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节:联合洪门会(2) 在美洲洪门会员有15万多人,如动员起来在人力财力上是一个巨大的后援力 量。孙中山表示愿意亲自到各埠巡回演讲,致公堂的首领们都表示赞同。 孙中山又为洪门会编写了新章规程,共分8 章67条。在《新章要义》中明确 了致公堂三项组织原则:一、因“异乡作客,人地生疏,语言不同,风俗不同, 入国不知其禁,无心而偶干法纪者有之矣。又或有天灾横祸,疾病颠连,无朋友 亲属之可依,而流离失所者”,“同志来相维护,以相周恤”。所以“捍御祸患, 周恤同人”,为本堂第一项义务。二、因“清国则世人已目之为病夫矣,其病势 积弱,疆域日蹙,今满洲为其祖宗发祥之地,陵寝所在之乡,犹不能自保而谓其 能长有我中国乎?此必无之理也。我汉族四万万人,岂甘长受满人之羁轭乎”? 所以“光复中国,拯救同胞”,为本堂第二项义务。三、因“今有所谓倡维新谈 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所以,“先清内奸, 而后除异种”,为本堂第三项义务。[12]在致公堂新章中,发挥了两反一维护的 具有政治意义的革命精神,即反对清卖国政府,反对保皇党破坏革命,维护国外 同胞的生活安全三项义务。它一方面保留了一般民间团体的团结互助的会例;一 方面注入了革命性的政治内容,甚至也把兴中会的政治纲领引列其中。如第一章 第二条中规定:“本堂以驱逐异族,光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像致公堂这样古老的民间组织,在它的章程里出现这样鲜明的政治口号,可以说 是别开生面。这样,就把洪门会原来单纯的“反清复明”的封建宗旨,提高到为 时代所需要的民主革命的新精神上来,使它能在革命斗争的风暴中发挥积极作用。 孙中山以中国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的声望,取得到了海外侨胞的信赖,一 跃而登上了声势浩大的致公堂组织的最高层,从而把他的革命思想、政治纲领, 也渗透在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中去,这是保皇党所无法企及的。在孙中山帮助洪 门会改组的过程中,保皇党在一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百端诬谤,含血喷人”, 进行挑拨,但只不过是篝火狐鸣之声而已。 5 月24日,孙中山和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一行出发巡回演讲,取道南方铁路, 经斐士那、比加非、洛杉矶、巴梳斐力士、巴士杰、组柯连、必珠堡、圣路易、 关达、华盛顿、费城、波地摩、芝加哥等数城,最后到达纽约。他在美国南部由 西而东,兜了大半圈。每到一处,必聚众演说宣传致公堂反清的最初宗旨和今后 革命救国的政治使命。由黄三德组织开台演戏(新登记之会员进行入盟仪式)。 他们辗转各地数月,在华侨中进行的这次政治大宣传,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他 给朋友的信中说:“保毒(指保皇派势力),当梁贼在此之时,极为兴盛,今已 渐渐冷淡矣!”但由于各埠分堂缺少一支健全的干部队伍从组织上配合,且干部 跨入保皇党的实繁不鲜,因而各地的宣传活动只能由这些人临时召集,所以没能 深入群众广泛地把华侨动员起来。 7 月,孙中山接受了美国友人麦克威廉斯的建议,撰文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 革命的宗旨。不久,他离纽约到美国中部城市圣路易,转而进行国际方面的宣传 工作。由于“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革命风潮“将以日 益增长的威力与速度”出现在中国,为了“防止列强各国的误解与干涉”,并希 望各国“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予同情和支援”,孙中山认为有必要向欧美国家表 示中国人民对于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的决心和必胜信念,并阐明由 于它的成功,“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民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 8 月,他在圣路易用英文写成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13]一文。10月,由美国 朋友麦克威廉斯在纽约出资印成单行本1 万多册,书面用汉字自题“革命潮”三 个字。后由旅日华侨学校教员陈宝琦、胡毅生译成中文,以公民俱乐部名义,印 成中英合刊单行本,分销各埠。香港革命党机关报《中国日报》和东京日文《革 命评论》等报刊也纷纷翻译转载。 这是一篇历史性的政论文献,他代表着中国当时的先进政治观点和坚定的革 命立场,全面地阐述中国人民推翻清王朝的原因和必胜的条件,以及给世界带来 的影响。 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他把欧美列强分成两种:“一种是主张瓜分中国,开 拓殖民地;另一种是拥护中国的完整和独立。”针对“主张瓜分中国,开拓殖民 地”的政策一类,孙中山指出:“他们那种政策,是潜伏着危险与灾难的,俄国 在满洲殖民地情况,已表明了这一点(指1903年,俄国强占东北遭到中国人民的 坚决反抗和国际舆论谴责)。”针对所谓“拥护中国的完整与独立”的政策,孙 中山指出:“只要现政府存在,他们的目标,便不可能实现。清王朝,可以比作 一座即将倒榻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腐朽了,如果像我们所了解的那 样,是指对目前摇摇欲坠的清王室的支持,那么注定要失败的。” 他还把清朝统治者与中国人民的对立关系从历史和现状上作了说明,指出: 清王朝是用残酷地屠杀了数百万人的血腥手段建立起政权的,而且在“清二百六 十年统治之下,我们遭受到无数的虐待”。“一、满洲人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 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二、他们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 物质方面的发展”;“三、他们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我们平 等的权利”;“四、他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予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五、 他们自己从事于或者纵容官场中的贪污与行贿”;“六、他们压制言论自由”; “七、他们禁止结社自由”;“八、他们不经我们的同意,而向我们征收沉重的 苛捐杂税”;“九、在审讯被指控为犯罪之人时,他们使用最野蛮的酷刑拷打, 逼取口供”;“十、他们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十 一、他们不能依责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财产”。 他以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立场,从阶级实质上总结了清王朝所代表的中国几 千年封建王朝统治人民的诸类政治特点。对中国革命的前景,他指出,在当前, “全国革命的时机已成熟”,“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中国人民有信心“把过时的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变为现实,因为 清政府不仅在政治上“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而且在军事上也是“在任何 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因此,“清政府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对于中国革命成功之后的政治前景及其对世界的深远影响,他是这样憧憬和叙述 的:“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 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须随中国的 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面,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 动而敞开。”那时,“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 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也 可加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所以说,中国革命成功,它对全世 界“可以变成黄福”。那种认为“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会是对全世界的一个 威胁”的“黄祸”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人的本质,就是一个 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决不是好侵略的种族”。他要求各国对中国革命 “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予同情和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