 副主席)、王季愚(中共党员,解放后任黑龙江大学校长)、作家黄碧遥(又名九 如,解放后任上海师范学校历史教授),朱文映、杨宝深、戚逸影、沈德钩等同志 十人(还有二位姓名恕我忘了),连我和蒋共十二人为发起人。我负经济全责和对 外事务,蒋逸宵任总编辑,姜平是副总编辑又是撰稿人,其余同志为该刊投稿人, 国琼女亦曾投过稿。创刊号是1938年4月20日发行的。《上海妇女》出刊后,在上海 起到极其良好的社会影响。当时的南京汪精卫政府和重庆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都 要收买这份杂志,我都婉言坚决拒绝。处于恶劣的环境的双重压力下,大家支持着、 斗争着,可是终于在1940年2月左右被迫而主动停刊。出版了三十六期,共十八个月。 大概在1960年前后,我有次去探望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孙兰(即姜平)同志, 她面告说:“这刊物在解放后已由戚逸影、沈德钧同志全部送去全国妇女联合会了。” 我很惊讶!送去全国妇联是应该的,但为什么不和我通个气呢?1985年1月,读上海 妇联所办的妇女运动史资料组编辑出版的第一辑(总第七辑)“孙兰专辑”,有戚 逸影同志所写的一文:“上海成为孤岛后,许广平大姐……,另外办有一个名为 《上海妇女》的进步刊物,由许广平任理事长、姜平负责主编……。许广平被捕后, 《上海妇女》办不下去……”根据我的上述事实,戚逸影同志写的这节内容完全不 符事实,我不明用意何在? 四、支援、启发 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的锦江两店已是各界著名人士,以及地下党员、进步人士、 左翼文化界人联络、接头、开会的主要据点了。当时夏衍同志、潘汉年同志等亦常 来“锦江”进餐。我尽量给以一切方便,如:让他们专用“特别间”(特别间在营 业上是日无虚座的),分配最可靠的招待员,菜价也十分优待,甚至签字了事。 夏衍写的《懒寻旧梦录》380—381页里亦提到:“……,一起来探望他(郭沫 若)的,还有两位女士,一位是锦江饭店的店主董竹君(她和沫若是同乡,现任全 国政协委员),大概是看到这家公寓的饭菜不好吧,所以常常给他送来名厨烹调的 四川菜,这使沫若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他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居然遇到了 ‘漂母’。[注]……那时的锦江饭店还是一个不大的川菜馆,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日 子,于伶、章泯和我常常可以借她的菜馆碰头、开会乃至‘挂账’(实际上这种账 是不会还的)。在当时彼此都为党的地下工作之故。”这样细小事情夏老尚能记得, 不忘滴水之情,令人感动! 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夏天,郭沫若和我都在上海环龙路四川军人张子钊家共 餐,郭老又挥毫而成“沁园春”词一首(用毛润之咏雪,原韵)赠我留念。现挂在 北京我家客厅里。词文如下: 国步艰难,寒暑相摧,风雨所飘。叹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战,白浪天 滔。遍野哀鸿,排空鸣鹏,海洋仇深日样高。和平到,望肃清敌伪,除解苛烧。西 方彼美多骄。振千仞,金衣裹细腰。把残铜废铁,前输外寇,飞机大炮,后引中骚。 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命力尽雕。堪笑甚,学狙公芋赋,四暮三朝。 右沁园春词一阂,用毛润之咏雪原韵 丙戌长夏书奉竹君女士雅正 乐山 郭沫若 其他1935年创办锦江时,刘连波同志(中共党员,解放后任重庆统战部部长、 全国政协委员)曾一度在锦江当过会计。不久,因公回川了。他的家属回川路费是 锦江出资资助的。 陈同生同志(解放后任上海市统战部部长)在1934年10月被捕入狱。1936年11 月,钟南夫(又名韵明、中共党员)任上海临青学校校长时,有天他来锦江找我, 愁容满面地告诉说:“接陈农菲从南京陆军军人监狱寄来几次明信片说,他患病, 环境困难……”我听后热泪盈眶,当即将款与药物交给钟同志转交了。回忆同生同 志被国民党逮捕前,9月份时,他还带我大女国琼到上海临青学校吃午餐呢。 四川人李云仙(又名李复石)同志,中共党员,我们称呼他李云老,他是上海 在中共地下党的联络员。他年纪大了,身体瘦弱多病,为人极其热诚、正直、喜爱 接近青年。他依靠对外称为干女儿的王雪云同志(解放后任庐山幼儿园园长)带领 着曹荻秋的幼孩(曹荻秋在解放区,孩子生下后无法抚养,托李云老照顾的),陪 伴他共同居住在上海萨坡赛路(现名淡水路),生活简朴。 李云老特长中医,依靠半收半送的少数门诊费维持生活。我在经济上常常支持 他。这位老人喜欢锦江茶室,茶室离他家又近,几乎三餐都在那里。他是被锦江欢 迎的多年免费常客。他以医生身份和我接触,掩人耳目的。他也经常给我们看病。 我从菲律宾回国后,才知他已去世。他是一位值得受人尊敬的老人,至今还想念他。 田云樵同志热心地要写写他的一生,借资料不全,未果。真遗憾! 我也曾支持过《妇女知识》丛书的经费,这是许广平同志和杨宝琛同志经手的。 此时期于伶等同志主办的上海剧艺社、辣斐剧场,我在经济方面给予支持,有 几次由国瑛女送到剧场后台,交给于伶同志。记得有次我在上海贝勒路友人家时, 于伶同志亦来这里取过,共几次,数目多少记不清了。 阿英(钱杏邨)同志等在沪主编《救亡日报》时,记得锦江也曾帮助过。具体 事情记不清楚了。总的说来,在这一时期内,凡属于抗日救国和对革命工作有益的 事,不管出钱、出力、出人,我总要尽力而为。 张执一同志在《革命史资料》第5期及《上海党史资料通讯》第4期都谈到了我。 说:“她早在1930年前,即与四川逃亡来沪的革命知识分子曹荻秋、陈同生、李一 氓、李初梨、李亚农、李亚群(在此前叫李群夫)等同志相识,他们运用她的特殊 社会关系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那些具体工作因年久失忆)。她并从经济上接济 革命同志(如宋时轮同志,在1929年,从广州出狱后,来到上海,经人介绍到董处 就得到接济)。抗战快要结束时,解放区派田云樵同志同她联系。我在1945年夏秘 密赴沪时,华中局即指定我与她接触,领导她为党工作。她曾出资创办美文印刷厂 (总经理为任百尊同志)和中国文化投资公司(总经理为已故胡国城同志),印刷 秘密书刊。并创办锦华贸易公司(总经理为刘逊夫同志),在台湾没有分公司,为 掩护我同志出入台湾提供了交通方便。她还经常资助党的经费。对党的工作帮助较 大。”我同志出入台湾提供了交通方便。她还经常资助党的经费。对党的工作帮助 较大。” 张执一所说的以上事迹,除对陈同生、曹荻秋、李亚农、李亚群四位同志记得 外,李一氓、李初梨同志有过什么帮助、联系全忘了。 曹国斌同志(又名曹觉,解放后名张铭,湖南人、工人出身、中共党员,解放 后任中南局武汉市委组织部部长,中南监察委员会秘书长与副主任)在锦江开门后, 经钟南夫同志介绍,他每天晚上来锦江倒杂菜[注]。曹国斌同志每天把锦江剩余的 杂莱加工后,挑去法租界斜桥总会附近,廉价卖给黄包车夫及其他苦力吃。他借此 作为生活费用,而苦力们亦得到营养丰富而热乎乎的菜食。曹国斌同志已于1959年 去世!惜矣! 李亚群同志好像是四川人。1935年红军长征时,他领导暴动失败后,到上海找 党的关系时,在锦江当过服务员。找到了关系后,于1937年在张执一同志的领导下 去延安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四川成都、泸州、重庆、北碚历任中心县委书记。 1942年在桂林时,他告诉徐鸣同志(中共党员)说:“锦江老板娘董竹君有本事, 人又好,对同志们又好,我很佩服她。”在锦江当服务员后的这段事迹,是徐鸣同 志在1988年春来北京我家里,国瑛女在场,大家聊天时谈到的,我是忘记了。李亚 群同志在1977年逝世。 我从“锦江”开门前后,一直经常接触一些青年,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方面启发 诱导,在经济上总是尽力给予帮助。如: 四川人杨慧琳,1934年她十五岁时,正在上海读中学。她遵父亲杨吉甫先生 (即杨伯谦,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他曾参加过国共第一次合作,他与吴玉章 老是好友)吩咐,常来我家。据她自己告诉我说,“当时我经常启发鼓励她,妇女 应自强独立,关心国家大事。并介绍德国作家倍倍尔著作《妇人与社会》一书,使 她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她不久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和抗日救亡活动等。 说我一直鼓励支持她。后来杨慧琳在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贵州文 化局局长,现已离休。 杨慧琳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去香港工作。在她的工作方面,我给了她许 多鼓励和支持。1935年夏,日本侵占华北,全国激愤,杨慧琳和青年们组织了学生 会进行抗日宣传。秋季又组织了上海中学生救国联合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 亡活动,我亦给以许多支持。 当时,锦江不但随时免费供应杨慧琳等工作人员的饭餐,还为她们组织游行示 威和各种集会、碰头、开会,提供了适当安全的房间。当时,来锦江吃饭、活动次 数最多的有中学学联主席韩素芳和另一负责人马寅。 在“锦江”工作的四川人曾挺凡(参加新四军后改名陈寄峰,后加入中国共产 党)愿去东北解放区工作,我给他准备一切,并给以路费。 在抗战初期,某年1月2日,有位陌生青年突然来到上海凡尔登花园家里,在客 堂交谈之后,才知道他是国琼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同学刘振汉。是一位有志爱国的 学生(解放后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任教,后闻在四川成都音乐学院声乐系任教), 因缺乏路费,无法去内地学习和找工作,想以小提琴向我抵押六十元。次日我给他 钱,并叮嘱他把小提琴还是带走,沿途若遇困难还可派用。并启发他对社会不良的 现象,要从本质上有个正确的认识。他掉下眼泪说:“耶稣圣诞晚上,大雪纷飞, 我在你们家大门口,老见你们的客人不走,同时,也不知你愿不愿帮助,始终未敢 敲门,徘徊到深夜,冷得牙齿发抖。”当时他那种神态和心情,给予我强烈的印象。 我感叹着,社会制度不改变,成千成万这样的青年是永远无出路的。 早在刘振汉这事之前,有一天国琼从学校回家,告诉我一件事,她说:“中午 在学校饭堂吃午饭,听邻桌饭台上的同学中,一位叹气地说:唉!不知如何是好? 下学期的学费付不出,只好停学。我正在用饭,忽然听到这番话,心里很难过,饭 也咽不下去,把那不相识的新同学望了一眼,又打听了他的姓名。我想妈妈一定肯 帮助的。”我俩商量好:为了保持他的自尊心起见,把款子放入信封内,说明是学 费而不注姓名。国琼在次晨将它偷偷地放到学校收信的门房架上。中饭时,只听得 这学生高兴地和同桌上人讲:“真是奇妙的事,居然有人把钱送来叫我付学费而却 未留姓名,无法感谢。” 在旧社会里,求知欲强烈的青年们,念书付不出学费是极其普通的。 我同情、培养、接济、帮助过的男女青年颇多,难能—一记得。以上举例而已。 这里想起一位老人,颇为想念她,有一段如下的经过: 张执一同志离开上海局时,将工作交给张登同志负责领导。张登同志的爱人陈 修良的母亲是双目失明的老人。当时这位老母亲住在上海巨鹿路八二0弄二十二号亭 子间。我佩服这位老人深明大义,支持、掩护子女的革命行动,因而我曾买了好些 鸡蛋,亲自送去作为敬意,而补充她的营养。祝愿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健康长寿。 我希望中国多有些这样爱国思想的老人! 五、女作家白薇的两三事 这里凭记忆所及,谈谈女作家白薇的两三事。有次(年份忘了)白薇由重庆回 到上海,无处住,我掩护她住在家里(上海亚尔培路一二五弄三十一号,即凡尔登 花园)一段时期。 抗战期间,上海妇孺援绥募捐运动,她为此不顾病痛,捧着肚子、弯着腰,日 夜奔跑,已精疲力竭,她还要参加上海第一批妇孺赴绥慰问团。大家异常着急,我 赶到船上把她拉下来了。大家认为若不是我这样做,可能她会送命。 1937年春末,白薇的朋友们、读者们和我都关心她身患重病,为她缺少医药费 用而叹惜。为了爱惜一位进步的女作家、女斗士的生命,使她早日恢复健康,当时, 大家合力为她筹款治病。发起人有:郁风、蒋逸宵、玉莹、李兰、季洪、王季愚、 蓝苹(即江青)、沈兹九、陈波儿、关露、国琼和我等十九人。收款处设在我家里, 收款人国琼女。筹款发动后,慷慨出资的人很多,来自国内外各阶层的资助,由一 角、二角到一二元。到6月中旬,总计募得六百零四元(当时的物价约二元即能买到 一袋面粉,六百多元也算可观了),和七十多封慰问信,一齐由国琼女交给白薇收 下。国琼、李兰、还有一位(姓名忘了),送白薇上了火车,去北京治病。当时, 我资助多少想不起了。 在此顺便提件事:白薇有次病在苏州,住在她的读者顾某家。白薇在作品《想、 焦、狂》(上海《新民晚报》1947年2月连载)里提到我与女儿们的一段—— 我来到苏州是生了病突然起来的。想不到女主人会这样的不欢迎。我头一晚来, 第二晚她就大兴问罪之师,说我不该和董竹君交朋友,一大堆责备我的话,反正是 句句怪我交错了董竹君。 董竹君是什么人,我想来大家都知道的,她是池中的莲花,她是易卜生著的 “娜拉”,而有力地回答了出走后的“娜拉”,是怎样奋斗的。她反抗那缺德的丈 夫,带着四个小女儿逃出家庭。她由睡亭子间起家,她由南洋募款,创办工厂在闸 北,尽毁于一·二八的炮火,她被拉进牢里;出狱后贫苦不堪。我看过她当捐客失 败,靠十六岁的大女儿养家;甚至她们吃大饼都由小姐妹争着吃一个。我把穿过的 旧衣服给她们小姑娘等。我看竹君为办锦江筹款,急得像幽灵。看着她几年工夫, 一手起家,教育了四个女儿,在大学毕业后留美去了,还搭救了许多穷苦的朋友, 帮忙了不少公益事业,还在刻苦工作,毅然前进。这种有伟大魄力的女性,我怎么 交不得?交她,怎么怪我是没有骨气?可是,苏州这女友,要这样向我大兴问罪之 师,几乎要吵起来了。 这位姓顾的女人是什么人?我从未见过也不知其名。她为何这样破坏我?真使 人太可笑了! 白薇在解放后,住北京和平里十区,大明儿亦住该区,与她相隔咫尺。在她晚 年时期生活颇为孤寂,大明经常去探望她,照顾她日常生活上的需要。当她临终前 几天大明儿坐在她病床边,合影留念,从她仰卧躺着的神态能看出,她为此颇觉安 慰。不几天,即1987年8月27日在北京首都医院不幸病故。我和家人久久不安。她爱 国的坚强革命信念,不屈不挠的性格,慷慨助人、善良的人品,正如其名一样洁白 无瑕。我们尊敬她!怀念她! 1992年8月,白薇的侄子来京告诉我说:“白薇是湖南省资兴县秀流村人,现在 资兴县政府正为白薇在该县公园内建立纪念室和塑像志念,以阳翰笙老当年在白薇 作品上写的序言为碑文。”此事白薇的家属亦积极协助,我和家人异常高兴,这对 九泉之下的女作家白薇是无限的安慰! 光阴似箭,三十年代的著名女作家白薇同志,她一生中出版了很多革命的文学 作品,当今男女青年一代恐怕知之者不多吧?为此,简略介绍如下: 白薇同志是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二、三、四、五届委员,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 委员会委员。白薇是解放前左联早期成员之一,又是剧联成员。她在“五四”运动 前因反对封建家庭包办婚姻,只身逃往日本官费求学,毕业于东京御茶之水高等女 子师范学校。她在求学中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感召下, 她放弃两年官费学习深造的机会,回到祖国投身于革命战争。她始终坚持着革命的 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鲁迅先生对她非常器重。毛主席、周总理、邓颖超大姐都 赞扬她说:“你在政治思想上不愿倒下去,是长期挣扎中的一个奋斗的女性。”白 薇亦遭受了“四人帮”的迫害,昏迷过去九天才苏醒过来,但她热爱党的思想始终 不渝。她的生活极其简朴,粗茶、淡饭、布衣足矣。家无余物,亦无余钱。她从二 十年代开始写作,经历了六十年的创作生涯(1975年因长期患病才搁笔)。当年即 使在患重病情况下,依然坚持写作。她的戏剧性的革命的一生,可以说是艰苦卓绝 的。 现将其所写作品简述如下: 反映第一次大革命题材的多幕剧《打出幽灵塔》、独幕剧《革命神受难》、长 篇小说《炸弹与征鸟》,分别发表在鲁迅先生主编的《奔流》和《语丝》等刊物上。 “九·一八”事变后,她在《北斗》上相继发表了《北宁路某站》、《敌同志》、 《火信》等剧本与诗作,率先写出抗日作品,并走向社会帮助工人、学生导演抗日 戏剧。在二十年代开始时,出版诗剧《琳丽》、话剧《苏斐》、《访蜚》、《乐土》、 《假洋人》、《姨娘》、《昨夜》、《悲剧生涯》等等。 据闻如今尚无《白薇文集》见世,深为遗憾;她曾告诉过我,竹挑箱里还有很 多稿子尚未整理,好像她又说过这挑箱因上海沦陷暂寄放在苏州顾家。这些话好像 是在解放前夕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