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节:同盟会的成立(6) 10月,孙中山由日本横滨乘船赴越南筹款。经吴淞口时,天津法国驻军参谋 长布加卑登轮求见。他奉本国陆军部长之命,向孙中山转述法国政府想赞助中国 革命的意愿,愿派数名军官协同同盟会员到内地调查革命实力。孙中山对此表示 欢迎。不久,派一批同盟会员与法国军官一起分赴广东、广西、长江流域、西南 各省进行调查。 孙中山到西贡后一两日,应邀参加旅越华侨在堤岸举行的欢迎会。孙中山在 讲话中指出:“清政府腐败,丧权辱国,列强正在企图瓜分中国。要挽救中国的 危亡,非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不可。保皇党的君主立宪主张,是救不了中国的。 救国救民,人人有责。”[19]大家听了,深受感动。爱国志士周观臣提议认捐以 支持革命,即席认捐的人很踊跃,当晚认捐总数约一万二千元。有位做小生意的 商贩,叫黄景南,他收入不多,平时省吃节用,手头只有数千元,竟一下认捐了 三千元。侨胞们问他:“你平日不肯多花一文钱,为什么今天这样慷慨呢?”黄 回答:“没有祖国,我们华侨就永远受人欺负!”他从中国到越南时,除了随身 的衣服外,一无所有。[20]他对革命的热心支持,在越南华侨中起了很大鼓舞作 用。孙中山在堤岸成立了同盟会分会。 西贡、堤岸两地华侨对孙中山都非常敬重。有一天,在宜心茶社,有人诋毁 孙中山,说孙大炮如何如何。邻座饮茶的人,先与此人争辩,后来索性把他打出 了茶社。[21]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11月26日在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出版。孙 中山撰写了发刊词。第一次公开阐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尤其民生主义, 更是在政治学说中别树新帜。他指出,当时的中国亟需这三大主义:“今者中国 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须臾 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 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 弛张之。”他认为,实行民生主义就可使中国避免“欧美社会之祸(少数人享乐, 多数人贫困)”。一旦中国实现了民生主义,连西方国家看了也望尘其后。他说 :“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 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22] 孙中山于1906年2 月13日离西贡,16日,到新加坡。 事前,陈楚楠、张永福接到孙中山来信,两人商定:借张永福的晚晴园接待 孙中山,一切费用两人分担。他们约了几位同志到码头迎接,当地政府五年不准 孙中山入境期满,此次得以登岸,下榻于晚晴园。陈、张等向孙中山报告了新加 坡工作情形。先生把东京成立同盟会的经过告诉了他们。 过了三四天的一个晚上,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孙中山与华商李竹痴起稿 盟书。陈楚楠、张永福、李竹痴三人各自把盟书缮写一份,先生自已也抄了一份, 先行起立,举起右手,庄严地在陈、张、李面前宣誓,陈、张、李“心中忐忑, 看着他宣读誓书”。陈、张、李按孙中山的仪式轮流宣誓。然后,孙中山把誓词 宗旨进行了解释,对他们说:“这同盟会的组织,是希望发展得很大很大的。我 们的责任,当然是牺牲,但是牺牲到什么程度,我们总不能预说。设使牺牲到剩 两个人存在,亦算是同盟会存在的一日。”陈、张、李听了“魄战魂摇,感极而 泣”!他们三人的盟书孙中山收存,孙中山的盟书交陈楚楠收存。最后孙中山教 他们会员握手方式、见面的暗语等。之后,陆续入会的有林义顺、林晓生、谢心 准、许子麟、李幼樵、刘金声、林镜秋、邓子瑜、黄耀廷等。大家举陈楚楠为正 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并选出了分会各部干事。 新加坡分会建立后,成为南洋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 孙中山于2 月下旬离开新加坡赴欧洲。4 月16日又抵香港,4 月17日,回到 日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后,从1906年到1907年间,在孙中山亲自领导 下,掀起了第二次与保皇党的大论战。 《民报》最初的主编人是张继,撰稿人有朱执信、宋教仁、陈天华、胡汉民、 汪精卫等。他们都是革命激情炽热、善于属文的青年,阐发孙中山的三大主义, 探精掘微,文采斐然。尤其朱执信的《论满政府欲立宪而不能》、《社会革命与 政治革命并行》、《心理的国家主义》、《就论理学驳新民丛报论革命之谬》, 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等文章,气势宏肆,论 理精辟,在鼓动反清、宣传共和思想,以及反击保皇谬论中,堪称是革命的强音。 胡汉民的《〈民报〉六大主义》、汪精卫的《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 等,在当时也曾起了积极作用。保皇党的《新民丛报》,以“开明专制”、“革 命可以召瓜分”、“政治革命只需要求”、“国民恶劣”等为论点,进行反革命 宣传;《民报》与之针锋相对,则以“民权立宪”、“满州政府足以召瓜分”、 “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政府恶劣”等论点进行批驳。孙中山曾口授汪精卫撰 《革命不致召瓜分说》一文,驳斥保皇党的“革命召致瓜分”的谬论。[23]文章 指出:倒是不革命国家越来越弱,反而会引起瓜分。万一帝国主义要来怎么办? 《民报》的回答是: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 不为不义屈。干涉之论,吾人闻之而壮气,不因之而丧胆”。 《民报》发刊后,“遂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 者。”[24]国内革命刊物,在内容上也唯《民报》是瞻。“民主”、“共和”政 治思想,从此深入人心。 1906年6 月29日,章太炎《苏报》案期满出狱,孙中山在同盟会总部派时功 玖、仇亮、龚练百、胡国梁等到上海接章到东京。《民报》从第七期开始,由章 太炎任主编。从此,该刊文风为之稍变,内容上偏重民族主义排满宣传。阐述同 盟会政治纲领三大主义也大逊于前。 此后,孙中山偕胡汉民等离日本赴南洋,过上海时,约熊克武等上船会见, 询问内地工作情况。临行,要他们筹一千元,后由秋瑾将款送到。 新加坡陈楚楠、张永福接到先生自日本来电,告其将到。陈、张二人准备接 待,派林义顺到码头接至晚晴园。此时,新加坡党人增多,气氛热烈而庄严,门 外安排警察荷枪守卫。当地政府派华籍便衣暗探十多人日夜在晚晴园周围巡逻, 名为保护,实则监视。先生对此多感不便,叫陈楚楠、张永福将巡长请来谈话, 托咐一些任务,并示加给酒资。那位巡长就把外间风声及时报告。陈楚楠、张永 福、林义顺继续发展党员,先后入会的福建籍的有陈祯祥、丘得松、丘国瓦、陈 先进、陈延谦、萧百川、郑聘廷、王金炼、陈武烈、郑右悦、李肇基、陈子麦、 黄甘松、吴海深、留鸿石、魏胥同、周献瑞等;潮州籍的有沈联芳、潘兆鹏、许 雪秋、林受之、吕子英、许伯轩、吴悟叟、郭渊谷、陈信藩、张仁南、赵钓溪等 ;广州籍的有黄康衢、吴逸停、何德如、周之贞、何心田、李陵溪、李声余、李 镜仁、梁允祺、苏彬廷等;客家籍的有陈梦桃、陈竞俦、叶耀庭、陈翼扶、李玉 阶、何仲英等;琼州籍的有符养华、符益华、陈毓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