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事件”前后 1932年底,沈从文收到张允和、张兆和姐妹俩发来的有关婚事已获应允的 电报。长达四年之久的耐心与期待终于有了预期的回响,沈从文心里蓄满了莫可名 状的喜悦。一俟学期结束,他便立即动身赶往苏州。 第二次来苏州,是同年寒假,穿件蓝布面子的破狐皮袍。我们同他熟了些,便 一刻不离地想听故事。晚饭后,大家围在炭火盆旁,他不慌不忙,随编随讲。讲怎 样猎野猪,讲船怎样在激流中下滩。形容旷野,形容树林。谈到鸟,便学各种不同 的啼唤,学狼嚎,似乎更拿手。有时站起来转个圈子,手舞足蹈,像戏迷票友在台 上不肯下台。可我们这群中小学生习惯是早睡觉的。我迷迷糊糊中忽然听一个男人 叫:“四妹,四妹!”因为我同胞中从没有一个哥哥,惊醒了一看,原来是第二次 来访的客人,心里老大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 这时三姐早已困极了,弟弟们亦都勉强打起精神,撑着眼听,不好意思走开。 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境界。 那时我爸爸同继母仍在上海。沈二哥同三姐去上海看他们。会见后,爸爸同他 很谈得来。这次的相会,的确有相亲的意思。① 这次见面,决定了沈从文与张兆和婚约的成立。随后,张兆和便伴随沈从文一 同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内编英文书目,和她在一起编中文书目的,还有一 位后来改名江青的年轻女性。其时,江青一边在学校做点事,一边读点书,沈从文 所教的写作课是她选修的科目。后来,江青对外国记者说,那时,沈从文每每要她 一周写一篇文章。她年轻时最喜欢的教授就是沈从文。不料30多年后,这个女人 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不可一世的角色,并直接导演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大 悲剧,而她与沈从文这一人生的“偶然”,还插下了沈从文人生道路上后来一段传 奇的因子。 自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以来,两人到这时才真正进入相互恋爱的阶 段。这时,“乡下人”有了进一步期待,萌生了结婚的念头。两人在一起时,沈从 文试探着对张兆和说:那些信已快写完了,所以天就放她和他来一处作事。倘若她 不十分讨厌他,似乎应当想一想,用什么方法使他那点痴处保留下来,成为她生命 中一种装饰。 张兆和笑着对他说:“我实在不大懂这个问题,因为问题太艰深。倘若当真把 信写完了,那么就不必再写,岂不省事?”沈从文感到自己的心被刺了一下,神气 间有点不高兴。这神气被张兆和感觉到了,她随即问他:“为什么有好多很好看的 女人你不麻烦,却老是缠着我? 我又不是什么美人,为人老实不中用,实在很平凡。”沈从文说:“美是不固 定无界限的,凡事凡物对一个人能够激起情绪,引起惊讶,感到舒服就是美。我认 识许多女子,但能征服我,统一我,只有你有这种魔力和能力。”这一类相互间的 辩难与究询,原是一对恋人常有的节目。偶尔无意间作成的对方自尊心的受损,似 乎反倒是增加爱情甜蜜的一种佐料。无涯的大海和海边的阳光放大了沈从文的人格, 增加了生命的热能;张兆和来到青岛减轻了沈从文的孤独与寂寞,爱情的泉流滋润 着干渴与受到伤损的灵魂,沈从文正把一颗心停泊到一个幸福与宁静的港湾。19 33年5月14日,与丁玲同居的冯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旋即供出了丁玲的地 址。同日,丁玲在上海寓所和潘梓年一道被秘密逮捕,不久,同冯达一起被转移到 南京囚禁。 丁玲失踪的消息,很快被上海、北平、天津的报刊报露了出来。沈从文从报上 看到的这一消息,又被上海方面的朋友来信证实后,他被惊呆了。 又一个作为前进作家的朋友落入了国民党政府当局有意设计的圈套!在虚空中, 沈从文仿佛望见了三年前胡也频的身影,想起胡也频过去的种种,心里有了一点隐 痛,隐隐约约地感到丁玲与胡也频二人共同的命运!……当年北京农业大学的六个 朋友,张采真、胡也频等人的行列里,似乎又加入一个丁玲,他们的命运结成一个 必然的环链,各人接受着黑暗社会里一份无法规避的命运。……一个朋友的声音: “我亲眼见过,在江西,‘剿共’的军队,用一大桶石灰,解决二百余名厌弃内战 的逃兵!”……仿佛在一个黑沉沉的夜里,丁玲在被几个凶恶的大汉,强行塞进一 个麻袋,向黄埔江里投去…… 一股愤火从丹田升起,他要向社会控诉国民党秘密逮捕、屠杀进步作家的非法 行径。5月25日,即在丁玲失踪11天后,沈从文奋笔疾书,写下了《丁玲女士 被捕》一文,并在6月4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公开发表了出来:丁玲女士只是 一个作家,只为了是一个有左倾思想的作家,如今居然被人用绑票方法捕去,毫无 下落。政府捕人的方法既如此,此后审判能不能按照法律手续,也就不问可知了。 国民党近年来对于文艺政策是未尝疏忽的,从这种党治摧残艺术的政策看来,实在 不敢苟同。像这种方法行为,不过给国际间有识之士一个齿冷的机会,给国内青年 人一个极坏印象,此外就是为那政策散播一片愚蠢与不高尚的种子在一切人记忆中 而已。 如今丁玲女士究竟押在何处,所犯何罪,也不明白。 且据传说,则其人又有业已为某方害死的消息。这传说我希望它不是事实,但 政府也应当用别的方法证明,这是个不实谣言,且应当即刻公开审讯。人若当真已 死去,活埋也好,缢杀也好,仿照别一处处治盗匪方法套石灰袋也好,政府既只知 道提倡对于本国有知识青年的残杀,所用方法即如何新奇,我也绝不至于因其十分 新奇,另外提出抗议,因为每个国家使用对知识阶级的虐杀手段时,行为的背后, 就包含得全个的愚蠢,这种愚蠢只是自促灭亡,毫无其它结果。 在极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矣。然若果稍能自强不息,知对现状有所不满,敢 为未来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无踪,生存的,则只剩下一群庸鄙自熹之徒, 当全个民族非振作无以自存的时节,还各装模作样,以高雅自居,或写点都市文明 浮面的光影,或填小词造谣言以寄托其下流感情,佯充清流,以文学作消遣,于政 府各官办刊物中,各看手腕之修短,从所谓党的文艺政策下,会计手中攫取稿费若 干,无事便聚处一堂,高谈希腊、罗马以送长日。即由此上海小有产者与小游民兴 味与观念,支配国内年轻人兴味与观念。政府于积极方面既杀尽有希望作家,于消 极方面,则由政府支出一部分金钱,培养这种困汉游民,国家前途,有何可言!① 自丁玲被捕以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起了营救丁玲、潘梓年的活动。在这 些活动中,沈从文皆列名其中。6月,营救丁玲最得力者杨杏佛,遭到国民党特务 暗杀。同时,报纸和社会上盛传丁玲已被杀害。这并非事实的误传,由于相信者众, 沈从文从各方面熟人朋友处打听,皆以其事为真,也不由沈从文不信。 在确信这一传言的前提下,沈从文于同月创作了小说《三个女性》,以寄托对 死难朋友的哀思。 这是一篇以丁玲死难消息为背景的纪实小说。主人公实际上是那个没有直接出 场的“孟轲”。作品通过另外三个女性——黑凤、仪青、蒲静的议论,从侧面赞萨 了孟轲的“不俗气”,“革命、吃苦”,“切实工作”,“朴素”而“不把那点经 验炫人”、“不矜持”,“有些地方男子还不如她”的优良气质和品格。当黑凤收 到未婚夫“璇若”拍回的孟轲已经被害的电报后,小说这样描述黑凤的反应:她努 力想把自己弄得强硬结实一点,不许自己悲哀。她想:“一切都是平常,一切都是 很当然的。有些人为每个目前的日子而生活,又有些人为一种理想日子而生活。为 了一个远远的理想,去在各种折磨里打发他的日子,为理想而死,这不是很自然的 么?倒下的,死了,僵了,腐烂了,便在那条路上,填补一些新来的更年轻更结实 的家伙,便这样下去,世界上的地图不是终究就会变换了颜色么?她现在好像完了, 全部的事并不完结。她自己不能活时,便应当活在一切人的记忆中,她不死的。” 她自己的确并不哭泣。她知道一到了明天早上,仪青会先告她梦里驾驭小船的经验, 以及那点任意所之的快乐,但她却将告给仪青这个电报的内容,给仪青早上一份重 重的悲戚!她记起仪青那个花圈了,赶忙到食堂里把它找到,挂到书房中孟轲送她 的一张半身像上去。① 六七月间,围绕丁玲失踪事件,社会上谣传纷纭。说丁玲已被杀害者有之,说 丁玲向国民党当局自首者亦有之,事实真相被掩盖了,使人感到扑朔迷离。国民党 当局慑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拒不承认逮捕了丁玲。一方面,文化界民主、进步人士 坚持向国民党政府要人,并澄清事实真相;另一方面,一些别有用心者则利用报刊 编织、散布谣言,对丁玲实行人身诬陷。其时,一个名叫张铁生的燕京大学学生, 在报上著文,渲染丁玲正和一个姓马的特务在莫干山同居。沈从文痛恨这些没人心 者的造谣,并坚信丁玲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6月4日,他再次执笔,写下《丁玲 女士失踪》,于6月12日发表在《大公报》上。文章援引了丁玲托人带出的口信 “我已被诱捕,不自由”和上海公安局否认捕人的消息,坚持认为“事实上则人业 已被捕,且非法律手续捕去”,对国民党政府的暗杀政策提出抗议。末了,沈从文 愤怒地写道:为这件事抗议的作家,人已不少,其他暂时沉默的,也正在等候政府 一个合理的处置。这个人不能用“失踪”作为结论,她若因此失踪,我的预言是, 将来还会有若干作者,相信除了年轻人“自卫”且指示自卫方法外,别无再好的话 可说。 沈从文的辩护招来了张铁生的攻击和漫骂,并极为下流地编造有关沈从文和丁 玲的谣言在《庸报》上发表,文章充满了不堪入目的污秽语言。张铁生的卑劣行径 激起了沈从文周围人们的愤怒。《大公报》里的中共地下党员鼓励沈从文向法院起 诉,同张铁生打官司。王芸生也对沈从文说:我们出钱,你去法院告他。《庸报》 得知这一消息,赶紧派人向沈从文道歉,事情才算作罢。 7月,沈从文写下长篇回忆文字《记丁玲女士》,在《国闻周报》上连载。在 《记丁玲女士·跋》里,沈从文这样写道: 他们的努力, 只是为了“这个民族不甘灭亡” 的努力,他们的希望,也只是 “使你们不作奴隶”的希望,他们死的陆续在沉默中死掉了,不死的还仍然准备继 续死去。他们应死的皆很勇敢的就死。不死的却并不气馁畏缩。只是我想问问:你 们年轻人,对于这件事情,有过些什么感想?当不良风气黑暗势力已到一个国内外 知名的文学家可以凭空失踪,且这作家可以永远失踪,从各方面我们皆寻不着一个 能为人权与法律的负责者,也寻不着一个为呼吁人权尊严与法律尊严的负责者时, 你们是不是也感到些责任? 一个前进作家他活下来时,假若他对于人生还有一点较遥远的理想,为了接近 那个理想,向理想努力,于生活中担受任何不幸,他是不至于退缩的。他看准了他 应取的方向,他对于他的牺牲便认为极其自然。他相信光明与正义所在,必不至于 因为前面触目惊心的牺牲了,就阻止了后面赴汤蹈火的继续。他明白一页较新的历 史,必须要若干年轻人的血写成的。同这个社会中种种恶劣习气作战,同不良制度 作战,同愚蠢作战,他就不能吝惜精力与热血,他们力尽气竭后,倒下去,僵了, 腐烂了,好像完事了。在一般人记忆中,初初留下一个鲜明活跃的影子,一堆日子 也慢慢地把这些印象弄模糊了,拭尽了。可是,他们却相信,他们强悍的生,悲惨 的死, 是永远不会为你们年轻人忘掉的! ①1934年,《记丁玲女士》结集为 《记丁玲》交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时,却遭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图书审查委 员会的严重删削。书末的《编者话》说:沈从文先生所著《记丁玲》一稿,原文较 本书所发表者多三万余字,叙至1932年为止,因特种原因,目前未能全部发表, 特志数语,以告读者。 《记丁玲》出版的当天,鲁迅在致赵家璧的信中,这样写道: 《记丁玲》中,中间既有删节,后面又截去这许多,原作简直是遭毁了。以后 的新书,有几部恐怕也不免如此罢。② 自然,丁玲事实上没有被杀害,而是被秘密囚禁于南京。1933年10月至 年底,曾转移至莫干山,随后复被软禁于南京。因丁玲写了“回家养母,不参加社 会活动,未经过什么审讯”的字条,监禁较前略见松宽。1936年1月,丁玲开 始在《大公报》、《文季月刊》上发表文章,冀望透过作品,向外界发出信号。于 是,丁玲的住址立即为沈从文所知。(《大公报·文艺》这时虽然已由萧乾署名主 编,沈从文仍是实际上的“顾问”)不久,沈从文便去南京苜蓿园探望丁玲。可是, 丁玲心里,对沈从文却有了芥蒂。 沈从文也来这里看我了,但我们两个人的心里,都隐隐有一点芥蒂。原来在1 933年我被秘密绑架后,社会上传说纷纭,国民党却拒不承认。左联同志不能出 面,为营救我,想方设法托王会悟和他商量,拟用他的名义,把我母亲从湖南接到 上海来,出面同国民党打官司,向国民党要人;因为他同我母亲也熟。1929年 我们两家曾经同住上海萨坡赛路204号,他同他的母亲、妹妹住三层楼,我和我 母亲住二层楼。1981年也频牺牲后,我送孩子回湖南,他曾陪同我去,住在我 家中,这次我被绑架后的第11天,即5月25日,沈从文还写了一篇短文,题为 《丁玲女士被捕》,抗议政府当局的非法,为我鸣不平。文章发表在6月4日出版 的《独立评论》第52号、53号合刊上,但发表时,刊物编者胡适写了一则附记, 说是沈文“排成后,已校对上版了,今日得着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说‘报载 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关于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 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此电很使我们放心。因版已排成,无法抽 出此文,故附记此最近消息于此,以代更正(胡适,6月1日)。可能就是因为有 了这一大有来头的更正,沈先生这时回信给王会悟说,丁玲并未被捕,而且她同我 早已没有来往了。此后1934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 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 母亲,并在我母亲前面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 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 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 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 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 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点不自 然,他现在来看我总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应该感谢他的,只是我们都没有敞 开心怀,谈的很少。①关于借用沈从文的名义接丁玲母亲到上海一事,丁玲显然把 后来的印象提前了。沈从文去南京看望丁玲,是1936年初的事。在同一篇回忆 录里,丁玲叙述她得知此事是在1936年5月去北京见到王会悟以后。 我很奇怪为什么她(指王会悟——笔者注)对沈先生有那么深的意见。后来才 知道,就因为1933年我被绑架后,王会悟仍在上海,她写了好多封信到湖南安 慰我母亲,说我平安无事,说有许多人在营救我。她怕我母亲不相信而难过,便今 天写信用这个人的名字,明天又用那个人的名字,还用了沈从文的名字。哪里料到, 后来沈从文却不愿借用他的名义接我母亲到上海向国民党要还女儿。① 丁玲提及的两件事,究竟是否属实,已无从确证,因为这两件事都是由第三者 转叙的。沈从文是否轻信了吴铁城的电报?就在《独立评论》刊登胡适“附记”的 当天,沈从文写了《丁玲女士失踪》,驳斥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否认逮捕丁玲。如果 说,沈从文不愿以自己的名义写信要丁玲母亲来上海,是出于沈从文的“胆小,怕 受牵连”,又何来《丁玲女士被捕》等文章?又何至于在营救丁玲活动中署名?难 道后者的风险比前者要小?至于路过常德不去看望丁母事,丁玲是所母亲转述的, 丁母又是听第二师范学生转叙的。若确有其事,沈从文的原话如何?在纪实性散文 《湘行散记》里,沈从文叙述他那次路过常德时,是住在那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 曾芹轩的旅馆里的。而这次返乡的原因,是沈从文母亲病危。到凤凰后,沈从文在 家里只住了三天,便匆匆返回北平。过了不久,沈母即病逝。即便有第二师范学生 要沈从文去看丁母事,沈从文因急于返乡探望病危的母亲,而未能去看望丁母,从 人情上也说不上有“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嫌。既然不怕牵连来看望仍被软禁的 丁玲本人,难道还怕因看望丁母受奉连?至于说沈从文对丁玲心存芥蒂,不大自然, 似乎也出于丁玲的主观感觉。既然心存芥蒂,又何必老远跑来自讨没趣?——人世 极为复杂,这些自然都是些难以索解之谜,只能交付后来者根据各自的人生经验去 判断了。 然而,终因丁玲心存的“芥蒂”——无论起自何时,基本上埋葬了她与沈从文 的友谊。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的友谊,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动人的一页。我 们惋惜这一友谊的终结。可是,一种友谊的维持与了结,原是当事双方的权利,是 不能勉强,也无可奈何之事。历史以它自身的固有逻辑,将这友谊最终撕毁给人看, 本不足奇。然而,若从深处咀嚼这种变化,却不免勾起人们淡淡的惆怅和无言的叹 息。 叩开幸运之门 叩开幸运之门 丁玲事件卷起的热浪,随着秋天的到来,已开始降温,并逐渐沉寂下来。但是, 较之丁玲事件远为重大、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浓重阴云已经弥漫在华北上空。自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军之手以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 染指华北,发动侵占热河之役,打开了通向华北的门户。严峻的形势摆在每个中国 人面前:日军侵占华北只是早晚间事。凡爱国者都已意识到,在年轻一代身上注入 爱国的民族感情与做人勇气,增强儿童与少壮抵抗忧患的能力,已成为民族文化工 作的当务之急。 1932年夏,杨振声接受了为华北学生编写中小学教材和基本读物的使命, 甘愿辞去青岛大学校长职务,来到北平,着手组织编撰教科书的班子。 应杨振声之邀,沈从文也在学期结束之后,辞去青岛大学教职,与张兆和、九 妹沈岳萌一起到了北平,和朱自清等人一道参与其事。此后数年间(直到芦沟桥事 变为止),他们通力合作,从小学教材起始,循序渐进,并亲自把编成的教材陆续 带到师大附小去作实验。在沉默中,他们担负起中华民族儿女应尽的责任。 自然界的果实有收获的季节,这时,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也到了成熟的时候。 在去北平之前,沈从文与张兆和已商定了结婚的时间,并征得了张兆和父亲的同意。 到北平后,他们就着手筹办婚事,可是沈从文身上不名一文。本来,在青岛大学任 教期间,沈从文月薪100元。按说,这笔钱供他和九妹二人花费已经足够。但沈 从文不会安排生活,钱一到手,兄妹二人就上剧院看电影,下馆子吃西餐,很快就 花得精光,常常弄得半个月没有饭钱。九妹岳萌成天无所事事,也不上学,说是没 钱交学费。张兆和到青岛后,见此情形,带着哭笑不得的神情,摇了摇头,赶紧安 排九妹上学读书。想起沈从文到上海去见父亲时,身上穿一件蓝布面的旧狐皮袍, 衣襟上满是油渍的情形,张兆和心里起了怜惜之意。这个“乡下人”,实在太不知 道如何管顾自己,身边正需要一个人替他照料一切。她本想去北平后再读几年书, 而后考虑结婚的事,看来也只好放弃了。 到北平后,张兆和将自己一只纪念性的戒指,拿给沈从文当掉。这时,他们正 暂时寄居在杨振声家里。一次,杨家大司务拿沈从文换下的裤子去洗,发现口袋里 的那张当票,立即交给了杨振声。于是,杨振声给沈从文预支了50块钱的薪金作 应急消费。后来,杨振声对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说:“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 哪有还没有结婚,就当小姐戒指之理!” 本来,张兆和是可以结婚为由,向家里要钱的。她的二姐结婚时,父亲就曾给 了2000块钱。但沈从文却不愿意这样做。他写信给张兆和父亲,表示结婚不要 家里给钱。张武龄见信后十分高兴,向家里人夸奖了这个未婚女婿。当初,张兆和 读书成绩好,父亲十分欢喜,送了她一本王羲之的《宋拓集王圣教序》作为奖励。 最后,这本字帖成了张兆和唯一的一份嫁妆。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宣布结婚。婚事办 得极为简单。没有仪式,也没有主婚人、证婚人。沈从文穿一件蓝毛葛夹袍,张兆 和穿一件浅豆色绸旗袍——还是张兆和的大姐在上海给他们赶制的。赶来祝贺的, 大多是沈从文在北方几所大学和文学界的朋友。双方家里,张家有大姐元和、四妹 充和、大弟宗和及三叔晴江一家;沈家则由沈从文表弟黄村生、九妹岳萌作代表。 新居在西城达子营。这是一个小院落,正房三间外带一个小厢房,院子里有一 棵枣树,一棵槐树,沈从文称它为“一枣一槐庐”。新房内没有什么陈设,四壁空 空,婚后才由沈从文选购的书籍和收罗的陶瓷漆器逐渐填满。两张床上,各罩一幅 锦缎百子图罩单,是梁思成、林徽音夫妇送的,才微显喜庆气氛。 还是婚前刚把几件必需物件搬入新居的一个晚上,张充和发现一个小偷正在院 子里解网篮,便大声呼喊:“沈二哥,起来,有贼!”沈从文闻言亦大叫:“大司 务,有贼!”大司务也应声吆喝。呼叫声里,一阵脚步响,小偷早已爬树上房一溜 烟走了。一阵虚张声势过后,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里紧紧抓着一件武器:牙刷。 对沈从文而言,这一婚姻是圆满的。他得到的,不仅是生活上的忠实伴侣,而 且还是一个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孔子曰:三十而立。这时沈从文正步入“而立”之 年。命运仿佛有意证明这一“圣人”之言似的,沈从文不仅家立,而且业立。就在 他结婚的同一个月里,沈从文应《大公报》之聘,从当年“学衡派”吴宓等人手里, 接编了该报的文艺副刊。这不啻为沈从文从事的文学事业插上了另一只翅膀。在此 后数年间,沈从文以一人之力,主持《大公报·文艺》。当时,《大公报·文艺》 的稿件由沈从文在北平编成,而后寄天津报社发排。在这过程中,看稿、改稿,都 少不了张兆和。这自然得力于她的文学修养,——她自己也能写小说。有一个不为 人知的事实:沈从文小说中的《玲玲》,就出自张兆和的手笔。后来谈到这件事时, 张兆和笑着说:“他有点无赖,不知怎么就把我的小说收到他的集子里。”王西彦 回忆自己当年刚刚走上文学道路的情景时说:……后来我从余家胡同的“学会”搬 到西单辟才胡同的南半壁街去住,沈从文先生的家也搬到附近的北半壁街(?), 彼此的距离更近了。有时,连《文艺》周刊上的稿费也由兆和先生给我送来。①对 自己的婚姻,沈从文是十分满意的。他不无得意地说:关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 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 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中。①在人类的爱情、婚姻生活中,当一个生命真正让另一个生 命浸入时,常常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奇迹。这时,沈从文的生活与生命都进入了稳定 时期,又人当盛年,他的创造力获得了充分的发挥。在编撰教科书,编辑《大公报 ·文艺》的同时,沈从文仍没有放弃作品创作。仅1931至1937年,他就有 20多本小说、散文、文论集出版。 进入30年代以后,沈从文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迅速上升。他的文学创作,不 仅走过了早期的不成熟阶段,也走完了1928至1930年的过渡阶段,进入成 熟时期,成为中国文坛上引人瞩目的重要作家。1934年,《人间世》向国内知 名作家征询《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籍》的意见,老舍和周作人不约而同地以《从 文自传》作答。②由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编译的第一次向西方读者介绍中 国新文学成就的作品集《活的中国》里。收入了沈从文的《柏子》。在该书的《编 者序言》里,斯诺说:后来我又去物色并得到几位中国主要作家的合作,他们协助 我挑选同时代人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过萧乾,还得到沈从文和巴金的协助,这 两位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有过巨大贡献。 我还发现中国有些“杰作”篇幅太长,无法收入到这样一个集子里去。许多作 品应列入长篇,到少也属于中篇,然而它们的素材、主题、动作及情节的范围,整 个的发展规模,本质上只是短篇小说。鲁迅的《阿Q正传》就属于这一类。还有茅 盾的《春蚕》和沈从文那部风靡一时的《边城》。①鲁迅在与斯诺谈及中国新文学 代表作家时,也说: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茅盾、丁玲女士、张天冀、郁达夫、沈 从文和田军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②沈从文在文坛上的地位上升,不仅主要取决 于他在文学创作中取得的成就,也得力于他所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朱光潜 后来回忆说:他编《大公报·文艺》,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 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 ③姚雪垠也在他的《学习追求五十年》里追忆说:在北京的年轻一代的“京派”代 表是沈从文同志,他在当时地位之高,今日的读者知道的很少。他为人诚恳朴实, 创作上有特色,作品多产,主编刊物,奖掖后进,后来又是《大公报》文艺奖金的 主持人, 所以他能够成为当时北平文坛的重镇。 ①朱光潜和姚雪垠回忆所提及的 “京派文人”和“京派作家”,是3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的一个特有的文学史现象。 自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国民党政府卵翼下的一批文人,曾一度 发起“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与之抗衡。前者以上海为中心,后者以南京为据点。而 在北平,却聚居着当时游离于二者之外的一大批民主主义作家。他们既厌憎国民党 的专制独裁政治,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抱有程度不一的隔膜与怀疑。 这批作家当时被称为“京派作家”。实际上,“京派作家”没有固定的组织, 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松散的作家群体。 《大公报·文艺》 和后出的《文学季刊》 (郑振铎、靳以主编,1934年创刊),《文学月刊》(巴金、靳以主编,19 36年创刊),《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1937年创刊),成为这个作家群 发表作品的共同阵地。《大公报·文艺》是其中起步最早、时间最长而又最具连续 性的一面旗帜。 《大公报·文艺》第一期于1933年9月23日问世,每周出两期,由沈从 文一人主编。从1935年9月起,由沈从文和萧乾署名合编,每周出四期,星期 一、三、五三期,每期半个版面,由萧乾负责,改刊名为《文艺》;星期日一期, 一个版面,由沈从文主持。1936年4月起,全部改由萧乾署名,但沈从文仍参 与编辑与组稿,是萧乾事实上的“顾问”。《大公报》文艺副刊拥有实力雄厚的作 家阵容。经常在该刊上发表作品的,不仅有“五四”时期即已著名的如朱自清、冰 心、蹇先艾、废名、许钦文、王鲁彦、杨振声、周作人、冯至、凌叔华、俞平伯等 人,有和沈从文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巴金、张天翼、朱光潜、李健吾、陈梦家、老舍、 林徽音、林庚、靳以等,还有30年代崭露头角的新进青年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 卞之琳、丽尼、陆蠡、沙汀、艾芜、萧乾、荒煤、严文井、田涛、王西彦、芦焚、 方敬、陈敬容、辛笛、孙毓棠、高植等,其中,左翼作家与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家占 有压倒的优势。 《大公报》文艺副刊以注重文学自身的特性为办刊宗旨,提倡作品的艺术性和 创作的严肃性,既反对游戏,消遣的“白相文学”,又反对空有血泪叫喊的纯粹宣 传品。在侧重创作的同时,评论、翻译与外国文学的评论同时并举。该刊尤其重视 对青年作者的培养。上述大部分新进作家的初期之作,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这个刊 物上发表的。这些作家中的大部分,都成为此后中国文学运动的中坚。 自然,沈从文在北平的寓所,就成了作家往来聚会的重要场所。1933年秋, 巴金刚来北平时,就在沈从文家里住了半年。那时,沈从文每天在院子里的老槐树 下写作《边城》。巴金则在客室里着手中篇小说《雪》的创作。直到沈从文大姐一 家来京,家里无法住下,巴金才迁居北海三座门。朱光潜、靳以、李健吾、卞之琳、 萧乾等。更是沈从文家的常客。来得更多的,还是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的文 学青年。在这期间,沈从文将很大一部精力用于扶植青年作者。看稿、改稿,与作 者座谈,成了他生活中常见的节目。1935年秋的一天,北平东城一家茶馆的餐 桌上,沈从文、萧乾正与一些青年作者交谈。 我和这位小说家见了面。当时刚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出来的萧乾同志正在编 《大公报》的副刊,这次是他以主人身份招待一部分在北平的投稿人,被邀参加的 有芦焚、刘祖春、严文井、田涛等七八位,连同主人刚好坐满一圆桌。记得沈从文 先生的一小描写湘西部队生活的短篇小说《顾问官》,正在上海《文学》月刊上发 表,当我们称赞萧乾的副刊编得不错时,他拍拍坐在身边的沈从文先生的肩膀,笑 笑说:“喏,有这位顾问官!顾问官!”我所以事隔半小世纪之后还能记起这个小 小情节,是因为当时刹那间浮现在从文先生脸上那副显得异常亲切的笑容。……只 是在散席时才走到他面前,小声问了他的住址,说明改日要去登门拜访。他拉着我 的手点头微笑:“好的,欢迎你来,晚上我总在家!” ……他和夫人张兆和先生待人都和和气气的,不会给人一种压迫感。那时他的 年纪也只有30来岁,说话的声音虽轻,却有激情,只是土腔很重,三句里我大概 只能听懂一两句。担心打扰他,我去拜访的次数不多,每次坐谈的时间也不长。往 往是给他送稿子去,听他对稿子的意见,他也总是微笑着说:“好嘛,好好写。” 他收下稿子,有的转给《小公园》和《国闻周报》,有的放进自己编的《文艺》周 刊。有时稿子被发出来了,才发现原来已经由他动笔作了些删改,主要是为了能稍 稍精练些。和我同时向《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的年轻人中间,和我比较接近的, 有一位是河北的田涛,还有一位是云南的李寒谷,后者是我的同班同学,写了一些 边疆家乡的风土,笔名“寒毂”还是从文先生给取的。①沈从文特别留心那些出身 寒微、眼下正在困境中挣扎的青年作者的稿件。这类稿件常附有作者来信,向编者 诉说自己的艰辛。这些来信勾起沈从文对往事的回忆。十年前,自己的处境正与他 们相同。可是,有的编辑却当众讥讽着将自己的稿件揉成一团丢到纸篓里去!他忘 不了听到这消息时心灵受到的严重损伤和切骨之痛;现在,因缘时会,自己成了文 学刊物的主持人,当年的历史不能在自己手里重演!他也想起那些关心爱护过自己 的师友,正是他们给自己以温暖。在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同情、 理解与信任更为可贵的了! 沈从文不敢苟且。眼前的这些青年作者的来稿,有出手不凡的,有略带疵瑕的, 有质量稍差的,也有不适宜发表的。对那些略带疵瑕的,他便亲自动笔删削、润色; 质量稍差尚不宜在《文艺》周刊上刊发的,便想方设法介绍给其它刊物;实在不得 已需要退稿的,也尽可能给作者回信,情辞恳切地指陈作品的缺陷和改进的方法。 回想起来,他对我送去的稿子,总是用极宽容的态度对待,尽可能使它们得到 发表的机会,好像从来没有给我打过退票。……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夜宿集》, 也是从文先生给取的书名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就在那个集子里,收容了我初期那些幼稚习作中的一部分。直到现在,虽然迭 经变乱,我竟奇迹似的保留下一份经过从文先生签字的出版契约,成为自己漫长写 作历史上一个值得回忆的纪念。①有一天,我去看望他。谈话的内容照例是一些关 于写作方面的事情。他忽然微笑着问道:“我看你发表的作品不算少了,编得成一 本书了吧?怎么样,编它一本好不好?” 能够把写下来的习作编成书出版,对我当然是一个望外的喜讯,刹那间自然也 顾不得习作的幼稚粗陋,忘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不仅立刻表示了同意,而且一 回住处就满怀兴奋地做起编选工作。当时还有种种依赖思想,觉得反正还有一位前 辈在那里把关,自己只要收集一下就行。 过了几天,我就把一大包发表过的稿子送到从文先生家里去,请他再给我看一 看,选一选。几天以后,我又性急地跑去找他,他依然微笑着告诉我道:“书已经 给你编起来了,取了其中一篇的题目做书名,就叫做《夜宿集》,好不好?” 不待说,我也马上表示了热切的赞同。 “那么,”他接着说,“我把它推荐给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他们正委托我编一 套创作丛书,你这个集子就算作中间的一本,好不好?” 商务印书馆是一家全国最大的书店,如果不是有人推荐,一般很少接受像我这 样初学写作者的稿子,可以想见我对他的感激。①这占去了沈从文的许多时间。他 本拟续《边城》之后,进而完成描写湘西小城人生的系列小说《十城记》——分别 以王村、沅陵、保靖、洪江、辰溪、芷江等地为背景,终因扶植青年作者而付之阙 如。 ……本拟写十个,用沅水作背景,名《十城记》。时华北闹“独立”,时局日 益紧张,编《大公报·文艺》,大部分时间都为年轻作者改稿件费去了,来不及, 只好放弃。② 沈从文还常常慷慨解囊,帮助那些生活上处于困境的文学青年。卞之琳自费出 版第一个诗集时,沈从文就曾提供过资助。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他每月可从报 社获取100元的报酬,这些钱却大部分被用于请作者吃饭,给青年作者预支稿酬 上了。——他经历过无望无助的人生痛苦,能更切身地体会到一个穷困的文学青年, 在中国现实环境里所必然遭遇的人生悲哀。 沈二哥极爱朋友,在那小小的朴素的家中,友朋往来不断,有年长的,更多的 是青年人。新旧朋友,无不热情接待。时常有穷困学生和文学青年来借贷,尤其到 逢年过节, 即便家中所剩无多余, 也尽其所有去帮助人家。没想到我爸爸自命名 “吉友”,这女婿倒能接此家风。 一次,宗和大弟进城邀我同靳以去看戏,约在达子营集中。正好有人告急,沈 二哥便对我们说:“四妹,大弟,戏莫看了,把钱借给我。等我得了稿费还你们。” 我们面软,便把口袋所有的钱都掏给他。以后靳以来了,他还对靳以说:“他们是 学生,应要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靳以被他说得眼睛一 眨一眨的,不好说什么。以后我们看戏,就不再经过他家了。① 故乡行(一) 故乡行(一) 1934年1月,沈从文回到了阔别十余年的故乡。 月初,他收到家里的来信,说是母亲病重,看情形似将不起,很难熬过今冬。 母亲很想再见上他一面,倘若这次不能回去,只怕再无见面机会;若能脱身时,望 尽快作出安排。 将身边的事略作交待,沈从文便匆匆启程。冒着隆冬的严寒,在路上走了将近 20天,旧历腊月19日黄昏,他终于踏上了让他心跳眼热的凤凰东门桥头。 到家只有三天,沈从文便心如火焚。眼下的处境使他进退失据。——母亲已经 病入膏肓,形销骨立,完全改变了旧时模样,成天大口大口咯血,生命已如一线游 丝,朝不保夕。他愿意满足老辈人的愿望,守在母亲身边,为母亲送终,以尽人子 之道;可是,在邻省江西,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根据地日渐缩小,已有 了战略转移的意图。相邻几省风声极严,这次返乡,一路上对外来行人盘查已经极 严。而家乡的熟人,又都疑心沈从文是“共产党”。这不奇怪,他与胡也频、丁玲 的关系,通过报纸作媒介,已尽人皆知,不少人还看过他抨击国民党政策的文章。 在这种时候,一点犯共嫌疑都会招来杀身之祸。更严重的是,他从亲友的口中,得 知陈渠珍对弟弟沈岳荃正心存猜忌——沈岳荃此时已是陈渠珍手下一名团长,陈渠 珍害怕他效法自己当年,从自己手里夺权。沈从文这时返乡,难免不犯陈渠珍大忌。 一旦事出偶然,便会祸起萧墙。 想起这些,返乡后的几件小事,蓦地闯入心头。 四天前,沈从文到了离家还有一天路程的塔伏,投宿到一家桥头小客店里。黄 昏时节,他正在洗脚,忽听桥东人声嘈杂。一队枪兵过后,在另一家客店门口,停 下一乘京式三顶拐轿子。沈从文正想叫从沅陵伴送自己返乡的赵祖送去问问来人是 谁,不料乘轿人一下轿便径直朝自己走来,跟在他身边的一个挎枪护兵指着沈从文 说:“你姓沈吗?局长来了!”来人是高瘦个子,戴一副玳瑁边近视眼镜,一身邪 精力,走到沈从文跟前就嚷:“大爷,你不认识我,你一定不认识我,你看这个!” 他指着自己的鼻子大笑起来。 沈从文猛地醒悟过来,这不是当年在保靖说自己鼻子是一条龙、将牛粪当球踢 的印鉴远是谁!沈从文早从一些朋友口里,知道了眼前这位朋友十年来的经历。1 926年北伐战争时,印鉴远进长沙党务学校受训,随后卷入革命洪流,意得志满, 日子过得狂热而兴奋。还曾写信给困居北京的沈从文说:“现在一切不同了,我可 以踢许多东西了。”后来,“清党”事起,沈从文许多参加革命的朋友遭到杀害。 就在凤凰城里,两个当小学教员的朋友,一个姓韩,一个姓杨,就在这次事变中被 请到县里杀了头。这位印瞎子一时间倒失去了音讯。想不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了他, 而且,他居然还成了乌宿地方百货捐局长! 晚饭后,沈从文和他谈起过去的种种。印鉴远派护兵取来一套精致的鸦片烟具。 沈从文吃了一惊,问他为什么会玩这个。他说,北伐以后,他对自己鼻子的信仰已 经失去了,只有学会吸鸦片,才不会被人疑心为“那个”,胡乱捉住“咔嚓”的。 自己不是阿Q,不欢喜那种“热闹”。 两人天南地北地谈了一夜。第二天大家一同动身时,沈从文约他到城里后,邀 几个朋友一道去姓杨姓韩的朋友坟上看看。 他仿佛吃了一惊,赶忙退后一步,大爷,你以为我戒烟了吗?家中老婆不许我 戒烟。你真是……从京里来的人,简直是京派,甚么都不明白。入境问俗,你真是 ……”我明白他的意思。估计到城里后,也不敢独自来找我。我住在故乡三天,这 位很可爱的朋友,果然不再同我见面。① 到家后第二天一早,沈从文走到东门桥上,看望幼时拜寄的干爹干妈——沈从 文小时候害疳疾,得滕回生堂草药医生建议,拜一个吃四方饭的人作干儿子,并按 他开的药方吃习皮草蒸鸡肝,包好。沈从文父亲爽快,当即与他打了干亲家,沈从 文被取名为“茂林”。——桥上各处搜寻,都不见“回生堂”牌号。到后沈从文终 于从一家小铺子里,认出了干哥哥松林。当他告诉松林自己是谁时,松林将一双小 眼睛瞅了沈从文许久,确信无疑后,便慌得只是搓手,赶紧让坐:“是你!是茂林 ……” 问起离别十多年来的情形,沈从文方知干爹已经去世,二哥保林在王村当了禁 烟局长。 他一边茫然地这样那样数着老话,一面还尽瞅着我。忽然发问 :“你从北京来南京来?” “我在北平做事!” “作什么事?在中央?在宣统皇帝手下?” 我就告诉他既不在中央,也不在宣统皇帝手下。他只作成相信不过的神气,点 着头,且极力退避到屋角隅去,俨然为了安全非如此不成。他心里一定有一个新名 词作崇,“你可是共产党?”他想问却不敢开口,他怕事。他只轻轻的自言自语说: “城里前年杀了两个,一刀一个。那个韩安世是韩老丙的儿子。”①………… 几天来,家里人也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都要沈从文赶快返归北平。母亲也 说:“守着我不是办法,我又不知哪天死。你已成了家,一切有媳妇照顾,我也就 放心了。能见上一面,是我的福气。……” 终于商定了返程的日期。想到明天就要动身,沈从文记起离开北平时,自己与 张兆和的约言:每天给她写一封信,记下沿途的见闻,回北平后再拿给她看。②翻 检身边记录一路见闻所得,已有了厚厚一叠。望着手头的信稿,沈从文突然感到悲 凉,心里沉甸甸的,一份浓重的乡土悲悯感浸透了全身。 这全不是十年来自己想像和回忆中的湘西!回忆里的湘西是经过自己情感蒸滤 过的土地。十年来都市“文明”造成的精神重压,使原先的痛楚也带着一丝甜蜜, 染上一种生机活泼的野趣。这次返乡,一入沅水,眼前的景象立即将自己从想像同 回忆中拉回现实。一方面,政治高压笼罩着整个沅水流域,桃源城墙上,还依稀可 见被杀害的共产党人的血迹;眼下时局的变化正搅得人心惶惶。另一方面,社会的 黑暗腐败情况随处可见。繁杂的捐税正以各种名目推行,残害人民灵魂肉体的鸦片 明禁暗纵,一些人可以因此砍头,一些人又可以因此发财;国民党政府既制定法律 禁止,又设局收税。沿海督办、上海闻人也插手到湘西的鸦片生意中。这两面的情 形,正腐蚀着乡村的灵魂。 沉思中,沈从文脑海里浮现出那位近视眼朋友印鉴远的身影。 这个印瞎子,正是政治高压催生的变色龙!而目下,故乡正有许多青年人,被 南京那个提倡“打拳读经”的“杀人屠户”的政策所迷惑;有的正感到极度苦闷。 未来的时局变动,或者会使他们在生存与灭亡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或者会用颓废 的身心狂嫖滥赌而自杀! 印鉴远的身影里,一瘸一拐地走来沈从文投宿厢子岩时遇见的那位跛脚什长。 那人原是一个打鱼人的儿子,三年前被招募当了兵。三个月后随队伍开到江西同共 产党打仗,升作什长,不久又在打仗时受了伤。伤愈后领了伤兵证明,跛着腿回到 家乡,一边以什长名义受同乡“恭维”,一边又以伤兵名义暗中作鸦片生意。走私 赚了钱,再各处跑去玩女人。 同印鉴远一样,又一个溃烂乡村灵魂的人物!他们正从不同方面,寄生到黑暗 腐败的社会躯体上。莫非是天假斯人,在这社会的硬性痈疽上,数上一星一点毒药, 到溃烂净尽时,用药物使新的肌肉生长? 想到这里,沈从文不由露出一丝苦笑。 这也就是自己去乡十余年来,历史变迁留下的印痕。当这份新的变化侵入每个 凡夫俗子的生活时,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他想起那些一路上见到的河船上的水手同吊脚楼上的妓女。那些吃水上饭的人, 在恶浪咆哮、滩险流急的长河上,不分寒暑,辛苦劳作,成天吃酸菜同臭牛肉下饭, 一个年富力强,多行船经验的舵手和拦头,每天工资八分到一角钱;一个小水手, 除吃白饭外,一天只有两分钱收入!因预先立有字据,水手上船后,生死家长不能 过问,如果上滩时稍不留神,被手中竹篙弹入乱石激流中,淹死了,船主烧几百纸 钱,手续便清楚了。在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上,这样的水手至少有十万!沿河吊脚 楼的妓女,年纪从十三四岁到五十以上,都被迫投入这种求生存的斗争。她们陪客 人烧烟、过夜、唱党歌和流行歌曲。有病不算稀奇,实在病重了,或去西药房打几 针,或是请郎中配药,朱砂茯苓乱吃一阵。直到毫无希望可言了,就用一副门板抬 到空船上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尽她咽下最后一口气。至于两岸乡村,在各种 名目捐税的搜刮下,更是日渐萧条。连浦市地方的屠户,也是那样瘦小,这是谁的 责任!沅水上游二十多个县份,在古木掩蔽、岩石林立的幽谷深山里,一群善良纯 朴的山民,一个根源古老的残余民族,在两百年来的社会变迁里,正被历史带向令 人不寒而栗的方向……。 ……那是1月18日,寒流锁住江面。离沅陵还有约30里,小船到了著名的 长滩。滩分九段,段段相连。小船上第二段时,沈从文担心船只安全,提出由自己 出钱,增加一个临时纤手。掌舵水手同意后,一个牙齿已脱,满腮白须的老纤夫, 便光着双脚蹲在河边大青石上,同掌舵水手讲起生意来。双方大声嚷着骂着讨价还 价。一个要一千,一个只肯出九百,互不相让。船上三个水手见话不投机,一面与 老头对骂,一面将船向激流中撑去。见船开出,那老头却急忙从大青石上一跃而下, 自动将背上纤板上的短绳,缚定小船上的纤缆,躬身向前走去。上完滩,老头赶到 船边取钱,又是一阵互相辱骂。接过钱,老纤夫就坐在水边大石头上,一五一十数 了起来。问他年纪,说是77! 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 个世界上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 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情、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 的来临,他们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更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①……船到沅陵的第二天 清晨,沈从文在河滩上,认识了一个名叫牛保的水手。其时,那水手正从河边吊脚 楼上相好妓女那里跑下来,手里提了一袋那妇人送他的核桃。他刚走到他自己那只 小船边,就快乐的唱起来了。忽然税关复查处比邻吊脚楼人家的窗口,露出一个年 轻妇人鬓发散乱的头颅,向河下锐声叫嚷起来:“牛保,牛保,我同你说的话,你 记着吗?” 年轻水手向吊脚楼一方把手挥动着。 “唉,唉,我记得到!……冷!你怎么的啊,快上床去!”大约他知道妇人起 身到窗边时,是还不穿衣服的。 妇人似乎因为一番好意不能使水手领会,有点不高兴的神气。 “我等你十天,你有良心,你就来……”说着,砰的一声把格子窗放下,那时 节眼睛一定红了。①这也就是人生。这些吊脚楼上的妓女,养身虽靠商人,恩情所 结却在水手。他们只是“露水夫妻”,其生活方式同一般社会是那么疏远,但是眼 泪和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命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 一些年轻生命相似,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情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 ……当天晚上,小船停泊到一个名叫杨家嘴的小地方,沈从文同一个邮船水手, 一同坐在一个人家正屋里烤火。主人正向那水手询问下河的油价、米价、木价、盐 价涨跌情形,门开处进来一个年轻貌美小妇人,头上包一块大格子花手巾,身穿葱 绿土布袄,腰上系一幅蓝色围裙,胸前绣一朵小小白花。主人要她坐下,她不肯, 却把一双放光的眼睛尽瞅着沈从文。当沈从文抬眼去看她时,那眼睛又赶快躲开了。 从主人的称呼里,沈从文知道了她叫夭夭。主人同邮船水手谈起牛保的种种行状, 众人皆大笑不已,夭夭却长长吁了一口气。忽然听河街上有个老年人嘶声的喊人: “夭夭小婊子,小婊子婆,卖×的,你是怎么的,夹着那两张小×,一眨眼又跑到 哪里去了!你来!——” 小妇人听出到门外街口有人叫她,把小嘴收敛做出一个爱娇的姿势,带着不高 兴的神气自言自语说:“叫骡子又叫了。你就叫罢,夭夭小婊子偷人去了,投河吊 颈去了!”咬着下唇很有情致地盯了我一眼,拉开门,放进一阵寒风,人却冲出去, 消失到黑暗中不见了。①屋主人告诉沈从文,这个妇人只有19岁,却被一个50 岁的老兵所占有。那老兵是个老烟鬼,虽然占有了夭夭,谁有土有财就让床让位。 夭夭年轻,钱对她毫无用处,却好像常常想得很远很远。……沈从文明白了夭夭刚 才来这里的用意。她虽不能生在爱好的环境里,却天生有种爱好的性格。老烟鬼用 名分捆住了她的手脚,那颗心却无拘无束,为一切偶然来到这里、又似乎合于自己 想望的人而跳跃!……………… 记忆如同连轴册页,一幅幅从沈从文头脑里翻过。在这变易不定人世中,依旧 留下许多不变的人生图景,复写着这片土地上千载不易百年如一的历史。它们与社 会的剧烈变动构成人生“常”与“变”的交织。想起这些,沈从文仿佛触到了生命 的脉动。这些平凡人生里倔拗的生的执着,恒常的人性需求,不安于命运安排的憧 憬,全出自生命的潜能。生命深处闪射的火花,是那样令人眩目,虽然巨压,仍然 没有熄灭。 一抹云雾遮住了沈从文的眼帘,从这酸涩的人生里,他听到了生命的呼喊。可 是,这生命又被置于怎样卑屈而痛苦的环境里!一点可怜的希望与憧憬,全是那样 无望无助。他们中的大多数,正默默接受着那份摊派到自己头上的命运,安于现状。 对自己的处境,既无力改变,也从不想到改变;他们不需要别人怜悯,也不知道可 怜自己…………17年前,沈从文和一个名叫赵开明的同伴,随军队移防路过泸溪 时,两人一同去县城街上转了三次。一个绒线铺里,有一个和他们年纪相差不多的 女孩子,长得十分秀气,赵开明一眼看中了她,便借买草鞋带子去了那绒线铺三次, 并赌咒将来要讨这个叫“小翠”的女孩子做媳妇。三年后,他们所属部队在鄂西全 数覆灭,留守处遣散后,沈从文和赵开明便各自东西,断了音讯。这次返乡,沈从 文又一次踏上沪溪城里的道路,走到那个绒线铺前了。走进铺子大门,眼前的情景 使沈从文吃了一惊:“小翠”正站在铺子里,同17年前一个样子,那熟悉的眼睛、 鼻子和薄薄的小嘴;辫子上缠一绺白绒绳,依然是那样年轻!——时间仿佛变着魔 法,将沈从文拉回到了“过去”。 当沈从文佯称要买鞋带和白糖时,铺子小~*扇门后边响起一个低哑的声音: “小翠,小翠,水开了,你怎么的?”随着话音,门后边走出了一个男子。 “赵开明!”晕黄灯光下,沈从文依然立即认出这男子就是自己当年那位同伴。 可是,这个年纪刚过30的汉子,却显得那样孱弱衰老!显然,时间与鸦片烟已经 毁了他。这时,沈从文猛然省悟到赵开明同这一家人的关系,明白眼前的这个“小 翠”是谁的女儿了。他感到“时间”猛然地掴了自己一巴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见赵开明父女给自己度量带子,点数自己给他们的钱,并热心地替自己从另一铺子 将白糖买来,是那样安于现状,沈从文默默退了出来,走上17年前踏过的河堤。 为了这再来的春天,我有点忧郁,有点寂寞。黑暗河面上起了缥缈快乐的橹歌。 河中心一只商船正想靠码头停泊。歌声在黑暗中流动。从歌声里我俨然彻悟了什么, 我明白“我不应当翻阅历史,温习历史”。在历史面前,谁人不感惆怅?①……砰 砰鼓声响起来了,鞭炮“辟辟叭叭”在半空中炸裂。鼓声起处,平时藏在浦市上游 厢子岩洞窟里的三只美丽龙船,在人们的呐喊声里,如一支支没羽箭,在平静的长 潭上如飞射去。就在这苗蛮杂处的边镇上,清王朝向土民施行过最后一次大规模的 杀戮!这次返乡路过这里时,因时节不到,虽不见龙舟竞渡盛况,却看见几只崭新 龙船搁在岩壁洞口的石梁上。 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 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自然习惯,同 样也那么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份新 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 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到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 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 上狂热,就证明这种狂热能换个方向,就可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 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不过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的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 面去,可是个费思索的问题。①思索着植根于这片土地,自己所属民族的命运,沈 从文感到刻骨的痛楚,同时也感到了身上的责任。别的自己已无从措力,却能运用 手中一支笔,继续写这片土地上的人生传奇,以唤起这个民族雄强做人的意识。想 起刚刚起首的《边城》,主人公翠翠似乎已和沪溪城绒线铺里新一代的“小翠”融 成一体。——这次返乡所获得的种种人生感慨,对生命的感悟,必将流注于自己的 笔端,喊出这个民族长期受压抑的痛苦,并寄期待于未来。 京、沪之争 京、沪之争 同追求生命的独立,摆脱人身依附一样,沈从文也要求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因 为在他看来,文学在表现各种人生形式的同时,也燃烧起作家个人的生命之火。因 此,文学对一切外部力量的依附,一切脱离文学本身特点的功利追求,沈从文都不 能忍受。他将损害文学独立性的现象归结为两个基本倾向:文学与政治结缘,文学 与商业结缘。沈从文认为,这两种倾向,必然产生两种结果:文学的“清客化”与 文学的“商品化”,从而使文学陷入纯粹的政治功利与商业功利的泥淖。前者使文 学成为政治的“副产物”或“点缀品”,丧失文学自身的价值,后者则放弃了作家 应有的社会责任,“太近于‘白相的’文学态度了。”①将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的, 是沈从文对文学与社会人生既密切又广泛联系的理解。人生既然不可能被政治全部 涵盖,文学表现人生也就不限于政治。自然,政治是人生的一部分,沈从文不反对 文学为“民主”、“社会主义”或任何高尚人生理想作宣传,并且“相信文学可以 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错误”。②但这种宣传不是在作品中“借一个厨子的口来说明 ‘国际联盟’”、“想到革命,就写革命”,③而是以作家对现实人生的透彻认识 与真切感受为前提。为此,作家必须“贴近血肉人生”,④从中发现别人不易发现 的东西。我们实在需要些作家!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 症结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 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此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 悲惨场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且 应当如何去尽力。⑤ 553沈从文传 ① ② ③ ④ ⑤ 《论穆时英》,《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 984年版。《一个母亲·序》,上海合成书店1933年版。⑤《废邮存底·元 旦日致〈文艺〉读者》,《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废邮存底·给一个写小说的》,《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 983年版。367 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 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①在沈从文看来,文学的“独立”与“伟大”,就在于能 够因此“于政治、宗教之外”所具有的“一种进步意义和永久性”。②一部好的文 学作品,“应当具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而文学与政治结缘的结果,却使 得一部分作家“只打量从第三流政客下讨生活” 。 ③因此,一部文学作品无论是 “和现实政治作紧密的结合”,还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表现人生,判断它的标准不 只是看它表现了什么,而是那个作品本身!这个认死理的“乡下人”,认定一切理 论的辩难都不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拿出作品说话! 在30年代特定的中国环境中,沈从文的这种文学观,不能不使他置身于左、 右两种文学势力的夹击之中,他对文学独立性的要求,在他与胡也频、丁玲办《红 黑》时就已经有了的,只是由于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尚不足以引起人们的严重注意。 到1933年,随着他在文坛上地位的上升,并被视为北方作家的代表人物,沈从 文便被卷入一系列的论争之中。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上 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 一文, 指陈文坛上的一种不良风气:一些从事文学者以 “玩票”、“白相”的态度从事写作,其意却不在文学。一方面,他们对写作缺少 严肃认真态度, 一方面, 对自己的作品又作文自吹或相互捧场,“力图出名”、 “登龙有术”。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杂志,在北平则寄生于大 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却只与平庸为缘”。由于 这类人“实占作家中大多数”,败坏着文坛风气,以至想望中国产生伟大作品,实 近于幻想。真正有志于文学事业的年轻人,应从这种态度中摆脱出来,在“厚重, 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作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 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身居上海的杜衡的不满,并在《现代》上发表了《文人 在上海》一文,联系沈从文曾一再提过的“京派”与“海派”之说①,为“海派” 辩护。他援引鲁迅的话“仿佛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连个人的极偶然的,而且往往不 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也似乎可以构成罪状而被人所讥笑、嘲讽”作根据,认为北 方作家“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 有失公道。 针对杜衡的指责,沈从文于1934年1月写了《论“海派”》一文,将“海 派” 定义为“‘名士才情’ 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引申为“投机取巧”、 “看风使舵”,如当时的曾今可等人。他举例说:如旧礼拜六一位某先生,到近来 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 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 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 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感情主文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即刻自首 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 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借用小报,去 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摄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文章还进一步明确将“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文学创作杂 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排除在“海派”之外。同时指出,“海派作 家与海派作风,并不独独在于上海一隅”,在北方也同样存在。 沈从文与杜衡的争论,很快引起了京、泸文坛的关注,并受到鲁迅的注意。2 月3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以栾廷石署名,发表题为《“京派”与“海 派”》的文章,一方面,指出杜衡对沈从文本意理解的不确:“京派”与“海派” “并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其实,沈从 文也并非以居住地域作为划分标准,“海派”只是某种文坛风气的代名词;另一方 面,鲁迅将原先的争论加以引申——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 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餬 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 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 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 的眼中跌落了。①一月,当《论“海派”》发表时,沈从文正在返乡途中。待他回 到北平后,才知道“京派”与“海派”问题的争论已引起许多人注意,一个月之中 已有许多文章在各种刊物上刊登。沈从文从朋友处和图书馆里,翻阅了这些文章, 结果都使他失望。他起初期望通过这问题的讨论,“或是从积极方面来消灭这种与 恶势力相呼应的海派风气”,或是“消极方面能制止这种海派风气与恶势力相结合”, 不料事与愿违。2月17日,他写下《关于海派》一文,宣布自己放弃这种论争: 使我极失望的,就是许多文章的写成,都差不多仿佛正当这些作家苦于无题目可写, 因此从我所拈取的题目上有兴有感。就中或有装成看不明白本文的,故意说些趣话 打诨,目的却只是捞点稿费的。或者虽然已看清了本文意思所在,却只挑眼儿摘一 句两句话而有兴有感,文章既不过是有兴有感,说点趣话打诨,或者照流行习气作 着所谓“只在那么幽默一下”的表示,对于这类文章,我无什么其它意见可说。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论争中,鲁迅和沈从文各自对对方的态度:沈从文存心避嫌, 将鲁迅等作家、编辑与“海派文人”明确加以区分;鲁迅则未始不含将沈从文归于 “官的帮忙”的京派文人之意,这就隐伏下随后而来的论争的因子。其时,国民党 正加紧对左翼文学运动的“文化围剿”。1934年2月19日,国民党上海市党 部奉中央党部之令,查禁了149种书籍。其中,大多是左翼作家的著译。2月2 8日,沈从文写了《禁书问题》,①对国民党当局“对于作家的迫害及文学书籍的 检查与禁止”的行为提出批评。针对国民党当局所谓维护“社会秩序”、为“民族 精神方面的健康” 着想的种种借口, 文章表示“难于索解”,要求当局作出“比 ‘迹近反动’的措辞更多一些的具体说明”,否则,难免使人将这事“与两千年前 的焚书坑儒并为一谈”。因为这些作品被禁的作家“与目前这个为‘应付眼前事实 丧失人心而存在的政府’当局,意见不可免会有龃龉抵触,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他们在贫病交加的处境中,为民族“轻于物质寻觅而勇于真理追求”,指斥时弊, 提出民族复兴的意见,“是民族中一种如何难得的品质”。而政府当局却“不断加 以压迫与摧残,所用的手段,又是那么苛刻的手段”。 就三四年来上海方面作家所遭遇的种种说来,在中外有识者印象中,所留下的 恐怕只是使人对于这个民族残忍与愚昧的惊异,其它毫无所得。如目前这个处置, 当局诸公中,竟无一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在是极可惋惜的事情(我想特别提出的, 是那些曾经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当前主持文化教育的当权派)。当局 方面对于青年人左倾思想的发展,不追求它的原因,不把这个问题联系到“社会的 黑暗与混乱”、“农村经济的衰落”及其它情形考虑,不对于他们精神方面发展加 以注意,不为他们生存觅一出路,不好好的研究青年问题,就只避重就轻,把问题 认为完全由于左翼文学宣传的结果,以为只需要把凡稍有影响的书籍焚尽,勒迫作 家饿毙,就可以天下太平。这种打算实在是太幼稚,对国事言太近于“大题小做”, 对文学言又像太近于“小题大作”了。 文章一出,立即遭到国民党控制的刊物攻击。上海《社会新闻》6卷第27、 28期连载的一篇文章说:我们从沈从文的口吻中,早知道沈从文的立场是什么立 场了,沈从文既然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那沈从文的主张,究竟是什么主张,又何 待我们来下断语呢?显然,《社会新闻》对沈从文作出了站在共产党立场、提倡普 罗文学主张的裁决。在当时,这是一款可以致人于死命的“罪状”。针对《社会新 闻》的攻击,施蛰存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上著文,为沈从文辩护。 沈从文先生正如我一样地引焚书坑儒为喻,原意也不过希望政府方面要以史实 为殷鉴,出之审慎。……他并非不了解政府的禁止左倾之不得已,然而他还希望政 府能有比这更妥当,更有效的办法。 施蛰存的辩词又引发了鲁迅的批评。7月5日,上海《新语林》半月刊发表了 鲁迅以杜得机署名的文章《隔膜》。文章援引古代史实,说明历代统治者是不准人 “越俎代谋” 的。 而进言者由于不明统治者心理,自以为“忠而获咎”,这就是 “隔膜”。最后,鲁迅画龙点睛式地点明文章的现实针对性:施蛰存先生在《文艺 风景》创刊号上,很为“忠而获咎”者鸣不平,就因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 这是《颜氏家训》或《庄子》、《文选》里所没有的。①这“忠而获咎”者自然是 指沈从文,里面仿佛晃动着“京派”是“官的帮闲”的影子。在《禁书问题》一文 中,沈从文将国民党与政府加以区分,表示对国民党的政策“我不想说什么话”, 只希望将被禁书籍提交一个“有远识的委员会重新加以审查,”虽然也不免带几份 天真,“忠”则未必,“帮闲”之讥实属太过。施蛰存从朋友安危出发作出的辩护, 在当时环境下,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忠而获咎”角度辩护,也难免对国民党 抱有幻想之嫌。 一年后,即1935年8月,沈从文发表《谈谈上海的刊物》,对上海出版的 各种刊物进行了综合评述,对幽默小品的盛行提出了较多的批评,指出《论语》给 读者以幽默,作者随事打趣,相去一间就是“恶趣”;《人间世》要人迷信“性灵”, 尊重“袁中郎”,宣传小品“比任何东西还重要”,文章便慢慢转入“游戏”。沈 从文问道:“20来岁的读者,活到目前这个国家里,哪里还能有这个潇洒情趣, 哪里还宜于培养这种情趣? ” 其次,沈从文还批评了一些刊物为谋求销路,不惜 “针对一个目的”,向“异己者”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嘲讽与辱骂”的现象。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想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 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相互 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 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原因。争斗 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 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①这篇文章贯串了沈从文两个一贯的主张:其一, 作家应有严肃的创作态度。一味提倡“性灵”,只能转入“游戏”,与时代要求不 符;为幽默而幽默的结果,难免坠入“恶趣”。这是针对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提倡 幽默、闲适的小品文现象而发的;其二,作家应注重文学作品本身的创作。充斥刊 物的相互嘲讽与“私骂”,不仅培养读者的不良习气,而且势必影响文学创作的实 际成绩。沈从文的批评对象包括了左翼文学刊物,由于未点明具体所指——这“争 斗”是为着何事,在谁与谁之间发生,便难免过于模糊,模糊则易引起误解;或者 其实也不会误解,因为对文坛上的论争,沈从文从来都感到不满。因为他希望作家 能将精力主要用于作品的创作。他以此律人,也以此自律。 正因为此,沈从文的文章再次引起鲁迅的注意。9月12日,鲁迅写了《七论 “文人相轻”——两伤》,对沈从文的文章提出批评: 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 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 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竟以 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 至于文人, 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 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 “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慢才能爱,能生 与爱,才能文。① 上述三次涉及沈从文和鲁迅的论争,争论的焦点都不在沈从文批评的对象本身 该不该批评上。一些“海派”文人借文学以“登龙”,陷友人以邀功,造谣言以攻 讦的恶行;国民党推行的禁书政策;文坛论争中往往出现的意气用事、相互间的辱 骂与恐吓;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对幽默、闲适小品文的提倡等等,鲁迅同样提出过 激烈批评。 他的《登龙术拾遗》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小品文的危机》、 《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等著名杂文就是明证。鲁迅和沈从文之间的分歧,显明 地反映出左翼作家与民主主义作家在上述问题上,既有相互一致的方面,又有出发 点与对问题的具体理解不同的一面。这种分歧与他们同国民党右翼文人的斗争交织 在一起,形成30年代极其复杂的文坛局面。随后发生的关于“差不多”的论争, 是这种京沪之争更为典型的事件。1936年10月,沈从文发表了《作家间需要 一种新运动》,指陈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近几年来,如果什么人还有勇气和耐心,肯把大多数新出版的文学书籍和流行 杂志翻翻看,就必然会得到一个特别印象,觉得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 多”。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凡事都缺少系统的中国,到这 个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的文学作品上,恰恰见出一个一元现象,实在不可理解。这 种现象说得蕴藉一点,是作者们都太关心“时代”,已走上了一条共通必由的大道。 说得诚实一点,就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长进,因为缺少独立识见,只知追求时髦,结 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①文章很快引起了文学界的普遍关注,1937年初,《书 人月刊》、《月报》转载了沈从文的文章,《大公报·文艺》也于2月21日组织 “讨论反差不多运动”专刊,沈从文在上面发表了《一封信》,重申自己的观点, 并进而阐明自己所持的文艺自由主义立场。 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 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 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 “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 的路越多。① 1937年春夏,“差不多”问题的讨论在北方达到高潮。参加讨论的作家几 乎普遍承认文学创作中“差不多”现象的存在,认为沈从文说的是“老实话”,切 中当前文学创作不能深入的时弊,形成差不多一致的看法。在南方,却引起不尽相 同的反响。 1937年7月, 茅盾连续发表《新文学前途有危机么?》、《关于 “差不多” 》 ,对沈从文的观点提出批评。文章认为从新文学20年发展历史的 “全体而观”,“矛盾中有发展,时至今日,不曾走过回头路”。而沈从文“单就 现有的作品发议论”,“是把范围缩小了”。虽然,“所谓‘差不多’未尝不是现 文坛现象之一”,但沈从文“无视了‘视野扩大’这一进步重点而只抓住了‘差不 多’来作敌意的挑战”,②“且抹煞了新文艺发展之过程,幸灾乐祸似的一口咬住 了新文艺发展一步时所不可避免的暂时幼稚病,作为大多数应社会要求而写作的作 家们的弥天大罪,这种立言的态度根本要不得”!③大概在炯之先生看来,作家们 之所以群起而写农村工厂等等,是由于趋时,由于投机,或者竟由于什么政党的文 艺政策的发动;要是炯之先生果真如此想,则他的短视犹可恕,而他的厚诬了作家 们之力求服务于人群社会的用心,则不可恕。①为了进一步澄清在文学与思想、与 时代关系问题上产生的误解,1937年8月,沈从文又发表了《再谈差不多》一 文。 近年来中国新文学作品,似乎由于风气的控制,常在一个公式中进行,容易差 不多。文章差不多不是一个好现象。我们爱说思想,似乎就得思得想,真思过想过, 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不会差不多。由于自己不肯思想,不愿思想,只是天真糊涂去拥 护某种固定思想,或追随风气,结果于是差不多。要从一堆内容外形都差不多的作 品达到成功,恐怕达不到。 他以对鲁迅的评价为例说:最好的回答倒是鲁迅先生的死,被许多人称为“中 国最伟大的人物”。伟大何在?都说他性格、思想、文章比一切作家都深刻。—— 倘若话是可靠的,那鲁迅先生是个从各方面表现度越流俗最切实的一位。倘若话是 不可靠的,那一切纪念文章都说错了,把鲁迅先生的伟大估错了。② 显然,沈从文并非反对文学表现“思想”、“时代”,而是要求作家有真思想, 对人生有深入独到的认识和体验,而不是满足于从某种现成观念出发进行创作。否 则,就难免公式化倾向的出现。 这次讨论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差不多’这三个字在文艺界已经形成了 一个流行的名词”。①到1938年,余波犹存。其后,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展开, “差不多”问题的讨论便被新的文学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所代替。 “生命”的第一乐章 “生命”的第一乐章 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或认可,友谊和爱情,全部到了我的身边。我从社 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不成,我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幻想,即从个人工作 上证实个人希望所能达到的传奇。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 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份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 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 目前生活完全相反,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 ②从故乡返回北平后,每天一早,沈从文就在达子营28号寓所院子里的老榆树下, 摆一张八腿红木小方桌,放下一叠白纸,继续写返乡前即已起首的《边城》。残冬 的阳光透过榆树的枝叶,细碎地撒在桌面上,空气疏朗而澄澈。沈从文的心也如一 泓秋水,少渣滓,无凝滞。虚静中,隐隐约约起了哀伤而悠远的乐音。 检视离京前笔下所得,已完成故事背景和主要人物的构置。那是20世纪的初 叶,这苗蛮杂处的边城,尚未卷入近代中国社会的变乱,到处是一片宁静与和平。 它是湘西的昨天,也是整个中国更为遥远的过去的象征。在这乡村凡夫俗子的人生 里,还厚积着属于那片土地的古老风俗——一个根源古老民族原始而纯朴的人性凝 结。同这世界上其它地方一样,因陈新代谢,老一辈正临近人生的终点——碧溪嘴 白塔下摆渡的老船夫已年过70,而生命的新枝正在萌发。如新竹豁裂了外箨,老 船夫抚养的女儿的遗孤翠翠,转眼间有了15岁。城里管码头的顺顺,儿子天保和 傩送也已长成。这地方的阳光与空气,决定了新的一代与他们祖辈根连枝接。属于 这地方男子的勇敢、豪爽、诚实、热情,在天保和傩送身上皆不缺少,他们是“自 然”的儿子。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 水晶,自然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 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 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 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然而,自清雍正年间在这里实施“改土归流”以来,伴随对苗民反抗的武力剿 灭,一种无形的东西正慢慢渗透到这片准乎自然的人生天地里。当年翠翠的母亲— —老船夫的独生女, 同一个清绿营屯防士兵“唱歌相熟” ,肚子里有了孩子,却 “结婚不成”。——黄罗寨那片林子里,立着那可怜的嫡亲祖母,一个苗族妇女的 假坟,一'g黄土埋藏着一个民族的悲剧故事。——屯防士兵顾及军人名誉,首先服 了毒,老船夫女儿待孩子生下后,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也死去了。老船夫无 从理解这悲剧的前因后果。 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由天去负责。 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不尤人,心中不能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到底还像年 轻人,说是放下了,也还是不能放下的莫可奈何容忍到的一件事情。摊派到本身的 一份说来实在太不公平! 翠翠已经长大了。这一代人面临的,又将是怎样一种命运?——沪溪城绒线铺 里的“小翠”、杨家嘴那个爱好、怀着某种期待的夭夭、沅水流域吊脚楼上的牛保 和妓女……,正各自接受着摊派到他们头上的一份命运。 正因为翠翠长大了,证明自己已真正老了。可是无论如何,得让翠翠有个着落。 翠翠既是她那可怜的母亲交把他的,翠翠长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 手续清楚,他的事才算完结! 然而,人的良好愿望却不免与事实冲突。边城已不是“改土归流”前的边城, 那时,这里的婚嫁,还保留着充分的自由形式。爱情需要的,不是门第,不是金钱, 而是从心里流出的热情的歌。而眼下,固有的风俗虽没有完全消失,一种新的变异 已经楔入(这种变异在都市现代“文明”的畸形发展里,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人已 经沦为金钱的奴隶),“常”与“变”在这片土地上,交织成一种复杂的人生形态。 老船夫不曾料到,早在两年前的端午节,翠翠与傩送二老在河边第一次相遇,傩送 已爱上翠翠,翠翠下意识里已朦胧生出对傩送的爱恋。不巧的是傩送的哥哥天保大 老也爱上了翠翠。更严重的,是一座新碾坊又加入了这场竞争——团总将它作女儿 的陪嫁,正托人向顺顺放口风,要傩送作女婿!………… 另有一个女人便插嘴说:“事弄成了,好得很呢。人家在大河边有一座崭新碾 坊陪嫁,比雇十个长年还得力些。” 有人问:“二老怎么样,可乐意?” 又有人轻轻的可极肯定的说:“二老已说过了——这不必看,第一件事我就不 想作那个碾坊的主人!”“你听岳云二老亲口说的吗?” “我听别人说的。还说二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 坊,要渡船吗?” “那谁知道。横顺人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看各人心里爱什么就 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坊!”在这同时,天保想到翠翠,托杨马兵向老船夫探口 风。老船夫回答说: 等他来时你说,老家伙听了笑话后,自己也说了个笑话:“下棋有下棋规矩, 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大老若走的是车路,应当由大老爹爹作主,请了 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若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作主,站到渡口对溪高崖上,为 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一切由翠翠自己作主! ——走“车路”与走“马路”(托谋说亲与唱歌求爱),要碾坊和要渡船(追 求金钱和忠于爱情),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发生着强烈的碰撞。具象为婚姻的 不同生命形式、不同的义利取舍,金钱变异人性与人与自然的契合(封建买卖婚姻 与原始自由婚姻)在发生着冲突。人类文明的进步,似乎正与道德的退化作代价! 这不仅是湘西,而且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人类深感痛苦又无法规避的历史进程。—— 天保当真请了媒人,走车路向老船夫提亲。老船夫要让翠翠满意,问翠翠对这事的 意见。翠翠却不做声。 翠翠弄明白了,人来做媒的是大老!不曾把头抬起,心怦怦地跳着,脸烧得厉 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的 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 老船夫思前想后,明白了翠翠的心事:隐隐约约体会到一件事情——翠翠爱二 老不爱大老。想到这里时,他笑了,为了害怕而勉强笑了。其实他有点忧愁,因为 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到了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 事实证明了老船夫的担忧:端午节龙舟竞渡,团总女儿随母亲来看热闹。“其 实是看人,同时也让人看”。而且,这母女二人被安排在顺顺家吊脚楼上“两个最 好的窗口”——老船夫自然明白一座碾坊对翠翠的威胁:“十六岁姑娘多能干,将 来谁得她谁福气!” “有什么福气?又无碾坊作陪嫁,一个光人!” 为了翠翠的幸福,老船夫愿意让翠翠自己作主,因此没有直接答应天保的提亲。 待天保明白傩送也爱翠翠,同意傩送提出的公平解决办法:兄弟俩轮流对翠翠唱歌, 谁唱动了翠翠的心,翠翠便归谁。结果,天保自知不敌傩送,赌气乘船下行,不料 不小心被竹篙弹入激流淹死了。顺顺家以为这事与老船夫有关,傩送也以为他做事 “弯弯曲曲”,不爽快,面子上对他冷淡了许多。为了求得人对自己命运的自主, 老船夫陷入了不为人理解的孤独。——提及这点时,一颗受伤的心仿佛被狠狠刺了 一下,重复起了隐痛。十多年前,自己的生命处于沉睡状态,一任它在人生浪涛里 沉浮,不曾想到自主,也无从自主,任何一种偶然的事变都会将自己带向不可知的 方向。为摆脱人身的依附,求得自己支配自己的权利,才走出湘西,进入都市。然 而,这“乡下人”的一点愿望,却不为人理解。当自己从深处思索这一生命独立的 意义时,终不免与习惯相冲突。自己所属的民族命运,正与自己的相同。千百年来, 为争得民族自主的权利,血染红了湘西的每一条官路和每一座碉堡。可是,即使甘 愿成为附庸,却不免被视同“化外”。 老船夫说着,二老不置可否,不动感情听下去。船拢了岸,那年轻小伙子同家 中长年话也不说,挑担子翻山走了。那点淡淡印象聚在老船夫心上,老船夫于是在 两个身后,捏紧拳头威吓了三下,轻轻的吼着,把船拉回去了。 傩送父子的冷淡,中寨人关于傩送决定要碾坊的谈话,翠翠外柔内刚的脾性, 当年女儿悲惨的死,全都综合在一起,“命运”仿佛给了老船夫当胸一拳,他终于 无力再抵抗,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伴随白塔的坍塌而死去了。——“偶然”协 同“必然”在兴风作浪,它不仅阻碍着人与人心的沟通,而且还隐蔽了事变的内在 逻辑。“一切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天命”思想障蔽了一个民族理性的进一步 觉醒,耗损尽人们抵抗忧患的能力。——老船夫终于再无力继续启航,静静地躺倒 在与他一生休戚相关的古老土地上。 ——难道翠翠与傩送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重演父辈的命运,任凭必然与偶然 带向一个不可知的方向?不!他们应当有主心骨,在关系到自己命运的选择上,自 主地把握生命的航线。决定一个民族明天的,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意志”。 —— 中寨人有人来探口风,把话问及顺顺,想明白二老的心中是不是还有意接受那 座新碾坊。顺顺就转问二老自己意见怎样。 二老说:“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 答应了。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想一想,过些日子再说吧。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 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两人每个黄昏必谈祖父,以及这一家有关系的问题。 后来便说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因此明白了祖父活时所不提及的许多事。 二老的唱歌,顺顺大儿子的死,顺顺父子对于祖父的冷淡,中寨人用碾坊作陪嫁妆 奁,诱惑傩送二老,二老既记忆着哥哥的死亡,且因得不到翠翠的理会,又被逼着 接受那座碾坊,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祖父的死因,又如何和翠翠有关… …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情,如今可全明白了。翠翠把事情弄明白后,哭了一个晚上。 翠翠终于独自守在渡口,等待傩送的归来。然而,这最终的结局将会怎样?这 个民族的未来将会如何?时代变动的巨力沉重地压在心头,想将它挪移开去,却终 于无从移开。我想呼喊,却不知向谁呼喊!……当年,为寻求独立,自己独自来到 北平,在不堪想像的困境里挣扎。信守着自己的选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气馁,依 靠一点今天没有希望、明天还可望解决的信念,让时间来证实生命的意义,终于走 完了十余年挣扎的历程,摆脱了人身依附,赢得了生命的自由,在与命运的较量中, 自己终于赢了。唤醒一个民族重新做人的意识,实现人与人、民族与民族间关系的 重造,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应当是可能的。在时间的作用下,生命必然循着向上的 路程,迎来新的发展机运。——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起来了。 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来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 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写完最后一笔,沈从文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 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的故事上,方得到排泄和弥补。 “你这是在逃避一种命定。其实一切努力全是枉然。你的一支笔虽能把你带回 ‘过去’,不过是用故事抒情作诗罢了。真正等待你的却是未来。” “是的,你害怕明天的事实。或者说你厌恶一切事实,因之极力想法贴近过去, 有时并且不能不贴近那个抽象的过去,使它成为稳定生命的碇石。” “你打算用这些容易破碎的东西稳定平衡你奔放的生命,到头来还是毫无结果。 这消磨不了你30年积压的幻想。”“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于逃避现实者最大 的成就。将热情注入故事中,使他人得到满足,而自己得到安全,并从一种友谊的 回声中证实生命的意义。可是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故事还是一种事实?” ………… 一连串责备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沈从文悚然而惊。待他张惶四顾,一切又化为 无声。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 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 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凡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 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份的说明……这作品或者只给他们一点 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 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① 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 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语言上,甚至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 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 是什么意义。 提到这点,我感觉异常孤独,乡下人实在太少了!② 《边城》的问世,意味着沈从文建造的文学世界整体构架的基本完成。 这是一曲以乡村人生形式的探索为主旋律的生命之歌。沈从文30年代以乡土 为题材的全部创作,展示了一个延伸得很远的人生视野。他从20世纪初叶到抗战 时期湘西社会的历史演变里,提取了原始自由、自在蒙昧、自主自为这三种基本的 生命形态。《边城》和后来创作的《长河》是生命自为的理想之歌。翠翠、傩送等 人物身上,凝聚着这一生命形式的特定内涵:保守着人的勤劳、朴素、善良、热情, 在爱情关系上,表现为自然与纯真;但它又是自主自为的,抗拒着封建文明的潜在 影响。在关系到人生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它有主心骨,信守自己的选择,坚定地把 握住人生的航线。然而,《边城》到底只是沈从文笔下乡村世界的一部分,蕴含其 中的沈从文的乡土悲悯感和全部人生感慨,只有将它放在沈从文创作的整体构架里, 才能充分而明晰地显现出来。《龙朱》、《神巫之爱》、《月下小景》、《阿黑小 史》等,作为一个系列,大多是以苗族和其它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为根据加以 想像的产物,通过这些故事完成着对生命原生态的考察。这种生命形式,是通过爱 情、婚姻、两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态而获得它的定性的。这是一种人的自然交往, 爱情、婚姻及两性关系具有较充分的自由,作品里的青年男女爱得真挚、热烈、活 泼,跃动着原始的生命活力,洋溢着自然之趣。但是,这种自由,并非毫无选择的 自由,也并非纯生理上的互相吸引,而是在所有场合,爱必须以爱为前提。“抓住 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 只有热情真实的歌”。虽然这种爱情并非全是喜剧,也同样受人心隔膜与社会习俗 的制约。然而这种限制,也带着原始色彩,不具有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 ——沈从文特别强调了这种生命形式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的原始封闭性。在这里, 没有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影响,甚至封建宗法关系也还没有生根。沈从文从湘 西少数民族的特殊历史发展里,获取他的艺术感兴。 然而,随着“改土归流”的完成,封建宗法关系开始向湘西渗透;到20世纪 初叶,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尤其是30年代都市“现代文明”的侵入,推动着湘 西社会朝现代演变。这一历史过程所取的浓缩形式,使湘西社会成为各种文化绳索 绞结的产物;因社会变化造成的湘西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又造成不同文化的相互撞 击。沈从文始终注目着历史的这一变化。《柏子》、《萧萧》、《贵生》、《会明》、 《虎雏》、《夫妇》等在沈从文创作中占有极大比重的作品,真实地表现了在这一 历史过程中,乡村生命形式的演变,塑造出“乡下人”的形象系列,完成着他对自 在生命形态的考察。 这种“乡下人”,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道德形态和人格气质看,依然保留着 与原始生命形式的历史连结。分别表现出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勇敢、雄强、热情、 善良、纯朴、忠厚的品格和气质。然而,他们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在其内部,是封建文化与原始文化二者的交织,“乡下人”已经置身于逐渐建立并 巩固起来的封建宗法关系——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之中。童养媳制度、雇工制、卖淫 制,如同《柏子》、《萧萧》、《贵生》、《丈夫》所展示的,他们被剥夺了人身 自由,不得不接受一份悲惨的人生命运,而伴随他们的雄强、热情、善良和纯朴共 生的,是他们主体精神的蒙昧。他们“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 对命运缺乏具理性的自主自为的把握。在表现“乡下人”理性蒙昧方面,最典型的 莫过于《萧萧》。萧萧这个纯朴、天真的乡村小女子,12岁便出嫁作了童养媳, 丈夫只有三岁。待她长大成人,被雇工花狗大用山歌唱开了心窍,成了一个妇人, 并怀了孕。事情被婆家发觉后,照规矩要被沉潭或发卖。只是由于伯父说情,娘家 婆家没有读“子曰”的人物,才被议决发卖;又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买主,事情被 延搁下来;十月期满,萧萧生下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音宏壮”,萧萧不嫁到 别处了。十年后,萧萧与小丈夫圆了房,又生下第二个儿子时,全家又忙着给萧萧 的大儿子迎娶媳妇了。当接亲唢呐吹到门前时,萧萧抱着新生的毛毛,在屋前看热 闹,“同十年前一个样子”。——在全部事变过程中,萧萧的生命在一种无法预料 其结果的人生浪涛里浮沉,任何一种偶然因素都可能使他的命运改观。可是,在萧 萧自己,精神世界还是一片荒原,生命处于被人支配的自在状态。除一度曾朦朦胧 胧感到要逃走外,没有任何影响自己命运安排的主观努力,生死祸福全凭别人安排。 而只,在唢呐声中,又一代萧萧进了门——她们一代又一代地继续着悲凉的人生。 “乡下人”这种精神状态,使他们与变化了的外部世界环境极端的不协调。一 方面,他们人格本身的优秀部分,使他们在某些特定场合——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 解放战争中,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如同《黑夜》、《过岭者》、《早上——一堆土 一个兵》等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另一方面,主体精神的蒙昧又使他们无法加入外部 世界的竞争,他们的诚实、纯朴反现出“呆”相。《会明》中的老兵会明,十年前 是一个伙案,十年后依然是一个伙案,尽管和他同时入伍的一些“聪明人”——马 弁或流氓,都爬了上去,他始终信守着十年前跟随蔡锷起义获得的战士的责任感和 战争的神圣感,随时准备将旗帜插到敌人堡上去。可是,十年后的战争,表面形式 依旧,仍然是“打倒军阀”,骨子里却已变了质——会明顶头上司的上司,本身就 是一个军阀。而会明对此无从理解。每次战事一起,他当真随着许多样子很聪明的 军官“冲上去了”。可是,他对战争的忠诚——始终保留着一面蔡锷反袁战争时期 的三角旗,反而成了别人的笑料。只有当他与乡下农民对面,望到对方是诚实人的 眼睛时,才从腰间取下那面旗帜:“看,我这个家伙!”看到对方眼里露出吃惊神 气,“他得意了”——一方面沈从文感叹着“乡下人”朴素的义利观不为外部世界 所理解,另一方面,又为“乡下人”主体精神的蒙昧而忧虑。 在“乡下人”自在生命形式的探索上,凝聚了沈从文对自己所属民族长处与弱 点的反省。他渴望着他们理性精神的苏醒,在保留自身长处的同时,以新的姿态投 入新的人生竞争。《边城》与《长河》,正是沈从文从深处对民族现状进行反省以 后,唱出的生命理想之歌。 然而,沈从文以乡土为题材的全部作品,都是都市里的田园之歌。他对乡村生 命形式的探索,是以都市人生作为参照的。他对乡村世界的叙写,全部都是都市人 生思考的反拨。这不仅表现为在他的全部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品中,几乎都穿插着对 都市文明的批判,而且,他笔下的都市人生,在整体上也与他笔下的乡村世界对立。 这是一个人性失落的天地,是都市上流社会沉沦的人生图景。在《八骏图》、 《绅士的太太》、《自杀》、《来客》、《烟斗》、《大小阮》等一系列作品中, 沈从文以讽刺的笔触,抓住都市上流社会的言与行、表与里的分裂,从不同侧面揭 露都市“现代文明”培育的虚伪、自私、怯懦、自大、庸俗。人的本质的失落,人 性违反自然,是贯穿这些作品始终如一的线索。《绅士的太太》里那些“绅士淑女” 们玩着“爱”的游戏,在相互欺骗中进行“没有爱的接吻”,还居然混和了笑与泪; 《八骏图》里的大学教授们,外表上的“老成”、“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 却“与人性有点冲突,不大自然”,《大小阮》中大阮一类人物,“自己活得很幸 福”,“百事遂心,还是社会中坚”,也正是他们,泯灭了天良,丧失了做人的起 码道德。……在所有这些场合,人变成非人。沈从文对都市上流社会的价值估量, 除了带有30年代民主主义作家的共同倾向,即从人性角度暴露了都市社会的黑暗, 还反映出沈从文独有的特点: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人生的荒谬。 沈从文也写出了这个沉沦的人生天地里,企图摆脱泥淖的挣扎。《都市一妇人》、 《如蕤》、《一个女剧员的生活》,集中提出了沈从文的反庸俗要求,表现了都市 男女摆脱庸俗人生的努力。然而,她们的挣扎和结局全都是“未了路”。“新的有 什么可以把我从泥淖中脱出?”正是这些人物共同面临的人生苦闷。 将沈从文成熟期的全部创作作为一个整体,便不难看出沈从文笔下人生世界的 基本结构:(见下页) 在这个人生结构中,积淀了沈从文的哲学思辨。这种乡村与都市的对立,从文 化的构成看,是都市“现代文明”(即20世纪中国社会的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 化的混合体)与原始民性(原始文化的遗存)的对立;从哲学角度看,则是“人性 的扭曲”和“人与自然的契合”的对立——从时空角度看,它又表现为现在与过去、 未来的对立。这里的现实,是人性扭曲的都市人生图景与湘西乡村社会在时代巨压 下的人性变异;这里的过去,是人与自然契合的原始人性;这里的未来,是人性向 自然的复归(既保留人性的本来,又具有理性精神的觉醒,加入新的世界竞争)。 这种思辨的思想来源,是“五四”以后开始的人的独立与精神解放的思潮(西方文 化的积极部分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的反拨,是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与中国传统哲 学(主要是老庄崇尚自然的人生哲学——它更多地置根于南方文化传统,而这一传 统又恰恰在沈从文所属的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得到更多的保留——对儒家文化的惰 性部分的反拨,是苗汉文化撞击的产物)相互渗透与融汇的结果。 ——沈从文对人类进程提出的哲学解释,触及到历史行进中伦理主义和历史主 义的二律背反。即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是以伦理的相对退步为代价的,而人类的理 性精神又恰恰要求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梯上的伦理主义复归。“五四”时期,当人们 痛感中国面临的生存危机,不能不张扬历史主义,宣告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在这一 过程中,鲁迅成为文化思想领域内的伟大旗手。然而,鲁迅很快感到了这种彻底断 裂的困难和巨大的精神痛苦,又开始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积极部分的认同。沈从文的 思辨恰恰表现为与鲁迅相反的程序。他的创作更多地从伦理主义角度,强调了都市 “现代文明”畸形发 396 展带来的人的本质的失落和伦理沦丧。但他也同时意识到了传统的伦理与民族 的封闭性、保守性不可分。在他对“乡下人”——一个原始民族弱点的反省中,提 出了如何组织他们到一种新的竞争中去的问题。无论是从历史主义角度,还是从伦 理主义角度感到的精神困扰,都是从不同侧面碰到的贯串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 问题”。 ----------------- 书香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