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行回冀南,痛失良将肖永智 5 月下旬,敌人合围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以及一二九师等党政军 领导机关时,我正在太行山休养。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合围,师部决定转移, 转到外线打击“扫荡”之敌。 刘师长、邓政委对我的身体情况很关心。他们问我:“你怎么办,还是跟我们 走吧。”当时我身体已基本恢复了。心里很惦记冀南的情况,特别是遭受大合围后 的情况,更惦记着战斗在冀南的广大指战员。因此,怀着急切的心情,希望赶快回 来,我对首长们说: “还是回冀南,平汉路上的日军大部调出打太行了,那里日军的力量比较空虚。 另外,我已习惯在平原。在山区打游击有点不习惯。”“你身体行吗?”刘邓首长 担心我的身体。 “没问题!”我说:“这些日子,身体恢复得很好。”师首长点头,同意我回 冀南。 临行前,我和总部左权副参谋长通了电话。他对我说: “你去平原行不行?敌人正在扫荡,现在回去不冒险吗?”“不冒险,没问题。” 我很有信心地告诉左权同志:“不过铁路(指平汉路)我没办法,只要过了铁路, 我就有办法了。”首长们的关心,我很受感动。 当时冀南的艰苦情况我是知道的。在这样的时候,我更应该赶快回到冀南。抗 战初期刚进入冀南平原时,那时心里确实没有底,没有在平原打过游击。现在不同 了,经过几年的斗争实践,摸索了一套开展平源游击战争的方法,学会了如何在平 原与敌人周旋。所以我说到冀南就有办法了。 当时有200 多名干部学员要到冀南来。孔庆德同志就是这个时候跟我来到冀南 的。我只有一个警卫班,一挺轻机枪和一个掷弹筒。我请求师首长拨给点部队。师 长说实在抽不出部队来,我说:部队抽不出来,能不能给学员干部发点枪和子弹。 师长同意了。 于是,我带着这200 多名干部学员下了太行山,向冀南平原行进。当我们走到 磁县贾壁时,我和李达参谋长通了电话,他告诉我,我们走后敌人就开始“扫荡”, 目标是我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从西边的长治、武乡、辽县和东边的武安出动日伪 军2 万余人,分别合击黎城、武乡县砖壁、辽县桐峪和武安县阳邑后,向太行根据 地腹地急进。5 月24 日夜,形成了对窑门口、青塔和偏城地区的合围。师部跳出 了合围圈,转到外线。总部和北方局于偏城和辽县交界的南艾铺、十字岭一带遭合 围。此时,李达同志打电话告诉我,左权同志在十字岭指挥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 听到左权同志牺牲的噩耗,我心情非常沉重、非常难过。往昔和左权同志相处的情 形,一幕一幕在脑海中闪现,特别是这次下太行临行前,我们通话的情形,他那关 心、体贴同志的热情话语,还在我耳边回响。左权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代英才,他 的牺牲,使我党我军失去了一位卓越领导者,一位优秀指挥员。 我们从贾壁出发,继续向东朝冀南走。夜晚,从磁县北光禄镇附近过了平汉铁 路,进入冀南成安县商城地区。大家走了一夜很疲劳,便在一个村子住下,煮点饭 吃。我们刚要吃饭,当地的我方情报人员和老百姓急匆匆地跑来报告说敌人来了, 你们赶紧走,不然就来不及了。我指挥干部队向西铁路方向走,走了一二十里路再 折回来向东,以迷惑敌人。然后,在敌军据点商城底下通过。干部学员手里有点枪, 但不多,子弹也很少。孔庆德同志带着警卫班在后边掩护我们。孔庆德打仗行,用 掷弹筒打了几发,最后一发把掷弹筒炸坏了,他的手被炸伤了。到了夜晚,我们继 续朝根据地走。当时没有向导,夜里辨不清方向。幸好我带着一个指北针,就靠它 指方向。我拿着指北针走在前面,按照指北针指的方向走。有路走路,没路就走地 里,一直朝北走。当时我们还看到邯(郸)肥(乡)公路上驶过了10 多辆日军的 汽车。 那时,三分区那一带伪军工作做得很好。我们对每个据点、碉堡的情况都比较 清楚,平时都有些关系。我们没有爬路沟,是从碉堡旁边通过的。我们悄悄走,他 们不管。我告诉大家,从碉堡底下过,伪军若是打枪也不要怕,那是朝天打的。我 们通过碉堡面前时,伪军有时朝天开枪,掩护我们。我们一个战士掉了队,被捉进 了据点,后又恭恭敬敬地送了回来。这说明我们的伪军工作有相当的基础。过了邯 肥公路、永肥公路后,与八旅机关会合了。后来听高厚良同志讲,敌人知道我到了 三分区,出动12 路日伪军“扫荡”、“围剿”,企图抓我,但我已经离开三分区 了。 华北日军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不仅在军事上加紧“围剿”、“扫荡”,而且, 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向我发起了全面进攻。敌人的政治进攻基本上采取 “以华制华”政策,组织伪军、伪组织,建立伪政权,加强统治力量。他们还搞特 务活动,组织土匪会门,破坏我抗日政权。在经济斗争方面,敌人基本上搞“以战 养战”政策。在文化上灌输亡国思想。从1941 年开始,敌人又推行“治安强化” 运动。所谓“治安强化”,就是过去推行的“治安肃正”的发展,也就是政治、军 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所谓“总力战”的进一步实施。其目的就是妄图隔绝我们 各个根据地,打击与消灭我抗日力量,进而摧毁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 从1941 年春到1942 年秋不到两年时间,敌人先后推行五次“治安强化”运 动。每次都有不同的口号和重点,而中心是“反共”和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 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手段极其野蛮、毒辣,给我敌后抗日工作造成极大困难。冀南 军民一方面要和敌人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大“扫荡”作战,粉碎敌人的“铁壁合围”。 一方面又要和敌人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进行斗争,粉碎敌人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进攻。 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下,冀南区受到严重损失。首先是根据地被分割、“蚕食”, 日益缩小。有些根据地变成游击区,有些游击区变成敌占区。根据地被分割成大大 小小的“格子网”,抗日军民的公开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敌人的据点碉堡星罗棋布, 公路沟墙纵横交错。到1943 年,敌人在冀南的据点碉堡,除平汉、津浦、德石等 铁路干线上的外还有1000 个左右,形势严重的一些地区,平均每3 个村庄就有一 个碉堡。据点与据点之间,据点与碉堡之间,碉堡与碉堡之间,平均只有几里,甚 至更近。抗日军民的活动经常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极为困难。当时流行几句顺口 溜:“日住碉堡下,夜观炮楼灯;行军必过路,天天闹敌情。”敌人为分割冀南根 据地以及切断冀南根据地和太行根据地的联系,不断修复和新建铁路、公路,并在 两侧挖掘封锁沟和构筑封锁墙,封锁沟深数丈,封锁墙高也数丈。到1942 年,冀 南区的公路总长约9000 余里,沟墙共约3200 余里。基干公路上每隔三五里就有 一座碉堡,重要的公路都挖有封锁沟,有的还修筑了封锁墙。有些县与县之间,还 挖了县界沟,以切断县与县之间的联系。 其次是根据地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敌人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对根据地经济的严重破坏不言而喻。1942 年春,敌人“扫荡”广宗、平乡地区时, 抓走壮丁9000 余人。“扫荡”邢台、永年、沙河地区时,共抓走壮丁13000 余人、 牲口900 余头。以耕牛为例,抗战前,平均每40 亩地有一头耕牛,到1942 年, 平均每百亩才有一头耕牛。在敌人烧杀抢掠下,许多村庄被洗劫一空。 敌人强行摊派劳役也是十分惊人的,许多家因繁重的劳役而荒芜了自己的田园。 例如,冀县北冯村共190 户,1943 年7 月份出劳役766 人,每户平均4 人。最严 重的巨鹿县大吕寨村共300 户人家,同年5 月份出劳役竟多达15000 多个工日,每 户平均50 余个工日。出劳役的民夫受到非人的待遇。例如,敌人强征滏阳河两岸 老百姓冬季挖河,怕人们偷懒,竟强迫大家脱掉衣服干活。而且有时竟将最后一个 到工地的民夫当众处死,以警告大家不得迟到。抓壮丁、服劳役,使冀南区的劳动 力受到极大的破坏。 同时,冀南平原的耕地也遭到严重的破坏,不断减少。据当时的统计资料,仅 就敌人在冀南修建的据点碉堡和公路沟墙所占耕地为例,截至1943年共有据点碉堡 1100 多个,以每一个据点或碉堡占地15 亩计,共占地1.6 万余亩。公路及封锁 沟墙长1.3 万余里,平均宽3 丈,每里占地9 亩,共占地11.8 万余亩,这两项合 计占地13.5 万余亩。另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冀南人民单是为敌人修路、挖沟以及 修据点、碉堡,即需出工763.6 万多个。 在残酷地反“铁壁合围”斗争中,我军同冀南广大人民英勇奋战,予敌以沉重 打击。但是,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和牺牲,我军许多优秀指战员和地方党政干部血洒 冀南大地,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宝贵生命。仅在1942 年和1943年两年中,我们便 牺牲了旅、分区和地委、专署级干部20 余人,他们是肖永智、易良品、杨宏明、 赵义京、陈元龙、孙毅民、袁鸿化、夏祖盛、陈耀元、李忠、李力、王泊生、李松 霄、解蕴山、高捷成、刘铁之、郭好礼、郑前学、刘诗松、张峻峰、董宁等。我军 团级干部和地方县级干部牺牲50 余人,如桂承志、陈子斌、徐绍恩、李汉英、徐 宝珊、梅华樊、石嘉植、马参、欧平、马功岑、宁心力等。抗战期间,冀南牺牲的 干部很多。团以上干部的名字我大部分还能记得,特别是旅、分区和地委级干部, 我都记得。上述只是两年当中牺牲的干部,若是整个八年抗战以及解放战争,冀南 牺牲的干部就更多了。他们都是好同志,都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和优秀的党政工作 者,不少同志牺牲时年纪很轻,如肖永智牺牲时才27 岁,风华正茂,很可惜。他 15 岁就参加了红军,担任过旅政治委员、分区政治委员,还兼过地委书记。他政 治上军事上都很能干,是一二九师很优秀的青年干部,人很聪明,打仗有勇有谋, 很了不起,是栋梁之才。刘师长、邓政委都是器重的。他的牺牲实在令人惋惜。本 来决定他到太行党校学习,已经通知了他。当时正赶上四分区和七分区部队,在临 清以南地区发起消灭伪军肖健久部的战斗,他那时是七分区政委,找到我,要求参 加这次战斗。我说:“已决定你去太行党校学习了。”他说:二十二团是我带到卫 东的,这次又是和四分区协同作战,对开辟卫东关系重大。为便于指挥,密切协同 配合,他非要打完这一仗再上太行不可。和他同去学习的还有三分区参谋长高厚良 同志,他还给高厚良写信,要高等他一同去太行。可是,没有想到在这次战斗中遭 日军袭击竟和我们永别了。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鸿化同志。这 一仗是非打不可的,痛心的是这一仗牺牲了两位旅级干部。 如果当时我要再坚决一点,下个死命令,非让他走不可,肖永智同志也就走了。 每想起肖永智同志牺牲的那段往事,心情总是不能平静,十分难过。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