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媳妇‘回上海娘家 电话耳机里传出熟悉的声音。哦,何智丽!只是听上去瓮声瓮气。“我感冒 了,在发烧。三十八度五!”她说道。 这是在一丸九一年一月,远嫁日本的她,回上海娘家探亲,给我打来了电话。 据她说,到上海后的第二天,就感冒了——上海的民居没有暖气,加上连日阴雨, 变得又潮又冷。虽说她在上海土生土长,毕竟已远嫁一年,乍一回来便感到不适 应。我劝她安心休养,过几天,等她退了烧,我再去看她,请她谈谈在日本做 “新娘子”的体会,她格格笑了……她在日本究竟怎样生活?她的心境如何?虽 说她给我来过几封信,未免简略。这一次她回娘家,有了畅谈的机会……她又打 来电话,说是退烧了,我便去看望她。 一身毛衣、毛裤,一件淡黄色茄克衫敞着拉链。短短的头发露出双耳,她依 然还是一副运动员的派头。没有描眉,没有施粉,一对眼睛又大又亮。她还是用 一口流畅的“阿拉”上海话,跟我长聊着。只是感冒尚未痊愈,她不时发出几声 咳嗽声。 她这次回来,全然是为了探亲——看望双亲及弟弟,所以她很少外出,不参 加任何社会活动。她没有惊动一个记者。她希望安安静静地与家人团聚。只要 “走漏”一点消息,她家马上就会门庭若市。正因为这样,她与我的谈话,又成 了“独家新闻”。 由于这次纯属“私访”,离开日本大阪时,去机场送行的是她的公公、婆婆 (丈夫因左腿扭伤,未能亲自送);飞抵上海机场时,前往迎接的是她的父母和 弟弟。不像往日她作为世界冠军,机场上迎送总是大队人马和一束束鲜花。 我问起她成为“日本媳妇”后的生活,她甜甜地笑了。她说,过去她忙于 “东征西讨”,虽然到过二十多个国家,但每到一地都极度匆忙,心中只想着打 球,只想着夺取冠军。这一回,嫁到日本去,从世界冠军变为“新娘子”,她的 生活发生了莫大的变化。生活在身边的不再是教练、队友,而是异国的丈夫和公 婆,开始尝到“初为人妇”的特殊滋味。 她在夫家,甚为融洽: 公公小山藤兵卫既热爱新中国又喜爱乒乓球运动,为儿子娶了一位中国的乒 乓球世界冠军而欣喜万分,引为小山家族的光荣。 婆婆小山澄美和何智丽有说有笑,一起料理家务。驰骋乒坛时,何智丽几乎 不会做家务。如今,她常常充当婆婆的助手。她发觉,婆婆的手很巧,会做一手 好菜,又会裁制各种和服,甚至会设计出花样繁多、新颖的妇女手提包——婆婆 送人的礼物,常常是自己新近设计的手提包。她说婆婆非常爽朗,从不“婆婆妈 妈”。 丈夫小山英之也酷爱体育运动,乒乓球、游泳、篮球之类,样样能“露一手”。 初嫁异国,何智丽经过了一个适应过程。 最初的三个月,语言成了交流感情的障碍。结婚前,他和她主要靠打手势和 笔谈。结为夫妇之后,不能老打手势或笔谈、小山英之为她请来了日语家庭教师, 何智丽的日语大有长进。其实,小山一家,也都成了她的“日语家庭教师”。她 生活在日语的氛围中,特别是看电视时,是锻炼她日语听力的好机会。后来,那 位日语家庭教师到美国去了,何智丽便到汉语学校学习。尽管每次路上来回要两 小时,她仍坚持上学。在学校里,遇见许多中国同胞,其中有好几位上海老乡。 渐渐地,她闯过了语言关。她能用日语跟丈夫、公公、婆婆说话,表达一些 简单的意思。她能大致看懂日语电视剧的意思。 在大阪,她成了新闻人物,日本记者不断登门采访。最初,由丈夫或婆婆担 任翻译。后来,她自己能听懂记者的提问,用日语作简短的答复,由丈夫作一些 补充。如此这般,她居然能对付日本记者的提问。 日本的《朝日新闻》等多家报纸,刊载了何智丽访问记。每一回,她都要向 记者表达:“愿为日中友好竭尽微力。”在日本记者的眼中,她的异国婚姻,是 日中友好的象征。婚后,小山英之处处尊重她,遇事总与她商量。小山英之一下 班就往家里走,朋友们笑他“妻管严”。他笑笑说:“我是个很顾家的人。”日 本男子不大做家务。小山英之在家中,总是帮何智丽做家务。 每逢打扫房间,他抢在前头,扫得非常细致。她认为已经干净了,他还要卖 力地清扫一番。 日本人的时间观念很强。每次去汉语学校上学时,何智丽步入地铁,在车站 等车,总是遇见几张“老面孔”,他们很准时来到车站,每回老是坐同一车厢去 上班。从星期一至星期五,街上缺乏色彩,男人们要么穿黑西装,要么穿灰西装, 行色匆匆,忙于上班。他们干活像干活的样。到了星期六、星期日(日本每周休 息两天),男人们穿上五颜六色的便服,带着妻儿,痛痛快快地玩,大街上一派 繁华景象。何智丽说,小山英之也是这样,他平日忙于公务。到了休息比他驾车 带她外出,要么到娱乐场所唱“卡拉OK”夫唱妇随,沉浸在欢乐的歌声中;要么 到体育馆,他跟她在墨绿色的球台旁“厮杀”一番。当然他不是她的对手,但打 得非常起劲,把上班的疲惫一扫而光。 说起打乒乓球,我问起她:“小道消息说你要‘东山再起’,要加入日本队!” 她连连摇头道:“我还没有加入日本籍,怎么可能加入日本队?” 何智丽说,作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她永远喜爱这项运动,在日本,她通常 在晚间去乒乓房练球。可惜,大阪没有好的教练,跟中国乒乓球队的条件不好相 比。 她已逐渐习惯夜生活。日本人往往在夜里十二时还未睡。正因为这样,她练 球安排在夜里。她将来可能做乒乓球教练。她说,她绝不会当家庭妇女。她也将 在大阪日中友好协会担任一定工作,愿为加强日中友好出力。眼下,她还不想生 儿育女,丈夫也支持她的主张——她有她的事业,她把事业放在第一位。 “你回娘家,小山英之挂念吗?”我问她。 “我来上海以后,他已经打了三次长途电话!”说罢,她又甜甜地笑了…… 一九九一年三月三日清晨,我接到何智丽的电话,说她马上要去机场,飞回日本。 她愿在今后一直跟我保持联系,作为“独家采访”,不断写下她的生活新的一页 ……何智丽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上观战两年一度的世乒赛,是世界乒乓球界的盛 大节日。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第四十一届世乒赛在日本千叶市开幕。 千叶市是千叶县的县府。千叶县人口五百来万,坐落在日本关东的东南部。 日本新建的成日国际机场,就在千叶县境内。 跟第四十届世乒赛相比,这一届世乒赛的参赛规模小了一些:第四十届世乒 赛有六十九支男队和五十五支女队参赛,而这一届则只有四十九支男队和四十三 支女队参赛。 正在进行的海湾战争,使世界蒙上了阴影。 另外,就日本来说,乒乓球早已失去当年的地位,所以千叶赛场上,日本观 众寥寥,售票处门庭冷落。 两年前,当第四十届世乒赛举行的时候,何智丽正在准备出嫁,没有机会出 席。 这一回,何智丽在千叶露面。这位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单冠军不是来参赛的, 而是来观赛的。 何智丽在千叶一露面,马上引起中国记者们的注意。 中国新闻社记者王平、王健在五月四日从千叶发出电讯《千叶赛场巧遇何智 丽》,他们写道: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单冠军何智丽,今天与其夫小山英之先生 双双出现在本届世乒赛赛场上,引起中国记者的注意。 何智丽看起来比以前苗条了许多,人也显得精干,她看起来也十分高兴同国 内记者相遇。 四年前,何智丽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勇夺女单世界冠军。后来,她与日本 人小山英之先生结婚,现已到日本约两年。 何智丽目前住在大阪,她是特地前来观看世乒赛的,现在她在一家银行管理 一个乒乓球俱乐部,同时在该银行的人事部任职。她初来时曾经上学,目前日语 水平大有提高,日常会话、交往等已毫无问题。 问及她是否还打球,何智丽笑答,她已不像以前那样练,打得比较少。 如今的何智丽,从言谈话语之中可以感觉到她已是小老板的身份,但衣着很 是朴素、自然。她上穿一条长袖蓝衫,下着一条普通的牛仔裤,言谈之时,其目 光闪烁,仍不失当年手举盖斯特杯,登上世界女单冠军领奖台之时的英气。中国 新闻社的记者,怎么会把何智丽当成“小老板”呢? 其实,这纯属误会。 何智丽曾于一九九一年一月回沪探亲。她在一月二十八日告诉笔者,她谢绝 了好几家日本俱乐部的邀请,而只是答应加入大阪池田银行俱乐部。她并非这家 银行俱乐部的“小老板”,而是教练兼队员。 何智丽说,她选择池田银行俱乐部有几个原因:第一,池田银行是日本的大 银行,财力雄厚。 第二,池田银行行长清龙一也对她非常看重,愿意花一千五百万美元为她专 门建造一座乒乓球训练馆。 第三,池田银行俱乐部离她家很近,开轿车去五分钟便到,骑自行车去也只 用十分钟。 这样,何智丽便正式担任了池田银行俱乐部的乒乓教练兼队员。 此后,从一九九一年七月开始,池田银行俱乐部动工新建一座现代化的乒乓 球训练馆。这座训练馆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落成。馆内装有冷暖空调、可变灯光。 底层安放了五张乒乓球台,楼上则为健身房。这座乒乓球训练馆,成了何智丽 “东山再起”的基地。 正因为何智丽准备复出乒坛,所以她和小山英之一起前来千叶观赛,以摸清 世界乒坛的“行情”。 在四十一届世乒赛上,中国乒乓球队比在第四十届世乒赛时输得更惨! 在四十届世乒赛上,中国男队在团体赛中败于瑞典队之手,虽说丢了冠军, 也还得了个亚军。这一回,中国男队竟然跌到了第七名!这是中国男队自一九六 一年以来,第一次在世乒赛上被排除在团体前四名之外。 面对惨败,中国队教练郗恩庭只得这么说:“我想象不到回国后将是什么样 的。男队在精神素质、作风斗志方面都比较差,遇到挫折,排除的能力就弱。这 一点,我从一年半前接手男队时就看到了。但当时没有充分估计这些问题的严重 性。实际一干,才知道要改变和扭转这种状况,并不那么容易。一方面人员青黄 不接,对有些队员,虽然一直也摸不到他的思想脉搏,但也没法换掉。另一方面 时间太短,虽然有一些想法,但还不能一下实现。现在看来,精神上的差距比技 术上的还要大。平时训练不严格,意志不坚定,关键时刻想咬想拼也做不到。现 在的工作就是尽快刺激队员摆脱失利的阴影,一切从‘零’开始。” 就在中国男队惨败之际,中国女队也惨遭失利,居然丢失了已经蝉联八届的 女团冠军! 中国女队是在与朝鲜联队进行团体决赛时败北的。 中国队出场的第一主力为邓亚萍,而朝鲜联队出人意料地不用女单亚军、名 将李粉姬,却起用十八岁的新手俞顺福。 俞顺福显然对邓亚萍进行过透彻的研究,而邓亚萍对她则一无所知。俞顺福 不费力地击败了邓亚萍,一下子轰动了全场! 紧接着上场的中国队第二主力高军,又败在朝鲜联队名将玄静和手下……这 样,中国女队痛失了考比伦杯。 记者描述了当时泪流满面的中国女队: 离开新闻中心记者招待会,张燮林感慨地说,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站在人 家(冠军)旁边。而乔红则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不住地用手抹着眼泪,邓亚萍、高 军、陈子荷咬紧嘴唇,想哭,又不愿当着外国记者的面流眼泪。 二楼展览厅旁走廊上,姑娘们一前一后,神态凝重地跟在张燮林后面,默默 地走着,没有一点声音,而一回宿舍就一个个蒙着被子大哭起来。张燮林绕了个 圈又与我走在一起,他寻思着说:“乒乓球这个东西真使人不可捉摸,朝鲜联队 的主力李粉姬第一阶段状态不好,今天他们换上了个替补队员俞顺福,但就是这 个替补队员一人拿了邓亚萍和高军二分…我看着这位中国乒乓界的功臣稀稀的头 发,不由想起一个多月前在上海采访国际乒联器材委员会主席。美国的哈里森的 一句话:”你的头发都给乒乓球拔掉了。“我想,中国女队虽然今天失去了”考 比伦杯“,但是,中国姑娘八连冠的世界纪录却永驻人民心中。面对着男女队的 惨败,中国代表团团长徐寅生承认,”关键还是本事不够“。当时的报道是这样 写的:有记者问徐寅生对男女团体比赛结果有何评价? 徐答:“这次男女队失利,原因各种各样,关键还是本事不够。选手凶狠有 余,稳健不足,逆风时相峙不了,也没有改变的余地,打法也越来越简单。所以 马文革一连丢那么多分。从思想上看,缺乏韧劲,没有一分分拼。个别运动员名 气不小,现在一些大赛往往指定要名气大的参加。有些人参加了比赛,也拿了成 绩,以为自己就是明星了,其实本事并没到这一步。 “昨天女队也没有打好。有人说不该出高军,但换了别人是否就能赢呢?邓 亚萍求胜心切,想一板打狠打死,没有调节余地。” 郗恩庭插话道:“张燮林昨晚也有些后悔上高军。” 徐说:“上别人输了,他也会后悔。昨天我和李富荣给女队开了会,鼓了劲。 我们这些人都打过败仗,能体会队员。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上海人斗蛐蛐,败了, 使劲扔它几下,让它晕头转向,放下就咬。我跟高军说,与其后悔,决心苦练两 年,不如现在咬紧牙关打下去,一切从‘零’开始,别管它那么多。”“爱国主 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论战“无可奈何花落去。” 中国乒乓球队在男女团体赛中双双失利,意味着中国在世界乒坛上的“王冠” 落地,中国乒乓球界在严重失败面前,不能不进行反思。 在这次反思中,中国乒乓球队除了反省自身的错误之外,深切感受到了所谓 “海外兵团”的严重威胁。 其实,这是随着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给中国乒乓球队带来的新问题。 在中国没有实行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乒乓球队不存在着人才外流问题。那时, 人们开玩笑地说,“中国乒乓球队的世界冠军太多,就像北京夏天的西红柿那样 又红又大又多,多了也就不值钱了!” 自从七十年代末,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打开了闭关已久的国门。于是, “出国潮”在中国掀起,那些“又红又大又多”的“西红柿”也随着出国。 这些“西红柿”到了国外,一下子身价百倍:因为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 中国乒乓球队退役的教练们、世界冠军们,成了世界各国争相聘请的“奇货”、 “珍宝”! 于是,“出国潮”在中国乒乓球界变得汹涌澎湃,几乎在世界各个角落,都 能见到中国乒乓球队的“前教练”,“前冠军”们。 于是,每一届的世乒赛,成了原本散居在世界各国的中国“前教练”、“前 冠军”们的“大团圆”的盛大节日。 许多中国乒乓球队的“前冠军”们,要求代表移居国参加世乒赛团体赛。 在一九八九年的第四十届世乒赛上,中国乒乓球队已经开始感受到来自“海 外兵团”的威胁。 为此,在一九八九年,国际乒联在中国代表团的促成下,作出了这样的规定 :在移居国外满六年后,才能有资格代表所在国(或地区)参加团体赛。特殊情 况,如经两国(或地区)协商,缩短到两年也可参赛。 耿丽娟原本作为中国队主力,夺取了第三十六届、三十八届团体赛冠军。她 移居加拿大以后,要求代表加拿大参加世乒赛的团体赛,遭到拒绝。她为此上诉 到加拿大最高法院。由于加拿大最高法院承认国际乒联的决定,因此耿丽娟未能 胜诉。 不过,中国乒乓球队出国的运动员,只要加入了某国国籍,则参加单打不受 限制。 至于在国外出任教练,就更不受限制。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体育导报》的记者东叶在日本千叶第四十 一届世乒赛现场扫描,记述了这样的镜头:“只见江嘉良坐在马来西亚训练桌前, 李赫男坐在美国队训练桌前,胡玉兰坐在法国队训练桌前,王大勇坐在比利时队 训练桌前……而王燕生则穿着挪威队球衣,王晓明身着法国队球衣,丁毅穿着奥 地利队球衣,陈新华身着英国队球衣,耿丽娟与她的罗马尼亚丈夫都穿着加拿大 队球衣,还有倪夏莲、马金豹、周兰芬……数都数不过来。从亚洲到欧洲,从疆 土广阔的美国到幅员窄小的卢森堡,几乎都有中国球星惨透其间。”内中提到的 :江嘉良,蝉联第三十八届、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男单冠军,中国乒乓球队男队队 长;李赫男,第二十八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冠军主力;胡玉兰,第三十二届世乒赛 女单冠军;马金豹,曾在中国乒乓球队任何智丽的教练。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 通知何智丽“让球”的,就是他;他们原先都是北京的“西红柿”! 此外,还有: 第三十四届、三十五届、三十六届世乒赛团体冠军、中国队主力张德英,任 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乒协;第三十六届、三十八届世乒赛女单冠军曹燕华和丈 夫施之皓——第三十六届世乒赛团体冠军的中国队主力,在德国任教。 曹燕华在德国发起成立乒乓联谊会,参加者有第三十六届世乒赛女单冠军童 玲等;原河北队的齐宝华、北京队的陈丹蕾,移居香港,成了香港队的主力; 中国乒乓球队原队员刁文元,成了圣马利诺队队员。 据中国乒乓球队不完全统计,以各种途径出国而到国外乒乓球界任职的中国 教练、运动员已近三百人。 当然,这只是“不完全统计”。因为据一九八五年前往日本打球的原中国乒 乓球队女选手陈丽丽说,在日本打球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达一百多人。而张德 英说,在美国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也有百把人。 尽管中国乒乓球队很多教练、运动员在“出国潮”中出国已多年,但是使中 国乒乓球队有了威胁感,则是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上。 在这次比赛中: 由王大勇执教的比利时男队从上届的第十名跃至本届的第四名,以致把堂堂 的中国乒乓球队挤到了第七名! 加拿大男队,上届排名第二十七。这一回,由原广东队教练苏国熙执教,而 三名主力队员中有两名是中国人——原广东队的黄文冠和伍国和,至于另一名队 员虽是金发碧眼小伙子,却是耿丽娟的异国丈夫皮特。这样,加拿大队居然闯进 了八强! 由丁毅任第一主力的奥地利男队,夺得了第九名。 法国女队在上届世乒赛排名第十七。这一回由中国的原世界冠军胡玉兰任教 练,由原四川队的王晓明任第一主力,居然夺得团体赛铜牌! 在混合双打比赛时,耿丽娟和她的丈夫皮特打败了吕林/李隽,却又败在韩 国的刘南奎/玄静和手下,实际上为韩国选手夺魁扫清了道路。 在女子单打中,耿丽娟击败了中国队的高军。 就在这些海外的中国教练、运动员大显身手之际,又传来新的消息:汉城奥 运会女单冠军陈静已办好赴台打球的手续,她成为继徐竞之后,第二个赴台打球 的大陆女乒乓球运动员。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何智丽出现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常虽说她是来观赛,无 疑又给中国乒乓球队增多了一分忧虑。 这时,张燮林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走的走了,嫁出去的嫁出去了,没出去的现在也在想出去,叫我们当教练 的怎么办?” 面对着如此尴尬局面,在中国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人惊呼“人才 外流”,造成了中国的“乒乓危机”,使中国的“乒乓强国”的地位受到严重威 胁;另一种人则盛赞中国支援了“乒乓世界革命”,因为中国乒乓的人才的外流 也就导致了中国乒乓技术的外流,推动了中国乒乓技术在全世界的大普及、大提 高,为此,中国人立了大功。 于是乎,有人笑称第一种人为“爱国主义者”,第二种人为“国际主义者”! 于是乎,“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在中国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尽 管乒乓人才的外流,被很多人视为中国“乒乓危机”的原因。但是也有人不以为 然。他们举出这样的例子:在一九七九年举行的第三十五届世乒赛上,当时还不 存在所谓的“海外兵团”,可是中国乒乓男队把三项男子冠军全丢光。由此可见, 不能把责任推到“海外兵团”身上。关键还是应该在中国乒乓球队自身找失利的 原因。 笔者注意到,近年来,每当中国乒乓球队失利,徐寅生总是强调要从“自身 找原因”。 笔者还注意到,李富荣一九九二年十月三日在香港南洋酒店接受当地记者金 钟采访,说话时显得颇为豁达:“在开放的大形势下,人才外流是正常现象,挡 不住的。体育界水平较高的项目如乒乓、体操、羽毛球、女排运动员退役后去国 外当教练或打球,我看这是正常现象,也可以说是交流。外国水准提高了,也是 我们的光荣。我们也请外国教练嘛,八六年请了东德游泳教练,对游泳队今天的 成就是有利的。六十年代我们就请过日本教练大松博文,现在又请了古巴的拳击 教练,德国足球教练,独联体的田径教练,美国的……”“去日本打球和当教练 (乒乓)的中国人有一百多人,但日本乒乓球技术仍未提高,进不了世界八强, 德国集中了欧洲乒乓人才,成绩平平,美国篮球人才输出最多,照样是篮球王国。” 既然美国那么多篮球人才出去了,依然是“篮球王国”,中国也完全可以做到大 批乒乓人才外出,依然是“乒乓王国”。 ---------- 中文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