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节:与保皇党的论战(1) 第十二章 与保皇党的论战 康有为、梁启超等在1898年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一次挽救民族危亡的爱 国运动,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由于他们思想深处是维护君主制度,后来竟落 到“不忧外国之并吞,而深惧革命之内乱”的地步。当打击清王朝的革命派力量 发展壮大起来以后,他们竟叫嚣“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 我则无彼”[1] ,倾尽全部力量用来对付革命党。正像孙中山所感受的那样: “为虎作伥,其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保皇派成了反革命力量中的顽固 派,成为革命派的死敌。 保皇党主帅康有为和干将梁启超、欧榘甲、徐勤、陈继俨、伍宪子等,分头 出动,走遍美洲、南洋各地,他们的活动范围,远远超过兴中会领导革命初期所 走过的地方。从1899年到1902年的四年间,他们仅在美洲华侨中募集的款额竟达 1500万元以上,[2] 其手段无所不施,或以“御诏起兵勤王”,或以“清帝钦差”, 或以“振兴实业”等名目,进行诓骗。1902年,梁启超到美国,自称受光绪皇帝 钦差,来招募统领中国维新军的将官。他先在旧金山招聘了一个退职武官福金卜, 并假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封福为中国维新军大元帅。后来,又在洛杉矶招聘 了一个在野的军事评论家堪马利,也封为中国维新军大元帅。福金卜得知此讯, 大发雷霆,把梁启超给他的“委任状”,先后送到旧金山洪门致公堂的《大同日 报》和香港兴中会的《中国日报》刊登出来,[3] 成为保皇党一时的笑柄。 保皇党在海外的活动极为猖獗,他们积极创办报刊,进行反革命宣传。在横 滨有《新民丛报》,在檀香山有《新中国报》,在新加坡有《天南新报》,在加 拿大有《日新报》,在旧金山有《文兴报》,在纽约有《维新报》,在澳门有 《东华新报》,在香港有《商报》,其阵势远非兴中会所能比拟。他们针对革命 派的政治主张,发表各种谬论,宣扬保皇立宪,歌颂清帝的“圣明”。 从1902年2 月至7 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篇累牍发表了长达10万 多言的《新民说》[4] ,提出所谓“新民即提高人民思想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的主张。他认为:“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 者也”,企图扭转人民对清王朝的斗争矛头。他胡言新法之行不通,是由于“国 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和“无权力思想”。他说:“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 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政府之于人民犹寒暑表之于空气也”,“国民之文明 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譬犹严冬之际置表于 沸水中,虽其度骤升,水一冷而坠如故矣。”他用这种荒谬的逻辑把清政府的昏 聩无能,归咎于人民愚昧,企图淆惑视听,达到保皇的政治目的。 9 月,康有为在《新民丛报》上又发表了《辨革命书》一文[5] ,攻击革命 派说:“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夫以二百年一体相安 之政府,无端妄引法美以生内讧,发攘夷别种之论,以创大难,是岂不可已乎?” 他居然把人民反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革命说成是“生内讧”、“创大难”,表现 出保皇派对革命运动的畏惧与仇视。梁启超进而为光绪皇帝开脱,说:“今者割 地鬻民赔款剥民诚可痛恨,然此但太后荣禄一二人之罪耳。”称赞光绪皇帝是 “舍身救民之圣主”。实际上,这位“圣主”,不过是在顽固昏庸的太后挟持之 下,连自身的自由都没有的一具木偶而已。10月,梁启超又发表了《敬告当道者》 [6] 一文,为腐朽的清王朝出谋献策。他说“中国改革之动力,非发自内,而发 自外”,“十八、十九世纪所演于欧美之壮举,势必趋而集于亚东”。他看到了 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潮必将在中国迅猛出现,吁请清政府当局不要再执迷不悟,要 善于顺应潮流。他说:“时势者,可顺而不可逆者也,苟其逆之,则越激而越横 决耳,机会者可先而不可后者也,苟其后之,则噬脐而悔无及耳。某尝为诸君思 所以自处矣,某说部尝有狂生夜坐,鬼来瞰之,面漆黑而目眈眈,舌悬唇外,狂 生乃抹砚中余墨自涂其面,伸舌寸许,圆其目,与之相对,鬼惭而退,诸君畏后 乎,则何不以此术对付之?”这些话,把他对必然到来的革命风潮的惶惧心理和 反对革命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其他各地的保皇报纸也随声附和,竭尽全力,进 行反革命蛊惑宣传。 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越南、香港等地奔走传播革命思想,发展 兴中会组织,结交外国的朝野人士,争取他们赞助中国革命。1902年12月13日, 孙中山应法国印度支那总督韬美邀请,由日本到了越南河内。但当他到河内时, 韬美已离任返国,新任总督博(P. Beau )氏改变对中国革命党态度,派秘书接 见。孙中山提出以北圻为输运军械及人员入云南的通道,法总督博氏拒绝这个要 求,并密派警察监视孙中山的活动。 孙中山在河内居留期间,成立了当地的兴中分会。 清边防督办苏元春知孙中山在河内,派两个密探暗中侦伺孙中山的行动。孙 中山发现后,设宴邀请他们二人。入席时,两个密探不敢下箸,孙中山知其疑意, 就和他们对换了一下杯箸,说:“吾人行事,光明磊落,断无置毒鸩毒之意。” 又向他们讲述革命宗旨,并请他们转告清边防督办:“苏也汉人,宜早决心独立。” 两个密探见革命党首领孙文言词正大,讷讷无语,不知所答。走后,潜回龙州, 不再跟踪。[7] 不久,孙中山返回日本。 1900年,沙俄强占东北后一直拒不撤兵。1903年4 月,又向清政府提出九项 要求,妄图长期占领东北。在东京留日学生500 多人,集会声讨,并成立了拒俄 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5 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 的要求,强令解散拒俄义勇队。 在上海,章太炎、蔡元培、吴敬恒等创设中国教育会之后,又成立爱国学社, 收容海外归国的拒俄义勇队员。还在机关刊物《苏报》上发表了大量的反清文章。 6 月9 日、10日,又连续发表了一批介绍邹容的《革命军》一书的文章。30日, 刊登了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的关系》一文,批判保皇党散发的《南海先生 最近政见书》,文笔锐利,戳穿了康有为的保皇嘴脸。6 月30日,清政府勾结上 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派中外警探包围了《苏报》,抓走了章太炎、程吉甫、龙积 之等五人。邹容于次日(7 月1 日)挺身而出,到巡捕房投案。他在敌人的法庭 上慷慨陈词,使敌人狼狈不堪,英租界当局竟对他判刑两年。1905年4 月3 日, 年仅20岁的邹容死在狱中。1912年2 月,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追 赠他为“大将军”。在清政府的迫害之下,《苏报》的一些编撰人员,纷纷出奔 日本。孙中山计划把这些人和原在日本的革命党人组织起来,为起义培养军事人 才。8 月,他在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创设了革命军事学校,聘请日本军事学家日 野熊藏任校长,退役军人小室健次郎等任教练,教授军事知识和枪炮火药的制造 方法。9 月26日,孙中山离开日本,赴美国筹款,于10月5 日抵檀香山。孙中山 在檀香山看到了保皇党竟然用欺世盗名的卑劣伎俩发展保皇势力,把革命党兴中 会的发源地搞得面目全非。他在致朋友信中说:“彼党狡诈非常,见今日革命风 潮大盛,彼在此地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竟自称保皇党为革命党,欺 人实甚矣。”檀香山变成了保皇党的一大据点,兴中会的干事和会员多数跨入保 皇党。孙中山深悔“向来专心致志于兴师一事,未暇谋及海外运动,遂使保皇纵 横如此,亦咎有不能辞也。”面对这样的局面,孙中山顾不得去茂宜岛看一下自 己的家人,决定立即开展一场肃清保皇党流毒的战役,整顿兴中会,澄清思想, 恢复檀香山革命阵地的本来面目。他在荷梯里街戏院和利利霞街华人戏院等处, 多次宣讲革命主张,揭露保皇党的诡骗术。然后,又风尘仆仆赶到檀香山第二大 城市奥华湖岛的希炉埠进行宣传。当他在一个耶稣教堂里演说时,听众多达2000 人。他在那里重建了革命组织,把兴中会改名为中华革命军,以此纪念“为力甚 大”的《革命军》一书的作者邹容,而将向时党字改为“军”字。[8] 誓词与东 京军校宗旨相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就是后来 同盟会的四大纲领,体现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