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半步侨”监狱四年 一、押往“半步桥”监狱 1968年12月6日,天色阴沉,令人烦闷。傍晚,狱警队长开11进来,板着脸吩咐 每人把行李整理好。大家愕然,不知何故。彼此你看我,我看你,猜不出将发生什 么事。我心里忐忑不安,打开行李把李蕴借穿的棉背心谢还了她。我的行李最简单, 狱中的被盖和一个小包裹而已。一会儿,狱警队长进来说声“走!”我把行李搭在 肩上和大家一起跟在她后面走出大门,见一大堆人将行李背的背,提的提,抱的抱, 也有好些人把行李搭在背上。我们排着队,埋头开步鱼贯向前走去,经过几条弯曲 的小径,到了一座楼房的大院,院里停了两部大面包车。领队人叫我们把行李放下, 脸对墙站着,不许看院内动静。只听得“快上车,快上车!你们这些人怎么搞的? 快拿着行李上车,上车后坐下,不许说话,不许乱动、乱看。听懂吗?”叽叽喳喳、 乱乱哄哄的声音。12月寒冬,我仅穿着离家时候的薄毛衣、裤、毛线背心、蓝布衬 裤一套,面对墙站着,周身哆嗦,牙齿打战。约一小时多,领队人叫声“转身!把 行李拿好,上车!”车上无灯光,四周用黑布遮盖。我坐在行李上,车厢挤得满满。 大家都像停止了呼吸似的,鸦雀无声,等待时间的过去,静听车子的行驶,任从管 理人员的摆布。忽然车停了,像赶牛似的,有人大喊:“快些下车,快点!”黄昏 过去,天色漆黑,约晚饭时间。下车后,已看不见什么,只觉得是一大旷院,领队 又喊叫:“排好队,拿好行李,不要说话,按次序往前走!”每人提携行李,两旁 有人押着。在无灯光的黑夜里,大家低头默声在黑路里一个接着一个地走着。走不 远,只见百步前面有人影,到我走近时,才知是电筒的光亮。一人大吼一声:“站 住!”另一人出示一大张名单,恶狠狠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快说!”“董竹 君。”我答。他用手指在名单上挨次点看后,用手向左一指,大喊一句:“放行, 过去!”我立刻回想到,当年在上海和大女国琼同去北四川路看苏联电影《伏尔加 河船夫曲》,电影里“贵族”们被俘虏时,挨次受检查的情景。绝未想到这镜头而 今呈现面前,轮到了自己。我当时一阵心酸,难以克制。接着进入楼房办公室,一 个女搜查员,像欠她债似地板着脸叫:“站住!把内外衣裤全脱光!”接着仔细地 翻看行李。搜查完毕便给我一套犯人的黑布棉衣裤,受此人身侮辱已几次了,忍不 住老泪直流,此情此景终生难以忘怀! 犯人们各自急忙向指定的“号子”走去。这个“号子”的床板北京人称为炕床, 连我四人各占一角,夜间正好睡满。次日又添新犯二人,挤得我们只好轮流坐夜。 白天大家面面相觑,各想各的。我则反复思索:“为什么要这样大转移?外面到底 在搞些什么?情况是怎样?为什么逮捕大批干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有无一定的 范畴?或是无边无际?否则,又出现了极左路线。党在历史上犯过极左路线的错误, 曾有过惨痛的教训。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先例,谁也难免不再犯错误。因此,革命的 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我相信前途是光明的!”我彻夜难眠,冥思通宵,随意构成: 失道 经庙原是极高超, 方丈一时失遵道。 木鱼声乱经搁浅, 庙门香火信士少。 牢笼毁尽 碧血丹心染战袍, 红旗永竖万代豪。 坚信大地春会到, 牢笼毁尽有一朝。一九六九年春初 不两天,每到深夜总是听到从大门方向传来阴森森手铐、脚镣“克嘟”,“克 啷”的铁链声。这样接连好几天。我们“号子”里好奇的年轻人,不怕犯规,偷偷 地爬上窗户边看边回头告诉我们说:“隐隐约约是有一个男的被押过来了!”有时 也有女犯。本来大家挤得睡不好,此刻索性都不睡了。彼此轻声细语讨论外面到底 在干什么?为何天天都有新犯进来?刚进来的两个人侧头转身紧张地看一下门上小 洞后,放低嗓门说:“林彪说和苏联要打仗了,他下一个号令就要大迁移。”另外 一人说:“什么大迁移,还不是想趁此机会大抓人吧!”大家听了,叹口气,不知 所从。 次日又偷偷地谈论,但都讲不出什么道理。一个新犯坐在炕板上,两手往膝盖 上一搁,脸上居然露出微笑。有人问道:“你进这里来倒似乎满高兴。”“当然, 你们不知道,在外面二十四小时内,任何时候都有被抓走挨整、挨斗、挨打,不让 你睡觉,逼供信、疲劳轰炸的可能。这里像保险箱,至少没有这些担忧了。”不几 天,这人被调到别的“号子”去了。监狱调动“号子”是常事,怕犯人共同住久了 会合伙做坏事。 二、新“号子”与大演习 这监狱位于陶然亭邻近的半步桥,是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我们关押在东小楼 二层楼房,有暖气设备。进大门不几步便是圆形的大办公厅,厅里贴满了毛主席语 录和标语,家具设备简单,围绕圆厅,有好多条“号子”胡同,胡同内两旁有好几 个牢房。圆形放射状的格局,便于对犯人监督管理。大门对面空地上另盖有八间放 风间,周围砖墙,铁丝网盖顶。 我们的这间“号子”面积约三平方米多,冲铁栅门对面有一扇小窗。离地约半 尺高,有一块板床,紧靠三面墙壁,这板床用途很广,凡生活需要的桌椅等等都能 代替。床前空地约有二尺宽,板床左角,有一只无益铝皮桶当马桶使用。睡时必须 头冲门,嘴露被外,灯不熄,以便巡逻人从门上小洞里监视。每周“放风”一两次, 犯人进入“放风”间后,队长“克嗒!克嗒!”将门锁上。集体放风回来时,队长 便会像赶牛羊一样在后面叫喊:“快走!快!快快!”放风时间是二十分钟。 这里监管比较宽松,生活管理也比较正规。允许犯人彼此说话。伙食也较好些。 早餐玉米粥、咸菜少许,多拿要挨骂,事实上,犯人总是设法尽可能多抓些。午饭、 晚饭窝窝头,每顿顶多两个。一周有三四次细粮吃,一顿一碗粗米饭,或者黑面大 馒头一个。每周有几次小肉了加蔬菜。逢年过节有大肉包两个。拿饭菜、洗碗、倒 马桶,都是犯人自己轮流做。按月一次集体洗澡,每周一次缝缝补补,可以向队长 借用针线,每次最多两根针,早饭后发给,黄昏时收回,犯人为争取时间抢着做, 颇为紧张。允许每月一次填写单子,向家里要衣物用品,但无一次如数收到的。有 时望眼欲穿也收不到。我在狱中五年,由监狱转给家里送来的极其简单的衣物和人 民币二十元。这二十元用来买草纸、肥皂、牙膏……漫长的五年仅花用了二十元, 这是真够节约了!犯人们非常节约,一块肥皂用三个月,一筒牙膏用六个月,草纸 则叠成约一寸半见方大小,因为每次填单要看队长的脸色,经常受气,因而只好这 样省着用。 衣服越破越难补,同号人互相供给零星碎片。曾有两次,姓余的难友送给我的 一件白绸旧背心和自己的一条千疮百孔的内裤,已到收回针线的时间还未补完,我 为此挨过队长责骂。 幼时的一件背心,现在的一件背心,时隔六十余年,春秋有异,感慨不已! 去厕所里倒马桶是几个“号子”的犯人聚集的唯一机会,有一次,一个老犯人 对我们说:“旧公检法自由多了。吃得好,还有电影看,只要有钱,还可请服务员 去外面买水果、罐头、烟卷,什么都可以。现在所谓‘新公检法’,实行的是法西 斯一套。” 我们左邻“号子”有一个女犯,据说因案情严重,隔离审查很久了。每逢过年 过节,总是听她提高嗓子在喊:“向毛主席拜年!拜节!毛主席万岁!”在我们楼 上又有个女犯人,每天唱歌,歌声清亮悠扬。每听到前者的叫喊、后者的歌唱所传 来的令人断肠的音调时,我们“号子”里的人无不泪下!几个月后,再也听不到了。 我们偷偷地问劳动犯人,据说,早就经过太平间出去了。 有时,听到圆厅里队长的惊慌失措的声音,嚷着:“发疯了,发疯了!”有时 听到“完了!完了!没有气了!”有时听到男犯在大哭又大叫,有时听到黑夜里的 脚镣声。这些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我当初还感到心惊肉跳,久则麻木无动于衷了。 1969年12月气候严寒,万木凋零,监牢内外气氛萧瑟。某日,突然又叫收拾行 李走。原来是调换到另一院的一幢大楼。这楼不像东小楼有暖气,房间大,十二人 共住还很宽敞。虽然人多,到底无炉火还是受不住寒冷。白天每个犯人背着棉被, 在左右两张床间的空地上轮流踱来踱去。有一天,深夜2时左右,忽然队长吩咐起床 准备行李。大家唉声叹气,不知又有何不测之事,立刻起床将所有东西收拾好,坐 在床板上,鸦雀无声地等候命令。一会儿,女队长来了。问:“行李收拾好了吗?” “都收拾好了!”同声回答。“那么等着不要乱动!”十二人都静悄悄地在紧张的 情绪下规规矩矩听候下一步的指示。刹那间,听到窗外一次又一次“切切擦擦”快 步的声音,如战争来临的景象,直到拂晓脚步声逐渐消失。队长开门说:“大家睡 下!”谁还能睡觉!后来知道这是一场军事演习,试验我们的警惕性高不高,是否 服从命令。大家议论,瞎猜一阵,有一人插嘴说:“恐怕要打仗了。”另一人说: “难道苏联要和我们开火了吗?所以要试验演习。”在这些日子里,每天叫我们到 没有取暖设备的过道走廊里蹲在地上搓煤球,还要督促我们,看谁做的又多又好。 几天后,我的脚麻,手也肿了。但我还是觉得比坐板床挨冻好。 三、频繁换“号子” 冬去春来,又调回东小楼,这回我被调到十三胡同“号子”,都是不认识的。 一个是未毕业的大学生,她的特点是:刷起牙来至少二十分钟,大家讨厌她挤在马 桶边刷个不停,但她并不在乎。一个是农村公社的年轻人,年纪约有二十三四岁, 身体强壮,长得还不错,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在“号子”里肯揽事做,大家对她印 象满好。因得队长的宠爱,每天被叫去打扫圆厅的卫生。“号子”里人都羡慕她, 每天能出去劳动,活动身体。同时也羡慕她的案情转轻了(一个犯人一旦被队长叫 出去劳动,标志着案情转轻,这是老犯人偷偷地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人年约四五 十岁,据说姓李,满脸横肉,笑对皮笑肉不笑的,两只眼睛总是东张西望,注意 “号子”里每个人的言行。后来知道这人是管理员队长的“特派员”,专门监视犯 人的动作言行,打小报告“立功赎罪”。 我们睡的位置,按规定秩序是:从进门左起,大学生、“特派员”、农村公社 来的年轻人和我。有一天半夜,这年轻人突然把我的棉被揭开,死劲拖我到她的被 窝里,口里叫喊着黄什么名字,两眼睁得老大瞪着我。我从睡梦里醒来,吓得我用 力推她推不开。我趁其他两人上来拼命按住她时,便一步跳下床,急急敲门,叫: “队长!队长!快来!快来!”丁队长来了,一面问什么事,一面急忙开铁门。见 这年轻人赤身裸体站在板床左角冲着大家撒尿,大家按不住她。这里的女队长都经 过训练的,丁队长踩上床板,飞步过去,用手铐“克嗒”一声把她锁上押走了。她 走后,搞得我们拆洗衣被,忙了一阵。大家嘀咕说:“真倒霉,和这样的疯子睡在 一起。”埋怨了半天。队长的“特派员”告诉我们:“她是北京郊区某公社的妇女 干部,满聪明能干。群众对她印象不错,因为她和丈夫的父亲通奸,把婆婆杀死了, 才抓来的。老董(指我)年老发白,她误以为是公公,她喊叫的名字就是公公的名 字。花痴了。”大家恍然大悟。我低头沉思:原来每夜挨着我睡的,是一个现行杀 人犯。唉! 花痴走后,换来一人,也是农村妇女,约四五十岁,瘦长身材,一双小脚,初 看面貌还和蔼,但说话动作,确是妖气十足。我们经受了抓走的年轻花痴的折磨, 对此女则暗里议论,队长的“特派员”又告诉我们:“这也是杀人犯,她有丈夫, 子女各一,姘上一个年轻人,共谋把丈夫杀害了。”“号子”里一个是杀人犯,一 个是队长的奸细,因而,我和大学生俩老是战战兢兢。 有一天,又忽然把我调到同胡同另一个“号子”。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疯子, 整天喊骂林彪和唱解放歌。队长尽管责骂,她根本不理睬,视若无人。她每次被戴 铐(有时是背铐)时,梳头、洗脸、洗衣、吃饭、大小便、扎裤子等等都由我和另 外一人帮助她,这是管理员队长命令的。过了好几天,疯子的背铐解除了,另外一 人也调走了。“号子”里剩下便是我和这疯子二人。我和她各睡左右,面对墙角, 我非常耐心地迁就她,怕她发疯打我。因此,我日夜提心吊胆,寝食不安,幸而过 了一星期我也被调换到同胡同别的“号子”,依然四人共住。又度过了好几个月。 大概是1969年底的一天清晨,圆厅里闹哄哄,一会儿,医生进我们“号子”,叫一 人填写单子,并关照把我们“号子”里的东西和自己的都填上。我拿过单子要填时, 医生说:“你们不用填。”大家心惊肉跳,不知又将发生什么事了。后来知道是大 调动。我们见填单子的人被叫出去后,从窗口偷看到一批一批、一车一车开走了。 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当在厕所里倒马桶时,犯人告诉我们:这些人都调到外省去了。 大家将信将疑,出狱后才晓得这次大调动是按第一号战备命令采取的行动,是林彪 搞的阴谋。 出狱后,才知难友李蕴和大批人被转移到山西临汾县的各监狱,还有调到别处 的。林彪死后,监狱对政治犯的看管放松些,待遇有所改善,有些“号子”的门不 锁上了,犯人可以自由去厕所,但不准互相来往,不准离开“号子”。 四、我的七十岁生日 我又被换到依然是十三胡同另一个“号子”,这是从外边押进来的一般市民, 案件性质同样不允许讲,大家也不愿多嘴。一个青年学生不守狱规,经常受监狱队 长的指责处罚。1970年2月初即阴历正月初五,正是我七十岁的生日。我在这“号子” 里度过了这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正巧,年饭有五六块肉丁的荤菜。“号子”里难 友都举起这碗荤菜为我祝贺生日!此情此景,每逢生日便浮现在我的脑海。 几年的狱中生活,已使我锻炼出头脑“真空”化的能力,培养了平静的心情, 今天饭后盘坐在板床上,却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所有的往事涌上心头,泪水直淌! 更思念国内外两代孩子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我,担心着我的安危,尤其是国 内的孩子们,自顾不暇还要挂念我。我痛苦愁思,度日如年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 我很担心国瑛女、大明儿是否能顶得住这次运动的惊涛骇浪?七岁的外孙女小琪受 到这样的遭遇,她的小心灵将蒙受难以愈合的创伤!新婚后儿媳妇以及亲友们又不 知情况怎样广号子”里的人说:“今天是你满七十的生日,怎么这样难过?平时从 没见过!”这几句话使我猛然转念,对!这是大时代的小悲剧,不论男女老少人人 挨到。这就是严酷的现实、我在这样的情绪下度过七十岁生日。啊!难忘的回忆! 当时饭后回原位坐下沉思,随笔写下如下一首: 狱中生日 辰逢七十古稀年, 身陷囹圄罪何见。 青松不畏寒霜雪, 巍然挺立天地间。 五、学习、劳动、难友情 林彪事件以后,狱里的生活比较正规些。这时候,我在床板前地下,每天总要 原地小跑八百多步锻炼身体。同号人打趣地问。“怎么?跑到天安门了?”我笑而 未答。集体学习开始,每晨起床洗脸、刷牙、早饭后,四人共同背诵“老三篇”、 《毛主席语录》,下午几个“号子”的犯人约二十几人,一起学习,一周三次。因 其中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到也满有趣味。大家叽叽喳喳、热热闹闹地讨论学 习“老三篇”、《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文章,因为水平关系,无一次不是不 欢而散。有时还得被队长臭骂一顿而结束。有次二十几人集合在另一个“号子”里, 叫大家发表感想,我也发了言,大家说我讲得很好,对我起了敬意。此外还有项劳 动任务,也是一周三次,三四十人共同拆洗翻做其他“号子”里犯人的棉袄、棉裤。 这些衣裤又脏又臭还有虱子、血迹,拆时队长发给每人一个口罩,讲究卫生!我接 过手,暗自好笑,什么肮脏污秽的环境都呆过了,还在乎这个?我和大家一样,在 严冬冰冷的水里洗净这些拆下的棉衣、棉裤。见我年岁大了,大家好心劝我不要洗, 我很感动。 我在这具有综合用途的床板上翻做棉衣裤,每到翻铺棉花时,我总是在这板上 跳来爬去团团转,以至腰酸背痛,犯人们都称赞我做得好。我和犯人们还经常外出 扫雪、扫地。 无论劳动、学习,有不少犯人都互相打小报告给队长,互相伤害,企图邀功赎 罪,梦想早出狱门。 我们在厕所里是有限定时间的。同“号子”难友吴世良(著名戏剧艺术家英若 诚的夫人),每晨在厕所里往往过了规定时间,大便还解不出,监狱队长狠狠地催 着回“号子”,她弯着腰捧着肚子哭着回“号子”。我突然想到一个方法,在每晨 起床前仰卧平躺,用右手在肚子右边上端往左下绕一百次,手掌少许用力。她照做 了两次,就便出了,解决她一个苦痛,她非常高兴。难友吴世良是聪明善良的女性, 她还年轻,可惜出狱后于1987年不幸因癌症病故。 有位难友冯亚春,她是好心肠,趁和大家劳动的机会,抬拣垃圾中的彩色碎布、 纸片,用窝窝头做浆糊,做了四十几个不同样式的小盒子,好心地分别送给共同劳 动的犯人。有人打了小报告,说我们“号子”违背规章,搞小动作,做纸盒。凶恶 的队长大发怒,恶狠狠地到“号子”总检查,勒令我们把衣服脱光,连裤衩也要脱 掉,我们件件脱,她们件件搜。搜查毕,大家赤身裸体站在一旁等候指示。我想, 过去在功德林时同号人犯了狱规,大家都被责骂攻守同盟,狱监下令要我们面对墙 壁,罚站一两小时,这次竟如此大搜查。唉!一会儿,狱监突然一声:“穿好衣服 去防空洞等候!”黄昏时回“号子”,我仰望上空,恰是日落鸟啼的景色,泪不自 禁!进“号子”,见被褥、衣物整个被翻查得乱七八糟。何罪之有!该受如此人身 凌辱?惟有忍气吞声,以待光明降临! 我们这“号子”里,犯人除我外,有冯亚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治理论教 育部副教授,已退休)、李永惠、陈宝林。冯亚春性格豪放、直爽、热情、富有朝 气。李永惠是天主教徒、陈宝林相信基督教。她们都是三十来岁人。李、陈二人不 是政治犯,她俩喜欢唠叨。我们四人相处和睦。我在狱中共五年,以后的两年,到 了冬天因衣、裤太薄,腰腿行走更是摇摆。好心的冯亚春先从李永惠那里借来一条 棉裤给我穿上后,又向看守的队长那里要了些棉花,她嫌太少,又在棉花堆里偷了 一大把,用了几个中午休息的时间,把我脱下的薄棉裤絮厚了,给我穿上。为此, 她受了狱监队长的辱骂,但她毫不在乎。此后,又从我的棉被里撕出些棉花,给我 絮了棉背心的后身。冯亚春难友助人为乐极其慈善、诚挚,是位令人尊敬的女性。 她给我以雪中送炭的难友感情,使我铭感五中!祝她健康长寿!李永惠难友不仅借 给我棉裤,且有天,我在“号子”里的便桶上因头昏起不来了,承她给我擦了大便。 她见大便黑色,把她吓了一跳。她扶我上床,说黑色大便不好。我从她的神态上觉 察到;她疑心我快死了,可是我并不害怕。过几天,我照样读书看报。李永惠难友 现不知在何处?我对她这番热诚助人,深深感激永不忘怀!并祝她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