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节:连续组织发动武装起义(6) 河口4 座炮台都被革命军占领,得枪千余支,子弹20万发。革命军士兵将王 玉帆首级悬于河口桥头示众。依革命方略规定,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黄明堂名 义出安民布告。“居民悦服,远近归附者络绎不绝,数日内增加至千余人,声势 大振。”革命军又先后占领南溪、新街等地。 孙中山在新加坡闻讯后,即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前往指挥。5 月7 日早,黄兴乘车到老街赴前敌督师,计划沿铁路督军进攻昆明。到了河口,见士 兵疲惫不堪,又于5 月11日返回河内,计划召集钦、廉党军二百人赴河口参加战 斗。黄兴到了老街,法警疑其为日本人,将其遣送西贡转到新加坡。河口党军因 失其统帅,难于坚持再战。 力 耳 云南总督锡良见革命军声势日盛,大为恐慌。调临安道增厚、开广镇总兵白 金桂督兵南下救援,并电奏清廷告急。清帝令广西左江道龙济光率南宁防军第七 营前往助战。“黄明堂守候月余,人自为战,散漫无纪。而虏四集,其数约十倍 于我新集之众,河口遂不守。”黄明堂、王和顺等首领先赴越南,部将何护廷、 韦云卿、马大率余众也退入越南。到5 月下旬,河口起义又告失败。革命军进入 越南后,因驻防法军强令缴械,革命军进行反抗,又与法兵开战。革命军由宝胜 老街一直到太原左州出没游击,使法兵疲于奔命。当地法方只好请著名土豪梁正 礼(又号巴头梁)调停,由法方将命六百余人“保护出境”,送往南洋。抵新加 坡时,英国当局又不准登岸,孙中山向英国当局声明:“革命党人为政治犯,并 非乱民。”并派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副会长张永福进行保释,才得入境。同时,令 正会长陈楚楠在蔡厝港创办中兴石山公司,安插入境人员,并介绍到槟榔屿、吉 隆坡、吡叻文岛各矿场、农场就业。 这次云南河口起义,是孙中山的第八次起义失败。 孙中山亲自发动的为时一年的西南边境武装斗争,由于连续失败和章太炎、 陶成章的分裂活动,以及保皇党的蛊惑,革命党人斗志低落,悲观失望,但孙中 山对革命胜利的信念毫不动摇。他坚信:“折而愈劲,逆阻且长,期以必达,则 党力庶有充实之时,历观前事,足以气壮,以固我党之士所宜以自策励。”[41] 他在失败中看到成功的因素:“吾党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然则失败者,进 步之原因也。”[42]孙中山不只见到革命斗争正由失败向成功转化,而且更看到 “革命之风潮已盛”的社会力量,他继续发动、鼓励并领导革命党人坚持斗争。 河口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移居新加坡。同年夏秋之际,同盟会主要成员黄兴、 胡汉民、邓子瑜、汪精卫、林时塽、田桐等也先后到了新加坡,东京《民报》成 员也联翩而至。 当时,新加坡的保皇党人以起义失败为借口,又向革命党发动挑战。保皇党 的第三号人物徐勤想乘同盟会起义失败之机一举战败革命党,以壮大保皇党的声 威,便在保皇党机关报《南洋总汇报》上发表文章,鼓吹“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 “革命足以召瓜分”的谬论。同盟会新加坡机关报《中兴日报》当即召开编辑会 议,研究反击。于是,从1908年秋开始,在孙中山领导下又掀起了第三次与保皇 党的大论战。 孙中山向党人提出了“攻心为先,以至理服人”[43]的方针,曾口授胡汉民 等人,编印有关立宪和外交等方面问题的小册子散发各地,驳斥保皇谬论。先后 到达新加坡的黄兴、田桐、汪精卫、林时塽等也都撰文参加论战。革命党以堂堂 正正的言词,不涉谩骂,不攻击私人行诣,从理论上对保皇堂进行批驳。 徐勤恐保皇会员思想发生动摇,又以纪念禁鸦片烟为名,召集保皇会员和当 地一些华侨商人开会,发表演说进行蛊惑。《中兴日报》主笔田桐闻讯,便组织 《中兴日报》记者、工人、同盟会员潜入会场,当徐勤登台讲到“康有为先生变 法图强,清帝亲政”时,《中兴日报》成员一声喝喊,全体蜂拥而上,推翻讲台, 举手便打,徐勤抱头鼠窜。[44] 保皇党想让英殖民当局对革命党进行干涉,在《总汇报》上大骂革命党为乱 党。9 月12日,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的署名,在《中兴日报》发表《论惧革 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45]一文,批驳保皇党的革命召瓜分谬论。他以 土耳其和摩洛哥为例,说明帝国主义的瓜分问题只能“由革命而解决”,绝不会 由革命反召瓜分。9 月15日,又以同样署名,在《中兴日报》发表了《平实尚不 肯认错》一文,痛斥平实所谓“满人侵夺中国,亦为天命之自然”的怪论。同时, 揭穿其“人事天演”谬论的反动实质。10月9 日,还以“南洋小学生”的署名, 在《中兴日报》发表了《平实开口便错》[46]一文,批判了平实在《论革命不可 强为》文章中宣扬的以天命反对革命的谬论。孙中山以“人事补天工,人事夺天 工”,人可以改造客观,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理论,驳斥了为维护清政府统治、 麻痹人民的所谓“天命”邪说。他号召人们要“造成革命之时势”,推翻清朝, 改造中国。文章据理驳斥,雄劲明快,富有说服力。就连当地守旧的《叻报》也 以第三者立场说:“革命党理长,保皇党理短。” 这场论战,把保皇党批驳得体无完肤,人心大快,“把南洋昏瞆的同胞,从 梦中惊醒起来,不论反对革命的,或赞成革命的,多欲要争读《中兴日报》。 《中兴日报》创办人之一的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长陈楚楠看到论战的辉煌战果, 高兴的说:“看了自己所下的种子,竟能成长,又收到了许多果实,心里的快乐, 自然比彼人多呢。” 革命党与保皇党的三次大论战,从1903年到1908年,长达5 年之久。卷入的 地区包括亚洲、美洲的一些大中城市,如东京、横滨、新加坡、曼谷、仰光、上 海、广州、香港、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等。革命党的舆论阵地有《民报》 (东京)、《自由新报》(檀香山)、《中兴日报》(新加坡)、《华暹新报》 (曼谷)、《光华日报》(仰光)、《大汉公报》(加拿大温哥华)等。保皇党 的喉舌是《新民丛报》(东京)、《南洋总汇报》(新加坡)、《新中国报》 (檀香山)、《启南新报》(曼谷)、《商务报》(仰光)、《日新报》(温哥 华)等。 三场论战的内容总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 ;第二,是改良,还是革命;第三,是维护还是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保皇党认 为,中国人民“学识幼稚”,“民智不逮”,不能实行共和立宪,甚至君主立宪 也不能立刻实行。革命党则认为,中国人民有能力在民主政治实践中行使自己的 权力。保皇党认为,革命会造成内乱,必引起外国干涉而召瓜分。革命党认为, 民主革命不是争权夺位,不会引起内乱,也不是排外,不会招致外国干涉。清朝 专制政府的腐朽和媚外,才是招致瓜分的原因。保皇党对革命党的“平均地权” 主张尤其仇视,梁启超认为革命党是以此“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他实际是 站在维护封建土地制度的立场,害怕农民群众投入这场社会革命运动之中。革命 党则认为,平均地权是实现平等社会,防止出现贫富悬殊的重要措施,而不是破 坏社会秩序;土地国有可以促进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生产的发展。 与保皇党的论战,加强了革命党内部的理论建设,革命目的更加明确。广大 群众也提高了对革命派的认识,许多保皇党成员纷纷脱离保皇会,站在革命派一 边,甚至连保皇派报刊的主持人,如仰光的《商务报》主编张石羽,由于受到革 命派的批判而自知理屈,竟脱离了该报。新加坡保皇分会会长、侨商邱菽园不仅 与保皇党脱离关系,而且反戈一击,写文章揭露康有为“借维新救国之名,到处 捐钱……他说有光绪的御书衣带诏存在他那里,他总是自己吹,从来没有给一个 人看过,我相信这是骗人的话,假使真有的话,为什么同党及亲密的人,都不能 看到呢?康有为以后不要骗人了”。[47] 对保皇党的论战是由孙中山开端并亲自发动领导的。由于政治思想上的胜利, 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毛泽东说:“纪念他在中国民 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 并称赞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