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第一次分歧 杨明伟 1 自1953年开始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 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55年,人们在正常而健康地发展着的国 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产生对社会发展的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人民群众 中延伸到中共领导层。 1955年11月,周恩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 进一步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在大好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的某些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起来。就在这次政 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当然, 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并不是他个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党中央的共同认识。 最初,周恩来也是同意这种认识的。 人们在一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声浪中进入1956年。从这年1月开始,中 国人民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1956年1月1日,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 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中用“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 类豪迈的语言,来赞扬全国人民急于想建成社会主义的心情。 当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 《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 《农业四十条》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要由1955年的预计 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这就是 说,每年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波及到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催逼着它们 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 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 到这个时候,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 严峻性。为慎重起见,他们进一步冷静思考、周密计算,结果却是严重的不尽如人 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危 害。 在这种情形下,防止冒进,成为周恩来工作的当务之急。 2 周恩来在许多场合的讲话中表达了对盲目冒进的担心。 1956年2月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 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他给与会者一个 强烈的感觉——经济工作必须实事求是。 会上,他告诫大家: “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 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 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 则就很危险。” 苦口婆心地劝说之后,他针对领导者的头脑发热,狠狠地说了几句话:“各部 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 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从2月份起,周恩来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 2月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李富春提出的对在工业高 潮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意见,会议决定对1956年度计划指标进行压缩。但 是,把高指标压下来是艰难的事情,而周恩来对于压缩指标态度是坚决的。他后来 称这次会议为“2月促‘退’会议”。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了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尽管 压缩了,但仍未能真正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 盾。 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上严重的紧张局面开始显现出来:财政紧张,钢材、水 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因过多地动用国家物资储备,造成国民经济紧 张……鉴于4月上旬以来国民经济紧张的局面,周恩来明显地感觉到压缩后的19 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据此规定的1956年、1957年 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是冒进的。周恩来为此忧心 忡忡。 周恩来忧虑的,还不仅在于计划本身,他更担心的是党内某些领导人尤其是毛 泽东本人的求快思想,以及所带来的全党的急躁冒进情绪。 4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的 经验问题讲了话,进一步阐述了十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 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在精辟地阐述十大关系的同时,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 了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这一点再次引起周恩来的不安。与会 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 周恩来站出来直言相劝。他说:“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 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 还会带来其它的一些困难。”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想法,仍坚持己见。会后,周恩来继续利用机会向毛泽东耐 心说明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怎么听进去。 当时列席会议的胡乔木是这样回忆的: “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2 0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 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 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 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 北京。” 在建设速度和思路上出现这样大的分歧,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是没有过的。 对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感到思想上跟不上,似乎也产生了一点陌生感;对周恩来, 毛泽东也很难理解:人民群众已经产生了热火朝天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恩来同 志何以不去促使这种热情进一步高涨,反而给予降温还没等周恩来说服毛泽东,毛 泽东便离京到外地去了。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实际出发反 冒进。 3 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主持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第28次全 体会议。在会上,他提醒大家要注意反冒进的策略:“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并表 明了自己对反右倾一事的态度:“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 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周恩来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 人就解决订高了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意见。在他的指导下,由李先念主 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根据大家的意见,周恩来最后确定,按5%的比例削减国家财政预算,基本建 设经费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 周恩来等人的做法,得到刘少奇的同意。 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1955年 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并批准了4日根据国务院意见提 出的经济建设方针。 6月12日,周恩来和陈云联合主持国务院第30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通过 《1955年国家决算(草案)和1956年国家预算(草案)》时,进一步统一 国务院系统的思想。周恩来指出,我们提请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批准这一报告的 目的在于,“我们可以以此检查和推动政府的工作”。 周恩来的发言,讲到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问题,但他的针对性,他的矛头所 向,明眼人一听便知。他说:“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 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 躁冒进。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 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 今天的需求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 的要求。” 为支持国务院的工作,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 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该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于6月20日发表。 社论直言不讳地批评党内许多同志在去年开展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 出“又多、又快、又好、又时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 在其头脑中产生的片面性和盲目冒进的思想。批评这些人“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 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 早晨就把一切事情办好”。 社论还有所指地说: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 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这种坦诚地承担责任和反冒进的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实事求是 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 但是,反冒进的矛头,直指“上面”,直指“领导干部”,直接对着毛泽东有 关加快建设步伐、反对保守主义的要求,这是毛泽东不能同意的,这一点毛泽东早 就看出来了。社论初稿送给他看时,他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这三字中所隐 含的不悦,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后来,毛泽东曾专门让人向中央工作会议印发 这份社论的摘要,为表明他对这篇社论的强烈不满,他在摘要上指示:“庸俗的马 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 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泽东真是“一针见血”。只因为反冒进的要求终究是基于实事求是的考虑, 来自于实际工作的切实需求,所以得到了党、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和党员干部的支 持。对此,毛泽东也只好暂时忍耐。 4 在反冒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指导下,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建设又开 始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下一步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借助反冒进的成果,1956年7月以后,周恩来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开始着 手修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 经过反复磋商、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8-1 962)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修正稿)》已具备雏形。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修改建议草案时,注意到了“多、快、好、时这个口 号的消极作用,他针对人们在冒进情绪下只看重和追求“多”与“快”,忽视和忘 记“好”和“时的实际情况,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将原有的“以多、快、好、省的 精神”一语删除。这是周恩来在反冒进中最为勇敢和极具挑战精神的行动之一。 然而,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行动引起了毛泽东内心的不快。毛泽东欣赏 的就是“多、快、好、时,他的基本思路是要“促进”;而这一时期周恩来等人是 在“促退”。“促退”的人多了,毛泽东不便马上表明自己的不满。但有一点是肯 定的,毛泽东对反冒进和主张“促退”的人的不满,搁置在了心中。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周恩来在北京出席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 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于16日向大会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 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在报告中,周恩来从在执行“一五”计划中的经验教训又一次谈到了盲目冒进 所带来的危害。他强调领导经济工作“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 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 发展”。 这次大会的成果是可喜的,大会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做出了党和国家 的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 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议方针。 摘自《炎黄春秋》199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