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节:同盟会的成立(7) 孙中山提议健全机构重行组织干部,选举张永福为正会长、陈楚楠为副会长 兼财政主任,林义顺为外交主任,谢心准、李晓生为文牍科主任。 之后,孙中山偕陈楚楠、林义顺、李竹痴到吉隆坡、槟榔屿建立分会,首先 加盟的有陈占梅、王清江、陆秋泰、阮英舫、阮卿云、阮德三、邱怡领、彭镜波、 刘襟等,公举王清江为会长。阮英舫,年已过七旬,他听了孙中山演说后,明白 了革命救国的道理,毅然率他的两个儿子阮卿云、阮德三同时加盟。在槟榔屿, 首先加盟的有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邱明昶、辜立亭、林紫益、徐洋溢、林 福全、丘文绍、薛木本等,公举吴世荣为会长。吴世荣是槟榔屿的富商,为革命 事业献出了数十万产业。 不久,汪精卫到新加坡,他同邓子瑜、陈梦桃、吴应培到荷属仰光、马来西 亚等地建立了分会。怡保本是保皇党大本营,汪精卫发挥了他演说的天才,折服 了怡保许多侨民,纷纷加入了同盟会,怡保也成立了分会。首先加盟的有区慎刚、 李源水、李孝章、汤伯令、郑螺生等。 芙蓉,首先加盟的有黄心持、谭容、蔡识三、朱赤霓、李俊承等;瓜比拉, 首先加盟的有邓泽如等;麻坡,首先加盟的有汤寿山、刘静山等;马六甲,首先 加盟的有沈鸿伯、李月池等;关丹,首先加盟的有陆秋露等;太平,首先加盟的 是陆文辉等。 南洋的革命党势力蓬勃发展起来,国内每次起义,都有南洋党人参加或出钱 出力。 9 月底,孙中山离南洋经西贡赴日本,10月9 日抵日本。住横滨,不时到东 京与党干部会晤。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编写 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其中有宣言、规则、章程等,以备各地起义时应用, 有《军政府与各地民军之条件》、《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 地规则》、《安民布告》、《对外宣言》等。 1906年12月2 日,同盟会在东京神田锦辉馆举行《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 到会者有五千多人。会场悬挂某女士集唐人诗句赠孙中山的对联:“岂有蛟龙愁 失水,不教胡马度阴山”[25]。四壁布满欢迎欢庆对联,万国旗帜交悬中间。及 开会,满场寂然,有万木无声待雨来的盛况。大会由黄兴主持,章太炎读祝词。 之后,孙中山讲话。他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三大主义,并对保皇党的攻击进行了 驳斥。 劳 月 在民族主义部分,梁启超歪曲说:“种族主义是复仇”,“复仇则必须出于 暴动革命”,“于是秩序一破,不可回复,而外国之干涉乃起”。[26]“故倡言 革命军者,小之自取灭亡,大之灭亡中国”。孙中山驳斥说:“民族革命的缘故, 是不甘满洲人灭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 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绝无寻仇之理。他当初灭汉族 的时候,攻破城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那不是人类所为,我们绝不为此, 惟有他来阻害我们,那就全力惩治,不能并之”。[27] 在民权主义部分,梁启超说:“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 不如开明专制。”还说什么“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28]公开鼓 吹历史倒退。孙中山驳斥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 是自由平等的国民所堪受的”,“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告诫人 们:“凡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把国 家当作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 据一方”,“外人断不能瓜分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29]“所以我 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 在民生主义部分,梁启超更是站在官僚大地主阶级的立场,宣称:“虽以匕 首揕吾胸,吾犹必大声疾呼,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即土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 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30] 孙中山通过亲眼看到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贫富不均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来阐 明实行民生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 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又因为文明进步是自然 所致,不能逃避。“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所以,“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 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他以此引为自豪地说:“这决不是欧美所 能及的。”孙中山指出:实行三大主义是革命党所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是改造 中国的完整而缺一不可的政治方案。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 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政,故要政治革命;不 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 [31] 孙中山在会上还把他所创立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共 和宪法作了具体的说明。 孙中山讲演两小时,“态度安详,声音清爽,不愧为演说名家,听众欢迎自 不待言”。 在会上相继发言的,还有宫崎寅藏等六位日本朋友,黄兴最后讲话。每个人 的发言无不慷慨激昂。有人当场发起为《民报》捐助经费活动。181 个学生,共 捐出780 日元。[32]大会从上午8 时开到下午2 时,散会时,大会给每位与会人 员赠送《天讨》券一张。 之后同盟会继续以《民报》为阵地,对保皇党的“革命召瓜分”、“革命创 大难”、“君主立宪”、人民“学识幼稚”、“土地国有主义足以亡国”等谬论 展开批判。 1907年1 月10日,在东京的梁启超托一个叫徐应奎的人,通过宋教仁向《民 报》提出要求“调和”,他们解释说:“以前和《民报》论战是出于‘不得已’, 希望双方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梁启超还亲自“私见汪精卫,欲以 乡谊动之”,[33]希望《民报》停止辩难。可见保皇党在论战中已经陷于被动的 处境。次日,宋教仁、胡汉民等就此事向孙中山请示,孙中山答复:坚持到底, 绝不妥协,反对章太炎“可以许其解和”的主张。 孙中山在东京的生活十分俭朴。当时的同盟会成员回忆说:“他的生活和一 般的平民一样,屋内的陈设,除了书籍和必须的用具以外,并无其他物。孙先生 的服装很朴素、清洁。”有些青年同盟会员到他那里去,孙先生见他们穿的衣服 带灰尘或者鞋袜脏了,就亲自替他们刷衣擦鞋。有亲身感受的梁瑞堂回忆说: “这件事使我很受感动,至今还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像孙先生这样一位当时已 经著名的革命领袖,对于我当时还不到20岁的一个青年,如此亲切关怀,我和当 时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许许多多同志一样,感觉到他不仅是一位可尊敬的革命领袖 和导师,而且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父兄。”[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