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求教于鲁迅先生 沙汀和艾芜在上海重逢,对他们两人的生活道路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那是1931 年4 月的一天下午,沙订陪黄玉颀去宽仁医院诊病回家,路过北四 川路横浜桥,忽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桥头迎面而来。啊!那不是汤道耕吗?他又惊 又喜,高声喊道:“汤道耕!”艾芜看清是杨子青,也激动地叫道:“杨子青!”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两人成都一别,已经将近6 年。今日竟在上海不期而遇,都感到意外,感到分 外高兴。 沙汀向艾芜介绍了黄玉颀。然后问他何时来上海,住在何处?艾芜告诉沙汀, 他来不久,尚无定居,经漂泊云南时结识的、正在上海劳动大学读书的王秉心介绍, 暂时在宝山县泗塘桥农村栖身。不容他多说,沙汀热情邀请他进城来住。不多久, 艾芜就搬到德恩里13 号的亭子间里,与沙汀夫妇邻居。 沙汀和艾芜竞日长谈。沙汀听艾芜讲了南行的生活情形,被他丰富曲折、颇有 传奇色彩的经历迷住了。他热情地鼓励艾芜写出来。他认为文芜的素养、气质完全 适合文学创作。艾芜也听沙汀讲了几年来的生活经历。凭着他对沙汀素质的分析, 认为沙汀也应致力于创作,而且一定会成功。 接下来的日日夜夜,两位挚友就一起在德恩里的那狭窄的屋子里纵谈世态人情, 倾诉人生感受,畅叙阅读心得,揣摩艺术技巧。两颗心互相撞击,又心心相印。沙 汀身体较好,精力弥满,兼之又好激动,常常一拉开话匣子就关不拢去。艾芜因长 期流浪,健康稍差,容易疲乏。当他抗不住困倦,沉重的头偏向一边时,沙汀就提 高嗓门,并伸手摇动他的膝头,使他振作精神,继续热烈地交谈。 他们互相打气,执笔创作。艾芜早在漂泊期间,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已有 初步的创作经验。他重新回顾从昆明街头的人生第一课,到乘英国太古公司太原号 轮船赴上海途中的感受,构思着《太原船上》、《洋官与鸡》、《伙伴》、《人生 哲学的一课》。沙汀时而思考着他所熟悉的大革命失败后来上海的知识分子的矛盾 和苦闷,构思着《俄国煤油》、《莹儿》,时而又忧虑着农村的动荡和破产,构思 着《风波》。 他们觉得自己是怀着对时代的助力和贡献的愿望进行这些作品的构思的。所要 表现的人物都是有熟悉的模特儿作依据,而不是所谓普罗作家那样凭着某种革命愿 望虚构和编造的。可是在创作的题材上,一个主要写时代潮流冲击圈外下层人物求 生的欲望与朦胧的反抗,一个是讽刺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弱点,这样的作品有什么时 代意义呢?他们不免有些迟疑,他们多么想向文学前辈请教,多么想有导师的指点 啊! 他们想到了鲁迅先生。兽迅先生不就近在咫尺吗?为什么不请他指点迷津呢? 然而,他们刚刚动议,又自行否决了。已经蜚声中外的鲁迅先生,在他们是高山仰 止。先生会理睬他们这样的无名青年吗?他们犹豫再三,最后才鼓起勇气:给先生 写信!于是,两人经过商量,由艾芜执笔,给鲁迅先生写了信。本来他们的住地距 先生的家很近,可以将信送上门去。但考虑到先生写作很忙,尽量少去打扰,又考 虑到先生的安全,避免引起特务的注意,采取了当时通行的办法,在信封上写周建 人先生收,由他代转。 沙汀、艾芜的信于1931 年11 月29 日寄出。鲁迅先生在当天收到。接连20 多天,鲁迅特别忙。他主编的《十字街头》创刊。接连发表了《好东西歌》、《公 民科歌》、《知难行难》、《沉滓的泛起》、《“友邦惊诧”论》。还就赵景深关 于翻译的错误主张,写了《几条“顺”的翻译》、《风马牛》等文章。而且接到来 信的第五天,即12 月4 日,孩子海婴又患了流行性感冒。 从当天到12 月14 日10 天内,七次携海婴去医院诊病和取药。21 日,他 自己也染上了流感。如他在日记中记叙的:“身热疲倦”、“头重眼肿”。然而, 先生仍然非常认真地考虑了两个青年提出的问题。据鲁迅日记分析,他可能干12 月8 日写了一简短的信稿,12 月25 日正式写成《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12 月28 日,带着病后的疲乏,亲自徒步从住地的北四川路“北川公寓”(鲁迅已于 1930 年5 月12 日从景云里迁居此地三楼四号,其弟周建人仍居景云里原处。沙 汀、艾芜误将周建人住处当作鲁迅住地,在回忆文字中一直说鲁迅此时仍住景云里), 送到两位无名文学青年家里。遗憾的是沙汀、艾芜均不在家。直到解放以后,他们 才从周建人那里知道事情的经过。 鲁迅在回信中,阐明了他的题材观。一、对作品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题材,而 是作者。对革命文学来说,则关键在于作者是不是一个“战斗的无产者”。“如果 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 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意义的”。二、站 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观照现实生活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 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有聪明才力的 公子憎恨家里的没有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 例如法国的戈兼(戈蒂叶,1811——1872,法国诗人,小说家)痛恨资产阶级,而 他本身还是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作家。倘写下层人物(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在现 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 的布施,于无产阶级并无补助。而且后来也很难言。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 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 就变成反动了。”三、作者的立场和世界观固然指导着作者对题材的处理和运用, 但这种指导作用必须通过深切的感受这个环节才能发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当作者 尚未到时代潮流中心的时候,可以“就自己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例如沙汀、 艾芜信中所举的他们熟悉的两种题材,“如第一种,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加以 袭击,撕其面目,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种,则生活状态,当随 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可以作这一时代的 记录。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四、作者的立场观点可以决定 处理和运用题材的方向,但也不可忽视题材对象本身的潜在价值及其差别。因此, 必须严格选材。“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 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五、一方面,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 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是“革命文学”;但另一方面,也不可苟 安于这一点,以致沉役了自己。既然“两位都是向着前进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 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 鲁迅的这些论述辩证、全面、完整、彻底。不仅对沙汀、艾芜的创作具有指导意义, 而且在当时的文学发展中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极大的针对性。他是继:‘左联”成 立讲话批评了小资产阶级作家在“左”倾路线影响下过高估计革命形势,而不面对 艰苦的现实的盲目乐观情绪和不正确的文学观念之后,进一步指出其根本原因,在 于他们的立场与劳昔大众存在着差距,因而造成对生活的感知与把握的差距,强调 了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局限的迫切性。他针对20 年代末期提出革命文学口号以来 的“左”的倾向,强调了创作主体以及作家生活感受的极端重要,明确指出能写什 么就写什么,写自己熟悉的题材,而不要为了趋时,离开自己的生活感受去硬造 “革命英雄”。对那些脱离生活感受,仅凭一种革命的主观愿望,用一些抽象的观 念去处理“重大题材”,创作出缺乏真切感受的作品还自以为是“革命文学”的左 翼作家,提出了诚恳的告诫。 沙汀、艾芜接到鲁迅先生的复信,真是喜出望外。他们抑止不住兴奋和激动, 选出了自己的习作,由沙汀执笔写了一封信附于其后,寄给鲁迅,请求指导。沙汀 寄去的是《俄国煤油》,艾芜寄去的是刚刚脱稿的《太原船上》。 1932 年1 月5 日下午,鲁迅收到稿件。1 月10 日晚,写了复信,带上小说 稿,由许广平陪同去沙打、艾芜住所。当晚阴霾欲雨,北风透骨生寒。鲁迅夫妇步 行到两位青年住处。此时沙汀外出未归,艾芜上前接待。由于艾芜与鲁迅从未谋面, 而他和沙汀给鲁迅的稿件仍然是寄周建人先生收转,以为送回稿件的必然是周建人, 就没有多所交谈。到1936 年鲁迅逝世时,去瞻仰鲁迅遗容,见到灵前的周建人, 才辨别出这天晚上前来的不是周建人而是鲁迅。后来他读《鲁迅日记》,见1932 年1 月10 日所记:“晚复杨汤信,并还小说稿”。再一次印证了这一事实。 鲁迅在退稿信中,认为《太原船上》写得朴实,题材、描写都比较好。 这样的作品不是在时代中心之外。对《俄国煤油》则有批评,说“顾影自怜, 有废名气”。沙汀和艾芜对先生的热心指导感激不尽。1 月14 日,又由沙汀执笔, 联名复信向鲁迅先生致谢。 《俄国煤油》是沙汀的处女作。它写一个叫罗模的年青的知识分子,从四川破 产的封建家庭来到上海,居住在狭窄的小旅店的亭子间,买不起烧饭的煤油,精神 也十分“苍白而空虚”,便渐渐“由痛恨上海人的岂有此理,转而深悔离开乡土的 自己之失策”,陷入深深的哀愁之中。不多久,他忽然听到一个欢欣鼓舞的消息: 只等中俄会谈成功,俄国的煤油就要运到上海。 他兴奋地想起那出产廉价煤油的国家,“现在它不是工人的国家么?不是正在 努力经济的复兴么……? ”他有了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可是,他的情绪又反反复 复。时而燃起希望,时而“脑筋昏昏荡荡,心里是搔抓不着的难过”。 后来,他终于在一天上午去售货店购油去了。不幸的是他迷了路。他“感到从 来没有的虚弱和昏乱”,“一个尖锐而冰冷的意识电流似的透过全身,‘我快昏倒 了!’””他在最后清醒过来,迈着虚晃的大步,向着家里的方向,毫无选择地走 去”。他回家“醉人似的入睡了”,他进入了梦幻:“‘煤油燃了!’……他想大 声叫,然而喉头又有甚么冷而硬的东西哽住,……突然,又飞来震耳的噪音:‘哼! 便宜,没有一只手!’……身子沉重地往下面落着,落着,一撤,虚弱的意识掩过 来。……”这篇长达1 万余字的小说,写罗模穷愁潦倒的生活,表现他自怨自艾的 心理活动和情绪变化。 这篇作品的症结在于鲁迅指出的“顾影自怜,有废名气”。废名即20年代中期 以《竹林的故事》、《桃园》著名的作家冯文炳。其作品冲淡、朴讷又带有感伤情 调,产生过不小的影响。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曾说:“后 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 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作所说。 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的有限的 ‘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耀,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 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俄国煤油》中罗模的“哀愁”也不过是琐碎生活 中一己的“有限的哀愁”,他的感伤也只是狭小天地里个人的小小的悲欢。作品对 其中真切之处的描写也吞吞吐吐,寄寓的嘲讽也欲言又忍。于创作者也许自以为有 深意,但读者看来却沉溺于自怨自艾之中,一种顾影自怜之态中。 这篇作品反反复复写罗模繁琐的日常生活,却又硬塞进向往社会主义苏联的重 大政治题旨,在艺术旨趣上是讽刺罗模式的生活情态,却又企图通过这个人物寄托 对光明的向往。这样就使作品的艺术载体与思想主题之间不协调,使讽刺旨趣与理 想情调之间不谐和。这类于黯淡琐碎的生活情调中硬加政治油彩的构思方式和表现 方式,显然是受了初期“革命文学”创作思想的影响。 本来当时沙汀手中除《俄国煤油》,还有《风波》、《莹儿》等短篇小说初稿。 他之所以选送这一篇小说,主要是因为注意到鲁迅的信中有熟悉知识分子可以写知 识分子,熟悉劳动人民可以写劳动人民这样的语意,认为他写了熟悉的知识分子, 在描写技巧上花了功夫,还运用了意识流等手法细腻地刻画了人物的心理。他的这 种认识当然是肤浅的、片面的。他忽略了鲁迅在信中的“不能将没有意义的事故, 便填成一篇”和“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论断。而且他所认为的“写熟悉的”也 并非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写熟悉的。 毫无疑问,《俄国煤油》写的寓居亭子间的生活和感受,对往昔故乡生活的怀 恋,都是他所熟悉的,甚至还像许多作家的处女作一样,写进了自己的生活体验, 有些非常细腻的笔触也足可称许。可是作品中大量描写的罗模的那些琐碎的烧饭、 睡觉、梦呓、起床、踽踽而行等,都是缺乏严格选材的现象罗列。现实主义不同于 自然主义。它要求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作家应当写熟悉的 生活,但又要严格选材、深入开掘。在更高的意义上创造新的艺术形象。 鲁迅给沙汀、艾芜的两次复信,给了两位文学青年莫大的鼓舞和具体的指导, 使他们坚定了毕身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受到了深刻的教益。当然,他们对复信的 理解会有一个过程,后来沙汀曾经述及: 当我们收到先生的回信时,深感先生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感情激荡得很厉害, 因而只是朴素地觉得信的内容丰富,使我们有了用创作为革命服务的勇气,但对于 先生的许多宝贵的指示,并没有很好体会,当然,也不能单凭一些宝贵指示,便可 以写出像样的作品,它还需要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譬如,鲁迅先生对我 讽刺小资产阶级的习作所加的评语’顾影自怜,有废名气’,就使我改进了文风, 乃至内容。尔后又得到茅盾同志对我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的批评指正,这才逐步加深 了对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解。”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