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节:三民主义的创立(4) 孙中山认为欧美国家人民“他们所得民权还很少”,“所争到的民权,和革 命时候所希望的民权,两相比较起来,还是差得很多”。 孙中山把欧美国家实行的议会制(代议制),叫“间接民权”,认为人民选 出了官吏以后,政府的事,便由代议士讨论决定。认为这种间接民权,使人民主 政的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法、美等之采用代议政治,不得谓真民权。” “因为法国、美国现在的政治机器,还是有很多的缺点,还是不能满足人民的欲 望,人民还是不能享圆满的幸福。”“代议制不是真正民权。”“我们提倡民权 便不可完全仿效欧美。”他为了“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创制了选举、罢 免、创制、复决四个直接民权:“一、选举权:凡为中华民国人民,皆有此选举 权,亦曰被选权。由人民选出官吏,担任国家或地方之立法行政机关各事务,此 官吏即为公仆。二、罢官权:人民对于官吏有选举之权,亦须有罢免之权,如公 司中之董事,由股东选任,亦可由股东废除也。三、创制权:由人民以公意创制 一种法律,此则异于专制时代,非天子不议礼、不制法也。四、复决权:此即废 法权,法律有不便者,人民以公意废止,或修改之”。他说:欧美“代议制不是 真正民权”,而这四个直接民权“才是真正民权”。[32] 孙中山把四个直接民权,比之为四个放水器、四个接电钮,“我们有了放水 器,便可以直接管理自来水;有了接电钮,便可以直接管理电灯;有了四个民权, 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 这四个权叫政权,归人民;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个权叫“治权”, 归政府。“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个权”,“人民管理政府的动静,要有四个 权”。 孙中山说:“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 [33]民主政治有两种力量:就是政权与治权。政权就是人民管理政府的民权,治 权就是政府自身的行政权力。由政权支配治权;由治权管理国家事务。 孙中山认为:“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 全的民权政治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 [34]“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的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地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35] 政权与治权,孙中山把它们解释为权与能。他比喻说:“国家就是一辆大汽 车,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车夫。”人民就是“汽车的主人,是无能而有权”, “车夫是有能而无权”,“国家的政治,根本上是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 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只要他们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 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 国家才可以进步”。 孙中山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又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 他讲述民权主义有段佳话。1924年4 月20日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讲述 《民权主义》第五讲时,用汽车主人与汽车驾驶员说明权与能的关系。[36]他为 了使在场的党政军官员听众清楚易懂,引证了自己生活中的一段故事:“我从前 住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和一个朋友约定了时间,到虹口去商量一件事。到了那 一天,把所约定的时间忽然忘记了,一直到所约定的时间15分钟之前才记忆起来。 当时我所住的地方是法国租界,由法国租界到虹口是很远的,用15分钟的时间, 很不容易赶到。我便着急起来,找着汽车夫,慌忙地问他说:‘在15分钟之内, 可不可以赶到虹口呢?’那车夫答应说:‘一定可以赶到。’我便坐上车,由车 夫自由去驾驶,向目的地出发。上海的道路我是很熟悉的,由法国租界到虹口, 好比由广州沙基到东山一样,一定要经过长堤和川龙口,才是捷径。但是我的汽 车夫从开车以后所走的路便不经过长堤和川龙口,他先由丰宁路再绕道德宣路, 走小北门,然后才到大东门,才抵东山。当时,汽车走得飞快,声音很大,我不 能够和车夫说话,心里很奇怪,便非常地恨那个车夫,以为车夫和我捣乱,是故 意的走弯曲路阻迟时候。此时的情形,好比是政府有特别缘故,要做非常的事, 国民不知道,便出许多误会来非难政府一样。至于那个车夫选择那一条中路走, 不过15分钟便到了虹口。我的忿气才平,便问那个车夫说:‘为什么要这样弯弯 曲曲走这一条路呢?’那车夫答应说:‘如果走直路,便要经过大马路,大马路 的电车、汽车、人力车、行人货物的来往是很拥挤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我 才明白从前误会的道理,才晓得我们要走的大马路和外摆渡桥是从空间上着想。 那个车夫是有经验的,知道汽车能够走得很快,每小时可以走三四十英里,虽然 走弯一点,多走几里路,但是把汽车的速度加快一点,还是在限定钟点以内可以 赶到。他的这样打算,是从时间上着想,那个车夫不是哲学家,本不知道用什么 时间、空间去打算,不过他是专门家,知道汽车有缩地的能力,如果把汽车的速 度加快,就是多走弯路,还能够于15分钟之内赶到虹口。假如当时我不给车夫以 全权由他自由去走,要依我的走法,一定是赶不到。因为我信他是专门家,不掣 他的肘,他要走哪一条路便走哪一条路,所以能够在预约时间之内,可以赶到。 不过我不是这种专门家,所以当时那个车夫走弯路,我便发生误会,便不知道他 何以要走弯路的道理。民国的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学 我那次到虹口对车夫的态度一样。” 这个比喻形象、准确地说明了国家、百姓、官员三者的关系。车比作国家, 车主比作百姓,车夫比作领导者。不管任何社会、任何制度的国家都是正确的, 永远是领导者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百姓的准则。 孙中山严正指出:“人人皆知,国为民有”,“中国权利非少数人可得而享, 更非少数强权者,可得而断送”。 孙中山从权与能的理论中,又把人的天赋划为三种,“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 觉”,“由于这种先知先觉的人,预先想出了许多办法,做了许多事业,世界才 有进步,人类才有文明”。这种人“是人类的发明家”;“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 觉”,“这种人自己不能创造发明,只能够跟随摹仿,第一种人已经做出来的事, 他便可以学到”;“第三种人叫做不知不觉”,这种人“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 知,只能去行”。[37] 人类的“智”的差别,与天赋有关,在同样的实践活动中,有的认识和判断 事物的能力强,有的能力差,甚至有的作出与客观完全相反的认识与判断。但是 天赋因素不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