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节:第二次武装起义(1) 第十一章 第二次武装起义 从1896年到1900年,国内政治败坏且每况愈下。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 各列强都馋涎三尺,争先恐后地要在中国攫取一块地盘。对此,昏庸的清政府以 割地丧权而求苟安。1896年6 月,签订《中俄密约》:俄国可以在黑龙江、吉林 接造铁路达海参崴;日本如侵犯中国或朝鲜,两国同派水、陆军协同作战,战时 俄国兵舰可驶入中国所有口岸。1897年3 月,法国迫使清政府声明:不割让海南 岛及其对面广东海岸给别国。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又于12月,俄国侵占了旅 顺和大连港口。1898年2 月,英国强迫清政府作出保证,不将长江流域沿岸各省 租押或以其他名义割让给别国。3 月,德国强迫清政府订立《胶州湾租借条约》, 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同月,清政府又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借条约》,整个 东北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4 月,日本强迫清政府声明:不得将福建省割让或租 借给别国。同月,法国强迫租借广州湾,并迫使清政府声明:两广及云南不得割 让给别国。5 月,英国强租威海卫。6 月,签订《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案》,九 龙半岛租与英国。1899年4 月,英俄两国避开清政府直接签订有关中国的条约, 英国承认长城以北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承认长江流域各省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这时的中国,已成被瓜分的局面。俄国占长城以北,英国占长江流域,德国占山 东,法国占云南两广,日本占福建。9 月,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要 求在各国势力范围内美国享有均等贸易机会,同时,要求中国内地全部开放。当 时情况正如列宁所说:“欧洲各国政府(而俄国政府几乎是第一个)已经开始瓜 分中国了,不过他们开始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 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1] 面对中华民族陷入的严重危机,一些“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拯救祖国危 亡。当时,在日本有华侨万余人,“然其风气之固塞,闻革命而生畏者,则与他 处华侨无异”。[2] 孙中山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进行鼓吹反清革命,而“慕 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3]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改良派逃亡海外,针对革命党的“兴中会”,组织 起了“保皇党”,而且“为虎作伥,其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4] 。因此, “自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 但是,“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而同志尚不尽灰心者,盖正 朝气初发时代也”。[5] 当时的革命正处在飓风暴雨来临前的寂闷时刻,但孙中 山的革命活动并未停止。 孙中山于1899年秋,派陈少白由日本到香港,在中环士丹利街24号创办《中 国日报》。孙中山亲自购办了印刷机和铅字等,派人由日本运送到香港。《中国 日报》于次年1 月正式出版,鼓吹反清,蔚为革命之风。派史坚如(广东番禺人, 在香港入兴中会后,到东京见孙中山,倾吐革命决心,领受任务归国进行联络活 动)、毕永年等,深入长江流域,联络哥老会等帮会各首领;派郑士良、杨衢云 在香港设立机关,接待会党,把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珠江流域的三合会、洪门会 等地方组织串联起来。 11月,兴中会约集哥老会、三合会、洪门会首领,聚集在香港开会,共议大 事。与会者有郑士良、杨衢云、陈少白、毕永年、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宫 崎寅藏、平山周等。会上,决定各会合并,成立一个大团体——兴汉会,公推孙 中山为总会长。各会的头领,如李纪堂、黄福、黄耀廷、邓子瑜、梁慕光、李植 生、江公喜、黄阁官、黄江喜、江维善等数十人,成为革命党的一批新干部。会 后,宫崎寅藏、毕永年、杨鸿钧、李云彪等赴日本横滨,向孙中山报告大会进行 情况,并商谈今后的行动计划。 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入的不断加深,外国传教士以传教为名在中国进 行的殖民活动也猖狂起来。到19世纪末,欧美的天主教、耶稣教,沙俄的东正教, 在中国的传教士达3300多人。仅山东一省建立的教堂就有1000多所。各地的教堂 “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教徒中的一些 土豪、地痞、流氓倚仗教会势力欺压百姓,地方官吏反而对他们进行袒护。因此,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南北各地反教会的斗争不断发生。 1899年,山东发起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秋季,山 东平原县团民在朱红灯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焚烧教堂,驱逐教士,惩办贪官、 恶霸,附近各县的人民纷纷起而响应。山东巡抚毓贤由于镇压不力,12月清政府 应美国公使要求,撤掉毓贤,改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前往镇压。袁世凯对起义群 众进行疯狂屠杀,仅东光县方圆十里地内的每棵树上都挂有团民的人头。 但是,清政府的血腥镇压扑灭不了人民反抗的怒火。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 席卷华北各地,数以千计的团民从崇文门涌入北京。北京第一个拜神传法的坛口 就设在东单西裱褙胡同于谦祠堂内。不久,北京全城团民发展到10万多人,设立 坛口1 千多个,宫中太监、清军士兵、车夫、小贩纷纷加入,皇族端王载漪、庄 王载勋等也在王府中设坛。团民们焚烧教堂,散布揭贴,上写“最恨和约,误国 殃民”等口号。外国传教士惶恐万状,有的躲进棺材,有的坐在花轿里装成新娘 子逃跑。与此同时,天津团民也行动起来,他们在首领曹福田、王德成率领下, 焚教堂,杀洋人,将军械所的枪炮弹药等抢运一空,开狱放出犯人。义和团反帝 运动很快发展到东北、山东、内蒙古、河南等地。 1900年6 月10日,帝国主义为镇压义和团反帝运动,由英、俄、日、法、德、 奥、美、意八国组成联军第一批2 千人在英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下侵入中国,从 天津大沽登陆。 孙中山“以为时机不可失”,决定组织武装起义,“乃命郑士良入惠州,召 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召集同志以谋响应”[7] 这年夏季,5 至6 月间,香港议政局议员、雅丽医校创办人英籍华人何启, 向陈少白表示:愿代请香港总督卜力,劝李鸿章宣布两广独立,与孙中山组织新 政府。陈少白向横滨致电转告孙中山。孙中山“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8] , 又认为“此举设成亦大局之福,故不妨一试”。[9] 广东起义部署仍在进行。孙中山计划从香港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支有 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10]。 惠州起义,日本一些志士也投入战斗,有些在财力上给予了支援,有的甚至 变卖了自己的家产,岛田经一把福冈郊外一幢房子卖掉了,宫崎寅藏将大部分田 地卖掉,作为孙中山发动起义的费用。 6 月11日,孙中山偕杨衢云、郑士良等,从横滨乘法国烟狄斯号邮轮赴香港, 过神户时,宫崎寅藏等也登轮同渡,同船来的还有平山周及退职武官福本成、远 藤隆夫、山下稻、清藤幸七郎、伊东正基等十多人。17日,抵香港海面。李鸿章 派安澜号炮舰,接孙中山去广州会谈合组新政府问题。孙中山认为李鸿章居心叵 测,恐设计诱捕,改派日本人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等为代表到广州 会谈。宫崎等抵广州后,李鸿章派其幕僚刘学询为代表举行会谈。宫崎寅藏等提 出保障孙中山生命安全及借款6 万元作为双方合作条件。刘请示李鸿章后表示同 意,并先付款3 万元。会谈后,宫崎等离广州赴香港。 孙中山从横滨赴香港途中,被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监视,不 得登岸”,就在一只舢板上与兴中会干事研究起义计划。与会者有陈少白、郑士 良、史坚如、邓荫南、李纪堂、杨衢云、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多人。议定由郑士 良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人,到惠州发动起义;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准备 策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等在香港担任接济饷、械,并由日本同志在香港 协助。会后,孙中山偕英人摩根乘原船赴越南,21日抵西贡联系外援。 22日,孙中山由西贡致书平山周询问在香港所图之事(指准备起义工作和李 鸿章谈判二事)如何,并指示两事“分头办”[11]。 宫崎寅藏在戊戌政变后,曾奉孙中山指示把康有为接到东京,以为对康有为 有扶危之情,想要往南洋,劝说康有为与孙中山联合救国。于7 月4 日,宫崎和 清藤幸七郎抵新加坡。康有为知道他们是中国革命党的同伙,视他们如仇寇。当 他得到其门徒徐勤的电告后,就向英国警署进行诬告,说宫崎寅藏等人是要来谋 杀他的。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刚下船就被拘捕起来,并将他们携带的惠州起义 军饷3 万元港币及佩刀同时没收。 孙中山闻讯后,于7 月8 日与摩根星夜由西贡赶至新加坡营救,康有为又向 当地警署密报革命党首领孙文到此,要求将他拘捕。孙中山向总督说明宫崎寅藏 真实来意和他本人来此目的。曾在伦敦相识的林文庆博士也正在新加坡,闻知康 有为对宫崎、孙中山诬告构陷,甚觉不平,也向当局申述。宫崎才被释放,孙中 山也平安无事,并将佩刀、港币等发还宫崎。但指令孙中山五年之内不准入境, 宫崎永远出境。孙中山偕宫崎、摩根一同乘船返回西贡。 7 月16日,孙中山偕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乘“佐渡丸”号轮离越南西贡, 于当天抵香港九龙海面。港英当局得知新加坡宫崎事件,便对革命党人入境严加 控制,并派水警监视,不准孙中山登岸。孙中山只好于次日在船上召集了军事会 议。将前敌军事委派郑士良主持,令远滕隆夫为参谋,平山周、福本诚为助理。 清政府诏令李鸿章北上与八国联军议和,7 月17日,他离粤过香港,港督卜 力还想对他进行最后劝说。孙中山认为,“李已八十老翁,本无远大思想,今取 道北上,未必因外人劝告,而中止其行”[12]。当李鸿章乘“安平”号轮过香港 拜会卜力时,果然表示决意北上,兴中会与李鸿章谋商合作一事至此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