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如今,已过去了40年,我坐在这里回想同主席度过的那个夜晚,我感觉到的是 我内心所有悲伤的声音都寂静无声了。自从我离开养老町那一天起,我一直在担心 我的生活轮子每转动一步会不会碰上又一个障碍。正是不断的忧虑与奋斗,使我的 生活如此生动。我们在逆流奋进的时候,每一个立足点对我们是如此宝贵。 自从主席做了我的老爷之后,生活轻松愉快多了。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一棵树, 终于在一块湿润、肥沃的土壤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从前我从未有过机会想到我会比 别人更幸福。尽管我必须说,只有我长期生活在一个心满意足的环境下,才能回忆 过去,向人承认我从前所有过的多么凄凉的生活。我确信,任何人只有不再经受苦 难折磨时,才能向人坦诚地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 那天下午,主席同我在一力茶馆举行仪式共饮清酒时,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 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拿起三只酒杯中最小的一只酒杯来饮酒 时,让酒从我的舌面上淌下来,有一滴酒淌到了我嘴角。当时我穿着一身有五根羽 毛的黑色和服,从下摆到腿部用金线绣着一条龙,并有红色的边。我见到这滴酒从 我手臂下边滚下来,滚到了黑袍的腿部,最后落在银线绣成的龙的牙齿上。我知道, 许多艺妓都认为当时把酒洒出来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可是,对我来说,洒出这滴酒, 就像是是洒出了我的眼泪,说明了我的一生。它从一个空间跌落下来,无法控制住 自己的命运,沿着丝绸的道路滚下去,恰好停落在龙牙上。我记起我在岚山先生家 中把花瓣抛进加茂河的故事,曾幻想它会找到主席的。现在看起来,似乎这些花瓣 也许真的到达了主席身边。 XXX 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曾有过愚蠢的想法,认为我一旦成了主席的情妇,我 的生活就将完美了。这是一种孩子气的想法,但如今我已是成年人却仍怀有这种希 望。其实我应该懂得,我们有过多少次痛苦的教训,尽管我们可以如愿拔出一只刺 进肉中去的倒钩,但仍会留下一个不能完全愈合的伤痕。伸江永远排除在我的生活 之外了,我不仅为此丧失了友谊,而且到末了把我自己也排除出了祗园。 道理很简单。我应该事先就明白的。一个人赢得了他的朋友早在渴望的东西, 便面临困难的选择:或者是把这件战利品藏起来不让他的朋友见到——如果他能做 到的话——;或者因友情破坏而自责。南瓜同我之间就遇到过这个问题。在我被收 养以后,我们的友谊再也无法恢复。主席同妈妈洽商来做我的老爷费了几个月的时 间,结果同意我不再当艺妓。我当然不是头一个离开祗园的艺妓;除了有些是逃跑 走掉的外,有些是结婚嫁人了;还有些不当艺妓去当茶馆女主人或自己开设艺妓馆 去了。我呢,我多少属于中间状况。主席想把我弄出祗园以便不再见伸江的面,但 当然并不想同我结婚,他已经结婚。也许最完美的解决办法,也是主席提议的办法, 是用让我开茶馆或旅馆的办法把我养起来,当然这些地方伸江是不会去的。但妈妈 不愿我离开艺妓馆,如果我不再是仁田家的成员,她就无法从我同主席的关系中获 得收益了。所以,最后,主席同意每月付给艺妓馆一大笔钱,条件是妈妈同意我不 再做艺妓。我还继续住在艺妓馆里,同以往一样,不过我不再上午去那个小学校, 或者在祗园转悠,出席一些重要场合,当然,更不在晚上陪酒去了。 因为我本来就设想我之所以想当艺妓只为了赢得主席的青睐,因此当我撤离祗 园的时候应该不会有失落感。然而,这些年来,我已同许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不仅艺妓,还有我结识的男人。我并没有因为停止陪酒就被排除在女人圈子以外; 当然,那些为生活在祗园活动的人也很少有自由的社交时间。每当我见到两名艺妓 匆匆奔向另一个宴会,半路上交谈起上一个宴会上发生的事情而开怀大笑的时候, 我仍有几分妒嫉。我不羡慕她们的生活不稳定性,但我的确羡慕她们那种我很熟悉 的期待感——也许今晚上会有些淘气的乐子。 我常常见到真美羽。一个星期内我们总有几次在一道喝茶聊天。考虑到从我幼 时以来她为我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在我同主席的关系上她所起的作用,你当然可以 想象我从心底感到欠了她多大的情。一天在一家店里我偶尔见到一幅绢画,是一件 18世纪的作品,画着一位妇女在教一个年轻女孩子练书法。教师有一张优雅的鸭蛋 脸,用她那慈祥的目光瞧着她的学生,使我立即想到了真美羽。我买下这幅绢画作 为礼物送给了她。真美羽把这幅画挂在她寒伦的公寓里的墙上,那天下午正下着雨, 我正在那里,倾听着外边东王寺大街上交通喧闹声,不禁带着深重的失落感回忆起 她多年前华丽的公寓,在那里倾听到窗外白川溪水湍湍流过岩石的迷人的声音。如 今,祗园对我来说已是一件精致的占董衣料,并有了很大变化。今天,真美羽的单 间公寓里的榻榻米已成了陈茶的棕黄色,屋于里弥漫着楼下药房逸出来的中国草药 味——这么浓烈以致她的和服上有时也带有这股药味。 真美羽挂好了绢画,久久地欣赏着它。她回到桌旁,坐下来,双手捧着正冒热 气的一杯茶,眼睛朝茶里窥视,仿佛想找出几句话来说。我惊奇地见到她双手的肉 腱已开始老化。后来,她带着一丝悲凉的感情说: “多有意思,未来带给我们什么?你一定要小心,小百合,千万不要期望过高。” 我确信她是对的。接下来的几年我生活得相当轻松,因为我一直在想到有一大 伸江会表示宽恕我的。到最后,我不得不放弃向真美羽询问伸江有没有问起过我。 我非常痛苦地见到真美羽叹了日长气,久久地。哀伤地看着我,似乎在说她为我不 谙事理有此奢望而深感遗憾。 XXX 我成了主席的情妇的第二年春天,主席在京都东北角买下一座豪华住宅,给它 取名为:“昌盛真诚胜地”。本意是提供公司职员休闲用的,实际上,主席比任何 人使用都多。我同他每星期都有三四个晚上住在那里,有时甚至更多。在最忙的日 子,他到得很晚,只想躺在热水浴缸里跟我聊天,洗完澡就很快睡着了。大多数日 子是傍晚来,我们吃晚饭的时候瞧着仆人们把庭院里的灯笼点起来。 通常情形是他到了之后先谈谈公司里的事情。也许谈到某种新产品遇到的问题, 或者是一桩交通事故撞翻了一车货,等等。当然,我很高兴地坐在那里听他讲,我 很理解主席讲这些事并不是要我去了解它们,而是把它们从自己的脑子里清除出去, 就像把桶里的水泼干净。所以我并不在那里字字句句地仔细听,而是在听他说话的 声音。时机凑巧的话,我会换一个话题,我们就不至于严肃地谈论业务了,而是其 他事情,譬如他今天上午去公司路上遇上什么事啦,或者谈谈几天前我们一同去看 过的电影,或者我给他讲一个也许从真美羽那里听来的有趣的故事。真美羽有时也 来这里陪伴我们。 我期望这就是我的生活:晚上陪伴主席,白天随便做点什么事。但是,到了19 52年秋天,我陪伴主席去美国,在他已是第二次业务旅行了。上次,他是头年冬天 去的,他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因此获得的印象极深。他说,他这才第一次懂得繁 荣的真正意义。大多数日本人当时每天只用几个小时的电,而美国大城市的灯光是 昼夜通明的。当时,京都新建火车站的土地是混凝土浇灌而不是从前的木板地面, 这已是日本人的骄傲了;而美国火车站是大理石铺砌的。即使是美国小城镇上的电 影院也跟我们的国家大戏院一样宏伟。各处的公共浴室都是干净的。使他最惊讶的 是每个美国家庭都有一台电冰箱,普通工人平均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到一台。在 日本,一名工人需要用15个月的工资才能买到这样一件东西。只有很少数的家庭才 买得起。 主席答克第二次去美国时带我一起去。我独自坐火车到东京,从东京我们一起 坐飞机飞到夏威夷,在那里过了几天回味无穷的日子。主席给我买了一件游泳衣, 这是我第一次拥有的泳装。我穿上它,坐在沙滩上,长发散披在双肩上,同周围的 妇女一样。夏威夷使我联想到奄美,我担心主席也会联想到,但他从未说起。从夏 威夷,我们飞到洛杉矶,最后飞到纽约市。除了在电影里见到的外,我对美国一无 所知。从前我不相信纽约真有那么高大的大楼。直到我住进了沃道夫——阿斯托里 亚旅馆,从窗口望出去,见到周围高山般的建筑群,以及下面平整、清净的街道, 我才感觉到我见到了一个无所不能的新世界。 主席另开了一个房间,在那里谈业务。晚上过我的房间来。我常在夜间醒来, 见他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拉开一点窗帘,眺望下边的花园大街。一次,午夜两点钟, 他拉着我的手,把我从床上拉起来,到窗口去,去看下面大街上一双年轻人的穿着 打扮似乎是从一场化装舞会出来,在街角的路灯下拥抱接吻。 接下来的三年内,我又陪同主席两次到美国。白天他办业务的时候,我同女仆 去参观博物馆,去餐馆吃饭,甚至还看过一场芭蕾舞。纽约有几家日本餐馆,由一 位战前在祗园我很熟悉的大厨在经营。有一天吃午饭,我在他的专用餐室里见到他 正在招待几位日本客人,其中包括日本电话电报公司的副董事长,新任的日本总领 事——他曾任神户的市长,一位东京大学的政治系教授。 XXX 主席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1956年夏天,他安排大女儿出嫁给一个名叫西冈 稳的男子。主席本意想要西冈先生改姓岩丸,成为他的继承人,但到了最后时刻, 西冈先生改了主意,通知主席说他要取消婚约。西冈稔是一个爱冲动的年轻人,但 主席认为他才智过人。有一个多星期,主席非常沮丧,打了仆人们耳光,也打了我, 我们丝毫没有触犯他。我从未见过他这么心烦。 没有人告诉过我为什么西冈稔改变了主意,也用不着告诉我。头年夏天,日本 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的创始人,解除了他儿子的董事长职务,把公司交给一个年轻 得多的青年——他同一名东京艺妓的私生子。这在当时成为重大的丑闻。这类事情 过去在日本也发生过,但名气没有这么大。 现在,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西冈稔,已经打算成为主席的继承人了,忽然听 到一点消息——例如说主席最近己有了个非婚生子——那么,我确信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愿意履行婚约是可以理解的了。大家都知道,主席因无子嗣而烦恼,他深爱他 的两个女儿。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会去宠爱一个非婚生于呢——在他临死前改变主意, 把他亲手建立起来的公司交给这个私生子。至于我是不是真的给主席生了一个儿子…… 即使有此事,我也不愿意多谈到他,因为怕他的身份泄露给公众。如果发生了这样 的事,对谁也没有好处。我认为,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是什么都不说,我想你一 定是很理解的。 XXX 西冈稔变心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决定向主席提一个微妙问题。我们在“昌 盛真诚胜地”饭后坐在走廊上俯瞰着长满苔藓的花园。主席不高兴,一言不发。 “我讲起过‘唐纳—萨马’吧,”我开始说,“我最近有了个最奇妙的想法。” 我瞥了他一眼,没有迹象说明他在听。 “我一直在想着一力茶馆,”我接下去说。“说真的,我开始发现我还真想念 当招待呢。” 主席吃了一口冰淇淋,把匙子扔到了桌面上。 “当然决不会回祗园去工作,这我当然明白。然而,我想,‘唐纳—萨马’……, 纽约市不是有这么个小茶馆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他说,“你毫无理由想离开日本。” “这些日子,日本的商人、政客在纽约露面的,多得像乌龟跳进池塘,”我说, “其中多数人我都认识多年了。当然,离开日本是一个突然的变动。但是,考虑到 ‘唐纳—萨马’将会有更多更多的时间在美国生活……”这是真的,因为他亲口告 诉过我,他有计划要在美国开设一个分公司。 “我没有心情来谈这件事,小阿合,”他说。我以为他本想要再说几句话的, 我接下去说,好像不打算听他讲。 “人家说,一个孩子从两种文化中成长起来,常有不少困难。”我说,“所以, 自然垃啰,如果母亲带她的孩子去美国那样的地方,作为永久居住的地方,会是比 较明智的。” “小百合——” “那就是说,”我接下去说,“一个女人如果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大概永远不 会再带她的孩子回日本去了。” 此刻,主席一定听懂了我的暗示——我离开日本就去掉了西冈稔做他继承人的 唯一障碍了。瞬刻间他现出一个很吃惊的表情。接着,大概他脑子里浮现出我离开 他的景象,他的怒冲冲的情绪像一个鸡蛋被打碎了,从他的眼角里流出一滴眼泪, 他飞快地把它抹掉了。 这一年的八月,我迁居到纽约市,开了一家小茶馆,为日本商人和政府官员服 务。妈妈试图声明我在纽约开设的任何一个企业都属于仁田艺妓馆的分号,被主席 拒绝了。只要我还留在祗园,妈妈对我还有权威;我一走开,联系就断了。主席派 了两名会计师去同妈妈交涉,取回我所应得的每一个日元。 XXX 我不想说,许多年前我住进沃道夫大厦,房门碰上时,我没有感到害怕。好在 纽约是一个迷人的大城市。不用多久,我感觉到住在这里同住在祗园时的感觉一样, 这里已是我的家了。事实上,主席把我安置在纽约,在这里和我共度几个月的时间, 生活在某些方面比在日本更丰富多彩。我的小茶馆设在第五大街一家老俱乐部的二 层,从一开张就相当成功,好几个祗园的艺妓来这里为我工作,甚至真美羽也来过 几次。如今,只有亲近的朋友或老相识来时,我才亲自去接待。我平时过的是另一 种生活。上午,我常常加入到一些作家与艺术家的群体中去学习某些使我感兴趣的 题目——如诗歌、音乐,或学习一个月的纽约市历史。在大多数日子里,我同一位 朋友共进午餐。下午,我跪在梳妆台前进行美容,为某个宴会或聚会做准备——有 时就在我自己的公寓里举行。每当我揭去镜上的织锦缎镜套,总要想起在日本常用 的带牛奶味的白色化妆膏。我很想回去看看,但从另一方面考虑,看到那里的巨大 变化会使自己的心情不平静。有些朋友从京都来,给我带来一些照片,我总觉得祗 园变瘦了,像是一个没人经心管理的花园,结果是萎草遍地。几年前,妈妈死了, 艺妓馆被拆除了,原址建起一座钢筋水泥的建筑,楼下开书店,楼上有两所公寓。 我刚到祗园的时候,有800名艺妓在这个地区工作。现在已不足60名,再加七八 个艺妓学徒。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下降,——当然是因为变化的步伐决不会放慢,甚 至我们已说服我们自己相信如此。主席最后一次来纽约,我们在中央公园长时间地 散步。我们也偶尔谈谈往事,当我们来到一条松树林中的小径,主席突然停步。他 从前常同我讲起他在大阪郊区的老家大街两旁都是松树。我见到他这么情深地看着 松树林,我就明白他在想念老家了。他站在那里,双手按在手杖顶端,眼睛闭了起 来,深深地吮吸着往日的香味。 “有时,”他叹着气,“我觉得我回忆中的事件比我亲身经历的更真切。” 身为一个年轻的妇女,我深信感情必定会随着岁月而淡化,正像一杯酒放在屋 中,会逐渐蒸发干掉。那天下午,主席同我回到了公寓,两人都带着怀旧的心情喝 了不少酒。后来,我感觉到我自己已经排空了我能给主席的东西,如今充满着我从 主席那儿得到的东西。我睡了甜甜的一个党,梦见我又在祗园参加一个酒会,同一 位老人谈话,他对我说,他深深爱过的妻子并没有真正死去,因为他俩共同度过的 好时光始终留在他的心里。他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我喝了一碗味道特别鲜美的清汤。 每一口鲜汤都是一种欢乐。我也开始感觉到我所认识但已死去或离我而去的熟人其 实也并未永远消逝,而是继续活在我心里,正如那位先生的妻子始终活在他心里。 我觉得我好像把他们都喝进了我的身体——姐姐夏子,父亲与母亲,田中先生,伸 江,甚至主席。这碗汤充满我一生所关怀过的人,当我喝完这碗汤时,那位长者所 说的话一下子落进我的心灵。我醒来的时候,热泪流淌到太阳穴。我握住主席的手, 害怕他死去或离开我而去之后,我也活不下去了。他如今已老态龙钟,即使他现已 睡着,我也不禁想到母亲在老家的情形。几个月后,他去世了。我感到,他在享受 高寿的尽头离我而去,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正如树上落下了树叶。 我无法向你说清楚,是什么在决定人的一生。对我来说,我倾入主席的怀抱, 正如石头一定会掉到地上。我跌破嘴唇,遇到田中先生;我母亲死了,我被残酷地 卖掉,……都是流归大海之前的一条山岩间的小溪流。即使今天,他已去了,但仍 活在我丰富的回忆中间。我对你叙述了一遍,我的生活也就此经历了一遍。 每当我穿行在花园大道,周围环境给我的异国情调仍使我惶恐,这是真情。黄 色的计程车徐徐驰过,响着喇叭。妇女们带着手提包,见到一个矮小的日本老太婆 穿着和服站在街角,也显露出好奇的神情。但是,说真的,如果我现在再回到养老 町,是不是也会觉得那里已是一片我未见过的新情景呢?如果不是田中先生把从我 那醉醺醺的老家拉出来,我的一生必定是平平常常、庸庸碌碌的。但如今我已明白, 我们的世界不再是无风无浪,一成不变。不管有什么争斗与胜利,我们都可以挺受 过来,但很快就会散开成为一层薄薄涂料,正像水彩颜料涂到了一张纸上。 作者的话 19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当时我还只是一个14岁的男孩,父亲带我去东京一家 戏院看舞剧表演。至今还有记忆的,只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观众中只有他和我两 个人是西方人;我们从荷兰老家来到东京还只有几个星期,所以我还没有调整好两 种不同文化间的距离,对于刺耳的音乐很不习惯。第二件事是在我奋力学习日语数 月后,高兴地发现我竟可以理解舞剧中的某些对话了。一些年轻的日本女人在台上 舞蹈时,除了色彩鲜艳的和服还留给我一些模糊印象外,别的什么都不记得了。我 怎么也想不到,远在纽约市,远隔几近50年后,其中的一位竟会成了我的朋友,并 向我口述她离奇的回忆录。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常常把各种回忆录看作是历史的素材。但是,一份回忆 录所提供的记录不如回忆录作者所看到的多。回忆录和传记不同,传记作者可以有 他自己的视角,而回忆录作者却不能有自己的视角。人物自传,如果确实是真实历 史的话,就像我们询问一头兔子,让它告诉我们,它在田野草丛里跳来跳去的时候 是怎么想的。这些想法从何而来?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听听有关田野的事,没 有人有较好的条件来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明白,我们所思念的田野,一头兔子是 无暇去观察的。 我这样说,还因为有一位颇有声誉的学者也这么说过。然而,我应当承认,我 的朋友仁田叫。百合的回忆录却迫使我重新考虑这种观点。是的,她向我们隐瞒了 最秘密的一部分生活——兔子眼中的田野,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但是,再也没 有一位艺妓能像小百合那样提供这样一份奇异的生活记录了。她所留下来的这份记 录,远比《日本的璀璨珍宝》一书在有关她的一篇长篇报道以及这些年来多种杂志 有关她的文章所讲的更完整得多、更准确得多,也更动人得多。看来,在这样一个 不寻常的题目上,没有人能完全了解回忆录的作者,甚至回忆录作者本人也不能完 全了解。 小百合享有这么大的名气,大都是靠了机会。别的一些女人也过着和她同样的 生活。著名的艺妓加藤·由希(她深获J·皮尔庞特·摩根”的侄子乔治·摩根的心, 在本世纪头十年中成为他的“被放逐的新娘”)也许在某些方面比小百合的生活更 加不同凡响。但是,只有小百合把自己的家世如此完整地记述下来。很长一个时期, 我认为她这样做,是一种偶然机会。如果她仍留在日本,她的生活会堆积得太满以 至难以整理出一份回忆录。幸而在1956年,环境使她移民到美国。她在美国居住40 年,成为纽约市沃尔多夫大厦的住户,在32层布置了一套华丽的日式房间。她在此 仍过着目迷五色的生活,套房里的常客有日本的艺术家、文化界人士、商界人士— —甚至内阁大臣或一两个黑道人物。1985年经一位朋友介绍我才认识她。作为一个 研究日本的学者,我听说过小百合的名字,虽然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逐渐熟 悉,成了朋友,她向我透露心声越来越多。一天,我问她是否愿意把她的故事公诸 于众。 “好啊,雅各布先生,可以,只要是你来记录。”她回答我。 皮尔庞特·摩根曾在纽约市建立一座私人图书馆纪念其父,1924年起向公众开 放。馆内藏书甚丰,尤以收藏名家手稿著名于世。——译注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合作。小百合明确说她情愿口述而不是亲笔来写她的 回忆录,因为,据她解释说,她最习惯于面对面地谈话,如果屋子里没有听讲的人 她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我同意她的意见,工作共费时18个月。我对小百合的东 京方言倒不在乎,担心的是如何把语言所表达的细微区别准确地移译过来。不过从 一开头我就发现自己已经被迷在她的世界里了。除了极少例外,我们几乎都是在晚 间见面,因为她在这种时候脑子最活跃,这已成为她多年的习惯。通常她愿意在沃 尔多夫大厦的套房内工作,但不时地,我们也常去公园大街一家日本餐馆的雅间, 她是这家餐馆的熟客。谈话一般进行两三个小时。尽管每次谈话都作了录音,但她 的女秘书总是在场用打字机打下她的口述内容,非常认真。不过,小百合从不对着 录音机或秘书讲,她总是对着我讲。她忘记讲到什么地方了,总是我来提醒她。我 感到我是这件事情的基石,如果不是我获得了她的信任,她决不会把自己的一生讲 出来的。今天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看法:小百合选择我做她的听写员,也许是她已等 待很久,等待这名合适的候选人自己跑过来。 有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小百合想讲出她自己的故事?艺妓也许没有作过永保 缄默的正式誓言,但在独特的日本文化中,人们深以为:上午在办公室做些什么事, 晚上关起门来做些什么事,都与他人无关,相互之间都不要去过问,决不能乱打听。 艺妓从来不谈自己有关的经历。就像比她们社会地位低的妓女一样,艺妓也是处在 一种不正常的位置上了解这位或那位社会人士是否也同别人一样,穿裤子的时候, 是一次伸一条腿还是两只脚同时伸进裤腿里去的。也许她们的信誉使这些祖国的花 蝴蝶保持了公众的信任,而在任何情况下,艺妓如果破坏了信誉,也将使自己处于 难以立足的地位。小百合肯讲出她的故事来,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但任何日本 人士对她已无能为力了。她同故国的联系业已割断。也许这点能告诉我们(至少部 分说明)她认为已不受必须再陷于沉默的限制,但仍未说明她为什么作此选择。我 不敢向她提出这个问题,要是她踌躇起来改变主意怎么办?甚至在手稿写成后,我 都不大情愿向她提这个问题。直到她从出版公司收到预付的稿酬之后,我才敢问她: 你为什么想把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 “这些日子不做这件事还有什么事可做呢?”这就是她的回答。 至于她的动机是不是就那么简单,我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虽然小百合渴望把她的传记记录下来,但她坚持几个条件。她只想等她自己以 及她一生中明显涉及到的几位男子死后再出版此书。结果恰好是这几位男子都先她 死去。小百合非常关心不要因为出版此书使人难堪。书中人物的姓名,只要有可能, 我仍用他们的原名并未变动,尽管小百合在口述期间已经将一些人的真实姓名隐去, 换成了假姓名,这在艺妓中间,提及她们的顾客时已习惯如此。书中遇到像“雪花 先生”那样的人物(这个绰号暗示此人有太多的头皮屑),如果读者认为小百合只 是为了寻寻开心,就有可能误解她的真正意图。 我在请求小百合允许我用录音机的时候,我的用意只是怕她的秘书的打字很有 可能出错。在小百合去年去世后,我怀疑自己早先是否还有另一个动机——就是说, 想保存她的声音——这是一种我很少遇到过的富于表情的声音。她习惯于柔声细气 地讲话,就是那种以伺候男人为职业的女人的说话声气。但是,当她想把一个场面 活生生地讲给我听的时候,她的声音使我以为屋里足有六个或八个人在场。至今, 我有时晚间还在书房里放她的录音,我觉得真难以相信她已不在人间。 纽约大学日本历史研究阿诺德·拉索夫讲座教授 雅各布·哈尔休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