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上的毛刘分歧 支中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 曾长期合作亲密共事。然而,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却被 错误地打倒并惨遭迫害,这其中有何历史因缘?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在题为 《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 命打下去”,“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意指该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 ‘七千人大会’)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以及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称:“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 这口气。”或许能寻出刘少奇被错误打倒的缘由之一。 那么,在“七千人大会”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 1. 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 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 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 “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 和吴冷西参加,担负具体的大会报告起草工作。 刘少奇审看报告的初稿后,22日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等谈话,提出 修改意见。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 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他特别强调,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 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 受教训;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 下面不服。 此后,刘少奇又多次参加报告的修改、讨论,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 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 工作中的错误。这点报告中要讲清楚,使干部群众有信心,只要我们能改正错误, 就必定能够克服困难。 经过反复修改,1962年1月初报告写出了第一稿。共三个部分:(一)目前的形 势;(二)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三)党的问题。报告在肯定“三面红 旗”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前提下,指出这几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 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质的错 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缺点错误主要有四条: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 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第二,人民公社的工作混 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 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 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 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引起城镇人口过量增加,造成城乡人 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的状况。 按照刘少奇“缺点讲透”的精神,报告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工作 中的经验教训,但也基本体现了毛泽东成绩讲够的意图。 1962年1月7日,刘少奇将报告第一稿呈送毛泽东,准备在毛泽东审阅同意后, 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向大会报告。 但1月9日晚刘少奇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毛泽东却说报告稿很长,还没有看完, 但不要等他看完,也不等中央政治局通过,索性现在就发给已经到京参加大会的所 有同志,征求意见。理由是“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多数接近实际和基层,能 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来,能更好地集思广益”。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婉转,实际上 表明了他对这个报告并不很满意,最主要的是报告对形势的估计违背了他的基本看 法。 2.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来设想为三级(中央、省、地区)干部会。后来毛泽东建 议扩大为四级(增加县级并包括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人)干部会, 并要求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冠以“扩大的”三个字。于是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 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 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 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正式开幕,而后以小组会议的形式分头讨论刘少奇的报告。 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问题。 接下来,代表们对分散主义产生的根源展开了讨论,而分歧也随之表现出来。 很多人认为是体制上的原因,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不好。但也有人认为,分散 主义的根源不在地方,而在中央,是中央这几年工作失误造成的。 很显然,反对分散主义,必须要搞清楚“大跃进”以来缺点错误产生的根源。 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发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问题提得也越来越尖锐,争论也 越来越激烈。 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问题,大多数代表肯定了报告的提法,认为“三面红 旗”是正确的。但也有代表提出不同意见,称“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 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粮食、市场紧张? 现在工业调整、农业恢复,能不能说还在继续跃进? 这些争论,从表面上看是代表们对报告的主旨有不同的意见,实质上是会前人 们思想上分歧的充分展现,而这也恰恰从另一个方面实现了毛泽东“集思广益”的 “先见”。 3. 代表们如此畅所欲言,确实有些出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意料。为此, 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作进一步修改。毛泽东说,看来,这 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都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 翻。他强调,委员会内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贯彻“三不主义”——不挂账, 不打击,不报复,但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 起草委员会以刘少奇牵头,由21人组成,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 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李 井泉、王任重。他们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大员”,对问题的认识有高度、深度, 说话也有分量。 起草委员会的讨论从1月17日开始,绝大多数人觉得原报告写得合乎情况,表示 赞成,不应该推翻。经过讨论,对原报告提出的一些指标进行了修改,去掉了15年 赶英国的提法及不切实际的粮食亩产指标,粮食、棉花、钢铁、煤炭四大总产指标 在原基础上调低了5%左右。 在讨论这几年缺点错误的责任时,起草委员会内也出现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起因是1月18日,彭真在发言时称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 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这时 邓小平插言引用了毛主席的这样一段话,即毛主席所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 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 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又接着说,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 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 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 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负面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 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 书记。 而1月19日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抢着发言,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 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彭真不得不解释自己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 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很显然,彭真的意见是对的。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 领导都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充分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广阔胸怀。受其影响, 在会议的第二阶段,各省委、中央部门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也都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 这对于统一思想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争论,但由于起草委员会领导们的大局观 和战略眼光,问题基本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在当时“身在庐山中”的情况下, 这些认识应该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另外从一定意义上说,修改后的报告 也更符合毛泽东的意图。因此24日毛泽东看过报告后,立即找到刘少奇、邓小平谈 话,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2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 修改后的报告。 4. 尽管修改后的报告稿对几年来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入的分析,但中央认为仍有必 要对报告作进一步的说明。所以在1月27日大会全体会议上,刘少奇并没有宣读这个 报告,而是把它作为“书面报告”提交大会讨论,他只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口头报告。 这个口头报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月26日晚,刘少奇花了一个通宵草拟了提 纲,并在大会开始前经过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的。讲话长达两个多小时(毛 泽东在其中做了若干插话),刘少奇从实际出发,顺应民意,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和看法。其主要内容有: 一、对当前经济困难进行了更切合实际的估计。讲话指出,我们在经济方面是 有相当大的困难的,表现在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 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 产了,据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也难于上升……这种形势,对于 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 二、指出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刘少奇在讲话中分析: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 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 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 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 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 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三、全面分析近几年来的成绩和缺点。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总的讲,是不是可 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 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还可以这样讲 (在此处,毛泽东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在那些地区虽然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 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就不能说是一个指 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 误不只是三个指头。 四、对“三面红旗”提出总的看法。 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是一次试验,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三面红 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 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进 一步作出结论……与“书面报告”相比,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从实际出发,把许多问 题讲得更清楚了,解开了人们思想的很多疙瘩,使大家感到心情舒畅,在绝大多数 与会者心中引起共鸣。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口头报告中关于经济形势及错误产 生原因的两个“三七开”。然而正是这些话,正是这个口头报告,使刘少奇和毛泽 东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 作为中共中央主持第一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刘少 奇一方面认为必须要正确认识问题,迅速纠正错误。另一方面他又要处处努力维护 毛泽东的领导威信,维护毛泽东提出并经过中共中央通过了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十分明显,刘少奇对毛泽东是尊重的,是维护的。 但对刘少奇的这种维护,毛泽东并未有所领会,留在长期记忆中的却是刘少奇 讲话中一些他所不满意的话。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 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就曾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当然,这是后话了。 会议原定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于1月30日或31日结束,代表们于31日晚即可离 京回各地过春节。可是到29日下午,许多代表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 气。于是,毛泽东在和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定延长会期,号召大家发扬民主,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为了让大家充分“出气”,30日上午,毛泽东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特别谈 到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毛泽东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 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 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 达自由王国。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法。 实际上,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为了论证“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作铺垫的,因为 他始终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 毛泽东还在讲话中花费了大量篇幅对“三面红旗”进行论证。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三面红旗”的态度是不容置疑的,更不许否定。而刘 少奇在口头讲话中对“三面红旗”产生怀疑,或者说支持得不够坚定,毛泽东是不 能容忍的,他认为这是根本的思想路线问题。 毛泽东讲话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民主集中制。这里,他以其渊博的知识、独有的 幽默,着重批评了有些领导干部不讲民主的做法,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 毛泽东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大家充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一部分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在我们 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 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 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按照毛泽东的观点,社会主义经济要 通过“三面红旗”来确立,而反对“三面红旗”,社会主义经济如何来建立呢?这 实际上是对刘少奇口头讲话的直接反击。 毛泽东还讲道:“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整个社会 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 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 这些讲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反映了他思 想上的“左”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因为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 和刘少奇之间产生分歧的实质并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关于中国如何选择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的问题。 而这次在“七千人大会”上,毛、刘彼此间的分歧是真正产生了,并且对随后 双方个人的命运乃至国家的命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摘自《纵横》200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