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在波浪中回荡 从1959 年开始,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困难。藐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人们, 不得不逐渐老实些了,开始按照党中央制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扭转困难的局 面。 思想文化领域的左倾错误,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文艺工作指导思想的调整也 未提到日程上来。但是,这个时期中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几次重要讲话,“文艺 八条”的讨论,以及《文艺报》组织的“题材问题”的讨论,却在一定程度上制止 了“左”的文艺思潮的泛滥。 沙汀的头脑也开始降温。当国民经济已经出现困难时,他还在第三次文代会的 发言中重复“大跃进”中“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神话。当他双目失明的兄长杨朝缓 从家乡来成都诉说瞎指挥、高征购给农村带来的灾难,苦苦哀求增加按月寄给他的 生活费时,他半信半疑,甚至疑心是否被阶级敌人利用。 后来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正视严峻的现实了。全家人不惜买高价食品 来重点保护他。存款用光了,只好向出版社借支稿费。完全出于拿一笔稿费的目的, 赶着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了一本短篇小说集《祖父的故事》。他同任白戈、李亚群 去峨眉山游览,一见到报国寺前池塘里唼喋的鱼,把一切游兴抛到九霄云外。他们 每天钓鱼来改善生活。妙不可言的是,每次由厨师烹调以后,都会少两三尾。 现实生活促进了他对“大跃进”的反思。联系着这种反思,他重新看待前些年 反映“大跃进”的几篇小说,重新思索有过的违背艺术规律的现象。 他参加了周恩来召集的紫光阁座谈会,聆听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 问题》的讲话,对其中关于“大跃进”以来违背艺术规律错误作法的批评,有着较 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又认真学习了周恩来在“新侨会议”和又一次紫光阁座谈会上 的讲话,积极参加了“文艺八条”的讨论,仔细阅读了《文艺报》主编张光年撰写 的《题材问题》的专论和该报组织的“题材问题”讨论的许多文章。对文艺与政治 的关系,文艺创作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题材多样化,创造典型形象等问题重新进行 了思考。 1961 年9 月,他应《成都晚报》副刊编辑萧青之邀在成都工农兵文学作者座 谈会上的讲话,同年10 月中旬与艾芜、刘真、林斤澜等去云南边疆访问途经贵阳、 昆明时在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他创作思想的某些调整。 他认为应该把文艺为政治服务想得宽些。长期生活在现实斗争中,能及时写出 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这是好的,也是群众迫切需要的,但并不要求所有的人都这样 做,否则就会助长生硬地配合任务和图解政策的概念化的倾向。作家写什么,要看 他的生活体验,还要看他对生活的兴趣,不能作一般的要求,而且人们对文艺作品 的要求也是多种多样的。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各种题 材、体裁、风格、形式的作品都是需要的。文学创作有一条根本原则,那就是无论 如何要从生活出发。生活中有什么事物打动了你,引起你的创作冲动和联想,然后 才进入艺术构思。这样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对所写的事物感情一定充沛,对素材、 情节、人物非常熟悉而又经过细心琢磨,写出来的作品才可能打动人,至少不会公 式化概念化。 随着创作思路的开阔,他再次重温了他解放前熟悉的生活,打算以《困兽记》 为基础,创作表现知识分子的三部曲长篇小说。他在1961 年冬天去云南时开始设 想,于12 月提前返回四川后加紧构思。3 月中旬至4 月中旬在北京开会期间也没 有间断,以后更加细致地谋篇布局。他曾经记载过他的心迹: “1962 年2 月7 日:去冬以来,长篇的构思问题,就已经一直叫我心神不安 了。几乎无时不考虑它。但是由受孕到十月临盆,这个过程并不那么简单!”“1962 年3 月21 日:在北京向张天翼谈计划的长篇小说的一些想法。他谈了谈他的计划。 我们有共同的想法,彼此年龄都不小了,应该有个比较长远的计划,可以一气写它 十年八年;但是在艺术构思上,彼此却有分歧,而且始终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1962 年3 月25 日:他(立波)准备让林兰留在北京,他单独去湖南。他自己 似乎打算写‘南下’的材料,但他还不想把计划公开。 我可把自己的长篇计划告诉他了。正讲到这里,林兰来了。她很赞成我的计划, 还说,这是青年一代无法写的。”“1962 年4 月8 日:周扬说一天、一年四季都 搞运动总不成的。他以满清为例,虽然有文字狱,但是却让文人学者搞四部丛书等 等。于是,不知怎么的,他把话头转到鲁迅,说鲁迅死的时候才五十六岁,可已做 了不少的工作了。这个话使我深为感动,也很惭愧,觉得自己真该拼命写些东西了, 不能再不三不四混日子了。”“1962 年4 月18 日:由于他(陈荒煤)的关心, 我谈到了我的长篇计划,以及我的某些想法。主要是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因为他们 将是我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他说他也早想写知识分子了,而且准备从大革命时代写 起。现在虽然没有条件,但将来一定要写。”“1962 年7 月13 月:进一步补充 了写作长篇的一些想法。…… 我只有一个担心:变成《困兽记》的拉长。为了避免这点,显然必须做到,从 二卷起,旧有的重要人物,应该有显著的发展,增加性格鲜明的新的人物,政治气 氛;环境得有特点,有新的矛盾和新的故事,而且对第一部还得认真加工。”到1962 年秋天,他的长篇小说的构思已经到了“十月临盆”的程度。 可是他始终无法动笔。许多行政领导工作使得他“身不由己”,有些麻烦甚至 使他一度心力交瘁。例如《四川文学》发生的一件麻烦事,就曾使他非常烦恼。 沙汀一直是《四川文学》的主编人。虽然是挂名,很少管编辑、出版的具体工 作,但涉及到办刊方针仍不得不操心,刊物出了差错不得不承担责任。 1962 年年初,编辑部青年编辑葛鹏编发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郑孝胥谈文 艺的一些观点,引起了种种非议和有关领导同志的批评。作为主编的沙汀感到再也 不能撒手不管。他向副主编李累、履冰打了招呼,凡涉及办刊方针的大事要通知他 参加讨论。 9 月14 日,编辑部召开汇报会,由去重庆、广元等地征求读者意见的编辑汇 报情况。履冰便叫编辑何世泰请沙汀参加会议。汇报的人有榴红、蓝疆、何同心。 他们讲读者对刊物的反应强烈,认为编者放不开手脚,刊登的不少作品没有触及现 实生活中的问题。他们讲话以后,葛鹏接着发言。他刚刚从贵州组稿回来,补充汇 报了贵州一些作者对刊物的意见。他说贵州文艺界的人也认为刊物发表的许多小说 没有触及生活中的矛盾,显得平淡。贵州遵义有一位作者正在写一部反映困难时期 饥饿、死人的长篇小说,这人还算有胆量,从读过的两章看,写得还不错,……沙 汀越听越觉得不是滋味。他不断地出粗气,终于忍不住暴怒道:写这些东西究竟对 谁有利?还要不要有一点敌情观念!他再次重复去云南边疆路过贵州时在一次座谈 会上讲过的话,强调要看到红墙外面有敌人,要顾全大局,创作要对人民有利。他 尽量克制自己,但情绪仍然激昂。几乎不是结束讲话,而是在盛怒之下中断了发言。 这以后几天,沙汀的情绪一直不好。加以感冒、咳嗽,心情十分烦躁。 10 月初,汇报会过去10 多天了,心情才稍好些,咳嗽也才停止。他见连日 秋光甚好,于10 月4 日给李劼人挂了电话,相约在10 月6 日即星期六去劫人居 住的菱窠玩一天,以散散闷。李劼人说:“非常欢迎,可是没有东西吃啊!”他说 :“做点豆花就不错了!”李说:“不行,我这里有点豆子,也尽是烂豆子呀!” 他说:“烂豆子也是豆子嘛!”他们商定,除沙汀夫妇外,还邀约戈壁舟夫妇和林 如稷夫妇。次日,天气忽然转坏,凤瑟瑟、雨凄凄。 沙汀几次观看天色,希望有可能转晴。下午他想好好休息一下,可是李累上门 来谈编辑部的情况。李累说,葛鹏的思想一直不通。他对宣传部的批评也有意见, 认为别人的文章引用曾国藩的话都可以,为什么引用郑孝骨的话就不行?他对沙汀 说的什么“敌情观念”也想不通,认为凡文章和作品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负作用,以 致遭到敌人的利用,值不得大惊小怪。沙订仍坚持他的看法,再一次阐述了他的观 点。这天晚上,他又心绪不宁。总是想到李累谈的情况,总不住摇头叹气。他真气 恼:这个编辑部不管不行,管也难管,有什么办法呢?准备惹麻烦吧!考虑已久的 创作,再也没有心思提笔。 次日老天作美,转向晴好。沙汀和玉颀收拾停当,准备出门。 正在这时,履冰来了。他心里不免嘀咭:糟了,又有事了!幸而履冰只是说, 今天宣传部要开部务会,要你去参加,但是我已替你请了假,叫安春振去了。他心 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他和玉颀乘车到了菱窠,其他四人也陆续到了。此时东道 主却不在,一早就进城参加成都市的一个会议去了。不过女主人一再说明:劼人是 打了招呼的,他很快就会回来。大约11 点钟,李劼人回来了。 他们相聚在幽静的院落里,避开城市的喧嚣,忘却工作的烦恼,无拘无束地谈 笑。 他们闲谈一阵,就去欣赏李劼人收藏的字画。看了几种手卷和册页,到了12 时,吃了点心,又上楼看大幅的名画。这一幅幅佳作真是夺人眼目。其中有几代相 传的珍品,收藏者视为家珍。有一幅名画,前辈收藏者在画坠背后题写道:“子孙 宝之”。继承者在一旁增加了一行字:“李劼人暂藏于菱窠”。沙汀见了,赞叹不 已。因连日心情欠佳,头一天休息不好,且上呼吸道感染初愈,他渐觉有些疲倦, 便独自下楼,斜倚在木椅上闭目养神。稍稍有点精神,又再上楼观画。但正在此时, 省文联司机曾绍华来了。在楼下连声高喊沙主席,杜书记打电话来了,叫立即去省 委宣传部参加部务会。一听是杜心源通知,沙汀不敢怠慢,赶紧下楼,闲玩的兴致 一扫而光,未曾消除的疲劳也全然忘却。李劼人不停地叫他,打个电话去吧,就要 吃饭了。他解释了几句,快步出门上车。 约莫4 点钟,沙汀走进商业街宣传部院内的会议室。一进门,瘦高个儿的杜心 源站起身来,操着节奏极快的山西话说:你来了,你来得好!你那个《四川文学》 变成汉奸文学刊物了。素来直爽的杜心源劈里啪啦讲了一通。 他对引用郑孝胥的话那篇文章作了分析批评。语带讽刺,却脸带笑容,使人感 到事态严重,又觉得态度诚恳。沙汀谈了责成责任编辑检查的情况,他自己也有责 任。杜心源说:你们应该把刊物收回,停止发行嘛!沙汀说:这确实是处理这件事 时的一大疏忽。接着他又讲了20 多天前编辑部汇报会上暴露的思想情况,当时他 的大发雷霆。会议结束后,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叫他和安春振留下,就进一步检查 作了交待。他正待出门,文艺处处长张东界走了过来,十分严肃他说:刊物出了问 题,是你的责任啊!沙汀顿时火了:我早就宣布了搞创作,不再管工作了!这天晚 上,他一直生气、烦躁;创作搞不成,工作也搞不好,刊物出问题,实在丢人。 10 月8 日晚,履冰把编辑部一份书面检查交给了沙汀。次日上午,他把安春 振叫来,要他根据这个检查,以文联党组的名义写一个检查报告送省委宣传部。他 详细交待了还要增加的内容,涉及到错误时应采用什么提法,他本人的责任。此后 几天,他几乎天天头晕。10 月13 日上午,《四川文学》编辑部开会。他到会讲 话。讲到刊物的错误,措辞照样尖锐,但态度较为冷静。他说最近一个时期,有的 编辑思想动荡,指责领导上贯彻“双百”方针有点“老坎”,仅仅“半开门”。我 的看法是,既然是“门”,就有“开”和“关”。对人民有利就“开”,对人民不 利就“关”。不仅要“关”,还要严加防范,加强戒备。当晚,他又在日记里写道 :头昏脑胀,烦躁不安。 他就是在这样的景况下虚掷了许多宝贵的时光。他的创作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从1962 年年底开始,由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理 论的影响,文艺工作指导思想急剧向“左”逆转。康生制造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 的冤案,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对周恩来领导的调整时期的文艺工作进行 否定和倒算。它们既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又直接左右着文艺工作,造成极左的文 艺思潮泛滥。沙汀也受到了影响。他放弃了已经成熟的创作打算,把精力转到对现 实“阶级斗争”的关注。他去了三台县尊胜乡、武胜烈面区等地,带着阶级斗争扩 大化、绝对化的观点去观察生活。 出于配合的目的,于1963 年初和1964 年初写了《一场风波》、《煎饼》。 夸大农村的阶级斗争,图解极左的口号和政策。此时他的生活和创作都带有极 大的片面性,好在他去的都是熟悉的地方,尊胜、烈面的朋友们给他讲了大量困难 时期的生活情形,这些当然不符合“阶级斗争为纲”的要求,但对他后来的创作却 大有神益。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