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名—责难 托马斯·曼默默地承受着内心的压力,丝毫没有向外界透露他的怀疑与顾虑。 1907 年的《明镜》上刊登出他的第一个生平简介,其中,他谈到了这一时期的情 况:“光环罩着我,没有什么能与我的幸福相比。我结了婚,有了一位异常美丽的 妻子———位公主似的夫人,如果人们愿意相信我的话,她的父亲是大学的王冕教 授,她自己也通过了文科中学的毕业考试,却倒并未因此而小瞧我。” 嘲讽清晰 可见,但其中的内涵却完全是实情。1905 年2 月11 月,托马斯·曼与卡佳·普 林斯海姆完婚,对方是慕尼黑大学的数学教授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之女,十分 聪明美丽。普林斯海姆家是个富豪之门。祖父鲁道夫·昔林斯海姆,上西里西亚的 铁路巨头,置下了家业,其后代则放弃了犹太教,开始了学术生涯。身为教授和巴 伐利亚州科学院院士的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并非这个家庭脱颖而出的唯一学者, 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自然科学家纳旦和恩斯特·普林斯海姆。阿尔弗雷德在阿尔茨 街上宫殿式的寓所可以说是古老的慕尼黑最令人瞩目的精神文化中之一。在一间文 艺复兴时期的大厅里,立着两架音乐会用的三角大钢琴,供主人与朋友们一起演奏 欣赏,乐谱是瓦格纳的歌剧选段,它们几乎全是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亲手放到 钢琴上的。他是那种老式的瓦格纳的崇拜者,曾亲眼见过这位拜罗伊特大师。他的 夫人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是柏林《克拉德拉达奇》的创作者恩斯特·多姆的女 儿,她代表着这幢宅邪的文学艺术情趣,她所崇敬的大师有保尔·海泽,马克西米 利安·哈尔登,弗朗茨·冯·伦道赫,考尔巴赫和施图克。也是她很快看出了托马 斯·蔓在年轻一代文学家中的地位。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与年轻的女婿却持有 距离,相互始终以“您”称呼,关系冷漠,但他最后还是依从了夫人的意见,勉强 “支援”这对夫妇一笔款子,这笔“补贴”持续了好些年,直到战争爆发才“不得 不减去一半”。2 “他们的婚姻并非两个截然相反的元素的撞遇;毋宁说这两个彼 此感到相近,关联的人的结合——两个孤独敏感者的联盟。他们希望携手同闯他们 各自兴许无以取胜的一场战斗。”说这段话的是克劳斯·曼,他对父母有着精确的 观察和细腻的感受。 托马斯·曼关于自己的妻子的既充满感激,同时也不无含蓄的表述证实了克劳 斯的看法。在他与卡佳·普林斯海姆结婚二十五周年之际,托马斯·曼第一次在那 篇《生平简要》里公开称颂了她:这一“联盟”,使“这个女性加入到我的生活中 来,——这种烦难的,首先要求耐心的,容易受累受忧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位不同 凡响的伴侣给予明智、勇敢的,同时又是温柔、坚定的协助,我真不知是否能够坚 持下来”。3 卡佳·曼一应承担了这个作家的“事务性”4 工作,操办与出版方面 的合同,控制着记者的采访活动,负责“书与文稿的鉴定,慈善事业,人情世态方 面的咨询往来等等”,简言之,她通过组织管理外部的各项义务减轻了丈大的负担, 协助建立了有条不紊的日程,使托马斯·曼的创造性劳动免受干扰。 “我常常感到自己实在是愚钝,我的写作方式使人僵滞和冷漠”,托马斯·曼 告诉哥哥说。的确,在一些大部头作品的写作过程中又出现了《布登勃洛克一家》 成书时的景况:“这个冬天我没有工作,而只是体验着,十分人情味地去体会了, 并在笔记本上记满了我的观察,以此来抚慰自己的良心。”还有一次,当时他正在 寻求某件有轨电车谋杀案的细节,准备把它写进鲁迪·施韦尔费格尔之死一章。他 写道:“我估计到了这真实事件的刺激效果和一些生动细节的实用性。”7 此外, 他还研究了某些专业学科的文献资料,并作了笔记。1928 年,托马斯·曼在《文 学世界》里撰文谈到:“在一本较大的文稿开始之前,通常都有一个文字准备阶段, 这就是简略的纲要和研究笔记,多种出人意料的机关和动机,具体形象的观察记录, 书籍和信件的摘录等等”。8 这里他没有谈及个人感受的积累,并强调他“不记小 本本”。但人们一直说他始终带着小本本,并随时记下他对日常生活的观察的。至 于事实材料是如何小心翼翼地转变为“创作计划”的,如何从其纯偶然因素中提炼 出来而上升为生动的,富有表现力的形象的,对于这通常“以九点到十二点或十二 点半”的上午三小时的诗化劳动过程,被观察的周围世界却并非总是完全予以理解 的。 阿尔图尔·霍利切尔在他的《一个叛逆者的生活故事》(1924)中声称,诗人 施频奈尔(托马斯·曼的中篇小说《特里斯坦》里的人物)的形象,是以他为模特 儿造出来的,他并且想象出了这样的情节,说托马斯在窗口目送客人们离去时, “甚至用一个望远镜武装了”他那锐利的眼睛,以捕捉来访者不同的特征。正好在 1924 年《魔山》问世了,人人都能从明黑尔。佩波科恩身上认出模仿歌德容貌的 盖哈尔特·霍普特曼来(1923 年,托马斯·曼确曾于波岑和霍普特曼同住过一个 旅馆,并对他那非凡的气度与仪表作过贴近的研究)。一直到托马斯·曼的晚年, 对他作品中据实的成分的责难仍不绝于耳。发难者且不失时机:在吕贝克,《布登 勃洛克一家》涉及到一大批人,于是有人马上排了个诠释名单,宽广大街上的一家 书店甚至专门准备了两套附有诠释索引的小说出借,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吕贝克 律师冯·布罗肯在其公开的辩护词中,把托马斯·曼这部青年时代的作品与弗里茨· 奥斯瓦尔特·毕尔泽少尉的《来自一个小兵营,一份军事画报》一起,归入了“毕 尔泽小说”的文学类别,而“小兵营”不过是一本毫无价值的浅薄之作,他这样做, 无非充当了其同乡的传声筒罢了。托马斯·曼的第一个反对者便是他,其余的都在 其之后。 《布登勃洛克一家》出版的头五年里,各地的文学界,象慕尼黑,柯尼斯堡, 哥廷根,柏林,巴塞尔,汉堡,同样也有吕贝克,纷纷邀请作者前往讲学(“这种 标示的地位使我觉得有趣”11),但第二个五年中,他便遭到了一些同行的非议, 他们认为这个年轻的作者名不符实,并从审美和世界观的角度提出了异议。赖纳· 玛利亚·里尔克曾在《布登勃洛克一家》刚刚问世时即给予好评,但对《威尼斯之 死》则不以为然,认为它的第二部分“象泼出去的墨水一样肆意流淌”。利卡达· 胡赫感到“生气”(1913),因为“人们现在到处读到这类句子,即所谓托马斯· 曼是活着的最伟大的小说家。 而照我看,他那板板生硬的东西根本没什么意义”。斯蒂·芬·茨威格则指责 (1912)“这种市民泛滥之物现今正对德语艺术形成一种威胁,使它趋向臃肿”, 并以褒扬雅各卜·瓦塞尔曼和亨利希·曼的“自由虚构”的方法来贬抑托马斯·曼 创作中“改头换面的自我经历”。茨威格可能无法表达得更直露了,因为他当时正 在为托马斯·曼的出版社,S ·费舍尔的喉舌《新周报》写稿。在同一家刊物上, 阿尔弗莱德·科尔也发表了文章,他用那种繁琐费解,“手舞足蹈的攻击性文字” 评说所谓”二流小说匠”12——只有托马斯·曼知道那是指向谁的(“我得承认, 那些话弄得我好几天都心绪恶劣”13)。 在他为柏林的(《红色》《百日》所写的剧评中,科尔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他 让人在《菲奥伦察》上演一场后发表他的评论,其中写道:这出戏的编剧是个细腻、 有些脆薄的小心灵,小心灵的根须把其安宁的寓所安在股肉里。 科尔曾受过《二十世纪》的抨击,他难道是在为此进行报复吗?——那些推崇 “表现主义”的年轻一代——其中大致有卡西米尔·埃德施米德,库特·希勒,恩 斯特·布拉斯——,对托马斯·呈那本塞满现实材料的作品没有任何的兴趣;然而 弗朗茨·卡夫卡却是例外,对于他来说,托马斯·曼自从写了《托尼奥·克略格尔 》之后,便属于为数很少的几位能令他“对其作品感到饥渴”的作家了。以某种所 谓政治上的理由反对托马斯·曼的声音也已在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便鼓噪起来, 起因即是他与一个半犹太血统的女子的婚姻。即令比较亲密的朋友,如库特·马尔 腾斯,都写了针对卡佳的讽刺文章,而未对此保持沉默。特奥多尔·莱辛则出于人 格的低劣,发表了尖刻的、侮辱性的文字(《托米在敲榨那道德母牛·一位作家的 心理说明》1910)。阿道夫·巴特尔教授更是粗暴无礼,竟愚蠢地不惜胡言诽谤。 ——众多的敌意,公开的或隐蔽的,尽管令人烦恼,但与吕贝克市长的摇头一样, 它们并未能对托马斯·曼的成熟道路形成阻碍。在吕贝克长大的弗朗齐斯卡伯爵蕾 汶特洛曾从耳闻者那里得知,在吕贝克的一次晚会上,人们对这个城市出了名的后 生作过一番检阅:亨利希·曼,他的《垃圾教授》损伤了吕贝克的高贵尊严;弗里 茨·本,议员之子,当时尚未当上教授,是一个连自己肚子都填不饱的雕塑家; 埃里希·米萨姆正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受到警方的怀疑,蕾汶特洛有一个私生子,而 托马斯·曼……于是,那位毫无文学修养的尊贵的市长大人不由得大发悲叹:“这 些人偏偏都是吕贝克人,国人该会怎样看我们啰!”所有人中间的真正的反对者是 哥哥亨里希·曼,托马斯·曼看出他对自己的作品发生了怀疑。1904 年,在一篇 自传内容的文章里,谈到出身问题时,亨利希用词尖刻,出言不逊:“自从作了两 本厚书之久的汉萨商人之后,我们终于跨进了艺术家的殿堂。”这就毫不掩饰地概 括了科尔·斯蒂芬·茨威格和表现主义者反对托马斯·曼的理由:他们排斥忠实的 准确表现。他们提倡的是大胆的虚构和强烈的激情。“‘你在现实批评的道路上滞 留得太久,’指责声来自我们身边。‘但你也还是能够实现艺术’”14——在《思 考》中,托马斯·曼引述了其反对派的观点,这是巴尔扎克的学生亨利希·曼对俄 国现实主义者的弟子托马斯提出的美学方面的非议。随着托马斯·曼皈依了“托尔 斯泰主义”,15 他们之间的那种不只是个人的,而且是精神和艺术家气质上的兄 弟感情的时代即告结束,因为托马斯对哥哥作品中巴尔扎克式的驾凌现实的写法已 无法认可。《女神们》令他“惶惑”。16 而“《爱的追逐》在六个月内完成,并 不妨碍我们其他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谨慎地工作”。17 即便两人之间的这场首先是 审美的,继而又是世界观方面的争论无需牵扯到功名心与对弟弟的妒忌问题上,因 为毕竟亨利希·曼当时也已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的小说一本接一本,几乎年年都 出——然而,这一对兄弟之间的嫌隙故事仍并不能完全避开这种阴影。托马斯·曼 这时看到有必要将以普林斯海姆家族为原型的中篇小说《韦尔丛根血缘》从印刷所 撤回(从此这部小说就“背上了丑名”,而这并不公平;托马斯·曼后来自己说它 是“二流作品,我是说即便在我的作品中”18)。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谈到这一明智 之举:“糟糕的是,我这个本来就难得出活的人,还不得不出于种种顾忌压制了这 个战战兢兢地斟酌了好几周的作品。”19——在看到亨利希的作品“潮水似地涌出” 的同时,他也发现,哥哥“迷失到了另一个极端:……因为你逐渐变得仅仅是个艺 术家了,——而一名诗人,上帝保佑我,应该比一名单纯的艺术家更为丰厚”。20 这里,托马斯·曼用尼采灵捷的“艺术家”的概念和具有古典浪漫双重含义的“诗 人”表达了与亨利希·曼对立的观点,贬斥了那种“平庸作家”,21 那种“华丽 词藻的政治家”,那是与这个“文化保守思想的作家”22 本身的立场相悖的。这 种观点在十年之后的《思考》中染上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诗人,他不同于走 笔如飞的写作匠,“不是仰仗的‘自由’发明——而是以某种出现过的东西,最好 是以现实作基础的”23——这句句子写在《毕尔泽和我》,托马斯·曼的第一篇自 我辩解的论文中,看来是作为对哥哥的责难的回答的。 尔后,经过更严格的限定,这个意思又在《思考》中得到阐述。他认为,文学 创作的含义“不外乎是精神对于现实的批判”24——这是尼采、托尔斯泰,以及托 尔斯泰的评论家梅烈日柯夫斯基同样论述过的定义,它在托马斯·曼这里找到了知 音。他的不问政治的《思考》所得出的政治观点,在那个历史时代的经验教训下, 可能会被弃绝,而他的现实主义的,或者叫托尔斯泰主义的美学原则,一经与哥哥 争论后确立下来,便为他终身所遵循。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