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学生领袖 秋高气爽,景色宜人,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秋天,更是一派别致的迷人美景。 湛蓝的天空,有时万里无云,使人感到天是那么的高,离我们那么遥远;有时是朵 朵白云点缀,让你浮想联翩,意境万千。清澈碧绿的湖水,与蓝天交相辉映,不知 是湖水因蓝天而更碧,还是蓝天因湖水而更蓝。远处的山林,一天一身装扮,春夏 期间的郁郁葱葱渐渐褪去,淡淡的黄色悄悄染上枝头,而那淡红、桔红、深红的枫 叶,似乎在一夜之间就使万山红遍,到处是层林尽染的画卷。变化多端的色彩使人 陶醉,遍地金黄的落叶更使人增添了丰收的喜悦。大自然对瑞典太偏爱了。瑞典是 一个多森林的国家,全国4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一半以上被森林所覆盖,除南部的 阔叶林区外,大多是针叶林。瑞典人民将大自然所赐予他们的一切,视如珍宝,不 仅保持了它的完美,不去破坏它的平衡,更用自己的双手增添它的秀丽和清新,谱 写着大自然与人的和谐乐章。这一切当然要归功于瑞典人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他们 为此而付出的代价。 入秋以后,繁忙了近一年的人们,渐渐地放慢了生活的节奏、要逐渐去适应昼 短夜长,令人压抑的漫长的、寒冷的冬季。 每年,在这一时间,也就是冬季即将来临前的深秋,在郊外游玩的人们会听见 远处传来的阵阵枪炮声,在一些地区和路段上也会发现各种醒目的、提醒行人请勿 靠近的标志。对此,大家早就习以为常了,因为这是每年参加军队“复训”的预备 役军人在进行实弹演习,每个符合预备役条件的年轻人、中年人都有这番经历。 帕尔梅从美国归来后不久,就接到了去骑兵团参加复训的通知。 瑞典人口稀少,劳动力缺乏,因而义务兵服兵役时间较短,一般为七个半月到 十个月;但他们复员转入预备役后必须定期参加复训,时间视训练科目不同而有长 有短,大部分人要参加五次18 天至25 天的复训。遇有陆、海、空三军合同演练 时,约需一个月时间,不过这是多年不遇的事。以后会更少,特别是前苏联解体、 东欧形势变化以后。然而打靶练习仍旧要搞的,甚至还可能举行一些连防御、排进 攻之类的小范围战术演习,绝对不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众所周知,瑞典自19 世纪起就逐步形成了“中立”的对外政策,其具体表述是“和平时期不结盟,战时 守中立”。其“中立”外交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的特点,其中之一便是 武装中立,即强调以强大的国防作为中立外交的后盾,建立独立的防务力量。 此时,练兵场上的帕尔梅已是骑兵少尉。这是家庭出身给他带来的荣誉,瑞典 贵族子弟中十有八九是当骑兵军官。 第二年,也就是1949 年,帕尔梅又回到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继续攻读法律专 业。帕尔梅在回忆他的青年时代时,曾对记者说,当他从美国归来,回到瑞典以后, 已不再那么重视学位了,觉得应该干点什么。正是在那一年,帕尔梅开始参加学生 联合会的工作。 1948 年12 月20 日,刚刚被授予少尉军衔不久的帕尔梅,在社会民主党的 《晚报》上,首次发表了阐述其政治见解的文章。文章是为英文版的新版《共产党 宣言》的发表所写的一篇书评。英国著名政治家及工党领导人哈罗德·拉斯基(1893 —1950 年)为新版《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写了前言。帕尔梅在文章中介绍了拉斯 基所写的前言,对《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历史意义作了具体阐述。 年轻的帕尔梅对《共产党宣言》简直佩服之至,说“《宣言》的观点透彻明亮, 对最终胜利充满信心,坚定不移,而且《宣言》的艺术性极高,确是完美无缺的作 品。”与此同时,他又指责共产党人,说他们歪曲了马克思原意:说共产党国家违 背了马克思主义,剥夺了本国老百姓的自由,“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对传统的自由和 权力的必要性产生过任何怀疑。”他认为只有在民主国家里,具体的行动纲领才能 得以实现。言外之意,只有高举自由、民主旗帜的社会民主党,才掌握了马克思主 义的真谛。 也许是由于初出茅庐,知名度不高,帕尔梅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多大注意,至今 仍鲜为人知。但帕尔梅却认为这篇文章是他变成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文字依据。 相比较而言,另一篇文章,即1949 年2 月21 日,帕尔梅在《瑞典日报》上 发表的《战后一代》,却颇有影响,特别是引起了某些关键人物的注意。 《战后一代》是帕尔梅的得意之作,他认为这是他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文章。这 是帕尔梅看完两本书后所写的书评,一本是德国作家乌尔夫根·博彻特的《赤身露 体的人们和捐躯沙场的人们》,另一本是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小说。两本书形成 强烈对比。博彻特的作品充满颓伤情绪,无限悲观:一部分年轻人从战场上活着回 来了,他们是幸存者,但活着回来又有什么意义呢?满目疮痍,全国一片废墟,看 不见前途,看不到出路,生不如死。而梅勒笔下的美国战后一代却完全是另一番情 形,他们踌躇满志,脑子里充满了五颜六色的美丽“理想”,他们以自己是美国人 而自豪,认为未来是他们的;他们关注世界上发生的各种问题,认为解决这些问题 是美国的责任。帕尔梅在书评中写道:”欧洲晕头转向了,不知所措,美国会来主 宰欧洲,并为欧洲文化制定指导路线。美国人质朴可爱,对生活充满希望和追求, 这就是美国希望之所在。”他说:“美国人讲究实际,挥金如土、十分慷慨,十分 自信,生来认为‘世界是我们的,等着我们去安排’。”帕尔梅后来成为职业政治 家后,不知是他发现自己当初的结论错了,还是觉得美国变得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了, 他大失所望,有时不得不批评美国的政策,特别是侵越战争。历史学家斯蒂格·海 德纽斯跟帕尔梅是同龄人,跟帕尔梅多次促膝夜谈,对他的首相非常了解。他说: “帕尔梅失望极了。他把道德看得很重。他年轻时在美国身上看到的崇高理想已荡 然无存,他觉得美国违背了这些理想。”帕尔梅这篇断定美国将取代德国地位,主 宰欧洲和世界的文章引起多方注意。瑞典全国学生联合会国际部主席韦尔海尔姆· 佩普勒对帕尔梅的高见深表欣赏,便请帕尔梅来学联国际部工作。帕尔梅接受邀请, 担任佩普勒的副手,并很快作为瑞典、美国、英国学生代表团的一员,应盟国占领 军邀请,访问联邦德国,调查战后联邦德国学生状况。代表团中的英国学生代表只 把访问当作公费旅行,只图玩个痛快。他们发现帕尔梅过于认真,而且他精力充沛, 搞起调查来兢兢业业,又不免为有这样的伙伴而高兴:总得有人干点实事,否则回 去无法交差。 同年(1949 年)春天,帕尔梅又去布拉格参加世界学生大会,实地考察捷克 斯洛代克青年学生的状况。 当时,世界已分成东西方两个阵营。其一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 的是建立美国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另一个则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它的基本 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残余势力。被丘吉尔称为“铁幕”的 这一边,便是苏联及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 帕尔梅这次到“铁幕”后面来搞实地考察,是有政治任务的:与捷克斯洛伐克 学生广泛接触,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鼓励他们的自由主义倾 向。当他从捷克斯洛伐克返回瑞典后,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布拉格的示威 》的文章,大肆攻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说这个共产党政权剥夺了公民个人自由。 “需要创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使共产党国家内部产生一种抵抗力量。这股力量只 能是隐蔽的然而又是非常积极的,足能与那个完全取消个性的集体的力量相抗衡。 不能着眼于物质,而应重视意识形态的选择上的抵抗力量。”看来,帕尔梅是懂得 “攻心为上”的道理的。 帕尔梅在这次考察期间又有一次艳遇,不过这不只是男女苟欢,而与政治活动 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帕尔梅这次到“铁幕”后面来考察,果然发现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其中有 一个美丽的姑娘,叫杰丽娜·雷尼诺娃。苏联和东欧国家姑娘一般都很漂亮,非瑞 典姑娘可比。而杰丽娜·雷尼诺娃又是校花,非一般捷克斯洛代克姑娘能比。帕尔 梅被她的美貌倾倒,而她非常向往西方,两人各有所求,一拍即合。那时,捷克斯 洛伐克人要去西方非常困难,必须有正当的理由,才能向政府提出申请移民。于是 帕尔梅和杰丽娜·雷尼诺娃宣布结为夫妇。 帕尔梅会议结束返回瑞典后,又和雷尼诺娃情书不断,说了无数海誓山盟,和 使陷入情网的年轻女孩想得死去活来的甜言蜜语。两人终于在1949 年圣诞节前夕 (12 月21 日)在布拉格举行婚礼。婚礼完毕,帕尔梅便偕杰丽娜·雷尼诺娃离 开布拉格回国,因为几天后(1950 年1 月1 日起)捷克斯洛伐克将修改移民政策, 对要去西方的公民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杰丽娜·雷尼诺娃那时恐怕就插翅难飞了。 帕尔梅在这方面可谓起了带头作用。自50 年代起,西方国家常常通过婚姻关 系,将他们所需要的人从前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移居到国外。世界变化也真 快,如今瑞典和西方国家却要严格限制俄国和东欧的移民流入。 即使两人已经结婚,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审查婚姻的真假! 帕尔梅将“妻子”杰丽娜·雷尼诺娃带回斯德哥尔摩,但没有带她回家见婆婆, 也没有像丈夫一样和她在一起生活,而是将杰丽娜·雷尼诺娃安置在另一住所,两 年后(1952 年)两人正式办理离婚手续。此事帕尔梅一直守口如瓶, 20 年后才 予透露。杰丽娜后来再婚,至今仍住在斯德哥尔摩。 在瑞典,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逐年在增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像杰丽娜那样“嫁” 到瑞典的,他们和瑞典人生活、工作在一起,享受着瑞典公民的一切权利。在瑞典 生活下去不难,但是,你如果要使自己完全融合到这个民族中去,却不是很容易的。 一位祖籍是波兰的女性文学家,在介绍自己的经历时,曾说过一句引人深思的话。 她从孩提时代就来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后来随丈夫定居在瑞典。她在事业上获得 了成功,并小有名气,她早已把自己当作了瑞典人。但是,若干年以后,她发现 “在瑞典人眼里,我永远是个外国人”。许多移民也有相似的感觉,这就是瑞典与 美国的不同之处。 从《战后一代》和《布拉格的示威》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帕尔梅当时的观 点是亲美的,是理想主义的,对共产党国家则是敌视的。 1950 年春天,帕尔梅当选为瑞典全国学生联合会国际部副主席。在1949年至 1950 年间,帕尔梅曾多次出席世界学生大会或参加有关的活动。在1950年8 月 “国际学生联合会”召开的布拉格国际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以瑞典学联观察员 身份出席大会的帕尔梅,与大会组织者发生了冲突。 会前,瑞典全国学生联合会曾就是否派观察员出席会议一事,发生了分歧。一 部分人认为,国际学生联合会已被莫斯科所控制,他们不想被别人所利用,主张对 于国际学生联合会的邀请信不予理睬。一部分人认为,各国学联之间应该建立广泛 的联系,增进学生之间的了解和友谊,通过各种交流计划和人员的交流来达到此目 的,保卫学生的基本权力,把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抛在一边。有人主张 能否通过搞走廊政治,另外组织一个国际学生组织。在双方各执己见的情况下,帕 尔梅没有表态,认为应再观察一下后作决定。但是在加强各国学生联合会的联系方 面,帕尔梅较为关注,他倾向于不能建立一个和国际学生联合会唱对台戏的组织, 这样会在国际学生联合会中造成一种分裂。最后,瑞典学生联合会还是决定派遣观 察员出席大会。 帕尔梅参加国际学联代表大会后回到瑞典,在给瑞典全国学生联合会写的一份 报告中,说他对共产党国家控制大会的做法极为不满,对会场的布置感到极不舒服, “到处是呼吁和平及其他口号的各种标语”,“一个战士刚从朝鲜战场上来,穿了 整齐的军装,挥舞步枪在大会上做报告,内容充满敌意,可怕极了,”帕尔梅写道。 “报告结束后,紧接着是一阵狂嚣:‘打倒侵略朝鲜的美国佬!’”帕尔梅并说大 会发言结束后,他和其他同情社会民主党的学生遭到围攻,“我们成了大会攻击的 目标,共产党国家学生代表将愤怒全部发泄在我们身上,时间长达30 分钟。我们 一共十八个人,有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斯堪的那维亚人和来自英联邦国家的学生, 我们围着桌子坐下,组成了一道民主壁垒,”帕尔梅的报告说。“大会将矛头指向 我们,担任大会主席的俄国人带领六百人将我们团团围住,又喊又叫,吹口哨。他 们高呼斯大林的名字,管我们叫法西斯,希特勒的走狗,地球上的渣滓,并且喊道 :‘法西斯已露出他们狰狞面目!’”帕尔梅想不通:“我们怎么成了法西斯呢? 和平事业需要团结每一个人,不管他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难道保护和平就是打 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吗?”布拉格国际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之后,瑞典、丹麦和 挪威等国的学生联合会,邀请了一批西方国家的学生组织,于1950 年12 月在斯 德哥尔摩召开了一次会议,交流了相互的看法,研究了今后的行动纲领。1952 年, 帕尔梅参与了创建“各国学生联合会协调秘书处”的工作,并当选为该组织执行委 员会主席。但是该组织寿命不长,因为该组织被揭露出,其活动经费中有一部分是 来自CIA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不久便垮台了。 1951 年,帕尔梅完成了其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业,获得了法律学士的学位。 此时,又到了帕尔梅开始考虑自己人生的下一步该迈向何处的时候了。 他想找份工作,倾向当一名律师,并急切地向兄长和朋友请教律师生活是否五 彩缤纷,富于挑战性;他又想搞外交,又想研究国际法;……结果是每项工作都很 有吸引力,搅得他心神不定。帕尔梅一时难以作出决断,他不想匆匆忙忙地选择一 项他以后可能后悔的职业,故且暂时搁下,待考虑成熟时再作决定。于是,帕尔梅 又在求学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征程。 1951 年12 月,帕尔梅当选为瑞典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在担当此重任期间, 帕尔梅充分发挥了他在学生社会工作方面的能力。尽管在大学学习期间,他从未从 事过基层的学生工作,但是他善于学习,并亲自参加和领导各项活动,如要求增加 学生社会资助的活动等,赢得了人们的爱戴,特别是他的直率性格和幽默的谈吐, 更增加了人们对他的好感。 布里特·海姆对担任学联主席时候的帕尔梅仍记忆犹新,因为帕尔梅的特点太 突出了。布里特·海姆那时是学联秘书,与帕尔梅接触较多。她回忆说,“帕尔梅 聪敏过人,然而干活笨拙无比,贴张邮票都不会。他很讨人喜欢,但每天早晨上班 很不准时。他经常出差,但自己不会收拾行李。这些事都是我来帮他……同时还要 替他检查一下鞋子是否带了,有无其他东西遗忘了。”学生会其他几位领导人也有 同感。他们说,学生会的经常性工作之一,就是外发宣传品和材料。材料要印刷、 装订,然后贴邮票、送邮局,这些事需要大家动手,可帕尔梅从不参加。他从小过 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动手能力很差。也许他不帮忙倒是好事,否则他会 越帮越忙的。 帕尔梅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就读期间,曾以预备役少尉军官身份临时受聘于瑞军 总参谋部情报部,奉命整编西德共产主义运动的专题报告。帕尔梅年轻时曾三次接 触情报工作,这是第一次。 据说,帕尔梅因明显地表现出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早就被瑞典秘密警察 机构SAPO 看中,他们找他为SAPO 工作,搜集和报告大学里共产党人的活动情况, 但是据说帕尔梅拒绝了。 而整编西德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告则与此不同。情报工作主要分搜集和分析整理、 编写两大类。帕尔梅的工作是根据各方面提供的材料和情报,对联邦德国的情况进 行分析并提出看法。帕尔梅对共产党素无好感,当时东德已归属苏联的势力范围, 西德如出个差错,瑞典将直接受到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威胁,后果不堪设想。如何铲 除联邦德国的共产主义势力,同时使这一行动在西方民主、自由的口号下进行,这 是有一定难度的。手段服从目的。民主德国经战争破坏,全国一片瓦砾,人民生活 极端贫困,苏联又雪上加霜,将工厂剩下的机器、设备拆卸,运往苏联,科学家、 工程师等几乎全部掠走,民主德国经济的恢复肯定艰苦而漫长。而联邦德国在美国 马歇尔计划援助下,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很快恢复生产,废墟上渐渐盖 起新的房子。共产主义是很难在富裕的土地上成长的,联邦德国必将成为阻止共产 主义西进的一道屏障。 尽管这份报告并没有得到上司的赏识,但帕尔梅在瑞军总参谋部情报部,有了 这么一段经历。1952 年,帕尔梅得到了一笔去法国学习语言的奖学金,遂动身去 了巴黎。在巴黎期间,他又担任了瑞军驻法国大使馆武官的助手。 武官是军队派驻国外的外交代表,是高级外交官。他在两军交往方面负责与驻 在国军方的联络工作,但日常主要工作是搜集情报,是“公开的特务”。 帕尔梅懂得法文,在总参谋部搞过情报整理工作,政治上可靠,陆军武官觉得 聘雇他是个明智的选择。 作为助手,帕尔梅的主要任务是从报刊杂志等公开材料中搜集情报。公开材料 是最主要、最大量的情报来源,过去美国中央情报局70~90%的情报来自公开材料。 二次大战前美国有位作家兼记者在报上将纳粹德国军队的布署公诸于众,使德国大 本营大惊失色。希特勒火冒三丈,如此严重泄密行为岂能容忍,令盖世太保将这位 作家捉来审问,誓要挖出暗藏的间谍网。美国作家被捕后,申辩说他完全是凭一把 剪刀、一支笔,一点一滴地将德国报章杂志上透露的某军某师驻地、主官姓名等材 料积累起来,整理成文的。他并出示他积累的大量剪报材料作为证据,不容希特勒 不信。在这方面,帕尔梅的才能是绰绰有余的。 第三次与情报工作接触,则是1953 年秋天。当帕尔梅完成了他的“亚洲之旅”, 回到瑞典以后,他没有选择律师的职业,也没有进外交部,而是再次踏进了瑞军总 参谋部的大门,在总参情报部担任情报参谋。 1953 年春,在帕尔梅“瑞典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的任期即将届满之时,他 又获得了一桩“美”差——去印度和东南亚旅游,时间是三个月。资助者则是CIA ——美国中央情报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势力遭到严重削弱,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 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长期置于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的亚洲 首先觉醒,挣脱了殖民体系的枷锁。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和东南亚 国家相继获得了独立;朝鲜人民和越南人民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 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成为一面旗帜,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特别是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戳穿了美帝国 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使侵略军司令克拉克成为“美国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 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 亚洲人民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帝反殖的斗志,革命的浪 潮风起云涌。在这“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甘心自己的失 败,特别是在战后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深感亚洲政治形势的变化, 对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是一种极大的威胁。为了阻止共产主义运动在学生中扩大 影响,中央情报局要求“各国学生联合会协调秘书处”(COSEC )开展反共活动。 帕尔梅自布拉格世界学生大会后,已使瑞典学生联合会与世界学联脱离关系,正式 加入各国学生联合会协调秘书处。帕尔梅从不提及此事,就像从不提及杰丽娜一样, 只是后来对他最信任的记者帕蒂尔·乌斯特尔格林说过一次。由此可见,中央情报 局选中帕尔梅也是有其依据的。 是年6 月,帕尔梅的“亚洲之旅”成行。在此之前,他原准备去美国哈佛大学 研读基辛格博士的一个课程,后来还是决定去亚洲。此行对帕尔梅一生所产生的巨 大影响,是始未料及的。而此举的后果,与出资使他成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初衷, 更是大相径庭。 帕尔梅的亚洲之行是从印度南部迈索尔开始的。印度是亚热带国家,自然条件 极好,物产丰富。著名的恒河流域土地肥沃,不用施肥便可长出茁壮的庄稼。难怪 她是英国女王皇冠上的一颗明珠。然而,印度人民生活的贫困惨状,若非亲眼目睹, 帕尔梅无论如何是无法想象的。在迈索尔参加了一个学生代表大会后,帕尔梅便与 一位社会学家来到一个偏僻的乡村,就在离班加罗尔市不远的山区里。他在山村里 呆了十天,与社会学家一起,看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带来的现代文明对印度农村生 活造成的影响。帕尔梅回忆说: “我们住在一个破庙里。勤劳善良的印度人民整天辛苦劳动,默默不语。他们 沉默的尊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后来脑子里经常浮现班加罗尔附近的那个山村。 我在最容易接受外界影响的年岁来到了印度,因而印度将永远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 分。”印度是佛教发祥地,老百姓对菩萨特别虔诚,帕尔梅住的庙宇虽然破旧,但 恐怕是山村里最好的房子了。普通农民的房子只是一个矮小的茅草屋,屋里昏暗, 门檐很低,进出都要低头弯腰。做饭就在露天,拾把干柴,支起锅,就像欧洲中产 阶级郊游时搞野炊一样,但遇到刮风下雨天就糟了。 印度气候酷热,加之卫生条件很差,疟疾、霍乱、痢疾等传染病横行,每年死 于这些疾病的人数以万计。帕尔梅尽管在饮食方面非常小心,但还是不幸得了疟疾。 他说这很可能是在加尔各答感染上的,因为一到加尔各答,他看见到处都是瘦得皮 包骨头的孩子,饥肠辘辘,沿街乞讨。“我先是一怔,惊呆了,后又情不自禁地跟 他们接近,”帕尔梅说。 加尔各答素有“世界最肮脏城市”之称,街上到处是摊贩,有卖水果的,西瓜 切成一片片放在摊上;有卖食品的,是印度的“特色小吃”。行人熙熙攘攘,尘土 飞扬,苍蝇更是猖獗,满天飞舞,切开的西瓜上面落满了一层,红色的瓜瓤变成黑 色的了。小贩习以为常,不去轰赶,更不会拍打,打死苍蝇就是犯罪,因为印度人 是不杀生的。在此场合,“神牛”是少不了的常客,它们在街上晃晃悠悠,看到哪 个摊子食物可口就吃上两口。“神牛”是印度“三圣”之一(即母亲、恒河和神牛), 印度大概是世界上人均拥有牛的数量最多的国家,普通农民家里都有一两头牛。由 于宗教原因,印度人不能宰牛,遇到疾病,无钱求医,只能求神保佑。一旦病愈, 便兑现对神的许诺,放走一头牛,叫做“放生”。这头无主的牛从此成了“神牛”。 它走东窜西,到处拉屎撒尿,但谁家也不能怠慢它。加尔各答是印度东海岸重要港 口城市,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已相当现代化,可以与当时的瑞典城市相媲美:有平整 宽阔的马路,高大的建筑,设备完善的码头。至于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居住区,环境 也像瑞典一样优美,花园别墅比瑞典的住房更漂亮,头上缠着头巾、身材高大、满 脸胡子的锡克族警察,手里拿着警棍,不断地来回巡逻,以确保洋大人安全,夜里 睡觉踏实。其实,一贯奉行“非暴力”和“不合作运动”的印度百姓,是不会对他 们无礼的,倒是洋大人有时闹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 有个垄断印度电池工业的洋大人的老婆,一天夜里发现自家的猫深夜未归,便 把清洁工、服务员、园工、厨师等从床上唤起来找猫。他们大呼小叫,直到把猫找 到为止。这就是印度。贫富悬殊,天下罕见。年轻的帕尔梅心里震撼了。 从印度来到缅甸,在仰光作了短暂停留。仰光对帕尔梅印象最深的是满街的小 和尚,剃着光头,穿着僧衣,有的十来岁,有的只有七八岁,帕尔梅大惑不解,后 来方才知道佛教是缅甸的国教,每家都得送一个男孩进佛门,这是义务,就像瑞典 服兵役一样。仰光还有一景,是帕尔梅很感兴趣的:马路两旁设有许多自来水龙头, 不时见一些行人走到水龙头前打开龙头,冲个凉水澡,再继续上路。在仰光时正是 盛夏,天气很热,帕尔梅觉得这个水龙头确是便民之举。 从仰光来到新加坡时,帕尔梅疟疾发作,体温高达40℃。他赶快作了治疗,吃 了奎宁,卧床休息。他住在一个学生家里,同屋的学生有华人、马来亚人和印度人。 帕尔梅再次感受到东方人与西方人的贫富悬殊,不禁哀叹道: “拉富尔旅馆和英国贵族俱乐部的世界,离开我们这群学生实在太遥远了!” 疟疾痊愈后,帕尔梅与同屋学生一起上街游逛,或到学生家中作客,或与善于激扬 文字、指点江山的学生探讨政治问题。“我们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是法国在印度支 那进行的殖民战争,”帕尔梅说。 约在一个世纪以前,法国殖民主义以保护传教士为借口,发动侵越战争,后将 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越南又成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1945 年,越南人民利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有利时机,发动总起义,建立了越南民 主共和国。同年9 月,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在美、英支持下,派遣远征军入侵越 南南部,妄图恢复其殖民统治。年底前,法国殖民者又占领了柬埔寨、侵入老挝, 并向越南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在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的英勇抗击下,法国 损失惨重。为了挽回败局,美国和法国采取“联合行动”,大批美国军事顾问来到 印度支那,援助法国的军事装备源源不断地运抵,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声称要(对殖 民地人民)进行大规模惩罚,以拯救民主。在亚洲,印度支那战争是人们关注的焦 点之一,对这场战争,对殖民主义,帕尔梅有了更多的了解。 “但是我们谈论最多的是亚洲的贫困和亚洲的民族主义,以及如何组织新的社 会。我们都是《新政治家》周刊的读者,都久仰拉斯基和刘易斯的大名。社会主义 就是要社会公正,社会主义显然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帕尔梅说。 今天的新加坡已是亚洲经济腾飞的四小龙之一,经济繁荣,市容整洁,马路上 没有一个果皮、烟头,没有一张纸屑,商店里配有空调,货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但50 年代的新加坡仍是英国的直辖殖民地,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 是殖民地,就摆脱不了殖民地国家的一个通病:贫穷。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出去闲逛,走到郊外一片沼泽地,”帕尔梅说。“沼泽 地边缘有许多矮小的房子,里面挤满了成千上万最贫困的穷人。一个新加坡学生说, ‘白人对我们一点也不了解。我们的人就是这样生活在亚洲的。 我们要求独立正是为了这些穷人。正是为了这些人,我们必须改革社会,刻不 容缓,没有任何人能为我们完成这项任务。然而你们一直在向我们灌输民主思想, 一直向我们强调莫斯科和北京的威胁,一直高唱需要冷静和稳定的高调。我们不是 共产党,我们要民主,但我们不要被稳定窒息而死。’”面对殖民主义在亚洲的遗 产——贫困,帕尔梅惊呆了,心里隐隐作痛。 以前他相信英国白人的宣传,相信英国为印度、锡兰(现斯里兰卡)、巴基斯 坦、马来亚(现马来西亚)等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带来了“现代文明”,甚至相信英 国强迫殖民地国家接受英语为它们官方语言的文化侵略行为,是为世界文明作出的 一大“贡献”。而帕尔梅这次亲眼看到的却是贫困、饥饿、死亡,难道这就是现代 文明吗? 夜探贫民窟的第二天,帕尔梅已经完全康复,于是继续向印度尼西亚进发。 在雅加达,他参加总统府为他这样的白人举行的豪华晚会,欣赏了印度尼西亚 民族舞蹈。然而就在咫尺之遥,“在灼热的夜晚,成千上万工人头上扎着红布条在 总统府外面静坐示威,”帕尔梅说。呜呼,仅仅一墙之隔,却是天上人间。 亚洲之行结束了,帕尔梅返回斯德哥尔摩。三个月来没有看到瑞典报纸了,他 想念得很。“一看到本国报纸,非常激动,急切想了解国内正在讨论什么问题,” 帕尔梅说。他从报纸上发现全国正在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给瑞典学校里孩子的食物数 量是否够、质量是否好的问题。“‘人民之家’里的好公民一个个站了出来说话,” 帕尔梅不无讽刺地回忆说。“‘人民之家’的女主人为目己辩护,社会福利委员会 发表了一份公报,有人则在财政大臣那里游说,要他再拿点钱,”帕尔梅阅读报上 这些报道时,脑子里浮现出来的是肚子胀得像一面大鼓的印度小孩。“报上对这些 印度小孩怎么只字不提呢? 瑞典孩子肯定不存在营养不良问题,而报纸却连篇累牍地讨论他们10 奥尔 (瑞典货币单位)伙食是否太少了。”1953 年10 月,在一次学生联盟大会上, 帕尔梅在演讲中谴责了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侵略和剥削,提出“殖民地人民争 取独立的斗争和改善物质生活的斗争,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斗争。”用他的话来说, 他之所以到处演讲、活动,就是为了让瑞典学生抛弃旁观者的态度,投身到反殖民 主义的斗争中去。 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美国、英国、法国的民族压迫和剥削,促使帕尔梅成为民 主社会主义者。 帕尔梅承认,他那时眼界宽了,懂得应该从全球角度看问题了。他遗憾的是, 他的同胞中没有几个人能把眼光放到国境线之外的。“正是美洲之行和亚洲之行, 使他坚定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被剥夺一切、受冻挨饿的 人们惨不忍睹的生活状况,他震撼了,激动地起来谴责殖民主义,”帕蒂尔·乌斯 特尔格林说。“在他政治生涯的每一阶段里,他对国际问题的热情都大于国内问题。 历史学家海德纽斯说帕尔梅在国际问题上是个激进主义者,在国内问题上他首先是 个实用主义者,继承和发扬了汉松、埃兰德确立的传统。此话颇有几番道理。”帕 尔梅人生航标就这样确立了。从亚洲回国后他正式加入瑞典社会民主党。他在大学 读书时只是“社民党学生俱乐部”的一个会员,而且还是1951年才加入的。 “我的政治信仰是逐渐形成的,”帕尔梅说。“我信仰社会主义,并不等于说, 我这样一个上等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突然背叛了家庭。我是经过思索、研究,经 过一个过程之后,才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这不是一条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也不是 通往启示的路。对某些人来说,参加社会主义有些神秘感,像是自然的亮光突然一 闪。对这些人我不敢苟同。就我而言,社会主义的亮光是徐徐射入的。我为此感到 非常高兴。”有些瑞典人说,帕尔梅加入社民党是政客惯用的机会主义做法,因为 社民党是瑞典“天生的执政党”,加入社民党,仕途平坦,就像英国政客为了做官, 必须参加保守党一样。帕尔梅的朋友则认为不尽然,做官不是他参加社民党的出发 点,甚至也不是他的主要考虑,建立平等、民主的社会才是他一生的追求。 帕尔梅不喜欢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极端的贫富悬殊,对被剥削者,对工人、 穷人富有同情心。在他眼里,贫穷是一种罪恶,是造成冲突的根源。 这个自幼酷爱历史的年轻人对瑞典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每一步,都是了如指掌的, 他不会忘记瑞典的过去。 19 世纪初,瑞典还是欧洲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天灾和人祸更加剧了 经济的困难。令人难忘的1867~1868 年,是瑞典的大灾之年。头一年,气候格外 寒冷,不是刮风,就是下雪,厚厚的冰层把北博顿省内的河流都封死了,直到仲夏 还不能播种。勉勉强强将种子播下后,8 月又突然降霜,庄稼全部冻死。全国举行 祈祷,祈求神灵保佑。第二年又是奇热、干旱。中部斯摩兰地区从4 月到8 月滴雨 未下,夏天气温高达30℃,大江小川全部枯竭,井也干了,森林火灾此起彼伏,人 们吃青苔、地衣、草根和苦涩的山梨。煮土豆加点盐是过节或招待客人才有的“佳 肴”。营养不足,死亡率高达22%,铁路沿线都是乞丐,抢劫屡见不鲜。 1869 年终于盼来了好年景,然而生活水平仍很低下。19 世纪60 年代,瑞 典男人平均寿命为42.8 岁,妇女平均寿命为46.4 岁,婴儿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一 百三十九。贫瘠的土地再也负担不起她的众多儿女和后代的吃饭问题了。自19 世 纪中叶起,人们开始外逃,远涉重洋,到“新世界”去寻找安身之处。1815 年瑞 典全国人口仅为250 万, 1900 年上升到510 万;而到1902年时,移民总数已高达 120 万,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移民潮在70 年代达到高峰,当时也正是瑞典经 济开始起飞之时。移民到国外谋生,减轻了瑞典国内的经济压力,他们自国外寄回 的钱财,支援了国内的建设,并通过他们使海外的一些新的技术、发明传到了国内, 为瑞典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但移民如此之多,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农村作坊里,雇工的劳动强度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一个冶金工人到了40 岁,腰就直不起来了, 50 岁就瘫痪了。而13、14岁的 孩子,为了养家糊口,又蹈他们父兄的覆辙。北方木板房里的情况就更糟了。“地 板上覆盖着木屑、尘土、碎石和垃圾,墙壁上斑斑点点,肮脏不堪,房顶被烟熏得 乌黑,房里散发着猪圈般的恶臭。房里摆了两三个床铺,床上铺着凉席,有条不太 干净的毯子和被,除此之外就家徒四壁了,”这是历史书上记载的情况。 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工厂工人每天工作12 小时,生产任务忙时劳动时 间更长。工作条件原始,工伤事故不断。据统计,从1875 年至19l3 年,木材厂 里童工占劳动力的20%,高出一般工业国家平均水平。 由于工人居住条件很差,卫生状况极糟。疾病,特别是肺病猖獗。在记者和作 者的笔下,“斯德哥尔摩是欧洲最穷最脏的首都之一,十分拥挤,街道很窄,很脏, 两旁的小木屋阴冷潮湿,与其说是街道,不如说是乡间泥泞小路。”而19 世纪90 年代的码头工人的生活则是:住在最简陋的、东倒西歪摇摇欲坠的小木屋里,工人 死亡率等于城里其他地区的两倍。这就是贫穷,是一种罪恶。 然而,这是瑞典的过去。今天的瑞典再也不见这种罪恶。帕尔梅把瑞典的发展、 贫穷的消除,归功于社民党的民主社会主义。 在席卷全球的1929~1932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面前,瑞典和其他西方国 家一样,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然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 瑞典社会民主党上台组阁后,一方面制定和采取强有力的反危机措施,使瑞典国内 市场好转,生产增加,失业率大幅度下降,缓解了危机;另一方面推行全面的社会 改良,在汉松“人民之家”的旗帜下,实施新型的社会福利政策。 从30 年代中叶起,瑞典的福利政策已改变了其原来的济贫性质,开始向整个 社会的社会保险体系这一方向发展。社民党上台后第二年,便开始兴建大批住房, 以解决居住条件困难的工人家庭的需要;1934 年开始实行失业保险:1935 年实 施老年养老金计划,对多子女的家庭给予住房补贴;1937 年再次增加退休金金额, 并对产妇进行补贴,向新婚夫妇提供购房、建房贷款,给予单亲孩子津贴,增加孤 儿的补贴;1931 年执行每年带薪休假12 天的制度,并将每日8 小时工作制扩大 到农业工人。社会福利措施接二连三地出台,改革已逐步地向分配领域扩展,逐步 向福利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化,向人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埃兰德继任首相后,进 一步把“人民之家”的构想具体落实,提出了“二十年内实现全面就业”的口号。 回顾历史的经验、教训,再面对严酷的现实,帕尔梅对社民党的民主社会主义 有了新的认识。在亚洲旅行的日子里,他对那里的人们对白人种族主义所表示出来 的仇视,印象极深,他说:“我感到他们或早或晚总会成功的。”历史的经验告诉 人们,官逼民反。杀吗?看看巴黎公社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杀得越多, 造反的人越多,问题就更严重。在帕尔梅看来,民主社会主义才是解救贫困的良药。 自亚洲回来后,他对许多人说,民主社会主义是排斥亚洲共产主义唯一的、最好的 选择。 帕尔梅对社民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全面认识,恐怕还是在他正式加入了社民党 的组织,参加了斯德哥尔摩市恩格莱克地区支部的活动以后,特别是在他来到埃兰 德首相身边工作以后。从1956 年帕尔梅主管社民党的宣传工作时对年轻人的一次 演讲中,可以看出他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这次演讲中,他从瑞典社会民主党第一代领袖布兰亭,如何“在马克思主义 和自由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开始,分析、讲解社民党的方针政策。 布兰亭的早期思想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他认为“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当代 工人阶级的重大使命……”“自由主义使工人得到形式上而不是真正的平等。”但 在怎样实现这个过渡的问题上,他原则上主张渐变,而不是革命,但也不排除使用 暴力的可能。到了晚期,布兰亭的思想已经转向改良主义,主张通过改良主义或和 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布兰亭的思想实践活动,和瑞典工业化过程起步较晚、工人 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发展迟缓以及瑞典的具体国情和传统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当 瑞典工业化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后,布兰亭坚决把工人运动纳入改良主义 的议会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瑞典社民党带来一些震动,也引来不小的麻 烦——一部分成员脱离社民党,另组瑞典共产党。但是,布兰亭也利用苏联武装夺 取政权成功的经验,以及1918 年德国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用暴力推翻封建专制主义 统治的事实,使保守党的贵族老爷们相信,手里拿选票的工人比手里握刀枪的工人 好多了。用布兰亭的话来说,“普选权是资产阶级必须付出的代价,……否则,资 产阶级就得接受革命法庭的裁决:破产!”社民党的第一个决定性胜利——争取普 选权的斗争胜利完成了,也为社民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布兰亭奉行阶级合 作政策,被各方面公认为是“瑞典最宝贵的政治财富,瑞典最伟大的儿子之一。” 帕尔梅口若悬河,一口气将布兰亭奠定的瑞典民主社会主义事业作了回顾和分析。 他从布兰亭讲到汉松,从“人民之家”讲到埃兰德,会场上鸦雀无声,帕尔梅心想 台下年轻的听众大概不感兴趣,都睡着了。 “我抬起眼睛往台下一看,没料到大家都瞪着大眼看着我,全神贯注,我高兴 极了,”帕尔梅回忆道。他一定想起了林肯在格拉斯堡罗发表著名演说的情景。 帕尔梅深信,只要能牢牢把握住瑞典工人阶级队伍,社民党就无往不胜。 他说:“我的社会主义基本概念就是,如果大家团结起来,永不分裂,那么就 没有任何不可战胜的困难。如果你整天为困难愁眉苦脸,牙疼似的哼哼卿卿,你肯 定一事无成。”帕尔梅这番话并不是说他遇到了困难。事实上他一帆风顺,太顺了。 他一直住在东马尔姆斯街36 号。他并不觉得他的社会主义政治信仰与他上等阶级 家庭生活有何格格不入之处。1953 年,当他26 岁时,才搬出这座上等社会的宅 第,另立门户。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