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父亲的艺坛好友 我让学生们给我表演一段戏。他们都选择了曹禺在解放前写的《日出》或《雷 雨》的片断,剧中那些旧时代的人物如今早已不存在了。我能从这个练习里看出他 们的表演才能,就像任何一组学生一样,有一半人有天分,其中的几个很突出,另 一半人一般化,有几个则是让谁教都会头痛。 这次练习让我了解到“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年轻人。一开始我不 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男生都愿去演一个备受欺凌的角色,他们毫不难为情地把他表现 得十分夸张。后来我才恍然大悟,这是江青样板戏中的两种典型人物之一,要么是 高大的英雄人物,要么是渺小的可怜虫。有一个女生表演了一个妓女角色,她演得 很别扭,因为直到近几年,她还根本不能阅读有关妓女的书籍,更不要说去接触真 正的妓女了。 过分强调理论使得学生们缺乏本能性的表演。似乎多年来参加政治运动和那些 无休止的“自我批评”已经蚕食了他们的艺术创造力。由于任何的个人感情都不予 提倡,再加上中国人本来在公共场合就表现拘谨,所以就更限制了他们大胆地发挥 想像力。 然而当我看到学生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做即兴表演时,很受感动。这些 小品真实又幽默,是他们的内心感受,是他们平时在生活中看到的、听到的、能理 解的事情。 于是我在头两个月集中让学生们做游戏。我特别设计了声音与动作的配合练习, 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放松身体,相信自己的内心直觉,自然地对声音和感觉作出反应。 这种声音与动作的统一对他们来说是个新概念。 学生们在声音上有很多问题,这一点我自己有切身体会。他们不太重视音质的 圆润,而那种低沉丰厚的嗓音在传统上被认为不够女性化,所以并不受欢迎。我的 办法是把他们的剧本前后颠倒,顺序全部打乱,让他们消除头脑中一切对这些角色 的固有印象,并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说同一句台词。两个月之内,他们的声音,特 别是女生的音高全降下来了。于是每个人都很兴奋,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12月22日下午四点,以曹禺为主席的中国戏剧家协会由刘厚生出面为我在著名 的新侨饭店设宴,让我与首都的戏剧界名人会面。客人们大多是京剧演员,包括我 父亲的同事和学生。那是一场很正式的宴会,按中国的习惯方式举行。用过点心以 后,大约有三十多个人聚在一间大屋子里,坐在铺着垫子的红丝绒沙发上,每个人 轮流回忆京剧泰斗的往事,情绪激动而感人。后来轮到我发言来答谢他们对我父亲 的赞扬。我觉得我的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不足以表达我的意思,所以我就用英语发言。 幸好英若成在场,他曾在北京主演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后来当了文化部 长,他的英语非常流利,所以主动帮我当了翻译。我同样也是感慨万千。我告诉在 场的戏剧界的精英,我在西方多年来一直想要好好表现我肩负的四重角色:中国人, 女人,演员和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女儿。我把这四条按正确的顺序作了排列,把中 国人和女儿排在前面,把演员和女人排在后面。首先是我对民族的忠诚,也是遵从 父亲对我的最后教诲。然后是对父母的孝心,这也是孔夫子所崇尚的。讲完了这番 话,我觉得自己做事开始像个中国人了。 阮主任带我去访问父亲的其他一些活着的老朋友。我见到了夏衍,他个子不高, 是中国的费里尼,身边围了一群他养的猫。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剧作家及电影工作者 阳翰生,他见了我就语调沉重地说:“不要被悲痛压垮了。”不幸的是,父亲最好 的朋友,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和评论家田汉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去世 了。这是对天才的多大浪费,对一个国家的人才的多大摧毁牎我后来还见到了周扬, 这四个人被江青称为“四条汉子”。 我在北京非常想见的一个人是王光美。她的丈夫、国家主席刘少奇已经在“文 革”中被迫害死了。我给王光美写了一封信,特别告诉她我在《斗争主题》中扮演 她时没有丑化她。她于是约我去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