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节:伦敦蒙难(1) 第七章 伦敦蒙难 1895年10月30日清晨,孙中山偕陈少白、郑士良三人,乘“广岛丸”号轮船 离香港赴日本。船一出口,风浪大作,航行了14天,才到神户。三人登岸后,购 得一份日本报纸,见其中有一则题为“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新闻赫然 于目。孙中山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 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1] 这 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一词的由来。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反清运动, 均沿用“造反”、“起义”、“光复”等词,此后,在兴中会组织内外,在国内 外,开始用革命党的名称。 孙中山一行三人在神户住了一天,转赴横滨。在船上,三人苦想登岸后到哪 里安身呢?人地生疏,又是政治犯的身份,一时满面愁云。孙中山忽然想到1 月 间,由檀香山赴香港经过横滨时,约他上岸谈话的华商谭有发。于是,他让陈、 郑二人在船上等候,自己一人登岸,按地址去找谭。见到谭有发,说明来意,请 他协助解决一下栖留的问题。谭有发替他租了一个楼房的单间,孙中山看了也很 满意。陈少白、郑士良二人在船上等了好久,孙中山回来说:“房子已租好了。” 三人登岸,进到那间楼房里,“心里感到舒服起来,因为到了这里,中国政府已 追究不来”。[2] 过了两天,谭有发陪孙中山、陈少白到山下町五十三番文经印刷店,会见了 华商冯镜如。当天晚上,孙中山邀集了冯紫珊、谭有发、柴达卿、黎炳垣、赵明 乐、赵峰琴、温遇贵等十多名华侨,在文经店二楼,研究在横滨发展兴中会的问 题,得到了大家的赞成。冯镜如被选为会长,赵明乐为管库,赵峰琴为书记,冯 紫珊、谭有发、黎炳垣为干事。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三人,便移居到文经店 的二楼里。十几天以后,在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设立兴中会分会所。后来入会的 有温芬、郑晓初、陈才、陈和、黄焯之、黎简卿、陈植云,还有冯镜如的儿子13 岁的冯懋龙(即冯自由)等多人。每次活动都由小会员冯懋龙向会员传递通知书, 秘密集会。 过了几天,孙中山和陈少白都剪去发辫,由谭有发为他们两个人各做了一套 西装。郑士良因准备回国继续组织力量,暂未改装。 孙中山计划与陈少白一同到美洲去活动。但当时美国政府有禁令,不准中国 人入境,孙中山假称他是檀香山生人,美领事才给他一人开了护照。陈少白只好 留在日本“考察东邦国情”,“而士良则归国收拾余众,布置一切,以谋卷土重 来”。[3] 孙中山向会员们商借500 元,以作他和陈、郑三人旅费等用。管库赵明乐、 书记赵峰琴二人是永乐和号出口商,资产颇富,他们不但不肯筹借,而且也不到 会参加活动了。最后由冯镜如、冯紫珊兄弟两人按数借助。孙中山留给了陈少白 与郑少良各100 元。 孙中山于12月中旬,离开日本赴美洲。到檀香山后,就把500 元钱,汇还冯 氏兄弟。侨商知道后都称赞他“言而有信”。[4] “到檀岛后,复集合同志,以推广兴中会,然已有旧同志以失败而灰心者, 亦有新闻道而赴义者,惟卒以风气未开,进行迟滞,以久留檀岛,无大可为,遂 决计赴美,以联络彼地华侨,盖其众比檀岛多数倍也。”[5] 在动身前几天,孙中山在火奴鲁鲁街上散步,有一辆马车迎面驶来,上面坐 的正是他的英籍老师、香港雅丽医校校长康德黎和他的妻子。“一日散步市外, 忽有驰车迎面而来者,乃吾师康德黎与其夫人也。吾遂一跃登车,彼夫妇不胜诧 异,几疑为暴客,盖吾已改装易服,彼不认识也。予乃曰:‘我孙逸仙也。’遂 相笑握手。问康氏以何为而至此,曰:‘回国道经此地,舟停而登岸,流览风光 也。’予乃趁(乘)车同游,为之指导。游毕登舟,予乃告以予将作环绕地球之 游,不日将由此赴美,随将到英,相见不远也。遂欢握而别。”[6] 六个月后, 孙中山在伦敦被执于清使馆,幸得康德黎奔走营救才得以脱险。 伦敦蒙难时,原香港西医书院英国老师康德黎交给警探辨认孙中山的照片。 1896年6 月,孙中山从檀香山到达美国。自太平洋东岸三藩市上岸,横过北 美洲大陆,至大西洋西岸的纽约。途经各处,有的留数日,有的留十多日,都要 进行宣传鼓吹。“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 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 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7] 9 月23日,孙中山由纽约乘麦谒斯地号客轮,过大西洋,到了英国的利物浦。 9 月30日,到了伦敦,投宿于斯屈朗街的赫胥旅馆。10月1 日,即至波德兰区的 覃文省街46号,访见师友康德黎,康夫妇招待甚殷,并为他订了附近的葛兰旅店 居住。 孙中山每日或参观博物馆,或游览古迹,或与康德黎叙谈。在伦敦“观其车 马之盛,贸易之繁,而往来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且警察敏活,人民和 易,在在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8] 西方文明的华丽外衣,引起了孙中山的憧 憬和羡慕,一度成为他改造中国的思想动力,他曾表示“欲除虏兴治,罚罪救民, 步法泰西”。 一天,孙中山在康德黎家吃饭,康德黎笑着说:“中国使馆与你的住处很近, 何不去过访一下?”康妻诫止说:“不行啊!使馆的人员见了你,立刻把你缉捕 起来,一定遣送回国!”说完三人大笑。[9] 谁料数日之后,竟成谶语。一天晚 上,孙中山在雅丽医校的另一师友孟生家作客时,孟也提醒过他:“慎勿行近中 国使馆,致堕陷阱。” 其实,这时孙中山的处境是很危险的。清驻英使馆已完全掌握了他的行踪。 还在8 月孙中山在美国期间,清驻美国公使杨子清,即已电告清驻英公使龚照瑗 说:“粤省要犯孙文谋乱发觉,潜逃赴美,奉总署电令,确查该犯行踪,并饬电 知龚星使(即公使),援香港缅甸交犯约(根据香港缅甸交换罪犯条约),恳英 国代拿。”[10]在他到了英国利物浦的第三天(9 月25日)龚照瑗又接电报: “孙文于西历9 月23日(即华历八月十七日)由纽约搭船至英国利物浦港口登陆。” 龚照瑗派他的侄子龚心湛(使馆职员)雇暗探赴利物浦守候,侦察的情况是: “孙文剪发着洋装于八月二十四日(9 月30日)登陆,即日乘火车至伦敦下榻客 店,有二西人随行。” 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孙中山却以革命大义自恃,认为在他鼓动宣传下,任 何一个中国人都能随声附和造起清政府的反来,因而失掉必要的警惕。他对清使 馆不但不回避,反贸然而入,要找同乡宣传革命。他在《伦敦被难记》一文中说 :是在路上被二华人“挟予而入”使馆的[11],此并非实话,而有关史著都据此 以讹传讹,积假成真。其实是孙中山自己走进使馆想到那里宣传革命活动而被捕 的。当时他那样写是为了适应国际公例,以示清使馆侵犯英国主权之意。陈少白 说:“当时孙先生对我说,他早已知道公使馆,他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使馆 去宣传革命。后来,公使馆的人疑惑起来,因为当时广州起义之事传闻还盛,以 为这人或者就是孙逸仙。公使随员邓廷铿,因为是同乡,就试出他确是孙逸仙, 于是孙先生就被他们拘禁起来了。”这和当时在使馆的职员吴宗濂的《随轺笔记》 所记述的情况也相一致:“九月初四(10月10日)孙文行经使署之门,遇学生宋 芝田(学生者使馆学生也),询其有无粤人在署,宋曰有之。孙即请见,乃进署 门,入厅事,四等翻译官邓琴斋刺史廷铿,粤产也,遂与接谈。该犯以异地遇同 乡,分外惬意。自言姓陈,号载之,继出金表以观时刻,刺史索观,则镌有英文 拼切之‘孙’字,刺史恍然,不动声色,约孙翌日再来,同赴海口探望粤商,孙 欣诺。孙既去,急密告仙舟(龚心湛),转禀星使。星使与马凯尼(使馆英籍参 赞)、王鹏九俩参赞密上(‘上’可能是‘商’的误写——作者)办法,皆曰可 拿。初五(11日)午前,孙果贸然来。饭后,邓刺史请孙登楼,先至首层,观星 宪之会客厅、签押室,继至二层,入李琴伯朋府盛钟卧室,坐谈良久,适马参赞 到,刺史遂告孙曰:‘君能再上一层,枉顾弟房乎?’孙曰:‘甚好。’遂随刺 史拾级而升。马参赞在前引导,先入预备之空房内,作开门侍客状。邓指曰: ‘此即弟房,请君先进。’孙刚涉足,错愕间,马参赞即将房门关闭,告曰: ‘奉总署及驻美杨子清星使密电,捉拿要犯孙文,尔即是也。’”[12] 公使馆密电清政府总署:“顷该犯来使馆,洋装,改姓陈。按公法,使馆即 中国地,应即扣留。解粤颇不易,当相机设法办理,祈速示复,勿令英使知,并 请电粤督。” 就这样,孙中山自己身陷囹圄。第三天(10月13日),使馆接清政府回电: “慎密办理,不可为英所知。”14日,使馆又向国内发电:“唯有专雇一船径解 粤省,否则只可释放,派密探,穷其所往。” 为了拯救祖国和人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自然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品格, 但孙中山深入清使馆这个虎穴却未免轻率。如果一旦被解送回国,遭到杀害,将 会产生什么后果?并且在葛兰旅店中,尚有若干党人名单,如被搜获,将使多少 党人株连被捕?孙中山被囚禁使馆后,想到自己“生命事小,将来之政体事大。 万一吾果被递解回国,清政府必宣示全国。吾之被逮回华,实由英政府正式移交。 自是以后,中国国事犯,将永无在英存身之地。吾党一闻此言,必且回想金田军 起义之后,政府实赖英人扶助之力,始奏凯旋。国人观吾之被逮于英,而被戮于 华,亦必且以为近日革命事业之失败,仍出英国相助之功。自是而吾中华革命主 义,永无成功之望矣”[13],真是后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