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整顿两店 一、代理人的贪污 我回到了上海,就想创办瓷器厂,将盈利所得帮助革命工作。由于生病和整顿 两店业务无暇他顾,筹划一阵未成。 病中,两店职工不断地来探望,含泪慰问。并汇报了别后数年的两店情况。他 们大家你语我言地告诉我:“敌伪时期老店(当时餐馆先开,故称老店,茶室称新 店)生意依然兴旺。每天客满、赚钱不少。就是张先生对腐务事不管,每天到店拿 了钞票就走。他在福开森路(上海路名)买洋房、汽车、讨德国老婆、买金刚钻, 在虹桥路(上海西区地名)买了地皮(购土地),店里进货常常零买。董先生,你 辛苦经营的两店,现在内部搞得不成样子了。张先生还以为董先生在马尼拉战争中 已遭难、不再回来了。他还想把两店盘出(出售)。我们大家忍耐着,照样认真做 不让营业垮下去,等董先生回来。”营业部人刘青云、存货库人刘双泉说着流泪了。 另外几位,很难过地说。“董先生呀!你如再不回来,他一定会转卖的。”又有几 位说:“那也没有这么容易、我们不是死人。董先生,你吩咐刘先生(刘伯吾)好 好经营管理,他又软弱,不过问。大家在背后干着急、” 我听了职工们的这番叙述,非常感激!开始调查,得悉张某以为我在马尼拉已 成炮灰,于是便胡作非为起来,暴露了他原来的贪婪面目:囤积居奇、贪污、盖洋 房、买汽车、娶德国老婆挥霍无度。把两店盈利刮光,弄得店里外强中干,银行存 款不多,没有存货,全靠现买现卖。并且,还虐待职工,甚至想将两店盘出去。职 工所报事实确是如此。 我病愈后,即到店问事。两店四年多的账目难以算得清楚。当时战争尚未结束, 上海还在敌伪势力控制之下,张某的老婆是德国人,我有所顾虑。因而,对于张某 的处理,只好适可而止。结果,张某把上海虹桥路的四亩地皮作赔偿。虽然,这地 价的数目与所贪污、吞没款子比较起来是差距太大,但我处境不同,只好就此和他 结算及解除了他的职务。这块地皮,后来以四根金条廉价卖给田淑君,聊以贴补当 时锦江拮据的财务开支。锦江经过一番整顿,逐渐恢复了元气。 二、五子登科·房东的麻烦 抗日战争是国共合作拯救国家危亡,前方将土英勇奋战,流血牺牲,分秒不停 地还击日本侵略军,而后方国民党有些军政人物,却丧尽良心大搞贪污、投机倒把, 大发其国难财。日本侵略军被打败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抗日战争的胜 利,国民党接收大员翩然而至,天上飞下,地底钻出,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一起飞 扬拔扈,各显神通,互相争夺。演出所谓“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票子(钞 票)、条子(金条)、女子的奇闻。一时上海市面也随之显现畸形繁荣。房子顶费 [注]猛涨,酒菜业盛极一时。房东们也趁此大敲竹杠,如南京路“新雅”、“老大 房”等,都各被敲诈了好多条子。锦江两店当时生意也特别兴隆,锦江老店房东孙 梅堂,此时聘请做过法院院长的美国法学博士卢兴源律师出面,向锦江敲竹杠。诉 讼结果,这位博士竟没有把当时的民法条文弄清楚,一下子就输了。可是他们还是 心不死,另行上诉,加了一条理由,说锦江私自搭盖房后天桥,使建筑物有倒塌的 危险。我们后来出示了法工董局的许可证,他们才不得不罢休,官司总算打赢了。 这案子是刘良主持的。 其次,茶室厨房的扩充部分,原是属于邻居法国人的产权。法国房东也和我们 起了纠纷。我与他商谈几次之后,他们才算作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茶室房子也在这时候出了问题。房东是“中华职业教育社”, 该社不顾锦江职工的职业和生活,写信来要收回房子,逼得厉害,经多次交涉,其 负责人仍然态度强硬,架子十足。说什么抗战复员归来,要收回房屋做办公之用。 这封信口气很大,既搬弄民法条文,又口口声声以胜利者自居,说他们在房屋问题 上有优先权。我迫不得已,请律师刘良回了他们一封信:“敌伪时期,你们并未停 止工作,是伪政府管理下的文化团体,根本谈不上复员不复员。在战争时期,尽管 茶室生意清淡,却从不欠租。目前房荒,顶费又大,迁移店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尚希原谅。”这封信去后,双方僵持了一个时期,后经罗叔章同志出面调解,我看 在调解人的情面上,同意给房东一笔款子,和在同街上另租顶几间房子交换使用 (共花钱多少,确数不记得了),并重订租契,为期十年。这样茶室才算免于迁移, 职工才免于失业。可是,经整顿刚刚恢复元气的锦江,因此事,又一次受到经济上 的打击,资本周转又欠裕如了。 茶室房东要收回房子的事发生当时,曾引起许多友人为我抱不平。我除政治上 的敌人外,对任何人素不愿采取任何手段对待。何况这文化团体的一些负责人是进 步人士。我虽然在困难中支出了一大笔款子,但却换得了十年租赁期,“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只好以阿Q的精神而自慰。 经营锦江的漫长岁月中,在法律上的纠纷全靠刘良律师义务地热诚帮助,这是 我应该深深感激不忘。至于罗叔章同志当时对于这件事的大力帮助、调解,我亦深 为感谢!这些事情,皆为旧社会造成的历史。 三、交易所的滋味 由于上面二事,造成了地下印刷厂经费的困难。使我后来在经济上,不得已产 生了妄想,投入上海大陆商场交易所(此处是总交易所的分所)的股票市场赌博, 弄得输钱负债。事后我很懊悔。股票交易所本来就是大鱼吃小鱼,黑吃黑的地方, 明知故犯。怎么能在这危险的地方来赌运气呢?真是胆大而糊涂到极点。只好以吃 一堑长一智,自我安慰。 人们创办股票交易所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资本的流通,发展工商业。但不少投 机人物,却利用股票行情的涨落,买进卖出,赚取中间的差额利润。在一般不知内 幕的人们看来,这是个能使人在转手之间发财的地方,致使交易所每天都是人们涌 进、涌出,人声鼎沸……。殊不知其中黑幕重重,布满了吃人的陷阱。一些达官巨 贾利用他们的特殊社会地位,和掌握的金融、军、政内幕消息的人,勾结起来,弄 虚作假,操纵行情。有时明抛股票,操纵价格下跌,使人们怕再跌盲目地快快抛售, 大人物则暗中收购;不久,他们又使价格上涨,遂就捞进很多;有时又故意大肆买 进,造成价格上涨!人们因看涨,又盲目地高价收入。殊不知,大人物是明收暗抛, 不久价格又下跌了。于是许多人在一夜之间破产、跳楼、投江,造成种种人间惨剧! 四、锦江险遭金元券的吞没 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致使第二次国共合作破 裂。在这次内战中,据说国民党政府的军费支出高达全部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七十以 上,赤字惊人。只好增发钞票度日。在1946年12月,“法币”发行额是三万八千亿 元,比抗战胜利时膨胀了约八倍。“法币”如此滥发情况下,物价以大米为例:同 年6月15日,上海大米批发价,每担一千一百万元,较1936年每担十元,上涨了一百 一十万倍。到1948年5月,上涨了六十六倍。抗战八年,一般物价平均上涨一万倍。 物价上涨已如脱缰之马无法控制了。国民党政府经济已面临破产边缘。同时,共产 党军队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眼见大势去矣,遂在迁往台湾的前夕,即在1948年8月 19日,政府公布废除“法币”,言以有充分金银准备的“金元券”代之。于是“法 币”信用破产,大家抢购实物。“法币”三百万元兑换“金元券”一元。赤金十两 兑换“金元券”二千元。美金一元换“金元券”四元。政府还下令凡持有金、银、 美钞而不拿去银行兑换“金元券”者,枪毙;店铺、厂家存货超过两个月者,轻者 严惩,重者枪毙。 此外,还用种种恐吓手段,说什么他们有自动指金针仪器,金子藏在哪里,针 就会指向哪里。当时,人人心惊胆战,上海社会立时被笼罩在恐怖气氛下,人民怨 声载道,倾家荡产,惨遭祸害的不知多少人。 银行每天按照布告故意规定的六十个号码,有门路者则可由银行内部兑换。记 得当时那张中央银行兑换金元券截止8月底为止的布告出来后,气氛更加紧张了。8 月30日那天,地下党联系人田云樵同志来家告知,有些金子、美金(详数记不得了) 要兑换很难挤兑,规定限期只有两天了。指示我设法兑换。我也着急,日期逼人。 我愁思之后,就去向“中国银行”内部说情,某经理(姓名忘了)说:“董先生, 兑换银行每天只规定六十号码,今天我们的号数全换掉了。”说后,拿起电话向中 央银行问后告诉我:“中央银行说今天没有号了。明天给你留个号,你早点来,明 天是最后一天了。” 次日,我为要国璋女增加见识受教育,特地带她同去看看。换掉出来的时候, 看见一位约七十岁的老翁,手里托着约五六寸长,三四寸厚的一只金元宝,向柜台 上人员说:“这是我祖上三代遗留下来的。”我们看了听了,不禁一阵心酸。 我回国后,锦江经过一番整顿,元气恢复,创办印刷厂、进出口公司等等,正 在需要继续抽出资金资助地下工作,又逢金元券的危机。当时政府的法令规定:店 铺、厂家只允许有两个月的存货。我从政治、经济上去估计金元券的寿命,认为最 多不过三五个月。金元券贬值、崩溃后,通货必然膨胀,则抢购的局面必不可免, 届时厂家、店铺实力不足者,不知会倒闭多少。想到锦江的前途,想到地下工作需 钱,职工今后的生活,国外孩子们的教育费用等等,寝食难安,锦江处于如此险境, 不能不动脑筋。 当时,我的办法是:借进金元券囤积货物,一俟金元券贬值、崩溃,我再将存 货卖出少许,就够还清欠债。这样决定后,就断然采取冒险挽救锦江的紧急措施; 到处拉借友人换来的金元券,冒险国货,但又怕别人走漏消息,只好偷偷地将买进 足够一年用的存货存放别处。又偷偷地在半夜里做好两套账目,以防万一税务局查 账。记得,有天晚上,我觉察到账目某处尚有漏洞,翻身起床穿衣,再开车到店和 会计李先生俩再次修改。我当时横了心,也顾不得这许多了,死活成败在此一举。 说来好笑,一切准备妥当后,我遂在1948年9月12日乘飞机到北平游玩。临行,吩咐 助手胡芋如,若在9月底金元券有变动,即拍电告我。于是我就静待其变。就在这时 候,东北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巨大规模的辽沈战役,首先解放了锦州,接着势如破竹 地解放了东北全境。到9月25日,接到锦江胡芋如来的电报。当我返回上海时,上海 市面乱哄哄。金元券失败后,又开始什么银元买卖。开始有卖银元贩子。银元分大、 小头,所谓大头者便是袁世凯像、小头是孙中山先生像,售价不同。搞得人心惶惶, 而当局还到处抓捕银元贩子。有天,我由家出外,到亚尔培路、霞飞路(现陕西南 路、淮海路)口,见一个银元贩子跪在十字路中心,据路人说挨了巡警的打……。 唉!谁之罪?!买卖银元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倍加猖獗,直到1949年10月,上 海证券交易所被打击之后,才收敛的。 至于金元券到1948年底,四百六十元买大米一担,不久又涨到一万元买一担了。 总之,金元券出世仅几个月,就此寿终正寝。 这是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去台湾前的最后一次向人民演的一场好戏留念! 今天海内外同胞们殷切地希望国共能第三次合作,从而统一祖国!而我今天却 叙述这些事情,也许有人会听着不顺耳而感到不快,但这已成历史。历史是无法否 认的、无法磨灭的。 由于我煞费一番苦心,两店总算是没有在这一惊涛骇浪中遭受没顶之祸。这是 锦江从创办以来遇到的最大的一次风险。 五、所谓“应变费” 其实,国民党政府在从大陆退去台湾时,向其下属们发了大批应变费,对象不 是根据地位官职、交情,而是根据对其本人喜欢不喜欢,需要不需要而决定。拿应 变费的人,就拼命抢购金条,有的“中委”买进上百条;有的买进十几条;有的却 连路资都拿不出。同样“中委”,却肥瘦不齐,近水楼台者,总能多捞些。当时, 社会上特别混乱。记得从南京逃上海转广东的人,想在旅馆开房间,没有门路,没 有大量的钱,就没法落脚,只好去和茶房、有交情的朋友设法。因为旅馆全部客满, 很难找到空房,旅馆每层楼的茶房便趁火打劫,自己先吃进几间房,然后暗中高价 出租,趁机发财。 说到这里我还想起一件事:“金元券”时期,我冒险为锦江两店采取了紧急措 施。同时,有家承包锦江洗涤活计的“徐林记”洗衣作。可怜的一家老、小连职工 二十多人,眼看受到“金元券”的灾难,快要停业关门。当时我把拆来的头寸(就 是钱)转借一小部分给该店主持人囤积些肥皂、煤炭等。因此,当“金元券”崩溃, 通货膨胀,物价上升的时候,该洗衣店总算和锦江一样未曾倒闭。因而徐林记得以 培养几个儿女成长为技术员。有的入党,做了国家干部。他们都遵守父亲临终遗嘱 ——不要忘记董先生的恩情。每逢年、节日总是带些礼物来看我。迄今,常有信来 问好。不像有的人,我对待的恩情胜过徐家百倍,反而要整我、害我。人与人之间 的不同,就有如此的差别。徐林记主人及其儿女能体会到这种虽属绵薄之情,亦如 泰山之重。这是由于他们的出身贫苦,双亲教养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