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到北京看看 一、周总理、邓大姐招宴 1953年秋,我乘火车到北京。住礼士胡同二十八号国瑛女家。有天国瑛女告诉 我说:“总理秘书何谦同志来电话,总理要请妈妈吃饭,还叫我同去呢!星期六晚 上派车子来接我们。”车子到时,我正服药(更年时期),匆忙整装,我俩迟到了。 进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家客厅时,尊敬的邓大姐迎上来说:“啊呀!你们怎么迟到了 呢?总理从来不等人的,但是他今天一定要等你。饭菜已备好。”我们四人在客厅 里吃饭,一开始,总理走近餐桌就拿起酒杯对我说:“多年来,你为党在各方面做 了不少工作,我敬你一杯。”总理放下酒杯又说:“身为都督夫人,抛弃荣华,单 枪匹马,参加革命真难得。”此时,国瑛女插嘴:“总理曾问过我,你妈妈健康怎 样?总理还说一个人革命不容易,一个女人革命更不容易。一个女人要做成功一件 事(指锦江等)就更难了。那天,我还随总理一道去划了船。”大家笑了。我和总 理在饭间交谈,其中谈到我想办旅游事业。我说:“日本、瑞士每年旅游收入,占 国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日本风景区人力加工的不少,我国天然风景比比皆是,稍 加整修便行。这是一项一本万利的事业。”总理很赞成。但认为刚解放,时间早了 些。我们又交谈了些别的事。饭后,总理和我们都去怀仁堂看了戏。总理的亲切交 谈给我们鼓励很大! 我特从上海带来赠奉总理的几件礼物——1X3(寸)最好的鸡血红图章一对、银 器食具六大件。总理全部收后归公了。总理廉洁、一丝不苟的情操,令人敬佩万分! 总理啊!向您致崇高的敬礼!你为国、为民、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作出了伟 大无比的贡献。人民怎能没有您?您走得悲壮。我笔至此,能不泪下! 二、杨虎离婚、复婚 约在1953年春末,我从上海来北京,住国瑛女礼士胡同家。国瑛女对我说: “我应该常去杨虎家看看,也想知道他的身体怎么样?可我哪有这么多时间。妈妈 您来了,正好,您去他家住几天看看。他家里很舒服,有人照顾您。妈妈您去住他 家里,他一定很欢迎的。” 我住杨虎家一星期,见杨虎来往人依然是些旧交,气氛还是老一套。杨虎接受 我的建议——多看看《毛泽东选集》。每天上午,他在走廊上很认真地翻看,情绪 也不错。唯他老婆陶圣安不满现状,天天闹着要和杨虎离婚,嫌杨虎待遇(部长级) 虽好,而无职位,年纪大了,解放了,等等理由。杨虎不同意。陶圣安遂一再恳求 我说服杨虎。我和王寄一同志商谈后,由我和杨虎谈谈。我对杨虎说:“解放了, 陶圣安既然不愿和你再做夫妻,年轻女人应该让她去找寻合适的对象,你也该物色 一位贤德的老伴侍候。这样,你俩各得其所。”经我多次劝说,最后杨虎接受了我 的建议,与陶圣安离了婚。离婚证书上,我和王寄一是证人。 陶圣安离婚后居住天津。次年春,王寄一来上海告诉我,陶圣安又再三要和杨 虎复婚,杨虎正有人介绍某人快要成功了,现在看来陶圣安会占上风。我听而吃惊, 我和王寄一认为:天津过去称小上海,同样是五花八门。很可能是陶圣安和坏人勾 结在一起了。她拼命要和杨虎离婚,时间仅一年多又要复婚,不是好事。我为挽救 杨虎起见,立刻提笔写信说:“……陶圣安再三要求离婚,时间不久,又要求复婚, 其中必有阴谋,千万勿上当。中共中央认为你对革命、解放上海有过贡献,不追旧 恶,待遇颇高,千万不要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盼多学习,思想要跟形势走。”我 晓以得失、利害。此信是王寄一回京亲自送去的。但杨虎始终未回只字,终于和陶 圣安复了婚。 三、杨虎自投罗网 1955年开展肃反运动。6月底,我从青岛疗养院出来,到北京探亲,住北京东城 东总布胡同十九号国璋女儿家。我到的次日(7月2日)吴克坚同志(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一副秘书长)来国璋处,态度冷静的对我说:“你来得正好,由你出面请杨虎 夫妇吃饭。”我说:“你怎么不自己出面请呢?”“去过三次电话,他不去。”我 察觉吴克坚神色异常。吴克坚是领导干部,在解放战争中,他曾一度领导杨虎工作 过,为何三请杨虎都不去。联想到杨虎和陶圣安复婚事。我问吴克坚是否杨虎出事 了,吴克坚说原想和他好好谈谈未成。于是吴克坚想了一个办法,叫我做。他有事 急忙走了。次日开始,我按照吴克坚指示办了。即在5日请杨虎夫妇在颐和园吃午饭, 大家一起谈谈,但杨虎未到。当天晚饭后,正是倾盆大雨,一位蒙面黑衣人突然进 门,把我吓了一跳。正要问:“你是什么人?”他站在门内,把雨衣脱去说:“吴 秘书长叫我来,请您明天到他家去有话说。”次日午饭后我去吴家。吴克坚告诉我: “杨虎被捕了。”后知,杨虎被捕原因:夫妇俩复婚后就进行叛变活动。陶圣安和 杨虎离婚后,在天津勾结特务作杨虎工作,搞反革命活动。陶在天津和日伪时任北 京市长大汉奸潘毓桂之子潘铁铧医生夫妇,交往密切。潘医生的老婆是日本人。杨 虎借她回日本探亲的机会,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托她带出国。她到深圳受检查时, 因害怕交出了信。经调查属实,而且杨虎家藏有武器。吴克坚原想请他吃饭时,开 导说服他,哪知三请不去。 杨虎被捕后,不久患胃病,政府特别优待他,转送医院治疗,后在医院病故。 在杨虎住院治病时期,范绍曾(解放前是四川军长,解放后任郑州体委副主任) 曾来家告诉我:“我去医院看过杨大哥两次,劝他写份检讨就完事。他怎么也不肯。” 我说:“我曾诚恳地写了一封信,劝杨虎千万不要和陶圣安复婚上当。吴克坚又三 次约他吃饭想挽救他,判刑后安排他住院,你又去医院两次劝他。这些,党和政府 对他已仁至义尽。” 四、迁居北京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过去有几个朝代在北京建都,现在是全国人民的 政治文化中心,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土向往的地方。过去我到过北京, 当时所见印象最深的是人烟稀少,尘灰满城,晴天脚下地便一阵烟土,雨天则满鞋 是泥浆。真是无风三尺土、微雨一街泥。妇女们上街必须用纱巾盖面,小胡同多如 牛毛数不清,因而交通工具只有能坐一人的、狭窄的小三轮车才能通过。居民住房, 除东交民巷有外国人盖的洋房外,整个城内几乎都是矮的、小的、旧的、破烂不堪 的平房。甚至商店门面房亦复如此。北京城的今昔相比天渊之别。所以,现在我爱 北京。因想到我离沪后,对所担任的职位无甚妨碍,且子女又都陆续由沪转来北京 工作。迁居北京,对工作生活能相互照顾,遂于1960年底,我由沪迁往北京。我到 北京站时,全国政协特派联络处赵公勤同志来接我到金鱼胡同和平宾馆住下(当时 无合适的住房、暂住这里)。记得小赵为我拿行李,他进房靠里面床沿坐下,累得 说不出话,直喘气。那时,赵同志还是一位亲切活泼的小伙子,光阴似箭转瞬间他 已退休,我则耄耋老人矣! 五、上海招商局陈天骏先生 1961年春的一天,见天气晴朗正想出外散步。不料原上海招商局船长陈天骏 (号肃亮)先生突然进门。他放下拐杖坐下,满面愁容,并不寒暄,直截了当地说: “董大姐,我有件事想了好几天,只有求您帮助。”暗想:他原在上海是锦江座上 客、知名人士,可是我和他素无私人交情,何以来求我?我问:“陈先生您家住在 何处?”“住东华门孔德东巷六号,几间小平房里。”“您有什么困难事?请说吧!” 他说:“我在交通部远洋局任总工程师,月薪二百八十元。1957年鸣放时,我说错 了话,被划为右派,下放街道了。从此,一文不入,生活发生困难。一家老小八九 口人,最小的女儿只八岁,全靠长子每晨去街户人家送牛奶,与我爱人每天去皮鞋 摊上修鞋,月入十八元补贴开支。爱人双手经常磨出血,带着血迹回来,这样的生 活已过了三年多。现在可卖的都变卖了,仅靠母子二人这点收入,怎能过活呢?已 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地步。闻您到京,特来求您。”我说:“您是上海招商局 的船长,航海界有名望的人,解放后,怎么会到交通部工作的呢?”他说:“说来 话长,我在香港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斗争,于1950年11月,从香港将招 商局的十三艘轮船和船员起义回来后,被分配在交通部远洋局工作的。报刊有登载、 周总理有书面表扬。因此派任此职。”我问:1957年呜放时,你说了什么呢?” “我说原在香港时候讲好的待遇,如子女读书、居住、工资等都未兑现。”“右派 是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每月应有三十元生活费,你有吗?”我问。 “从未给过。”听完他的一番话,觉得如此有功之人这样对待,有损统战政策。我 俩彼此沉默片刻。我说:“陈先生,您的问题,首先要摘掉右派帽子。但是您的关 系已落到居民委员会了,比较困难。”当时,我边做他的思想工作,边劝他勤劳街 道工作,改造自己,按毛主席讲的——做有劳动观念的知识分子。同时告诉他在街 道上应做些什么。如每天清晨扫街,主动地按办公时间到居委会帮助她们做些文书 工作。叫你做什么,就做。只要勤劳,群众眼睛是雪亮的。我想这样,一年之后居 委会会给你摘帽的。那时,请您将十三艘船起义的所有证件和周总理的表扬照片统 统带来。我代您向上反映。”我们谈了多时,并提醒他保重身体。他说:“我一定 接受您的建议。”他含笑地走了。 一年后,他来我家里,异常高兴地说:“董大姐,按您的劝导,我回去后都照 做了,每天清晨扫街道,每天去居委会协助她们搞文书工作等等。因为接受了您的 启发,想通了,反而越做越高兴,因此人们对我的印象不错,右派帽子在前天宣布 摘掉了。现在,我把起义的一切证件都带来了。”当时我也很兴奋。我立刻向中央 统战部如实地做了反映,统战部工作认真迅速,只两周就恢复了他的原职,工资定 为二百一十元,比前少七十元。但他也很满意。全家如鱼得水,对党不胜感激!我 们两家从此也做了好朋友。 陈天骏先生恢复工作后,在他兴高采烈继续工作的岁月里,曾写过和翻译过有 关航海的资料,并翻译了《航海大辞典》。 附述:我顺便介绍一点陈天骏的简况:陈天骏先生原籍浙江省海盐县人,身材 不高,经常手持拐杖,神采奕奕,走路颇似英国绅士派。出身不富,靠自己发奋图 强。为人和蔼,秉性坚而仁,早期毕业于上海吴油商船专科学校。中英文程度极高, 又是位书法家,无论篆、隶、楷、行书都写得极好。他在航海界有一定名望。国民 党政府时期,他曾任驻墨西哥领事。后来对国民党政府不满,加入了农工民主党。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担任上海商船驾驶员总会秘书长。他发动驾驶人员同当局多 次斗争。因他的言行惹怒了上海警察局特务毛森。毛森要对他下毒手。经招商局船 务处长黄慕宗,总船长马家骏的帮助,和总经理徐学禹的批准,将他调往香港招商 局。陈天骏脱险到港后,和中国共产党连贯、吴获舟等取得了联系,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他和香港招商局副经理杨先生、船员、员工一起秘密地活动,并和台北 招商局巧妙地周旋,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将十三艘招商局轮船聚集香港,台北当局 虽察觉已无可奈何。此后,又经他带动几次斗争,于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局船 员和十三艘停泊在香港的招商局轮船,同时升起了五星红旗。此后,他又带领船员 经过十个月的斗争,十三艘轮船终于驶到上海黄浦港。 陈天骏先生在北京交通部远洋局恢复工作后,在十年浩劫中被抄家、批斗,含 冤得病而离开了人世。右派问题,于1978年予以彻底平反了。他的家属子女分居上 海、北京、香港、台湾等地。 六、上海商务印书馆黄警顽先生 黄警顽先生是浙江人。解放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社会人士称他是商务 印书馆的交际博士。秉性善良、热心助人,是一位爱国进步人士,曾在革命中出过 力。他认识新加坡的华侨颇多。他是锦江座上客。 1930年,庄希泉托他介绍我去南洋教书。因我创办群益纱管厂而未去成。我迁 居北京后,有天早晨在景山公园遥见他衣衫褴楼在做运动。我走近和他握手问好, 他见我异常高兴,并告诉我住在东四本司胡同十三号东屋(好像这号)。因在公众 场所不便多谈,次日我去探望他时,适逢他外出,我进屋观察见约五平方米一间小 屋,除小床外有一张小桌,书架是用砖块砌成的,真是赤贫如洗。我出屋问邻居, 黄同志哪里去了?邻居回答:“黄同志每天清早就去图书馆,晚上回来。冬天因无 钱买煤,白天就去图书馆过冬,一直如此。”之后,我将他的情况,告诉了他的老 友庄希泉。庄希泉和我请他在王府井大街革华楼吃午饭。他吃饭速度特快。饭问他 告诉:“解放后,来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反右时戴上了帽子。从此,一直无 收入。”我说:“应有三十元生活补助。”他说:“没有。”饭后庄希泉给我钱, 我俩合买了两套蓝布衣裤。次日他来我家,我把新衣和人民币十二元送给他时,他 动作快捷地把衣服和钱包好,一言不语地和我握手微笑、高兴地拿走了。 事后,我和庄希泉老商量,如何进一步帮助他向上面反映。庄希泉老说:“右 派帽子未摘掉之前,不便反映。”我见他生活无着,实在可怜,我忍不住,便向中 央统战部详细地反映了有关他在解放前后的情况。统战部先是给他三十元生活费, 继后摘帽平反,给他换房。接着他回沪与夫人、孩子团聚。上海统战部又安排了他 们适当的生活费用,并分配了一套单元房子。 黄警顽先生业已去世,他的孩子分散在上海、北京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