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共和国 “对我们来说,最为熟悉的思想变化即是这种变化,它以同情死亡开始,却以 决心献身生活而终。”1 这段话是托马斯·曼在完成《思考》四年之后,于1922 年在柏林所作的《论德意志共和国》讲演中谈到的。战后几年,精神上和个人生活 方面的许多经历促使他的世界观向进步方面转变。 他获悉到国外对他的作品很感兴趣:最先是听到《王爷殿下》被译为英文, “1916 年已经出版”2 ,他对自己小说的那种亲切笔调被用异国习语表达出来感 到非常有趣;《布登勃洛克一家》也在美国问世,虽然开始时影响不大,但《威尼 斯之死》在《日晷》杂志上的刊行,如同出版者写给托马斯·曼那样,却“在美国 文学界引起了轰动”;意大利、瑞士也发表了许多评论他的文章,甚至在被誉为 “艺术之家”的彼得堡还举办了关于他和盖哈特·霍普特曼的报告会(1921 年)。 纪德、修阿雷斯和恩斯特·罗伯特·库齐乌斯关于德法文化问题最初的见解引起了 他的兴趣。在他们进行的公开讨论的影响下,托马斯·曼第一次对已在《思考》中 提出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合理性是否已经过时的问题做了肯定回答。通过好友汉斯· 赖西格尔的译作,托马斯·曼接触到了瓦尔特·惠特曼的抒情诗,惠特曼诗中所表 现的“深沉的新的人类理想”3 打动了他:“……因为我看的很清楚,惠特曼所指 的‘民主’就是我们所说的‘仁爱、人道’,只不过我们的概念陈旧一点罢了。” 4 另一方面,右翼恐怖主义分子的猖狂活动促使他放弃了已往的保守主义态度。 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当即对独裁者卡普以及他的政变企图表示反对。尽管他 “对当时执政者的某些政策怀有同情”5 ,但对政变之后所建立的以骑士古斯培夫· 冯·卡尔为首的巴伐利亚政府怀有疑虑。原来的帝国部长,当时任外交部长的瓦尔 特·拉特脑被暗杀,对托马斯·曼是一个”巨大的震动”6 。 他认识拉特脑本人,而且拉特脑在被暗杀前几年里,曾一再通过”拉巴洛协定” 和“德俄柏林友好条约”极力推行东西方和平共处政策,托马斯·曼,这位曾在《 思考》中首先对“与俄国的和平”7 表示赞赏的文学家,将这位部长看作和解政策 的代表斗士。总之,拉特脑的被暗杀,促使托马斯·曼将“纪念霍普特曼诞辰的文 章写成一篇宣言,并利用它,对那些向我倾耳的青年人耳提面命一番。”8 在这篇 文章里,托马斯·曼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学的教育功能”的思想。这是和他对自 己的作品所具有的自自性质的思考以及他对“人道主义”,的理解紧密相关。“教 育和自自,这两点在歌德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没有这两点,两位 巨人的作品和生活都是不可想象的。”10 托马斯·曼补充道:歌德将自己所承当 的“道德化使命”以及“服务于民族的意识从本质上理解成是文明进步的。”11 这些话出自托马斯·曼的《论歌德与托尔斯泰》一文。这篇文章,对托马斯·曼的 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的某些章节他曾在写作《论德意志共和国》前一年 作过公开讲演,当时的题目便是:《教育性和自自性》。 在这篇文章中,托马斯·曼已经完全放弃了《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思考》的立场。 他开始将原来贬斥的“文明”的概念用在歌德身上,便是这一转变的明证。他进而 提出:“每一个德国思想家,不管以何种方式,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注定要担负教育 人这个责任,而歌德所讲的道德化使命是否就是这种天赋的,纵是精神上遭致极大 挫折也矢志不移的义务呢?”12 这是一个设问,托马斯·曼从内心里对其做了肯 定的回答。(另外,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里,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在《西方的 没落》一书中描绘了一幅浪漫主义的文化悲观主义图画,预言西方世界已经“钙化” 73,行将没落。单从反对施本格勒这一点上讲,托马斯·曼该能接受“文明”这个 概念,因为早在1922 年托马斯·曼就把施本格勒称作“尼采的聪明的猴子”。14 后来在一篇论文中又直截了当地称他为“附庸风雅的俗子”15。)在世界观发生巨 变的时刻,曼氏兄弟言归干好,已是顺理成章,只不过需要一个契机罢了。1922 年初,亨利希·曼病重,在一次成功的手术后,托马斯·曼去看望他。“我当时十 分高兴,甚至真正动了情”16。他们之间的兄弟关系得以重建,而这种关系对托马 斯·曼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生活中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发生了”17,他曾这样说。 亨利希·曼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了“兄弟俩永不分离”的愿望。这个愿望得到实现并 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在后来的岁月里,特别是流亡期间在加利弗尼亚作邻里的最后几年里,俩人彼 此之间的作品和价值的评论,虽然有很多审慎的保留,但也足以说明:他们之间的 关系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谅解。作为作家,他们不但互相尊重,而 且相互确认对方的作品在艺术上是最完美的。更有甚者,似乎他们除自己以外只承 认自己的兄弟。托马斯·曼在评论同代作家盖哈特·霍普特曼、赫尔曼·海塞,斯 帝芬·茨威格、里欧·福伊希特万格、布鲁诺·弗兰克等人的作品时,其中均有所保 留。惟有谈及亨利希·曼时,他才坦率地说:他(亨利希·曼)是“德语作家中最 伟大的一个……”18。 经历了“柏林大冒险”,即讲演了《论德意志共和国》之后,托马斯·曼告诉 亨利希:“我被看成是埃伯特的竞选代言人。政治缠绕着我。”19 事实上,公众 舆论界也认为,他登台演讲是最为引人注目不过的事情了。也许只有恩斯特·罗伯 特·库齐乌斯一个人正确估价了这次讲演对讲演者本人以及对“青年德国”的意义。 除此以外,人们都称托马斯·曼是“扫罗”,是“落水者”,称他的讲演是“叛变”。 《佛斯报》的误解算是最友好的了,但它从托马斯·曼的讲演中也嗅到了为社会民 主党总统埃伯特作宣传的气味。然而,托马斯·曼对新的国家的国家体制的承认,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种思想一经形成,便对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一直被坚持 下来。魏玛年代末期,托马斯·曼对此做了明确的说明:“面对今天的现实,一个 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问题采取自命清高,视而不见的态度,是完全错误 的与生活相背的。政治方面、社会方面的事情也属于人道的范畴。”20 在托马斯· 曼关于时事的第一次讲演中,他的观点还没有如此旗帜鲜明。不管是出自个人的需 要,还是为了扣紧青年听众的心弦,他当时在讲话中巧妙地把诺瓦利斯的浪漫主义 ——正统王权主义警句和惠特曼的民主颂词混在一起。 他尝试着把相对的范畴,诸如疾病——健康、神秘主义——伦理学、个人内心 活动——国家等等,互相联系起来,或者用更高级的“人道”概念予以概括。另外, 他还把“人性美”这个新概念和“德意志中间地带”21 联系起来,后一个概念则 根植于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结构之中。与其哥哥亨利希以及修阿雷斯、纪德、库齐乌 斯、贝尔特兰特·罗素、恩斯特·特勒尔奇一样,托马斯·曼当时也看到了,德国 处于东方苏维埃主义和西方表面民主主义之间。 这个中间地位,决定了德国人所肩负的政治和文化中介任务在增长。——托马 斯·曼那时正在写作《魔山》,当时世界在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对立状态,便拟人化 地体现在纳福塔和塞特姆布利尼这两位敌对的教育者形象上。 《论德意志共和国》的讲演,使托马斯·曼成为政治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人物。 从这天起(1922.10.15),他的每句言论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虽然在魏玛共和 国的最初几年里,一些“无知和没有教养”22 的青年人就已公开对托马斯·曼表 示不满。而距这次讲演八年之后,1930 年,仍然是在柏林贝多芬大厅,伪装的纳 粹主义分子则公开进行捣乱。对托马斯·曼来说,遭到这些人的反对应该是不足为 奇的。因为,早在1923 年《歌德与托尔斯泰》以及《论人道主义问题断片》第一 部分中,托马斯·曼就特别鉴于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兴起,不但对“民族 主义的狂热——这个欧洲各个民族的火鸡似的自我膨胀”23 进行了抨击,而且也 把“民族英雄主义”,德国的“斡旦崇拜”24 称为“浪漫主义的野蛮”。托马斯· 曼写道:“这些话充满了敌意,但我们就是想这样说。”“与此同时,通向中立国 和反战国的边境开放了”25。托马斯·曼开始出国讲学,足迹遍及半个欧洲。他去 荷兰,多次到瑞士,通过布拉格、布尔诺、维也纳到达布达佩斯,北到丹麦、瑞典, 南至马德里、阿兰尤茨、塞维尔。1924 年对在伦敦笔会(1922 年成立)的访问 ——“今晚和加尔斯沃斯、韦尔斯、萧伯纳共进晚餐”26——已经带有半官方的致 力于“文化调解”27的性质。从此以后的重要旅行也都成了外交行为:1925 年去 佛罗伦萨,1926年在巴黎停留几天,会见了部长、大使、特使和文学界的代表。谈 话的题目是“德国是否将加入国际联盟”。一年前,法国教育部长得·莫西曾对亨 利希·曼说,作家是“先遣外交使节”,而托马斯·曼正是这样一位外交官。 他本着“洛迦诺条约”的精神,开始为欧洲和各民族的政治联合奔波。1923年, 右翼恐怖主义分子企图建立以卢索夫、塞色尔、希特勒为首的帝国独裁。 面对这一企图,亨利希·曼曾在一封公开信中要求帝国总理古斯塔夫·斯特勒 瑟曼建立“理性的独栽”。现在,托马斯所做所为也和亨利希·曼当时一样。他曾 对德国驻法国大使冯·赫施说:“就现在而言,‘民主’在某种意义上不如说是个 障碍:今日欧洲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种开明的独裁。”29一年后,德国加入了国 际联盟,托马斯·曼又在华沙继续履行他的外交使命。 时代和形势对托马斯·曼提了异乎寻常的要求。他满足了这种要求,努力去 “为生活服务”,去履行“生活型的市民阶级”这一新的伦理标准。他曾抱怨说: “这是一种紧张得发狂的生活,再要去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去搜集材料,简直是不可 思议,但这又是必须完成的。”30 纵观魏玛十年中托马斯·曼的文学成就,便会 发现,他除了写作了《魔山》这部大型作品以及小说《约瑟》的第一部分外,几乎 再也没有时间去构思写作。以《精神的贵族》为题集结的散文,大部分是他在生命 的最后二十年内写成的。但在1930 年回顾往事时,他还可以满意地列举出《讲演 与回答》、《努力》、《日常生活的要求》等几本“散文集子”,并将其称作他的 “社会道德思想发展的解释和说明。”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