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迎来了解放 一、黎明之前 从1948年秋到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大量 地歼灭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的北方战线已经瓦解。毛主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 底”的指示,解放战争胜利在即。我暗想:在如此紧急的形势下,上海滩必然是特 务密布。为避免可能发生的祸事,必须调整一座排场大些的住宅,为革命同志需要 掩护时使用。遂将迈尔西爱路一六三弄六号与凡尔登花园三十一号两幢房子顶出, 将此款再顶进愚园路一三二○弄一号,一幢英国式的大花园洋房居住。 愚园路这幢房子,在工作上曾起过作用。从迈尔西爱路迁居这里后,吴克坚同 志、郭春涛同志、王寄一同志和杨虎他们的碰头会亦移来这里开了。有次会后,因 外面风声紧、戒严,他们不敢把材料随身带走,只好留交秦德君。她也只好就在此 房四层楼顶狭小的屋里躲宿了一夜。次晨,郭春涛来把秦德君保管的材料取走了。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政府军政人员纷纷离开大陆,恐怖气氛笼罩着上海。他 们大开黑名单,到处抓人、杀人。当时友人告诉我,蒋介石手下大特务毛森在临去 台湾前去牢里巡查,他看到一间牢房,便问守狱人:“关在那里是些什么人?”守 狱人回答说:“青年学生,政治犯。”毛森就立刻命令:“把他们拖出去枪毙。” 一批爱国青年就这样牺牲了。大明儿和他在大同中学的几个同学(地下党员)以及 黄森的妹妹黄华(地下党员),躲在愚园路家里好几天。这时候我不敢再住家里, 与朋友朱桂英护士长,先后在环龙路(现名南昌路)一二五弄(即圣保罗公寓)二 楼二○三号和华山路一一二○弄四号两处,躲避了一个多星期。由在招商局工作的 蹇人鹏同志驾驶他自己的吉普车,来回护送我和田云樵、任百尊等同志。 二、上海解放 1949年4月20日,党中央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胜利地进行渡江战 役,于4月23日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权危在旦夕。5月27日上海解放,当时 我欢欣鼓舞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 此时,解放军(原新四军)同志们陆续到沪。我曾与原在新四军的陈同生、李 亚农、杨帆、田云樵、宋时轮等同志欢聚于环龙路圣保罗公寓。不几天,三桌人在 “锦江”大聚餐,原新四军各方面的负责同志来了很多位,有陈同生、李亚农、杨 帆、曹荻秋、张爱萍、李一氓、宋时轮、潘汉年、章蕴等同志(其他同志不一一记 得了)。那天,我把锦江最好的一箱洋酒拿出来,共庆上海解放!我也喝得有些醉 意。我为饮酒解愁亦曾醉过几次,而像这次的开心痛饮则是生平第一次。 接着章蕴、石斌(曹荻秋的夫人)、曹荻秋、沙梅、张爱萍、陈同生等同志和 我,在锦江二楼大厅共餐;餐后在该厅窗外花台上合影留念。 上海刚解放,陈毅、饶漱石在上海原名金神父路三井花园(原是日本人占据的), 主持有关上海解放后的一切事宜的秘密会议。参加者有宋庆龄、马寅初、沈钧儒。 由解放军带头招待,我奉指示派厨师胥元勋(工会积极分子)、招待事务负责人史 良超(又名桂生)同志(工会副主席)去工作了一周余。胥师傅和史良超俩都得到 了表扬。有关此事的经过我已忘了,是史良超告诉我的。 上海刚解放,我在愚园路家里邀请党员黄森同志每周来讲一次政治课,讲解社 会发展史、革命故事、马列主义、帝国主义等。听讲的人有:朱桂英护士长,体育、 托儿工作者姓谭的夫妇俩,在银行工作的伍维武、何国琼,招商局工作的蹇人鹏, 青年吴明德等。记得每次讲完,吃些点心后即散会,大家兴致勃勃。他们后来都做 了国家干部。 上海刚解放,李亚农同志从新四军到上海后,因病我请他在愚园路家里休养过 一个多月。病愈后,他担任上海科学院院长,几年后不幸病故。我和国瑛女经常谈 起他! 当时的上海,因为刚刚解放人心不定,加之1950年上海卢家湾的二·六轰炸, 市面比较萧条,致酒菜业生意一度衰落。锦江两店亦不例外。此时,我再将愚园路 房子廉价顶出,贴补店内开支,维持两店以待市面复兴。愚园路顶出后,搬到房租 虽高但不须出顶费的法华路(现名新华路)三三六号大花园洋房居住。这是一幢法 国式很阔气的洋房,有前后大花园、草地,汽车通过大铁门、花园草地,才能到达 客厅的房门口。有大、中、小客厅,大客厅能容百人左右;大、小两套餐间;后房 有大画室、精致雅静的书房;不同颜色的四套浴室;家具全属红木、袖木,格调新 颖舒适大方。这房原是汪精卫手下红人曾仲鸣刮民脂民膏自建的,因为局势变化让 给陈纳德夫妇。上海解放,陈家离沪后便成空屋。我家迁住这里,当时锦江有些工 作人员认为我房子越住越大,颇为不满。他们哪知我为了维持两店,特意顶出愚园 路,而愿月付美金二百元租进此房暂住的苦衷。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居住条件越好 则越被人看得起。因而,社会舆论对此反而称赞。这对我当时的处境却有益处。 上海在当时是世界四大城市之一,上海解放对全国解放更有其重大的意义。我 根据自己所知及其他同志讲述,在此顺便简述一下上海解放的过程。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首先包围了国民党统治的首都—— 南京,4月23日解放了南京。解放大军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之势,于5月3日又解放 了杭州。采取对上海大包围,以防止蒋军南逃,切断敌军退路,孤立上海残军的战 略。解放军大部分力量兵分几路继续南下,向华南地区进军,仅用少量部队围攻上 海。 解放上海的战役,兵力分东西两路,以钳形攻势强攻吴淞口,切断蒋军水上交 通线,以利于全面包围上海守敌,予以彻底击溃。解放军包围上海后,未急于攻进 市区。因考虑到上海市区是工商业中心,人口密集,若强攻进城,势必使人民生命 财产受损失,工商业受到破坏。为了保全上海市区的完整、人民的安全,决定包围 上海,在郊外战斗中消灭蒋军。上海被包围十多天国共在争夺吴淞口的战斗中极为 激烈。十多天在外围战斗中,消灭了绝大部分敌军。在西南两线的蒋军,已无正规 部队了。5月24日夜间,解放军从西面虹桥路一线攻进市区,将市区武装警察、保安 队、武装特务队伍全部解决。然而一夜之间浦东蒋军的残余部队渡过黄浦江,占领 了苏州河以北地区,在苏州河北岸沿线设立了防线。解放军战斗了一夜,到拂晓打 到苏州河南岸,准备冲过河去。而蒋军已占领河北仓库高楼大厦和各个桥口,布置 了密集的火网,阻止我军过河。当时陈毅司令员命令:一定要保护市区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不受损失,进入市区的部队一律不准用重武器,所有炮兵全部留在后方。因 此,苏州河南北两岸国共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5月25日上午,上海地下党策反工作委员会成员田云樵,在小沙渡路(现在的西 康路)劳工医院内,与解放军八十一师政委罗维道同志联系上了,共同商量如何解 决苏州河北岸的残军问题。在沪西苏州河北岸沿线据守的蒋军是国民党五十一军。 田云樵提出:派人过河策反五十一军,阵前放下武器。罗维道同意这个意见,前线 指挥部聂凤智亦赞同,并要求即速进行。田云樵立即找来原国民党国防部少将部员 王中民,派他过河策反五十一军。主中民过去,见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 员、五十一军代军长刘昌义(刘与王过去都是东北军,既是同乡又是老朋友)。通 过王的说服动员,刘昌义接受了阵前放下武器的办法,罗维道、田云樵陪同刘昌义 到解放军前线指挥部,由聂凤智出面谈判,一直谈到深夜结束,并报陈毅司令员。 陈毅即下令接受刘昌义起义,指定由刘将国民党残留部队,于26日中午集合待命。 解放军顺利地过了苏州河,从此,结束了上海战役,上海全面解放了。 解放军进入上海城,秩序井然。八条安民布告、解放军的三大纪律(一切行动 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 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以及他们不占民房,睡在老百姓的屋檐下,老百姓的一口水都不喝,深得人心。5月 27日,解放军举行了人城仪式,宣布了上海的新生! 上海解放过程中,全市水、电、煤气、电话、公共交通、公用事业等因得解放 军的极力保护,以及上海地下党的配合(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就秘密组织了地下保 安队和宣传队,主要是工人、学生和职员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故从未中断。 不久,重要商业区先后开门营业,秩序良好。这在上海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大城市 的政权变动的历史上,亦属罕见的。多年后,我和田云樵同志一起回忆这段历史, 仍感到激动不已。 三、终于迎来了全国解放 上海解放后,我回想起1946年初,正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候,国共 两党正在和谈,美国马歇尔来华,借口调停实际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撕毁重庆“双 十和平协定”,发动了内战,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而拥护共产党建设新中国。 内战又开始,国民党蒋介石宣布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按当 时的兵力对比,国民党部队四百多万,共产党军队不到一百万。武器装备及经济方 面,国民党都有美国提供援助。解放军是靠战场上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而根据地 及兵力都是分散的,经济上也非常困难,全靠人民群众支援,所以叫“小米加步枪”。 在蒋强我弱的形势下,在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中,共产党采取了依靠马列主义理论、 英勇奋战的解放军和统一战线三大法宝,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铁的 纪律;加上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不断斗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游行示威 此伏彼起。职员和进步民主人士向国民党蒋介石强烈地提出了反饥饿、反内战、拥 护和平建设的口号。在军事上,共产党又采取了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游击战结 合运动战,以消灭蒋军有生力量为目的,艰苦战斗着。尽管蒋介石不断地抓壮丁、 补充他们的部队,敌我形势还是有了根本的变化。从1948年,解放军举行了大反攻, 接连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 推翻了三座大山,如拨开云雾而见青天。新民主主义革命得到胜利。红旗在天 安门广场高高飘扬! 我久盼着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自由,人民再不被剥削、凌辱的 时代终于实现了。现在将要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多么令人兴奋! 解放后,邓大姐。刘晓、潘汉年同志等在锦江三楼东厅会聚、畅叙痛饮,这是 毕生难忘的一次最愉快的时刻。 上海解放不久,抗美援朝之前,秦德君、张凤君、李知良合办了生产教育社, 地点在上海环龙路(原名)。初步有缝衣机几十部,我亦投入了几部。秦德君因事 北上北京。该社由我及李知良、张凤君负责。我原想扩展为全为妇女的大厂,后因 政策关系合并给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统办了。 1950年10月下旬,抗美援朝开始,爱国人民发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锦江 在法国公园(现名复兴公园)设立了临时分店,盈利所得响应了捐献的号召。 四、劳资纠纷 1950年初春,因锦江职工不知道我的政治面貌,盲目地大闹劳资纠纷。有天, 职工来办公室,突然叫我到二楼大厅。我进厅,只见靠近厅西有一张长桌,职工们 正对长桌一排排坐着,我则坐在长桌中间面对他们。围墙贴满标语和八条布告,气 氛严肃。我不知什么事,坐下未语。顷刻间,有些青年职工嚷起来了,指着我说: “你靠我们赚钱发财,现在要和你算账了。老实告诉你,今后的‘锦江’要由我们 来经营管理,你得听从我们的。”“你们要和我算账,很好,把两店送给你们吧!” “我们不要财权,没有这个权利。”“那是不行的,你们还不会经营管理,几个月 后‘锦江’关闭,你们失业,有什么好处?”他们面红耳赤地和我争论了一阵。另 有几位青年职工站起来:“明天请工会出面,我们派代表,你可请酒菜业公会主持, 同去市劳动局解决。” 当时上海酒菜业约有一万多家,对劳资纠纷这问题,舆论认为“锦江”的董竹 君若谈不好,我们就休想了。众目注视着“锦江”劳资纠纷的发展情况。 我左思右想,若“锦江”的劳资纠纷不能妥善解决,不但影响酒菜行业,还涉 及到各行各业,正中国民党谣言——共产党是要共产的。我决定本着党的保护民族 工商业和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及职工利益,每星期至少二三次,抱病去市劳动局力 争我的主张。酒菜业公会的代表们已被吓倒,出席而不说话,我只好靠自己独自谈 判。争论得激烈的时候,我暗中去找过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两次,请他协助。他竟 未支持。情况反而变本加厉,更紧张了。我琢磨、怀疑、不懂。我沉思后再次决定: 为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和统一战线政策以及职工利益,本此两项原则愿单枪匹马坚 决争持到底! 在争论的过程中,合约被对方否而决、决而否者好多次,时经六个月;有一天, 我捂着肚子(腹泻)去劳动局,严科长说:“工人们还是不签字。”我说:“你们 劳动局也不按政策行事。”这天,我再也不能忍耐,拍拍桌上合约说:“这么点事 六个月不能解决,只有大家买票上北京,让中央去解决了。”我转身便走了。还未 出大门,只听得里面桌、椅、茶杯“乒乒”“乓乓”一阵乱响!次日清晨,酒菜业 公会刘主任在电话里说:“啊呀!董先生,你昨日怎么在国家机关劳动局里吵吵闹 闹,把桌、椅、茶杯都推翻了呢?”我大吃一惊,这明明是对方用计来压我屈服。 我明白后立刻回答:“好的,我做检讨。如口说不行,用书面检讨好吗?”刘主任 听我认错,很高兴,说:“书面就不必了。我马上打电话去告诉他们,你愿做检讨。” 最后,这场不必要的纠纷官司,终于我是合理的胜利者!可是事后我病加重,服药 数月。 三个月后,上海工会负责人在“锦江”茶室见面时,以亲切的态度对我说: “董先生,我们学习后,现在才知道当时你的立场、观点是正确的,我们错了。尤 其在你病中更不应该。”我说:“也不能完全责怪你们,因当时我还不能暴露我的 政治面貌。” 五、任职 解放后,我当选为上海市妇女代表,1952年,我当选为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 执行委员。 1954年至1958年,我当选为上海市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7年至1991年我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三、四、五、六、七届全国 委员会委员。 在这些年里,我在政协大会的书面发言有:《加强人民思想教育,进一步发扬 民主作风》(载于1957年3月26日《人民日报》)。《成就的本身就是铁证》(载于 1957年8月29日《新闻日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提案约二百几十份, 五届政协第三次大会上,我写了有关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问题的提案三十九件。当 时得到会议组织的表扬说:不但数量多、质量亦高(小组组长程思远同志在小组会 上讲的)。当时《北京日报》有载,并在1991年11月曾获得全国政协委员会“优秀 提案证书”奖。 1992年被选中提案一份 案名:卢沟桥头应建立七七事变纪念碑。 另外想起一件事在此谈谈:1957年春,陈同生同志来复兴西路我家里说:“上 面决议委任你为上海市服务局局长,不日公布。”我说:“我一身病、胃溃疡亦厉 害,精力不足,难能胜任。”他着急说:“不要推辞啦,即使做三个月也好。”我 觉得话中有意,且是组织上的指示,就答应了。他走后,我仔细想必须把上海的服 务行业大大的整顿好,配合新中国的建设,拼命也要干好它。多病的我也许会一命 呜呼,届时没有任何值得给孩子们留念的东西。突然想到拍张照片作为遗物纪念吧! 遂在当天下午就去苏联犹太人开的圣色蒂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 次日,上海妇联主任赵先和王辛南同志来家告知:“北京来电话要你立刻动身 去京,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大会。”陈同生同志说:“那么局长事只好等你开完 会回来再公布了。”会后病倒在国璋女家一个月。返沪立刻参加大鸣、大放,继之 反右,局长一事因而搁浅了。 六、夏述禹来信 全国解放时,我住在上海法华路,有一次正病卧在床;陈同生同志特来告诉说: “夏之时在四川合江县犯了罪被处决了。”他说完便急急忙忙地走了。这事约在19 51年春。 我自与夏之时离婚后,几十年来和他家人之间彼此从未有过书信往来。在1951 年,有一天,忽然收到夏述禹来信,叙述夏家变化很大:大伯父、四叔、堂兄都因 犯罪处决,父亲亦不例外;我妻张映书被判无期徒刑,我则失业。先是扫地出门, 人民政府查实我无罪,特予照顾命令回屋挤住下房。现在我一贫如洗。我和显达、 显扬、显瑛、显杰、显斌、显漠、显华,男女七个孩子的生活、学杂费等毫无着落, 坐而待毙,不得已特求母亲资助……。 我看完来信,真是生气。想当初,我可怜他失去生母,很疼爱他,养育他成人 成家。可是我和他父亲离婚后,他竟从未给我一字!我把信往书桌上一丢。但这事 老在我脑中盘旋,夏述禹是怕父畏妻的忠厚人,七个无辜的孩子可怜……,我若能 帮助一把,既可解决其一家老小生活,亦为今后国家建设培养人才。转念之后,当 即汇去三百元(好像是这数目)。此后,每年照汇生活费、学费达三年多。继因述 禹已有工作,长子显达已读完大学,彼此商决停止协助。 现在这些孩子早已大学毕业,在国家各部门分别担任各种工作: 夏显达 62岁 专业:土木工程、计算机。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52年毕业,高 级工程师,已退休。 夏显扬 59岁 专业:汽车保修机械。西安交大1957年毕业,高级工程师。现 任交通部成都保修机械厂总工程师。 夏显瑛 57岁 专业:中学物理。四川师范学院1959年毕业,高级教师。现退 休。 夏显杰 55岁 专业:汽车电气、机电。重庆大学1961年毕业,高级工程师。 现任成都汽车制造厂副总工程师。 夏显斌 54岁 专业:中学数学。重庆师范专科学校1961年毕业,高级教师。 现任成都39中学教导主任。 夏显谟 52岁 专业:建筑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66年毕业,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访问学者。现任云南工学院建筑系系主任。 夏显华 49岁 专业:医务。成都四中1965年高中毕业,主治医师。现任铁道 部电化局建筑处医务室大夫。 他们都已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达到我当初帮助的目的,暗自心悦。七个孩子 都诚挚地尊敬我。显华爱人于永梅,有好吃的东西自己不吃,送给我吃。夏述禹亦 很敬重我。有年他八十岁生日,我送他一件羊毛衣,他在席间站起来,边揭开衣服 边高兴地向孩子们笑着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他的二儿显扬暗笑爸爸偌大年纪 像孩子一样的高兴。 下面是夏述禹给我的一封感谢信: 敬爱的母亲: 二儿显扬前不久由京带给我的母亲自撰写的《我的一个世纪》目录(1—42章), 我早已细读完毕,认为写得切实完善,可作为一部家史保藏天地问。事总要作一分 为二的看法,总是相对的,决无绝对的,历史总是历史,决不能随意变更,这是理 所当然!所以我对母亲挚情地对我,确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 前不久,我记得我自从看过目录、自序和诗后,我曾写信说过:我认为这些都 是历史,全是实事求是而真确的史料。在解放初期,当时若无母亲的援助,其后果 将不堪设想也!后来又再三叮嘱要注意诸儿女教育。今日诸孩能勤勤恳恳服务于祖 国社会主义事业,皆赖母亲教导之所致。父亲出生时代、背景不同,封建意识较浓 厚,可谅之! 谨此 敬祝 福安! 男 述禹敬禀 1994年9月5日 在夏述禹来信求救事后的二三年,又接到夏家大房长子夏廼庚的女儿显群信, 并附其父一封遗信,此信主要内容:“妈妈!您好?我几次三番想收拾行李投奔您 的怀抱,终于未决,现在是中午11点多,妻子杨氏和十一岁的女儿显群来狱中探望, 我在明晨离世。妻、女今后生活教育费请妈妈慈颜救助,来世变犬马报还。” 我看信后,深觉自我离开夏家后,他亦从无音信。念其妻女无罪,连续协助生 活教育费三年多,直至显群高中毕业。显群发奋图强,婚后艰苦地培养成两女一男。 1992年7月23日,显群和夏家子孙来京探望我时,进屋见我含泪叩头道谢!还送给我 一块名贵的衣料。 见1988年9月17日《团结报》载《沉冤三十七载,今日得昭雪——辛亥功臣夏之 时的遭遇》。笔者张海鹏。当时,夏家的子孙亦来告诉我:“他们的爷爷夏之时彻 底平反了,现在政府要给他重建墓碑。全家欢慰!” 张映书在特赦那年释放的。有人告诉我,当她回家后家人告诉她:“我搭救了 七个孩子时,她不但无谢意,反而说:‘那还不是家里的钱’。意思是当年我拿走 了夏之时的钱。”我听了一阵眼黑……唉!血喷心! 现在我忽然回忆起:约在1962年夏,有天我正冲着大门坐在院内竹椅上,进来 一位男青年,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我姓刘,在北京大学刚毕业,要回四川家了。 夏家唐婆婆(夏之时的第三夫人)嘱我转告您婆婆几句话。”我问什么事?他说: “唐婆婆说夏之时在世时,经常说她这也不如您,那也不如您。夏之时还说过他总 算享了您十几年的福。唐婆婆说您俩不应该离婚的。”我听后笑笑。我对这位刘青 年说:“问候唐婆婆。” 七、百思不解的诬告 在1935年3月,“锦江”开门前,李嵩高介绍了两位从四川来上海的学生,刘伯 吾和温子研。李先生的意思要他们二人在“锦江”当营业部店业的服务员(过去称 茶房)。我见他俩聪明、忠厚、勤俭,收做我的学生。最初,刘管出纳、温当采购。 后来,刘升为茶室副经理。温离开“锦江”,自行开办企业。我爱护他俩如亲骨肉, 无论从衣、食、住、行、病痛到成婚,以及其家庭有事,我总是尽力照顾,协助解 决。尤其是我对刘某的爱护,是店员公众认为无微不至的。记得他曾病住院四十天, 我无日不去看他。有天他接四川家信,告父亲去世,一家七口人生活无着,有断炊 的危险!他哭了。我问他:“怎么办呢?”“最好买一百亩田地耕种。”我当即设 法筹得一笔款子给他,兑汇四川家买地了。后来,他结婚顶进的新房,是我交付的 (二十两黄金)。当我从菲律宾回国时,患伤寒症。刘、温二人在某天深夜来我家。 刘伯吾急说:“子研想在北四川路开设纽约舞厅,缺乏资金。”要求我资助温子研。 国瑛站在房门口,眼泪汪汪地说:“妈妈在发烧,时间已两点太晚了,你们明天来 好吗?”我对刘某说:“我现在病中,并且两店目前自身困难很多,我怎有力量帮 助他呢?”他二人再三要求,我看在李嵩高面上答应了。次日,我在床上写信给几 个友人,暂时拉借了一笔款子(详数记不得了)给了温、刘二人。 温子研有了钱,在上海北四川路开办了纽约舞厅。温子研的舞厅开张后,营业 很兴旺。温妻见丈夫每天总是深夜回家,老与舞女在一起,还会有什么好事?!于 是有天在营业时间,居然在音乐台上和丈夫大吵大闹。因此,纽约舞厅兴旺半年, 就任闭了。这时候,温子研写给我一封绝命书,大意:“老师,我已到如此地步, 无法再活,请你将舞厅和我住房一起顶出,由你出面和债权人清算。至于我欠你老 师的部分,待下辈子变牛变马还你。”我收到此信后,立刻请人把他找回,藏在茶 室楼上治病(肺病),一面找律师刘良、会计师陈力,请他们将住房留给他妻子, 仅将舞厅出顶。依法清算后,请债权人到“锦江”吃饭,按各老板大小来分摊数目 多少(对资本大的老板折扣多打些,资本小的老板折扣少打些),大家满意,签字 收款,结束了此事。温子研的肺病日益严重(当时也算是不治之症)。他要求回四 川,我给他路费、药物。回四川后,不久就去世了。由其父亲来信向我道谢,并向 我要照片留念! 上海刚解放不久,刘伯吾竟怂恿温子研的妻子王小姐,并做他的后台,向法院 起诉,告我一大状,说我谋财害命是恶霸。法院送来开庭日期的传票。狂风暴雨突 然袭击,我吃惊伤心百思不解。这传票引起“锦江”全体职工的公愤,尤其是老职 工,他们都知道刘、温二人在“锦江”未开张前就进店的人。又亲眼看见我是怎样 对待、照顾他俩的;纽约舞厅又是怎样开、闭的。友人们和店里职工都觉得哪有如 此以怨报德的人?!都很气愤。他们派了代表到我家,叫我不要去法庭,愿意代表 我上法庭作证。对此,刘伯吾的妻子很明大义,对刘说:“董先生待你这么好,你 怎么做出这种事?”刘说:“董先生有钱。”“人民银行更有钱嘞!”他的妻子回 答。 我异常感激职工们的正义感。后来,我找出温的绝命书,有关舞厅盘出、债权 人分摊款子收据,以及律师、会计等签字的一大堆证件送交法院。初判对方败诉。 刘某又再煽动温妻上诉,结果上海高级人民法院批示:“此案证据属实,不许再上 诉。”这件事至今,我难以理解。 刘某于1985年在上海去世,追悼会寄来讣告。我念其在1935年“锦江”开门营 业的一段时期,他和温子研二人的工作积极,故发了吊唁电报。刘的妻子是位通情 理有正义感的女性,我尊敬她。1986年初夏,她有事来京顺便来家看我们,我见了 她,并嘱大明儿陪她吃了便饭。 八、两后奉公,扩为锦江饭店 1951年初春,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和上海副市长潘汉年,派高萍同志、还 有一位(姓名忘了)来法华路家里,对我说:“上海市公安局及市委决定:要在上 海设立一个招待中央首长、高级干部及外宾们的安全而有保卫工作的高级食宿场所。 目前政府还不能公开出面办理,认为锦江这块国内外著名的牌子和你在上海的名声、 以及你培养成熟的业务人员,这任务只有你担任才适当。希望你同意,并迅速把两 店迁移到十三层楼(长乐路八十九号,原名华懋公寓,英国犹太人沙逊的大厦)扩 充发展。” 在锦江两店的全部人员,及其它一切设备的基础上,迁移扩大成为饭店。当时 我的心情异常激动。心想多年来一贯本着当年(1935年)向李某申请入党时,李同 志所指示的——以经商来维持七口人的生活、孩子们的培育和帮助革命工作的宗旨 做的。今天要建设新中国了、对孩子们教育亦已尽到责任,她们已留学美国、都学 有专长、精神境界都很高尚,他们有志向,从来没有继承遗产的观念。所以,大家 一定会同意将锦江两店奉为公有,以助国家的事业发展,我也不需要再有此企业财 产了。现在需要“锦江”来替党做更多的工作,多么好啊!故我十分高兴!便无所 顾及地毅然将十六年来含辛茹苦经营,价值当时十五万美金(折合当时黄金三千两、 这类企业的招牌值钱)的“锦江”两店全部是甘心情愿、双手恭奉给党和国家。当 时上海市委潘汉年拨款四万元(当时人民币),作为清理、迁移的费用。遂即迁移, 我仅留下郭沫若同志为我写的《沁园春》词一首,及著名人士曾挥毫过的红木“文 房四宝”一具。 迁移筹备顺利完成,改名“锦江饭店”,店徽为“竹叶”。我任董事长兼经理, 任百尊、宣铎、应竞任副经理。以锦江川菜、茶室两店为主的一百几十名职工亦分 别任职(当时还有一部分解散了的上海酒楼的职工)。1951年6月9日,我主持了隆 重的开幕典礼。锦江饭店遂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第一家可供中央首长、外宾们 食宿和召开重要会议的安全场所。因锦江两店的工作班子业务水平高,很顺利地扩 大发展了。 记得开幕那天,应竞同志在旁还说了一句趣话:“到底是董先生的面子大,有 这么多人送礼祝贺!”我的情绪激昂,异常兴奋,因为对“锦江”来说辗转十六个 年头过去了,它对革命事业曾有不少的贡献,但毕竟是微如大海一滴水,现在开始 它新的历史任务,走上更光荣的大道,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历史日子!对 于多年共事的职工来说,从此也有了坚实而幸福的依靠和走上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光 荣工作的岗位。对于我个人来说:在整个革命历史进程中,亦曾起过一颗小小螺丝 钉的作用。为公为私,心里都觉得有无限的欣慰! 至于早已名著中外的“锦江”两店,在经营的十几年里,曾经受过狂风暴雨、 惊涛骇浪,因我始终无人力、物力、财力的靠山支持,确实是绞尽脑汁历尽艰辛, 故它的成长、开花、结果,非一帆风顺的。不客气地说,这一切都已成为光辉的历 史了,亦正因有此历史,它才能在解放后,有条件担任迁移、扩大的政治任务,今 后有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它定将开更茂盛的花、结更大的果!正如我定名——锦 江——它是五彩缤纷,光芒万丈! 追记 历尽艰辛创锦江, 革命志士警草场。 盈余源源入洪流, 鸡鸣两者奉民掌。 高兴 川菜茶室并蒂莲, 扩为饭店五一年。(两店扩大为锦江饭店) 食宿安泰沪首名, 誉著中外古今庆。 一九五一年冬于上海家。 应该谈谈“锦江”迁移的经过: 1.“锦江”迁移之事,当时两店职工不明内情,在当时形势下,我还不能公开 说明党交的任务。他们吵闹,坚持不愿搬入大楼。他们的理由是:市面还未恢复, 生意不好,收入已经不够维持职工的家用开支,店也亏本,还要扩充,岂非冒险? 经我两星期的苦口劝解,也不能说服。无可奈何,只好执行行政命令,才迁入了这 座大楼。 关于职工不愿迁移一事,话要说回来,锦江两店的职工毕竟重视店务尊重我的 意见,最后,还是顺利地迁移了。像南京路十五层的国际饭店,老板离沪走了,照 例应由政府接收,而工作人员连电梯都不开,反对交出饭店。当局经六个月的周折, 才接收过来的。 当时,上海社会对我将“锦江”两店迁移,组织有限公司,完全相信为了扩大 营业,丝毫未暴露是政治任务。 2.1952年初,我生日那天,因头昏在家休息。上午11时左右,保姆孙韵梅(又 名顺宝)进房告诉我说:“锦江送来十桌酒席,人也来了好多。要给董先生祝寿。” 我大吃一惊,从未有过的事,怎么会呢?当即下楼,见大客厅里果然摆满了。酒至 三巡,职工代表起立说:“今天我们大家特别来庆祝董先生的生日,同时,也是来 感谢董先生多年来对我们的培养引路。现在,别的餐馆饭店人员还在徐家汇区,我 们已走到了南京路(亦名大马路)近黄浦滩了。因此,我们怎能不来向董先生祝寿 呢?!”最后,我明白了他们如此热诚、亲切的动机——见“锦江”迁移扩大后的 生意,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兴旺,亦知道这些迁移的内幕了。我起立举杯道谢,深感 快慰! 解放前“锦江”两店的厨师及其他工作人员共有一百几十名。在解放后,迁移 扩大营业后仍在“锦江饭店”工作。继后有些人调派到上海其他大饭店,分别担任 一级、特级厨师与行政工作的重要职位。 这张照片上的全体工作人员是锦江两店于1951年6月9日迁移长乐路扩大的锦江 饭店的奠基人。因紧缩家庭开支,正要搬住复兴西路一四七号公寓时候,陈同生、 何以端两位同志来说:“你的企业越做越大,而居住条件缩小到如此,会引起社会 舆论怀疑,对工作不利,绝不能搬,这笔房租二百元美金应由市府代付。我们去和 潘汉年副市长讲,你等几天。”两天后,陈同生、何以端来,神态不安地说:“看 今天晚上最后一次会议如何决定,今晚会后我们来告诉你确实的回音。”到晚上8点 后,他俩来了,陈同生进客厅躺在沙发上,只是叹气。何以端则倒在椅上不言语。 我见状,知道不成功。少时,陈同生对我说:“潘汉年还是不同意。”于是,我就 迁住复兴西路一四七号公寓了,房租当时人民币六十几元。 顺便谈谈我的经济情况: 当时“锦江”两店奉命迁移扩大发展时,党和政府曾给过我当时人民币四万元, 做为因市面不景气而亏损的贴补和迁移费用。这笔款子尚余一万余元,加上出售女 儿们的结婚戒指与其他物件的钱,贴补了当时几年全家的生活费用。亦曾向企业家 (民革成员)章荣初借过人民币二千元(后来以灰鼠大衣抵偿的,此大衣由刘忠海 亲自代我送去的)。 “锦江”两店归公后,我任董事长兼经理时,工资三百单位(折合当时人民币 一百六十几元)。1957年,我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工资由全国政协支付了。 1983年春,田云樵主动向上反映了我的经济情况,“锦江”汇来人民币一万元。 几十年来,依靠国外女儿、外孙女们的劳力所得贴补。我从无任何不动产业, 且除旧手表外无任何值钱物件,迄今社会上还有人认为我是富翁。哈哈! 九、突然被排挤 我是“锦江饭店”的创始人,开始就任首席董事长兼经理。在1953年秋,有天, 我召开会计会议,上午8点多,我到店进办公室说:“开会了,人到齐了吗?”任百 尊一变常态说:“会已开过了。”我愕然猛觉得晴天一雷,黑夜又复呈现在面前似 的,转身便走。回到家里躺在客厅沙发椅上,前思后想:这会是我召集的,为何我 本人未到会已开过。他们对我为“锦江饭店”的经营管理所提出的一百多条建议, 总是阳奉阴违,到底是何缘故?其中必有文章。在室内踱步沉思通宵难眠,向上反 映知个究竟呢?还是算了?最后痛定思定:(1)“锦江”这块招牌早已中外著名。 (2)“锦江”一百几十名工作人员十几年来在业务上已精练成熟;各项工作发展的 基础已奠定,业务已进入正轨,加上今后有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有这些优越的条 件,“锦江”发展前途必然宏伟,无须顾虑重重。再说现已解放,何愁无事做。故 当时不计得失忍耐让步,未向有关领导反映。就此莫名其妙地被退到第二线。此后, 改任董事长兼顾问。 1955年肃反运动时,我在青岛疗养院疗养。有天,突然见《人民日报》头版头 条消息:登载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是反革命分子。[注]我大吃一惊。心想怪不得在 劳资纠纷和房租问题上潘汉年很不支持,原来如此。几天后,接国瑛女从上海来信 告知:“妈妈,任百尊特来家告诉说:‘当年为锦江饭店人事一事,我得罪了你妈 妈,这是潘汉年的指示’。”我又吃惊,心想自己和潘汉年既无直接工作关系,又 无私人往来,他多年来来锦江开会、吃饭热情招待,签字了事。无冤无仇,为何要 如此对待我?百思不解,能不难过。接国瑛此信,原想向上级反映、得知确情,但 想事过境迁,无须追究。故在1953年在京拜见周总理时,我忍痛未告诉总理,我这 锦江的创办人是怎样莫名其妙地被排斥的。关于此事我闷于心,实不明白。 十、割断锦江前身历史·上海市委的三条决议 1986年我在北京,锦江饭店举办纪念会,纪念成立三十五周年、明明是五十周 年,割断锦江饭店前身的历史,我很吃惊。但为顾全大局起见,写了两全其美的一 篇祝词,店庆办公室回信说:“已将董事长祝词寄香港印入纪念册了。”后来见纪 念册上,仅有祝词的最后一首诗,未将我的祝词全文载入。 我原是锦江饭店创始人首席董事长兼经理,因上述原因退到第二线,任董事长 兼顾问。我未收到任何通知,亦无人和我谈过话,居然在纪念册上将我的职位全部 取消了,且在原来工商行政管理局发给的执照改为1953年3月24日中央行政管理局发 给的执照,在此执照上我名列第四,即负责人:任百尊、吴克强、陈志兴、董竹君、 戴浩明,并且割断了锦江饭店前身革命贡献的历史,对此竟一字不提,一百几十位 工作人员的辛劳亦等于付诸东流! 我敢不客气地讲一声,没有1935年3月15日诞生的“锦江”,就无解放后的现在 的“锦江饭店”。割断它的历史是不可能的。 到此,我无勇气再为它忍受了。因而向中央有关部门如实地反映了。不久锦江 饭店办公室派陆子平、乐翠娣两人送来人民币一万元、火腿、蔬菜,我将食物留下, 一万元退回了。与此同时上海市委在江泽民同志主持下,对恢复“锦江”历史问题 做出了很公正的“三条决议”。当时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此事由他主持办理的。 (一)锦江饭店由董竹君创业的历史及其对革命的贡献和与党的关系,补充在 锦江饭店的发展史上。 (二)在锦江饭店内建立一个“锦江”陈列室。将解放前后创业、发展历史的 资料放入陈列室内,永远陈列,扩大影响,使之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 (三)恢复董竹君的职称,每月给车马费。 对方对此三条决议的作法:①未和我联系合作,他们独自进行,影册上仅有锦 江前身的四只菜盘照片和从报刊上摘下了不完全真实的我的事迹,以及几张无关系 的照片;②将陈列室设立在职工宿舍楼(能起何作用?)。③聘请我任高级顾问。 聘书封面上是锦江集团出面,而内容是锦江饭店出面签字盖章。锦江饭店的前身和 锦江饭店都是我创办的。我被莫名其妙地先后取消了全部职位,并割断了“锦江饭 店”的前身历史。现在只能说是恢复我原有的职位,或按上海市委的决议精神办。 但对方一再敷衍应付。我的子女们见我年迈,为此事受折磨烦心,她们提出简单的 建议:将锦江饭店在解放前后的历史简单地写刻在木板或石板上,安置在醒目处, 所有费用由她们担负。我认为这是最简单可行的办法,然而对方说:“难弄呀,要 树碑立传呀。”令人啼笑皆非。 1991年6月9日,锦江饭店开第二次纪念大会时未通知我,仍然割断了锦江前身 的历史。我已深知为“锦江”多年经营含辛茹苦和职工们的贡献早已随时光的流逝 而消失,这非稀世之事;事虽如此,惟我更不能理解的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90 年开纪念会时,从清朝末年开始算起,纪念一百五十周年。北京饭店公开纪念是八 十周年(前几年开的)。《新民晚报》原名《新民报》是陈铭德、邓悸惺创办的, 它在解放后改名的。一年前召开纪念会,是从1936年创刊起算的。上海音乐学院, 原名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是蔡元培、肖友梅创办的。这次建院纪念大会是六十周年。 以上所指,都保留了它的前身历史及其创办人的姓名。“锦江川菜馆”、“锦江茶 室”、“锦江饭店”都是我一手创办的,何况锦江饭店的前身历史,无可讳言它在 革命的洪流中,从开门日起,自始至终竭尽了全力! 关心此事的中央和上海市领导同志,在百忙中能为恢复“锦江饭店”前身的历 史和我的姓名、职位操心,作出此三条公正的决议,虽尚未落实而我仍异常感谢! 以上有关锦江举办的纪念会时明明是五十周年而改为三十五周年,并在纪念册 上将我的职位全部取消等等的一切事迹,与在1987年直至现在的调换的新领导同志 们无丝毫关系,特此说明。 1996年6月9日,锦江饭店召开庆祝四十五周年的大会上,总经理贾智勇讲…… 向从三十年代始就致力于锦江的初创开拓工作并作出巨大贡献的董竹君女士和饭店 老领导、老职工致以最真诚的敬意!我闻而慰甚! 至于,不能割断锦江饭店前身的历史一事在国内外报刊都有登载,如: 《团结报》1986年11月29日题为:《董竹君与上海锦江饭店》一文:“……新 一辈人知董竹君者不多了,然而耸立在黄浦江畔的锦江饭店,虽无一个字,却以一 个庞然的实体、实在的记录了前辈创业的艰辛,记录了这座著名饭店前后五十年的 历史。” 美国旧金山《大公报》于1986年12月26日题为:《董竹君是中国的阿信》。历 史是严肃的、历史是永恒的、历史是不可磨灭的……。 香港出版的《桥》杂志第七期:……历史是严肃的、历史是永恒的、历史是不 可磨灭的……。 1990年5月出版的《中国企业家列传》第四期载有:《上海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 君》一文,亦说明了现在锦江饭店的前身历史。 1995年11月28日锦江饭店的陈雪明经理及现任领导贾智勇、陈国元等同志派乐 翠娣同志给我送来补发的聘书:“聘任本店首任董事长董竹君先生自1987年7月始为 本店常年高级顾问”,并送来了车马费。 附:想起“锦江” “峨嵋”开张大吉,宴客席上俱是蓉城名菜,其中尤以“樟茶鸭”、“棒棒鸡” 为出色,在大快朵颐之下,不免又联想到旧日上海的“锦江”了。 “锦江”坐落在那法租界华格桌路,“大世界”的附近,初开时大家以为只不 过是普通一般的小馆而已,并未加以特别的注意,谁知开到后来,竟把同时期内之 不可一世的粤菜酒家都给盖过,成为当年上海饮食业里最著名的去处,那是一般人 万万没有想到的。 “锦江”售川菜,主持者是一名某太太,那里的菜式确做得精巧而别致,在数 十年后的今日回想起来,还能记得那又脆又辣的“于炒牛肉丝”,与色香味俱全的 成都“素什锦”。但菜好还不完全是“锦江”的号召力量,那里面布置之幽雅、设 计的饶有情趣,更是吸引顾客的主要原因。 “锦江”里没有散座,全部是大大小小的房间,木框纸窗,一尘不染,很有点 室雅何须大的日本味道,所以才能到宾至如归的最高意境。当年上“锦江”去吃饭, 有时要排长龙的,并非虚构,确属事实。 熟客们都可以得到“锦江”的特别优待,就是把你给让到那间上高下低,曲折 离奇,曲径通幽,人迹罕至的“秘密室”里去。那处所在,普通客人找不到,侍者 不待按铃不到,假如座有鬓丝的话,酒后放浪形骸之处,绝不会被人看了笑话去焉。 《洋场燃犀录·微儿》 一九八○年三月六日香港报载 这篇短文亦说明了现在“锦江饭店”前身历史情况的一角。 附:1986年我给锦江饭店店庆写的祝词 我为顾全大局两全其美的祝词是: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自己以及家人们,向诸 位表示由衷的敬意和祝贺!祝贺我们“锦江”的事业,在党与政府的支持和“锦江” 领导与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发展到如今有了三十六周年的历史、和它的前身算起 是五十周年。并有了如此庞大的基础和宏伟的规模,竟成为国家在上海经营的企业 中不可缺少的组成事业之一。这是我个人在“锦江”的前身迁移时的“设想”,果 然成为事实!怎能不令人兴奋!将来它又会发展为怎样的面貌呢?我是难以“设想” 了——我以为我完全可以不必“设想”了。总之,它会“一帆风顺”地进展下去。 其次,借此机会也请同志们允许我把这“锦江”前身的历史说一说,对比较年 轻的同志们也许有些参考的用处。 1929年秋我带了四个孩子,陪同双亲从四川回到上海。那时候可以说“一无所 有”。后来,承几位经济并不富裕的亲友相助,在上海闸北创办了“群益纱管厂”。 不久,即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一二·八”炮火炸毁了。 1934年底,承一位四川友人李嵩高先生慷慨借助二千元,遂在上海华格桌路三 十一号,租用一底三层,就此在1935年3月15日产生了“锦江”。“锦江”是开门红。 在精打细算地经营下,不断扩充。次年,在上海华龙路又开设了“锦江茶室”。 所喜的是:我和上海当时的地下革命组织始终保持着联系,同时也借“锦江” 的力量,做了好些有益于革命事业的工作。 今天,我遇到扩大发展的“锦江”三十六周年及锦江前身历史十五周年,共五 十周年纪念日,不能不引起我无限的激动和感慨! 对于那些已谢世的老同志,表示衷心的怀念;对于还健康的老同志们表示尊敬 并祝他们长寿;对于正在“锦江”工作的中青年同志们表示我由衷的希望,希望 “锦江”的前途像满园春花,不断地盛开!顺祝同志们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