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一次在舞台上出洋相 “It'salongwaytoTipperary, “It'salongwaytogo”(“到提波拉利有很远的路,有很远的路要走”) 1945年8 月14日早上,我一醒来就听到父亲在唱这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流行 的进行曲。他并不会讲英语,这首歌一定是小时候从驻华的英国军人那里听来的。 我下楼来看到他红光满面,高兴万分,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其实我也已经猜到了。 漫漫的八年长夜,几百万中国人丧生,数不清的人在日寇统治下饱受饥荒、虐 待和屈辱之苦。顽固不化的日寇终于低下了头。中国自由了。 上海转眼之间就变了模样,矮小敦实的日本人被高大散漫的美国兵取代了。 外滩上的应召女郎都换上奇装异服去招揽生意,有的还把头发染成深浅不同的 金黄色,尽力装出一副“美国女孩”的模样。看到她们在港口招摇过市,上海人给 她们起了个外号叫做“咸水妹”。美国兵看着黄包车觉得新鲜,他们让车夫坐上车, 他们拉着跑。破旧的黄包车和健壮的大兵形成一幅不协调的画面。这些从美国中西 部农村来当兵的年轻人在街头大声吆喝,蹦蹦跳跳,享受着平生最好的时光。市民 们看着他们瞠目结舌,而我却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有趣。 丁老师和上海妇女协会一起组织家庭妇女排演业余话剧,把普通妇女带上了舞 台,这的确是个成就。这些话剧通常带有政治色彩。演员们站在临时拼凑的舞台上, 双手交叉在腹部,像西方歌剧演员一样动情地朗诵着:“八年抗战,受尽苦难……” 她们极其认真而热诚地表演自己的角色,抒发胸中的痛苦与忧伤。然而那些挑剔的 上海人却不为她们的演出所感动,称她们这是“肚皮痛”的演出风格。 我也被选来参加演出,人家刚一提出来我就满口答应,而且把要唱的歌早早地 准备好了。演出是在上海一家很大的剧院里。我不慌不忙地走到舞台中央,望着台 下黑鸦鸦的观众,还有一大群和我一样的小朋友们,突然把应该怎么做忘得一干二 净。我没出息地跑回边幕去,却被站在那里的丁老师一把抓住,用力地推了出来。 我最后还是好歹把歌唱完了,甚至还得到了掌声鼓励。直到今天,大姐采藻还清楚 地记得,她当年看着我在台上出洋相是多么替我难为情。能让她松口气的是,我只 在中国的舞台上亮过这一次相。 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丁老师刚要出场,剧场入口处突然发生一阵骚乱,演出 中断了,因为国民党的警察来突击检查异己分子。我见丁老师满脸激愤,以为她是 为演出被冲了而生气。真糟糕,费了那么大劲排练了半天,到最后却全垮了。其实 我不知道,当时在这些家庭妇女中存在着越来越浓的紧张空气,一边是曾撤退到四 川的右翼国民党分子的太太,另一边是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抗日斗争的左翼妇女。 我妈妈猜想丁老师在沦陷时期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络,并且听说她因为同 情共产党而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这可是个能让人被捕甚至掉脑袋的问题。上了黑 名单就像是江洋大盗一样再也跑不掉了。妈妈很疼爱丁老师,待她就像是自己的家 人一样。她打听到那个管事的警察,就塞给他两块金条,让他把丁老师的名字从黑 名单上拿掉。那个警察头子在黑名单上找了半天以后不禁笑了,原来名单上确实有 个姓丁的共产党人,但不是丁老师,是个男人。妈妈如释重负,但她还是坚持让那 人收下金条,并且看着他把那个姓丁的人的名字涂掉了。那位丁景唐先生解放后是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社长。 和平的景象并未维持多久,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就开始了。美国大兵不再像以前 那么欢天喜地,“美丽的家园”的污点也慢慢暴露出来了,诸如种族主义、隔离主 义等等。我无意中听到父亲诧异地问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人:“难道黑人还住在贫 民窟吗?他们没有一点民主权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