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节:联合洪门会(4) 当晚离柏林赴巴黎,留学生20多人送到车站。指定宾敏陔的住处安斯巴哈街 10号为通信总机关。 孙中山到巴黎住东郊横圣纳一个旅馆中,每日到访者甚多。每三四人至,孙 中山即讲述革命方略,言清政府之腐败、国家危急及治国方针、平均地权、节制 资本、制定共和宪法等。留学生刘光谦每日下午必往听讲。有一天,向学生们演 讲后,向大家说:“诸君对于革命学说既已明了,且又赞成,已是同志了,应立 一凭据,以资信守。”众皆赞成即宣誓入盟。孙中山说:“两广军事,不日即动, 惟军费拮据,甚望诸同志尽力资助。”刘光谦将每月所得学费四百法郎之半,取 出二百捐出,其他学生也各有捐助。先后入盟的有唐豸、汤芗铭、向国华、冯承 钧、王鸿猷、高鲁、石瑛、黄大伟、石鸿翥等10多人。 当年8 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来函明确会名,德、比、法革命组织一律 称同盟会。 2 月初,孙中山在巴黎与法国政府外交官员接触,以取得法国政府对中国革 命运动的支持。先与法国外交部官员拉法埃? 罗会晤。据2 月9 日,拉法埃? 罗 向外交部作的报告,可知他们谈话内容。其报告说:“孙逸仙作为中国南方反清 运动的领导人,曾经得到日本的援助,现在他正设法使他的同志对法国产生好感, 以求得法国的援助。孙甚至建议法国可否取代日本,成为他们革命运动的支持者。” 与法国外交部另一官员菲力浦? 贝特洛也进行了会晤,并题赠《中国问题之真解 决》一书。次年1906年6 月,法国陆军部派武官多人,由革命党人陪同视察南方 各省革命党活动情况,欲助中国革命,即此时交际的结果。他指示留学生说: “诸君加入革命,仍应努力求学,即返国后,亦可仍为清廷官吏,他日革命军起, 诸君以官吏地位,领导民众,更易奏效。如诸君学业未毕,而国内革命军已起事, 如有必要,余当来电,电到盼即返国,为我臂助。” 安南总督韬美,与孙中山早年相识,曾表示过愿助中国革命,这时也在巴黎 与孙中山会晤。孙中山又与法国殖民大臣联系关于在广西边境镇南关(今友谊关) 起义一事,想取得法国当局的支持。在此期间,他住在巴黎利倭尼街的瓦克拉旅 馆里等候答复。 有一天,孙中山外出归来,忽然发现贮藏文件的行箧被人割开,所有党人名 单和入盟书及镇南关、河口起义有关文件都被窃去。惶遽之状,为伦敦使馆被困 以来所未有。一则数十同志之生命攸关,二则恐因此失却联络知识阶层之机会, 三则安南事件为所破坏。孙中山当即将此事告知比利时党人贺子才等。大家推举 胡秉柯赶到巴黎协助进行调查。后查知是在柏林新入会的王发科、王相楚、陈康 时和在巴黎入会的汤芗铭、何国华五人所为。王发科平时喜好空谈,常作忧国忧 民姿态,但入盟后终日胆战心惊惶恐不安,便与王相楚、陈康时同谋叛盟,并且 来到巴黎劝说唐豸等退盟。唐未从,他们就与汤芗铭、何国华来找孙中山,要求 发还誓书。不巧,孙中山因事外出,旅馆服务人员见汤芗铭等是来过的客人,就 让他们进了房里。他们割开先生的皮包,把几十张宣誓书和一些文件窃走,并到 清驻法使馆向公使孙宝琦叩头哭诉“误入迷途”。孙宝琦训斥他们说:“你们加 入革命党,是叛清朝;又来自首,又叛革命党;且陷害同学,人格何在!”[20] 学生中有个名叫夏坚仲的,倾向革命党(1902年在日本时见过孙中山),又 是孙宝琦的亲戚。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到公使馆,向孙宝琦进行疏通。于 是孙宝琦把革命党人的宣誓书烧毁,其他文件交给夏坚仲,夏从邮局寄给了孙中 山。孙宝琦看到文件中有安南起义计划,急赴法外交部进行干预。 汤芗铭还干过一件谋陷孙中山的勾当。先生在巴黎停留期间,汤芗铭给清政 府驻法使馆写了一封密函,叫大使馆速往孙中山住的旅馆拘捕孙中山。他为了讨 好受赏,还署上自己的姓名“汤芗铭”。驻法公使孙宝琦在他外甥水钧韶和另一 位亲戚夏坚仲的影响下,对孙中山没有恶感,他接到密函后,立即命水钧韶到该 旅馆通知孙中山赶快避开。孙中山外出未归,他就用纸条写了“危险速逃”几个 字,由门缝塞进房内。 五个叛盟人中的陈康时与王相楚,后来回国便销声匿迹;王发科更名王翥, 在四川某军任将官;汤芗铭在辛亥革命后,率海军反正,黄兴推荐他为南京临时 政府海军次长。民国二年,汤为了取媚袁世凯,在湖南屠杀革命党人之多在龙济 光之上。[21] 德、比、法会员因发生王发科等叛盟事件,便在布鲁塞尔进行了改组。凡品 行不好、信念不坚定的一律淘汰。改组后,会员的意志更加坚定。会员们积极筹 集款项,以付孙中山东归之用。贺子才函告东京留学生李书城、但焘、时功玖、 耿觐文等人,叙述留欧学生革命团体成立经过,并要他们准备欢迎孙中山返日。 孙中山有一次在法国乘船赴某地,忽然有一位体弱跛足的华人走过来对他说 :“你是不是实行革命的孙文?我闻大名久矣!我也觉得不革命不能救中国。近 几年我在法国经商获利数万元,你若需要财力帮助可随时用电报告知我,将尽力 相助。”此人自道了姓名,孙中山听后十分高兴,和他互约通电暗号,并约定电 文ABCDE 的含义:A 为一万元,B 为二万元,C 为三万元,D 为四万元,E 为五 万元。[22] 这人就是当时清朝驻法使馆的商务随员张静江,他原籍浙江吴兴人,上海张 园主人之子,父殁后分得巨额遗产。在上海、巴黎之间经营中国古董文物。法国 人有癖好中国古董者,趋之若鹜,因此获利额达数万元。他听说孙中山在这只船 上,满船寻问,才找到孙中山。两人分手后,孙中山觉得萍水邂逅,还不敢轻信。 以后几次起义向他求助,他都能将款如数汇到。 5 月中旬,孙中山在布鲁塞尔时,亲自跑到第二国际执行局直接与该局主席 王德威尔和书记胡斯曼用英语举行会谈,要求社会党国际局接纳他领导的兴中会 为成员党。[23]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且很自信地表 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要比欧洲国家早。他说:“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 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那时,当你还在为实现你 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这对你 们将同样是有利的,因为除了这种范例所具有的吸引力外,全世界也会相信,完 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或乌托邦。这种办法所取得的转变, 将比许多的著作或百次会议取得的还要多。”[24] 1905年5 月18日,比利时工党的机关报《人民报》还在一篇通讯中报道了这 次会谈内容。在第二国际的档案材料中,还记载着孙中山在会谈时说的“我是中 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等语。 由此看来,孙中山后来的联俄联共政策,决不是由于革命屡遭失败而偶然产 生的,而是与他向往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两个月后,在东京召开 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上,当很多人提出取消“平均地权”的政纲时,他用了一 个小时的时间对它做了说明。会上争论很激烈,他力排众议,结合欧美社会贫富 不均的现实,指出“平均地权”是避免这种弊病的一项重大方针。周震鳞说: “中山先生很坚定,最后还是确定了这个政治纲领。”所以说,他去第二国际执 行局会谈不是偶然的。 然而,这时的第二国际执行的是改良主义路线,主张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和议 会制的途径达到执政的目的。与孙中山对话会谈的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 正是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而且,他也是比利时工人党的右派头目。他们对孙中 山领导的革命党正在组织力量准备推翻本国政府,当然不会感兴趣,因为通过武 装斗争取得政权正是他们所反对的。 6 月4 日,孙中山在巴黎致函宫崎寅藏,说他将离欧洲赴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