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一、运动前夕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 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的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6月4 日的《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我连日看到这些内容异常 激烈的社论,感到一场运动已经发动了。我虽然不了解这次运动的性质、目的、作 用,但不管怎样,读过这几篇文章可以粗浅地体会到,这次运动来势汹汹,与过去 的运动大大不同。建国以后,已开展了多次政治运动,如果是为了教育人民,历次 的政治运动已经做了不少,取得了很大成绩。正如1950年6月 29日周恩来总理在 《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一文中提到的:“三年来,由于我们进行了抗美 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在国内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的势力基本肃清了。”是的,在建国初期开展这三大运动,巩固了新生的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1951年底到1952年中还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 1953年在教育界搞了全国性的院校调整,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改造。 1954年反对胡风分子。 1955年开展了全国性的肃反运动。 1957年开始整党整风,接着开展了反右斗争。 1958年初开展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民主运动。在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导下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 铁、深翻土地等等。不幸地在三面红旗万岁声中迎来了三年自然灾害(七分天灾三 分人祸),出现了城乡人民吃不饱,甚至饿死人的灾难。 1959年工农业生产开始进行调整。 1960年至1962年生产恢复,各条战线有所转机。 1964年在农村进行“四清”运动。 1965年在文艺界批判《海瑞罢官》。 通过上述每年每月每日的运动,对人民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确够深刻了。现在 又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刮起十二级红色风暴,横扫 一切牛鬼蛇神,这是空前的,到底这是什么运动?什么教育?我不能理解。 二、一封上海来信 7月14日我接上海刘忠海(其父即为“锦江”物色名厨师的刘青云)的来信说: “运动开始了,我替您看守的这幢房子,如果群众有意见就麻烦了,怎么办?”我 意识到这次运动不平凡,顿时决定买车票南下,决心把上海复兴西路一四七号三楼 公寓房子退掉,免受批评。于是,按常例打电话给政协总务科,请代购车票。接电 话的人说:“等一等。”过了一会儿,又在电话上回答:“大家要学习,没有人给 你去买。”“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上了。说话态度反常,更使我对这次运动的不 平常有所领会,遂立刻自己买票,17日离京赴沪。 18日到了上海,我去复兴西路一四七号租住处。一进屋,小刘见到我,异常高 兴地说:“老师,你说要来上海已好久好久了,现在真的来了。”但又紧张地告诉 我:“居民群众在讲话了,说‘房子空关着,叫人看守。’意思是老百姓还没有房 住呢!”“群众说的对,我也想到了这点,所以接你信就立刻来上海退房来了。” 我说。 抵沪的次晨,我去武康路一○六弄八号探望陈同生同志,当时他是上海市委统 战部部长,是我的老友,也是领导。我看见他一身病痛,只和他谈了半小时,告诉 了他我来沪退房事,就告辞了。他要去华东医院看病,送我到楼下大门口。平时陈 同生同志细白的脸上常带着笑容,讲一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声音清脆,思路敏捷, 说话风趣,话匣子一开,古今中外就说不完地说。他待人诚恳、和蔼可亲、最关心 人,总是喜笑颜开、满面春风,给人以愉快的感觉。今天见他,除病容外,神态异 常忧郁。为什么呢?我有些担心。啊!谁能料到,这竟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他消 瘦的病容和忧郁的神情,至今犹在眼前。 陈同生和夫人张逸诚俩的生活向来朴素,虽然是上海市统战部部长,所住房却 只是两间一套的公寓,室内布置也极简单。在蒋介石统治时期,他曾被捕入狱达四 年之久。他以不屈不挠的坚强革命意志战胜了敌人。谁知陈同生同志竟惨死于“四 人帮”手里!他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下午,我又去看望了老战友田云樵。第三天上午,就去市委找曹荻秋市长。因 他正急于准备当晚去北京开会,吩咐秘书和我谈。我对秘书说:“从我迁居北京后, 承市委关心我身体不好,来上海住锦江饭店不安静,坚决留下复兴西路一四七号房 子并代我付房租,我很感谢党对我的照顾。但现在运动起来了,群众若提意见于公 于私都不好,希望退掉,换一间给看房人刘忠海四口人住。”秘书同意我的意见, 即指示房管局照我的建议处理。约一个月时间,换到武康路三九八号一大间,给小 刘一家居住;淮海西路一五二八号二楼一间一套的公寓,给我备用。 我在沪换房期间,知道公布了毛主席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以及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会后,百万群众的 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时,接受毛主席的检阅。8月23日起,新华社连续报道首都 和各地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 听到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我感觉到运动已确实 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但是,为什么这样搞,它的目的是什么?依然不明白。 三、上海红卫兵起来了 大概在8月23日,当我从复兴西路准备搬去淮海西路前两天的中午,我正在吃午 饭,妇产科女医生、老友郑素因面红耳赤、颇带酒意地闯进屋来,大声说:“啊呀, 你还在吃饭,你不出外看看,市面上各街道、各商店,连路牌都是一片红色了。还 有人围着男女青年们剪小裤脚、剪长发。”我问:“什么事?”她回答:“谁知道, 你快去外边看看!”我搁下碗筷,急急忙忙梳洗了一下,拿了车钱,下楼叫了一部 双人三轮车,要车夫东、南、西、北地跑了一圈。在回家的路上,确实看见好几处 在剪裤脚、剪头发。就在离家不远的路上,我自己突然也被人群叫停了车,被包围 着。上来一男一女抓着我的脚,气冲冲地叫喊:“你们看,这不是尖头皮鞋吗?” 说着,便勒令我立刻脱下。“这哪里是尖头皮鞋呢?你们仔细看看!”我笑嘻嘻地 对群众说。正在彼此争辩间,另外一个年纪较大些的男子,把检查我的一男一女拉 开,看了我的鞋,说:“不太像。”又冲车夫说了声“走!”就放我走了。这时天 近黄昏,我也不想回家了,直到女友徐淑君夫妇家(我称他俩王公公、王婆婆)。 她家人正在楼梯半腰的窗口挤看外面的热闹,我也挤进去眺望。这窗户对面的马路 就是上海长宁区区委办事处。我们看见群众敲锣打鼓,红旗飘扬,有些人唱着歌, 有的人叫喊口号,队伍整齐地向区委办事处一批批地鱼贯而入。马路上,一群群的 人围观着剪发、剪小裤脚的现场,人越来越多,吵吵嚷嚷,当时大家目瞪口呆,莫 名其妙。但我却凭着纯朴的革命信念,对这种景象产生了一种兴奋,而又带着几分 迷茫的激情。 四、在上海的遭遇 被红卫兵抄家批斗 晚上回来就准备搬家,决定次日迁入新居。忽接国瑛女从 北京打到上海的长途电话,她在电话里颇为激动地说:“妈妈,家里已被红卫兵抄 了,打破、砸烂、烧毁了好些东西,还抢走了一卡车物品,搞得~塌糊涂!”我答 道:“好,很好。这样,今后免得再为保管它们操心了!”国瑛女又说:“妈妈, 你现在不要回来。回来时要把头发剪短!”女儿再三叮咛。次日上午,复兴西路住 房邻居来探望,我把国瑛女在电话里说的和我怎样回答的告诉了她,她惊讶地说我 真乐观。第二天晚上11时左右,我和堂妹董国桢(小名根娣)刚刚入睡,忽然有人 “咚咚”乱敲门,大声叫“开门!开门!”从紧张的声音中听上去不止一人。我和 堂妹急忙起床、穿衣,我俩面面相觑,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我急步前去开门,只见 来势汹汹,进来男女六七个人,除一人年纪较大外,其余看上去都是些初、高中学 生。他们恶狠狠地说:“怎么慢吞吞地不快开门?!”并且齐声说:“我们是红卫 兵,来清四旧。”我看清每人左臂上都扎上一块红布,上写“红卫兵”。那几个青 年红卫兵,手执大木棍,翻橱倒柜,问我:“有无‘四旧’?快说!”“没有。” 我答道。一个拿着大斧头的红卫兵厉声说:“这不是‘四旧’嘛!”顿时将一把精 致的、全部雕花的乌木靠椅砸成几块(这把椅子工艺精美、古雅,足以进博物馆展 出)。还有些人,从壁橱内拿出徐淑君、王震表夫妇俩托我带回北京给他大儿子王 培德保存的几幅有名国画和王家的两本家人照相本,连同我的几幅名贵国画及衣物 用品。这一下,他们立刻勒令我和堂妹低头,不许动,责问我“你说没有‘四旧’, 这些是什么?”要我把照相本上的人逐一说明是谁?是何关系?以及几张画的来源。 堂妹机灵诡清,这时候她反而指责我:“你说没有‘四旧’,不老实。”这一来, 红卫兵便叫她“走”!把她放了。转身又继续逼我交待。我不愿连累物主双老,就 回答说:“画是家藏,照相本上的人都是家人和亲友。”红卫兵继续盘问,我也顺 势给他们胡乱解说一通。正在这时候,有人突然翻出一本书,随即捶打我的肩膀, 大声骂道:“你从北京来上海,不带《毛主席语录》,却带这本反动的《燕山夜话》, 居心何在?快说!”他们如获至宝似的,纠缠不休起来。我辩解道:“这本书在北 京,是当作反面教材用的,北京新华书店排队挤买,我未买到,来上海临行前朋友 送给我路上翻看批判学习,没有别的意思。”“你胡说,不坦白!”红卫兵一窝蜂 似地叫嚷起来。“要坦白交待,坦白交待!”又有人叫:“后果要你自己负责!” 于是一个女红卫兵顺手“嚎、嚎”一下子撕毁了两张国画。准备再撕第三张时候, 那位年龄较大的红卫兵说:“好了,行了,带回去再说,我们还要赶去别处呢!” 大概这人是这批学生中的头头吧,对方很听话,把已经撕破了的画和尚未撕扯的字 画,连同照相本、衣物、杂物用我的红、黑方格子布面提包和同样质料的一口箱子 装好。这时,又有一个穿着便装的人,态度较好,翻着手中的地址本,把本内的姓 名逐一向我追问。忽然又有人插问一句:“你这次到上海来干什么?”帮腔人同样 又问了一遍,并说:“我们已去过复兴西路,你的房子里什么都没有!东西到哪里 去了?”我回答道:“不是告诉过你们吗,我已搬去北京。你们要查‘四旧’,到 我北京家去。我来上海是为退房子的事。”“你真会说,你嘴好凶,复兴西路看房 子的是谁?”“是锦江饭店老职工刘青云的儿子刘忠海。”“你为什么要他看房子 不叫别人?”“他父亲嘱咐我照顾他儿子,我们感情好,像家人一样。”“他现住 何处?”“住武康路三九八号,刚搬进去。”“走!你带我们去!”说着把我押在 他们中间走。一路上连骂带踢,嫌我走慢了。有位女红卫兵把他们叫开,由她督促 我走,小声对我说:“走得快点。” 我们走到刘忠海家,只见门锁着。他们用脚死劲地踢门。小刘的邻居出来说: “他们全家都去岳父家,今晚不会回来了。”这一来,这批年轻人气坏了,有几个 主张把我关进厕所,殊不知厕所门也锁着。问邻居要钥匙,邻居女同志说,钥匙被 值夜班的邻居带走了。气得这批红卫兵大发雷霆,叫我“滚!走!走!”又把我押 回到我的住处,沿途对我又骂又嚷。回到住处时,天已将晓,几个男女红卫兵厉声 说:“为什么你要带本《燕山夜话》?好好写份检讨!写不好,不放你过关,知不 知道?下午再来。”说完,就把我所有的东西全拿走了。 房门离床不到三米,天热,门是半开着,我整夜未睡,写完检讨很累,穿上大 花布做的又宽又长的夏衣躺床上歇口气。 这是中午的时候,一个约十七八岁的男红卫兵走近床边,我未及起床,他把大 木棍一摇一晃,指着我痛骂:“看你这一身,洋不洋,中不中,你们这些资产阶级 反革命分子!检讨写完了吗?”我答:“写完了。”他说一会儿来看,就走了。下 午4点,这些人准时来到,看了检讨,气势更凶。“呸!这是什么检讨?不行,重写! 明早8点来拿,再不行就和你不客气了。”有的插嘴说:“快写!”其他人也都跟着 嚷了一通。红卫兵走了,我正坐下歇气,小刘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了小刘,他门坐 着。接着郑素因医生又是酒喝得脸通红,醉醺醺、气冲冲,进门就急叫:“不得了, 把我房里的红木家具、椅子、台子连床都搬到门口屋檐下了,用什么?今晚睡什么? 你快去给我想想办法。”我和小刘俩面面相觑,无话可说。郑医生见我不表态,她 生气地说:“你不同情我,算了。”转身就走。 次晨8点,还是这批学生,进门就查看我写的检讨,看完,更加严厉苛刻了。 “你这人不老实,不肯坦白交待。”说着一把拖住我,命令“走!”不容我反驳。 跟着他们下了楼。我心想:要把我押到哪里去呢?到底是为什么?殊不知到大门口, 就叫我站在台阶上,面对路人,叫我九十度低头,不许说话。带头的红卫兵似乎唯 恐嗓子不会嘶哑,死劲放声大喊:“革命群众们,你们看,这是锦江饭店大老板, 资本家,反革命!我们叫她检讨,她不坦白交待。她是全国政协委员,现在她要上 北京去,我们把她这案子移交全国政协处理。革命群众同不同意?”马路上行人群 众齐声回答:“同意!”然而,从声音中知道,回答的只是寥寥数人。 我趁带头的红卫兵学生和马路上群众讲话的时候,偷偷地抬头向前窥视,见到 路上行人已经围满,像浪潮般地越来越多。公共汽车、自行车停驶,交通阻塞,行 人拥挤得水泄不通。有些人在嚷,有些人在议论,有些人不做声,张口呆着像看西 洋把戏似的。事后我想:这许多路人的心理一定是很复杂的。 马路上群众回答“同意”后,红卫兵叫我上楼。我回到室内,百思不得其解。 这一天是1966年8月24日。 暂得自由 得到自由的次日起,我连续出外探望为我着急的亲友们。我先去曾 帮助过我家务的孙韵梅处,她见我后很兴奋。我为了不要惊动年老伯事的王公公家 人,请她告诉王公公夫妇,约好同他们在襄阳公园门口见面。次日上午,我在公园 门口等候,见他俩从西面跌跌撞撞走来。王婆婆首先看到我,老远就合掌不停作揖, 我体会到:她在感谢我未向红卫兵说出国画和照相本的物主是她们。白发双老走近 时,王婆婆满面愁容,紧张地说:“啊呀!董先生,真急死人嘞!万分感激你没有 说出东西是我们托你带京去的,否则,也来我家抄查,还得了吗!会把我吓死!” 王公公说:“这些画是明朝文徵明、唐伯虎的真迹,我保存它几十年了。照相本, 尤其是孩子们的一本,孩子从幼时开始,每年每人拍一张贴上,花了一番心血,原 想留给孩子们做纪念的。”两老你一句我一句,神经始终没有松弛下来。 此后,因国瑛嘱咐暂勿回京,我连日上街看大字报,大字报上尽是某某人被斗, 某某人自杀的消息,据说著名京剧演员言慧珠也畏“罪”自杀了……,形形色色的 大字报,几乎贴满了整个上海市主要的街头巷尾。看大字报的人,争先恐后,男女 老少到处都一堆堆注意地看,彼此传着会意的眼神,细微的声音在议论纷纷。我也 去过统战部、市政协,想进去找人谈谈,只见门口人群拥挤,闹哄哄的不知为什么。 看到苗头不对,便转身回来。路上边走边想:这次文化大革命到底是要干些什么呢? 心神不定,决定北返。 北京红卫兵上门了,抄家了。 我买到了9月17日的车票,在临回京的前两天,整 理行李。由于连日的劳累,精神、身体都感觉疲乏,中午躺在床上歇一口气,松弛 一下紧张的神经。为了让空气流通,我的房门半掩着。万万没想到就在这时又出了 新的麻烦,猛然进来一批人,约七八个,听口音是北方的红卫兵。不吵不闹,其中 一人约计三四岁,面对我坐下,态度还和蔼,开口说:“有点事打扰你。”我说: “什么事?请讲!”“你认识章荣初吗?”“认识。”我回答。“你有没有送过钱 给他?”“有,前几天送过三十元。因为我托从前看房子的小刘去探望他,小刘回 报,章家已抄家,现金全抄走了,目前一家几口人连伙食钱都没有。我想他是民族 资产阶级,也是民革的成员,不是反动分子,全家断炊会给党带来不好的影响,所 以送这笔钱去的。”他听后提高了声音说:“你怎么知他不是反动分子?希望你老 实些,把知道他的事情告诉我们。” “你知道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解放前在杨虎家认识了王寄一。1952年由王寄一介绍认识了王裔孝,由王育 孝介绍认识了章荣初的。”我答。 “这两个姓王的是什么人?” “王寄一是农工民主党中委。王寄一为了掩护自己才做杨虎的策反工作,在形 式上做了杨虎的学生。王裔孝是在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时,曾任张治中所属部队的少 将参议。1948年农工民主党要求参加竞选,任国民党南京市政府参议员等职位。当 时学生反饥饿、反压迫、反蒋家王朝时,学生们都住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编、参议 员卢冀野家时候,王裔孝夫妇俩买了二十担大米、四吨煤球,接济他们。1949年国 民党特务毛森逮捕爱国人士时,要抓工寄一,王裔孝夫妇俩以参议身份掩护了王寄 一全家,住在自己家中。1949年还利用他的身份,每天给王寄一、陆大公(吴克坚 领导的)提供在上海国民党警察局的消息。1950年,由刘子文介绍给华东统战部长 桂参林(笔名杜宪),桂部长派王裔孝去香港,担任统战工作。在抗战时期,为了 掩护自己曾一度参加过国民党中统局外围组织,但无行动。为此,在镇压反革命时 被捕入狱,三个多月交保释放。后在街道居委会工作。我知道一些,并看过他的材 料所以晓得。 “1953年第一次选举时,工作队李蓬和我向上海统战部部长陈同生反映了王裔 孝工作的情况。经统战部调查清楚后,给王裔孝每月生活费四十元。他于1956年参 加了民革,为民革成员。有关王裔孝事,上海统战部有档案可查。王裔孝在协助中 共地下党工作时,经济上全靠他的爱人周佩珍(国棉五厂工人)的积蓄全部资助。 她在目前的生活上是有困难的。” 红卫兵又问:“王裔孝为什么要介绍你和章荣初认识呢?” “事情是这样的,王裔孝是直爽热心人,见我在1953年后和国琼、国璋女连同 孩子,一家七口人,生活上经常卖东西贴补开支。有天,他突然对我说:‘你们的 经济情况不好,我认识一人,是湖州人章荣初先生,他是民革成员,在湖州办有丝 厂,还开有大典当铺,很有钱。章先生本性善良豪放,乐于助人,经常施舍。有次 他竟吩咐下属,通知所有典押的人,凭押票取回押物,不收分文。因此,湖州人都 知其名,他也知道你。我若告诉他,说你们的经济困难,他一定慷慨乐助。’过几 天王裔孝果然送来人民币二千元,要我收下,不无小补,以后有钱还他便是。有次 国瑛女需钱,一只手表不易脱手。章荣初知情后就买下了。我去过他家两次,时过 几年,这笔欠债未还,心甚不安。这次来上海,把我最喜欢的一件西伯利亚产品灰 鼠皮大衣带来了。日前,嘱咐刘忠海送给他的夫人,借以了件心事,并吩咐刘绝勿 收款。不几天间他家被抄了。红卫兵未留分文,全家十几口人的伙食顿时停火。我 当即吩咐刘忠海送去人民币三十元。章荣初当时对刘说:‘那天你送灰鼠大衣来时, 我叫你带给董先生一千元,你怎么也不收。不然,现在她可以分给我一些救急,多 么好。’我记得的便是这些。其他事情确实不知道。” 他板脸瞪眼说:“好吧!你不肯说,对你没有好处。”我们再来问你:“听说, 你就要回北京?”我点点头说:“是。”他忽地把两手往腰间一叉,很严肃地命令 道:“不准走,等我们通知你才许走。不许出去,等着!”我说:“车票买好了, 北京有事。”他又把脸一板:“退票。”厉声一句,起身就走。其余的红卫兵也一 窝蜂似地都走了。于是我也就只好老老实实地等红卫兵允许北返的命令。我在室内 踱来踱去苦思,这些红卫兵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总也想不通。 还是那句老话,“既来之,则安之”。我于次日开始安静下来,不外出。一日 三餐均麻烦看守大门的王金喜老大爷,请他清晨外出买菜时带些给我。善心的邻居 刘广桢(后来才知道他的姓名的)亦隔日偷偷地送给食物。终日吃、洗、睡、看报, 倒也够忙的。独自一人也还安静。对外有事找人,亦是刘广桢帮助联系。 有天晚上,丁济南医生来看我,说傅雷夫妇接到红卫兵的信,要向他清算稿费 账。傅雷惊吓过度,决心自杀,问了医生有何良方致命,又不太痛苦的药品。我立 刻请了医生快去劝阻他夫妇俩,告诉他们不要怕,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次日晚上, 丁医生又来告诉我,傅雷夫妇俩在昨晚深夜开煤气自尽了。傅雷是著名的翻译家, 不甘屈辱而死,闻此,不禁黯然神伤。 丁医生再来时,我对他说,红卫兵不让我回北京了。看门人告知,三楼有“眼 睛”监视,要小心。我急忙叫他走。“保重!保重!”他回头看我一眼点点头,快 步下楼走了。我的心情异常难过。第三天表弟李金坤来了,我照样告诉他一遍,并 请他通知其他亲友不要再来。直到1976年因唐山地震,去上海避难时才和丁医生及 其他亲友再次重聚。转眼十年恍如隔世,不胜感慨。 以后,外面不断地锣鼓喧天,不知什么事。我起床到凉台眺望,见彩色公共汽 车驰过,灯光灿烂,青年男女红卫兵伸头车窗外,不停地叫,唱革命歌,喊革命口 号。彩车一辆辆不断来往行驶,一直延续了好几个日夜。 这样不平静而又似乎安闲的生活,度过了好多天,心情烦乱起来。回京的事毫 无消息,等着,等着,一天一天地熬。这样等不行,要想办法。于是我写了一封信, 通过刘广桢同志带给小刘,嘱小刘送交上海统战部部长陈同生。小刘在夜间像小偷 似地溜进屋,轻声告诉我:“信已送到华东医院了,陈部长有病躺在床上,他看完 信没说一句话。旁边有一位,好像是他的秘书吧!看情况,陈部长对此人有顾虑。” (后来明白,当时陈同生也已经被监视了)我又按照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同 志吩咐,让女儿国瑛把我为党工作的情况写了一份材料,向上海市委报告。让他们 明白,我不是反动分子。我照做了,但亦是消息沓然。我束手无策,奈何!只有再 忍耐,等待红卫兵的指示。终日除生活琐事外,就是看报,学习邻居给我的党中央 为文化大革命制定的“十六条”。 外面似乎平静些。我每天都想到凉台眺望,看看外面情况,但又不敢。唯恐亲 友们为我担忧而在马路对面朝窗探望,一旦看见我,定会哭哭啼啼,如给三楼那两 只“眼睛”发现,惹出祸事,非同小可。这样的日子又度过好几天。忽闻外面闹哄 哄的一片嘈杂声,凭窗眺望,是马路左边斜对面,搭了二米多的高台,男、女三四 人低头跪在台上,红卫兵手执皮鞭、木棍边斗边骂这几个人。斗些什么,骂些什么, 一点也听不清楚。有些路人围观,有些则怕惹事上身,迈步快走。我像患神经麻痹 症一样,乖乖地等候红卫兵允许回京的指示。有时还自言自语:“群众革命运动嘛, 就得忍耐些。” 苦闷的日子过了将近一个月,依然音信全无。我内心波动很大,焦急万分。有 一天清晨,看门的王金喜大爷给我带菜来,把菜篮搁下,问我:“董先生,你不是 说已买了回京的票子,怎么这么久还不走,也不出去?”我告诉他要等红卫兵的指 示,才能动身。他问:“哪批红卫兵?”“第二批。”“啊!第二批来的红卫兵是 北方来的,好凶狠!他们和上海的红卫兵意见不一致,早已被赶回北京了。三楼两 只‘眼睛’也已经撤掉,你还等什么?”“原来如此,白等这么久。”我这才恍然 大悟。此时已是10月14日,我就赶紧去成宝处,托她去请王公公夫妇来商谈。彼此 再次见面非常高兴。托成宝帮我买15日火车票北上。买到票后,嘱成宝在常熟路红 玫瑰理发店门口公共汽车站等我,直接送我上火车。我们就这样商妥。回到临时住 所的当晚,小刘得悉情况来看我,并向我痛苦告别。接着二婶母也来了,根梯妹以 为三楼的“眼睛”还在监视,未敢上楼来,站在对面马路上。只是二婶母独自进屋。 我俩都怀着紧张而又悲伤的心情,彼此的话语都是未经思索脱口而出,不知所云。 二婶母慌忙地帮我整理行李,边做边细声地说:“我平常一直说,我死了不愿火葬, 要你给我买口棺木,现在我不要了,随便你们给我怎么安葬都行。我看穿了,有什 么意思!我亲眼看见红卫兵用各种刑具整人啊,几棍子就可打死一个人。人被打死, 无人敢收尸,家属也不敢上前收埋。听说北京还要厉害,打死后,一个个装在卡车 上拖去城外,混成一堆地埋葬了。人死了连猪狗都不如,还要什么棺木呢?所以你 不必替我准备了。”说完叹口气,热泪夺眶而出。当时,我的心情也很复杂,不知 该怎样安慰她老人家。我只说:“别说这些了,给你这些穿用东西,请你快拿走, 回去休息吧。根梯妹在下面久等要着急。后会有期,彼此保重吧!”我情不自尽地 抱住她,紧紧亲吻,眼泪强自咽下,彼此依依惜别。她走后,我心想:倒也好,打 破了对棺木的迷信。二婶母受到刺激后,不久得病,终日无语。1981年夏,逝世于 上海。我实无勇气回忆我和她老人家在沪的别情! 五、仓皇返京 次日拂晓,天色朦胧,好心的邻居刘同志偷偷过来送我。刘同志代我拿些不被 人注意的东西。我俩细声轻步下楼,看门王大爷问我:“你上哪里去?”“去医院 看病。”“这么早?”一要排队挂号的。”我说。他又问刘同志说:“你今天这么 早就去上班了?”“有事要早点去。”刘回答。我们一出大门如鸟出笼,似鱼得水, 我俩加快步伐小跑,到了上海妇女联合会斜对面的公共汽车站,彼此喘了口气。其 实,看门王大爷已告诉我,北京的红卫兵早已回北京,还怕什么!但我们还是心惊 肉跳。深深地谢过刘同志后,我从这里乘车到常熟路红玫瑰理发店等候成宝,等了 一个多小时也不见她到来。正在焦急怕误车点的时候,忽然多年不见的徐静龙(曾 受我搭救过的洗衣店老板的长子)迎面而来。他惊诧地问我:“董先生,你怎么? 这么早一个人在这里,有什么事吗?”“我在等成宝送我去北站回北京。”我说。 他立刻说:“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去。”遂叫好一部双人三轮车。沿路上,他问我 答,把这次在上海遇到的事,简单地向他叙述了一番。他说:“早知道,你住在我 家就没事了。”意思是:他家是工人家庭。 到了北站,也不见成宝。后来知道她听错了。幸好有徐静龙帮忙,否则真无法 上车站。车站人群拥挤、混乱、嘈杂。整个车站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车站和难民 还要乱。未上车头就昏了。我挤在乱七八糟的人群里,坐在别人的行李上,徐静龙 给我买了蛋糕,护我挤人,检票进站,进了车厢。我在窗内,他在站台上,互相挥 手告别。他的一片热忱令我感动。他没有辜负他父亲的遗嘱——不要忘记董先生, 不要忘记在蒋政权面临崩溃、滥发金元券的时期,董先生搭救我们全家的恩情。 车厢内秩序混乱,肮脏,臭味熏人,随便吐痰,屑片废纸丢得满地。好些乘客 低头接耳在偷偷地议论着文化大革命,你一句,我一言,轻声交谈,不知说些什么。 坐在我对面靠窗的一位女青年,突然大声唱起毛主席语录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 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唱了其他 革命歌曲,人们唱起来,我也跟着唱。为什么?自己也不知道,但当时的气氛却使 人感到应该同声和唱,不唱不行。有位解放军走近这位女青年身边,称赞她,认为 她是革命的积极分子,女青年则得意洋洋。广播里也不停播出“颂扬”文化大革命 的歌曲,车厢里乱哄哄,有的乘客睡不好、休息不好,表露出不耐烦的神态,但也 无可奈何。 恩人刘广桢,因在当时形势下彼此的处境无时不在紧张的状态中,故彼此只知 姓名、不知身份。他对我亦复如此。从那天清晨他冒风险送我上公共汽车分手后, 已二十五年,一直不知他在何处?惦念他的康乐?突然于1991年5月前后,好心的绿 衣邮使送来了消息,我收到他的两封来信真是喜出望外。原来他曾在国内搞了四十 年的技术工作,担任工程师,总经理职位。于1989年去美国洛杉矾探望病危的大姐, 大姐病故,被亲友留下,现任美国雀士顿股份有限公司顾问兼中国总代表。他在信 中告诉我有关他的家谱:他的表哥是李赣骚、李赣驹,叔叔叫刘永叶,叔公是刘崇 佑(已故),姑父是李烈钧,舅舅是邹韬奋、舅妈是沈粹镇,曾祖父刘攻芸(是林 则徐的大女婿),祖父是刘瀛,父亲刘含章。据他信中所谈都是曾任过国家要职。 原来刘广桢出于将门之子,致有侠义风格助人为乐。刘广桢对我的冒险义助,我与 家人永铭五中! 我在此亦谢谢叶尚志同志,将我北京的住址告诉了他,使我在二十五年后又能 与这位有着侠义心肠的将门后代取得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