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闸北破楼里的苦读 还是青年军官的列夫·托尔斯泰,应《现代人》杂志的一批作家之邀去了彼得 堡,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四川盆地长大的青年沙河,“冲出夔门” 去上海,对他开始自己的文学事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青年沙汀来到这左翼文学的大本营,来到现代思潮漩涡的中心,受到了感染和 熏陶,有幸得到鲁迅先生的指导。并且在创作上刚起步,就像当年列夫·托尔斯泰 幸遇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得到茅盾的热情关注。正是由于“左联”领导人的奖掖, 文艺界人士注意了这位文学新秀。他们给予了他恰当的评价,将他与臧克家、艾芜、 黑婴等并提,称他为“1933 年的新人”。“沙汀”也就出世了。 青年沙汀首途初步成功,固然取决于他潜在的素质和内在的条件,取决于他的 奋斗和孜孜以求,但提供机遇的历史时代和促成内因转化的客观条件也是非常重要 的,在此时甚至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丹纳在考察佛罗伦萨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对拉斐尔艺术事业的影响时说: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艺术与高峰的中心”,“拉斐尔在他们那里用过功,他的天才 一半得力于他们”。沙汀的才情来自潜能的喷发和“用过功”,也来自上海文化环 境的影响,得力于文学先辈和同辈的教益。 1929 年春末,青年沙汀离开家乡去上海。与他同行的有两个人,其中又有谢 荣华。他是再次去上海报考大学。 他们乘车到重庆,然后换乘轮船顺江东下。船行至万县,因军警扣船运兵,滞 留了一段时间。在街上闲逛时,偶然碰见了省一师的同学蒋世询。沙汀知道他正过 着灰颓的生活以后,约他一道去上海考大学读书。 他们一行四人到达上海,住了一天旅馆。第二天到法租界艾威斯路找到了安县 同乡萧宗英,由他在法租界菜市路天祥里租了一间前楼住下。接连几天,他们一面 逛街,一面联系报考学校。三个人各自找到了去路。沙汀到吴淞的“中国公学”找 到先前去北京途中见过的四川老乡巫次伦,打听了该校的一些情况。又到一所私立 的新闻专科学校,问过课程设置和内容。他都没有报考。他对这些学校的课程都不 满意。他不愿意轻易束缚在这些学校里。 这时候,两个先行到上海的四川老乡,帮他拿定了主意。一个是葛乔,一个是 任白戈。葛乔是省一师的校友,住在萧宗英家对面,从萧宗英那里知道他到了上海。 任白戈早年在重庆中法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重庆“三·三一”事件后,逃亡到成 都。成都“二·一六”惨案爆发,辗转流亡到上海,在招商局办的招商公学教书。 他在成都时,曾与周尚明一起担任过共青团的领导工作,从而知道沙汀的一些情况。 他从葛乔那里听说沙汀已来上海,感到非常高兴。葛乔和任白戈相约来看望沙汀, 一见如故,都用亲切的乡音,谈两年来的情况,谈共同认识的同志和朋友。当葛乔、 任白戈听沙汀谈起来上海的打算时,都劝沙汀不要进什么学校,而要坚持自学。阅 历比较丰富的高个儿任白戈,还列举了一些自学成才的例子,反复说明自学的好处。 这次会见,使沙汀下定了自修的决心。他想到的是,他向往的学校已经关门,据说 还较好的学校,经实地了解,大都名不副实。与其进那样的学校混日子,还不如踏 踏实实地自修。 在同葛乔、任白戈认识不久,沙汀又经萧宗英介绍,认识了刚从日本回国的萧 崇素。当他们搬到闸北东横浜路德恩里13 号时,沙汀也因天祥里的房租太贵,搬 到那里居住。萧崇素住前楼,他住后楼。13 号的二房东夫妻俩都是和善的人。丈 夫是做西装的缝纫师,妻子是一个日本人。每当下午或黄昏,就可以看到日本和尚 敲着羊皮鼓到房东门口化缘。而日本女人总是给化缘者以充分的满足,以致报以深 深的鞠躬。 这期间,在沙汀住房后面的一排房子里,住着周扬和周立波。由于一起办《摩 登月刊》,萧崇素与周扬早已熟识。经萧崇素介绍,沙汀认识了周扬和周立波。稍 后,也因为萧崇素的介绍,又认识了赵铭彝。不过,当时沙汀与周扬、周立波还没 有多少往来。他觉得他们有一种优越感,不愿意同他们接近。 经常同沙汀往来的仍旧是葛乔和任白戈。后来他们又带来一个脸有些麻的王义 林。任白戈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来沙汀住处聊天。葛乔、王义林从西艾威斯路搬到 东横浜路景云里以后,因为近便,也常到沙汀这里来闲谈。 一到德恩里13 号住定以后,沙汀就开始了自修的生活。 他周围的环境催促他上进。他身边有名目繁多的报刊,有各种各样的讲座,有 丰富多采的演出,有琳琅满目的书店。他一直崇敬的鲁迅先生就住在很近的景云里, 从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先生的近作。认识不久的周扬、周立波都是文化层次很高的 人,不时有译著问世。很相好的任白戈,一面参加沪东区党组织的活动,一面从事 马列主义著作和欧洲哲学著作的翻译。同乡萧崇素也见多识广,已经在报刊上崭露 头角。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激励,一种鞭策,一种压力。 他托葛乔、王义林联系,到“上海艺大”旁听。先后听了陈望道、郑伯奇、夏 衍的讲课。1930 年3 月9 日下午,还有幸在那里的左联成立大会会址,听了鲁迅 先生关于《美术上的现实主义》的讲演,满足了一识先生的夙愿,获得了现实主义 问题的许多新的知识和见解。他除了听课,成天关着门苦读。 1930 年夏天,上海天热,仍把自己死死地关在破楼里悉心攻读。 我开始写作于一九三一年,在这以前的一两年间,我完全过的是灰色的堕落生 活。我终天把自己关在闸北一间破后楼里,便是热天也不肯轻易出门一步,简直像 耗子一样。这甚至养成我现在喜欢赤了脚搁在台子上呆想的习惯。 但自然和我的同辈青年人一样,我也有感愤,也不知高低地关心着我们这民族 的悲苦的命数,可是却不知道应当怎样去干。那时候新的拼争正重新激发着我们, 但同时也叫我们手足无措了。 青年沙汀正是在可以强烈地感到“新的拼争”的文化环境中。“不知高低地关 心着我们这民族的悲苦的命数”,刻苦地也多少有些盲目地学习着和思索着。 他先是喜爱哲学,读了许多哲学著作,产生过编一本辩证法的小册子之类的想 法。随后又醉心于文学,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读古典小说《儒林外史》,读现 代作家鲁迅、沈从文、废名的作品,读法国作家莫泊桑、司汤达、梅里美、巴尔扎 克、波兰作家显克微支、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作品,读俄罗斯、苏联作家普希金、 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的作品,读苏联“同路人”皮涅克、伊凡诺夫、 巴伯尔的作品。 有些作品,反反复复地读。鲁迅的《孔乙己》、《故乡》、《离婚》,契诃夫 的《万卡》、《苦恼》、《齿痛》等,他不知读了多少遍。这些作品对人物独特命 运的艺术把握,世态人情的真实描绘,情节、细节选择的精当,艺术结构的严谨, 文笔的简洁洗练,深深地吸引着他。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赵诚之译,后孙用 译为《上尉的女儿》),他读来爱不释手。作品把彼得·格列尼约夫的恋爱故事与 普加乔夫的起义事件交织在一起,从侧面表现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其结合 之巧妙,情节之紧凑,对普加乔夫描写之精采,使他赞叹不已。列夫·托尔斯泰的 《复活》,从“共学社”的译本到高植的译本,他都一再读了。作品写聂赫留朵夫 和玛丝洛娃的几次见面,尤其是在流放的监狱中最后的那次见面,对两人各自隐秘 的内心世界和特定的深沉感受,没有作任何解说,而是通过对话和心理的刻画真实 地展现出来! 对玛丝洛娃的自我牺牲精神,没有进行任何外加的评价,却从客观的描写中生 动地揭示给读者。所有这些,都使他深深体会到列夫·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的特色, 感悟到什么叫艺术的匠心独运。 这本书(指《甲必丹之女》)我至今总随身携带,尽管我连它当中的主要人物 的生活都那么熟悉了,有时我却还要重读一些章节,感到最大的享受! 所以我特别选用了“依恋不舍”一语。我对托尔斯泰的《复活》也是这样。从 “共学社”的译本到高植的译本,我都读过。而这后一译本一般我也随身携带,因 为聂赫留道夫和玛丝洛娃的几次见面是多么吸引人! 特别是他俩在流放监狱中最后那一次会见。 这是50 多年后,沙汀在和青年作者谈心时说的话。他甚至还有点偏激地说: 不懂这两本书,就不会懂得写小说。可见他对这两部作品的推崇。 那些时日,与沙汀紧邻的萧崇素,曾为这位同乡的刻苦读书所感动。每当夜深 人静,听见沙汀在屋子里时而鼓掌、时而抽泣,他就非常感慨地对人说:这位同乡 又沉醉在契诃夫、托尔斯泰的小说里了。于是他也抖擞精神,认真读书。 与沙汀近邻的周扬,对沙汀刻苦自学的印象也非常之深。他曾不只一次对萧崇 素说:你们这位同乡呀,最用功啦! 沙汀的阅读文学作品,显然已由泛读逐渐侧重在俄罗斯、苏联文学和东北欧文 学。他的这种阅读选择和取向绝非偶然。第一,19 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在西欧、 北美已经在现代派或前现代派的冲击下衰落,其中心已转移到俄国和东北欧,在果 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身上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挪威的 易卜生、波兰的显克微支身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怀着对民族、人民“悲苦的命数”和现实生活热切关注的沙汀,自然要以他们 作为自己的借鉴。第二,苏联文学,包括20 年代中期“同路人”作家的作品、程 度不同地表现了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社会生活,其新鲜的、传奇性的生活画面,相应 的新的艺术手法,这对于倾向革命并曾经投身革命活动的沙汀,必然会有巨大的吸 引力。第三,从“五四”运动到当时,鲁迅先生一直是进步作家的精神领袖和左翼 作家的旗帜。先生的文学趣味不能不影响到所有进步作家和左翼作家,这也无疑会 影响到从来就崇敬鲁迅先生的沙汀,不仅对先生的作品百读不厌,对先生译介的显 克微支的作品,先生和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也充满兴趣。第四,现实主义在西 欧狄更斯等身上,大体上是一种城市文学,而俄罗斯、东北欧许多作家把题材扩大 到了农村。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描写了封建宗法制社会的真实生活和人生悲剧。这些 作品也容易引起来自川西北农村乡镇的沙汀的兴趣。总之,沙汀的阅读倾向对他的 文学的自觉具有积极的意义。他所阅读的作品,直接启发着他的文学智慧,推动着 他的审美趣味的发展,陶冶着他的文学的性灵。 沙汀的苦读,当然是一种奋斗。可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开始并不十分明确。成 名成家的念头早已萌生,但当作家的愿望并不强烈。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关心着 人民、民族的命运,但对苦读与感愤的关系并不清楚。在上海站住脚,把朝思暮想 的玉颀接来的打算是有的,至于这样的“奋斗”就能站住脚吗?也有些茫然。他有 自主自制,又有矛盾苦闷。他连恢复组织关系的积极性都没有。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被同乡萧崇素拉去见了一场精彩的《文舅舅》(朱湘译,后通译《万尼亚舅舅》), 被剧情吸引到一片荒漠之中,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改变自己的处境的愿望——要 像剧作者契诃夫那样拿起笔来创作!……从这以后,他才真正有目的地生活和自学。 这时候,一颗由异质文化冲突激起的创造的灵魂, 地跳动起来。 我去上海,也不曾有过搞小说创作的念头。后来在自学的名目下,却成天读起 小说来了,主要是俄国古典作家的中译本。在看了“辛酉剧社”演出契诃夫的《文 舅舅》以后,深感这样无目的地自学下去,决非长策!我应该工作。 由一场戏猛然激起强烈的创作的欲望,这是多么有趣的现象! 这事看似偶然,并非偶然。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