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改革时期毛泽东与林彪的几次分歧 彭红英 余世诚 毛泽东与林彪,自1928年在井冈山相识之后,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之间有过许 多这样那样的分歧和意见,择其要者就有如下几次——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 革命根据地时,林彪曾疑星火燎原。毛泽东对之进行教育再教育,写下了《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1928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遭“八月失败”后,时为二十八团团长 的林彪常发牢骚说:“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 也是空的。”进而,他提出了“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当时,毛泽东没有过 多理会林彪的这些表现,曾对何长工说过:“林彪的说法是小孩子之见。”但过了 两个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系统地回答了包括 林彪在内的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年5月18日, 红四军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的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在游击 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的反对。林彪对时局和革命 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 界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主张。 在1930年元旦到来之际,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信,以贺年的形式坦叙了自己对时 局的看法和心中的困惑,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毛泽东于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 封语调温和、观点鲜明、文字精妙的回信,这就是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毛泽东温和地批评林彪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 和以“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以严 谨的逻辑和生动的语言阐述了他的“农村中心理论”,大大发展了他的“工农武装 割据”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 形成。 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林彪竟要求撤换毛泽东。在会 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林彪是不懂事的“娃娃”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央领 导的核心。为粉碎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进逼贵阳、 昆明城,然后北袭金沙江。1935年5月上旬,红军抵达会理地区,终于把敌人远远甩 到了后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过,“四渡赤水” 是他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中的“得意之笔”。 但是,身为红一军团长的林彪对此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 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 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 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林彪随后又向中央写信,再次 提出他的主张。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 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和政治委员杨尚昆也向军委发了电报, 反映了基层指战员的一些消极情绪,毛泽东看到刘、杨的电报和林彪的信后,引起 很大警觉。他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一般看法和意见,而是对遵义会议的反思和认识, 必须认真解决,以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的成果。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以统一认识并确定今后的 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详尽阐述了四渡赤水的必要性及其战略意义,并严厉批评 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他指出:党内因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 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 义会议精神的。但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彭德怀没 有作正面的解释。当林彪出来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 时,毛泽东打断林彪的发言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毛泽东在这里确实冤 枉了彭德怀。24年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终于说出了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 毛泽东领导红军奠基西北,而林彪却闹着要到陕南打游击;在随后进行的东征 中,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又发生争论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 达陕北。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可是林彪却另有想法, 他三番五次地闹着“去陕南打游击”。 瓦窑堡会议之前,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到陕南打游击的意见。12月9日,林彪 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具不移之决心,一周来虽数 次向军委请求,而卒未获准,致我非常不安。目前实为脱离部队之唯一良机,故决 不因任何故障而改变决心。且准备于不得已时,宁可忍受处分。我很盼望你最后仍 赞助我的建议,则不胜欣慰。”随后又于12月12日、15日、18日连电中央,坚持己 见。 12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发电给彭德怀,请彭德怀给林彪做思想工作, 打消他“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此电称:“中央各同志均认为林彪同志是我们党内 最好的、最优秀的高级干部之一。在过去以及最近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对中国革命, 对于党是有着很大的功绩的,是有着中国及国际的荣誉的。”“近日接他许多关于 调动工作的信及电报,我们认为拿出他这样的干部离开主力红军去做游击战争是不 能同意的。但他心中存在着问题,他来中央一个时期,使他的意见能够同中央各同 志交换,对他的不安心的问题,并且使他对于政治问题能够更好研究一番。他的职 务以左权同志暂时代理。” 过了两天,毛泽东不放心,于12月21日再电彭德怀并转林彪,指示:“在日本 占领华北地区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重 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 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的。林在某 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的。现在前方军 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林彪接电后,于12月21日、23日两次复电中央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说:“中 央现尚未批准我改变工作的建议,则目前我无来中央之必要。”并辩解说:“我从 没有说陕南比陕北的工作还更重要,游击战争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话,我根本就 没有这样的错误见解。” 此时,中央已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决定并部署东征。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 恩来联名致电林彪等人,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电报还关切问及“林彪同 志动身来中央否”可是,林彪于12月26日回电中央说:“我还在期望中央批准我 打游击战争。” 鉴于林彪这种软磨硬顶的态度,中央于12月29日23时电令他:“接电立即来中 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职交左权暂代。”林彪这才于1936年1月1日回电中央:“决 明日动身去中央。” 林彪到中央住了半个月,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说服教育下,不再闹着到 陕南打游击了。2月下旬,他率红一军团东渡黄河,参加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东征。 在东征过程中,毛、林之间又发生了关于红一军团作战方向问题的分歧和争论。 毛泽东指示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右路军的作战方向是晋西南地区,以确保黄河渡 口,依托陕北,伺机向南向东发展。而林彪则于3月27日、30日、31日连发数电,坚 持其主力应向晋东南挺进。林彪甚至提出让毛泽东回到陕北,说:“彭、毛两同志 及方面军机关移至陕北苏区,与中共中央诸同志在一起工作为好,以便集中人力、 精力、时间,充分冷静考虑指导全部政治、军事、外交大计。彭、毛随部作游击战 争,今日至此,明日至彼,必有碍指挥。” 4月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向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封近两千言的长电,指出 林彪“存在着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与对于战略任务了解不足的观点”。电报详尽阐 明,中央与军委的极重大任务是扩大红军,在陕西与华北地区取得重大胜利,首先 在陕西创造更大根据地。没有这些,就没有什么“外交、政治大计”。毛泽东断然 否定了林彪让他回陕北的“建议”,说:中央不能同意如此重大任务,可以不要一 个中央委员直接参加而能顺利完成的。”毛泽东含蓄地批评了林彪瞧不起晋西南 因为那里经济条件差。指出,要把山西和陕北联系起来考虑,不能因晋东南经济 条件好而要晋东南,其他地区经济条件差,就看轻其重要性。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与林彪的几次分歧,我们认为可作如下评说:林彪并非 “一贯紧跟”毛泽东,也不是“一贯反对”毛泽东。其分歧多是革命队伍内部的意 见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没有伤害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反使他们愈加契合。应 该说这是正常的。相反,自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事事都“紧跟”毛泽东,继 至“文化大革命”,他又“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似乎没 有了半点分歧,那才是不正常的。这种不正常发展到最后,终于演变成震惊中外的 “九一三”事件。 摘自《党史博览》200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