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潜伏的危机 1951 年春天开始,四川农村分期分批进行土地改革。沙汀得到组织上的同意, 于1951 年3 月到重庆附近的巴县农村生活了半个多月,又于同年8 月到成都附近 的石板滩参加土改工作。石板滩在春末发生了土匪暴乱,沙汀曾叫周光复前往采访, 由他主持创作过一个剧本,因此他对这里的情况有所了解。他是随川西区党委书记 李井泉去的。这里的土改第一步是打政治仗: 发动群众,清查土匪,镇压匪首,教育受蒙蔽的人,第二步是打土豪分田地。 由于卷入暴乱的人不少,工作队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开展“洗脸擦黑”运动,号 召胁从的人洗心革面,检举首恶。那些被裹胁参与杀害解放军和工作队同志的贫苦 农民,受到教育,痛哭流涕,成了斗争匪首、恶霸地主的积极分子。 因为第一仗打得好,斗争地主、分田分地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沙汀在土改中 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其中翻身农民为保卫土改胜利果实踊跃参军抗美援朝的生动事 迹不少。稍后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即取材于这时的积累。后来写《木鱼山》那个老雇 农在激愤之下用随身携带的镰刀割掉恶霸地主耳朵的细节,也是此时了解到的真实 材料。 石板滩土改结束后,沙汀回到重庆。他一心想坐下来写一部反映新解放区土地 改革的长篇小说。他设想通过几户农民多线索多方面地表现这场翻天覆地的运动, 尤其对刻画土改中农民。“新的性格”作了精细的考虑。他在日记里写道:“首先 是人物问题。我该怎样来表现所谓新的性格呢?在偶一想到的时候,我常常感觉到 :茫然!这大约是因为我也同样把新字啃得死,而没有这么理解:新的是旧的发展 来的。”“如果把冯大生那样的性格。那样遭遇的人,搁在目前条件下来,难道我 不会写出一个解放后的新的农民来吗?”“这些新的人应该也多半是行动的人,真 诚的充满信心的人,因而也应该以动作、场面为主。”他对这部作品的写作充满信 心。但由于忙于行政领导工作,始终没有动笔。当然,也谢天谢地,幸而他没有踏 上这支难于驾驭的船。他对农民“新的性格”抽象的认识多,形象的深切的感受毕 竟很少。 当年年底,“三反”、“五反”运动全面展开,沙汀不得不忙于领导本单位的 运动。召开大会小会,研究分析“敌情”、每两、三天向上级送一份简报。在当时 的情况下,文联机关也错整了人。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老虎”。 后来又不得不平反。 在解放初的三年时间里,沙汀就是这样度过的。除了参加土改,大多数时间忙 于领导机关的运动,忙于各种会议。作为文艺界的头面人物,他还不得不出席一些 大会并讲话。如动员文艺工作者抗美援朝座谈会,中苏友协、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 平大会分会成立大会,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大会,纪念鲁迅大会,纪念果戈理、雨果、 达·芬奇、阿维森纳四位世界文化巨匠大会,声援法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抗 议法国政府非法逮捕杜克洛大会,等等。 当然,一个有声望的党员作家不能一概拒绝行政领导工作和社会活动。在当时 的政治、社会条件下,这些工作和活动又难以避免。但过多的行政工作和会议必然 会造成时间和精力分配的困难。不恰当地对待出头露面也会滋长盲目的优越感,导 致艺术探索的怠惰和深入生活的疏懒。而创作正是靠不懈的探索获得活力,靠不断 的创新充满生机的。 沙汀更大的潜伏的危机是“左”的文艺思想的影响。建国以前,解放区的文艺 事业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下开拓了崭新的局面,文艺在为政治 斗争、为宣传党的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所有 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不可磨灭的。但是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艺思想也有 待于深化,文学创作也还存在着粗糙等许多缺陷。 建国以后,文艺战线不仅没有全面总结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按照党的七届二 中全会精神,根据作家队伍、描写对象和读者对象结构改变、层面扩大的新形势, 适应繁荣人民文学艺术的需要作出新的调整和部署,还不加分析地全盘照搬解放区 文艺工作的政策和具体作法。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便是在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上,只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文学创作与宣传党的具体政策相配合。文艺领域的这 种思潮集中反映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文件中,贯穿在周扬、茅盾等著名的批评家、 作家、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中。这些文件、讲话、文章很快影响到了沙汀。1950 年,他在川西地区文学创作活动的总结报告中就认为文艺要“为政策服务,展开宣 传工作”,“九个多月,成都文艺创作活功大半是和赶现实、赶任务的突击工作分 不开的”。1951 年,他在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诞辰75 周年、逝世15 周年的讲 话中,对他在创作上几经反复、终于肯定了的讽刺和暴露的创作倾向重又表示“检 查”,认为“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简直可以说是时代的错误”,就是鲁迅也“何等 热望中国能有反映革命实际的作品出现”,把希望和实践混为一谈。1953 年2 月 下旬,他在《西南文艺》通讯员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是用“左”的观点对自己过去 的创作作了不恰当的评价。他在谈到曾经认为比较满意的《范老老师》时,说这篇 小说“首先是人物选择不恰当,范老老师这个人物不过是自由小资产阶级,并不是 工人、共产党员,由于这样,这个人物对于和平的企求只是止于口头的宣传,热切 的盼望和欢迎,他没有积极主动的行动起来,用切实的战斗去争取,因而也就减低 了这篇作品的战斗性”。这种认识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不符合创作规律的。 沙汀把有限的创作,纳入了从属政治任务和政策宣传的轨道。本来他在解放前 夕的有些作品中就有了为“趋时”而“以意为之”的苗头,但当时他毕竟是从非常 熟悉的生活出发或以之为依托的。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真切的生活感受调节着他的审 美走向,保证了作品生活层面的独特性和艺术表现的独创性。可是一旦急功近利而 又脱离所熟悉、所感知的生活,即使卓有成就的优秀作家也很难不陷入尴尬和侷促。 这段时间,沙汀只创作了三篇小说。《归来》写一个机关通信员、“大家心目 中的英雄”第一个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他回家将此事告诉了母亲,具有翻身感的母 亲很容易克服了思想上的矛盾,以一种“庄严的自豪感”支持儿子的行动。《控诉 》写一个母亲对弄得她家破人亡的美国兵的血泪的控诉,反映抗美援朝具有广泛的 群众基础,《母亲》写一个积极开朗、深明大义的母亲为儿子报名参军,鼓励儿子保 家卫国。三篇小说都是配合抗美援朝宣传的“赶任务”之作。着重描写的三个母亲 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身份和觉悟程度,带有鲜明的时代的烙印,可是三个人物都 缺乏独特的个性,用以表现人物的生活面也因经过意念的过滤显得过纯而没有特色。 其中还有靠大道理解决思想矛盾的描写,枯燥的说教,过去的作品没有过的干部腔。 那些时候,沙汀也常常忆起睢水蛰居的日日夜夜,多次激起文思往复。 特别是袁寿山、萧文虎这些人物,他们在解放前夕的所作所为,他们的精神矛 盾和崩溃,以及那偏僻的场镇的文化气氛,几乎可以呼之欲出,可以铺陈为引人入 胜的情节。他曾酝酿创作一部中篇或长篇小说。当安县传来吴瑞卿在征粮工作中被 杀害的消息后,他创作的欲望更加强烈。他决计写一部中篇小说,真实深刻地写出 那偏僻场镇在黎明前的生活情景。他将这个计划告诉陈翔鹤,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但后来他又动摇了,认为文学创作应当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特别是他这样的文艺 界的领导人更应作出表率,也就搁置下来。不久,他再度燃起创作的欲望。构思好 暂名为《应变》的中篇,写解放前夕袁寿山、萧文虎之类怎样应付解放战争翻天覆 地的变化。写了两章,仍然觉得题材“旧”了,又束之高阁。 沙汀配合抗美援朝的三个短篇小说发表以后,也曾获得肯定的评价。可是张天 翼却有不同的看法。他直言不讳劝告沙汀还是以写过去熟悉的生活为好,新的生活、 新的人物让那些在生产战线上的作家,建国以后从基层涌现的青年作家去写。沙汀 没有听取这个意见。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