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 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形势急剧地向前发展。帝国总理布吕宁针对不断恶化的 世界经济危机而颁发的非常法,导致了帝国议会的解散。在1930 年9 月14 日的 重新选举中,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票数陡长。此时,托马斯·曼第二次作为政治演说 家挺身而出。1930 年10 月17 日在柏林贝多芬大厅所作的《致德国——向理性 呼吁》的演说,虽然不是他离开德国前对它的最后一次告诫,但却是最有力,最坚 决的一次。当时他还希望,他所提出的:“市民阶层和社会主义者迫切需要联合起 来共同行动,”,能够被人理解和接受,以便抵制法西斯主义的“狂热”,不使 “今天的慕尼黑,明天的柏林都变成意大利式的”2 。在威阿雷周海滨疗养地附近 的马尔继堡的几次浴疗,使他对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及其狂热的民族主义口号有了 极为深刻的了解。1929 年夏季,他开始对这段经历进行艺术加工,写成了那部 “直接针贬时政”3 的小说《马里奥与魔术家》,这是继《儿童之歌》、《主人与 狗》、《混乱和早期痛苦》之后,最后一篇毫无掩饰的自传作品,和那些作品一样, 这个中篇也是作者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时政事件的反思,反映在作品中,就是表现魔 术家愚弄观众和他的牺牲品的恐怖手段的淫威4 。他甚至可以强迫那位厌恶他的人, 随着他的皮鞭的响声起舞。对此,托马斯·曼作了鞭辟入里的说明:“如果我正确 理解了这个故事经过的话,那么这位先生之所以输了,就在于他对自己的斗争位置 采取了否定态度。人们在心灵上显然不能单靠无为生存。长远来看,不想做某件事 情,并不是生活的内容。不想做什么,根本不想了,而又去做别人要求的事情,这 两者恐怕太相近了,以致于自由之思想不得不陷入窘境。”5 这段话是对法西斯主 义心理学淋漓尽致的描写,而这种认识的正确性,不久就在托马斯·曼自己的一次 经历中表现出来了。在柏林讲演《致德国人》时,他向那些想靠“无为”6 过活的 市民阶级指出,只有他们和社会主义者的联盟才能保障诸如“自由、精神、文化, 这些市民阶级的幸福权力”7 。而他得到的回答是一场骚乱。在二十名用黑礼服伪 装起来冲锋队成员支持下,戈培尔当时的心腹、右翼恐怖主义分子阿尔诺尔特·布 罗南导演了一出出示威丑剧。讲话正式结束后,托马斯·曼被迫由朋友布鲁诺·瓦 尔特带领,从后门溜出,通过相邻的柏林交响乐团的漆黑的大厅,到达一个秘密出 口,然后乘坐早已在此备好的瓦尔特的小车,才得以脱离险境。 在慕尼黑的住处,托马斯·曼不断接到匿名电话和匿名信,声称如果他再继续 反对民族的振兴,就要“干掉”他。1932 年,一件“包裹”转寄到了他在库里■ 角新建的夏季别墅里。包裹的内容:被焚为灰烬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他 们寄此给我,表示对我的惩罚,因为我公开表示了我对正在兴起的纳粹厄运的恐惧” 8。——托马斯·曼认真关注着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变化:帝国政府经过多次危机性的 组阁以后,1932 年,八十四岁的兴登堡当上了帝国总统,危机暂告结束。而兴登 堡没有能力一面顶住来自工业界的压力,一面抵抗纳粹主义分子所威胁的“东部援 助丑闻”。(早在这位陆军元帅第一次竟选帝国总统时,托马斯·曼就著文反对选 举这位“远古时代的勇士”,并认识到这种选举是对“德意志民族浪漫本能的无耻 利用”9 。)1933年1 月30 日,老态龙钟的兴登堡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帝国总 理一切既成事实。而托马斯·曼出于对这个国家的信任,仍然拒绝接受这个不可更 改的事实,并且认识由此而带来的恶果。就在希特勒“夺权”那几天,托马斯·曼 依然公开表示了这种信任。他说:“德国是伟大的,它对自由和理性的意识和要求, 从根本上要比那些草莽之辈和蒙昧主义者所相信的更有力量,更为广泛。”,10 希特勒执政三星期后,普鲁士文化部长阿道夫·格林还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大厅里 举行的“自由之言”大会上宣读了托马斯·曼的一份共和味极浓的书面发言,并受 到了热烈的欢迎。 然而,事实的发展往往违背人的愿望。1933 年2 月10 日,值瓦格纳逝世五 十周年之际,托马斯·曼在慕尼黑大学的最大教室里作了题为《理查得·瓦格纳的 痛苦和伟大》的报告,次日便离开德国,准备在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和巴黎讲演 这篇散文中的华彩段落。在这篇讲演中,托马靳·曼对瓦格纳作品产生的个人艺术 条件及思想、历史条件提出了全新的见解。他发现瓦格纳的作品带有瓦格纳所崇拜 的浪漫主义教育家弗利德利希·史勒格尔、诺瓦利斯、阿基姆·冯·阿尔里姆的思 想痕迹,又在瓦格纳的拯救玄学理论中找到了他的哲学先师叔本华的观念,然后把 他们对瓦格纳的影响程度和范围做了批判性的限定和划分。他把瓦格纳的全部艺术 作品同当时的欧洲文学思潮,特别是同左拉和易卜生做了比较,又通过对俾斯麦的 德意志帝国以及它那种用“强权保护起来的精神生活”的条分缕析,解说了瓦格纳 的作品。通过对其作品的分析,又剖析了瓦格纳其人——他那种“健康的病态和病 态的英雄气质”11。而托马斯·曼做出这些发现和分析的方式方法,都是无法模仿 的。另外,他对瓦格纳的“民族主义姿态”12 也作了历史性的相对分析,从而使 1933 年的德国不能借助于它的亡灵,这一点,也是富有教育意义的。 然而,托马斯·曼为这篇讲演所付出的精神上和艺术上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应有 的报答。1933 年4 月16—17 日的《慕尼黑最新消息》上刊登了一篇由作曲家理 查得·斯特劳斯、汉斯·普菲茨纳,指挥家汉斯·克那普尔茨布什,《辛普利基西 穆斯》杂志漫画家奥拉夫·古尔布兰松等人签字的“抗议”13,反对托马斯·曼的 瓦格纳讲演。这份“抗议”虽然是在讲演后两个月才迟迟刊出的,但国会纵火案、 兴登堡的《非常法》、3 月份的帝国议会选举(纳粹德国工人党获得了绝大多数票 数)、希特勒的《授权法》等增强了《慕尼黑最新消息》发表这种蛊惑人心文章的 勇气。尽管托马斯·曼的两个大孩子,埃里卡和克劳斯,3 月份从瑞士再次回到慕 尼黑时,就面对当时的形势立即用电话告诫父母不要回来,但实际上向他发出最后 的警告信号的还是这些知识分子们的“抗议”。1945 年,托马斯·曼回答瓦尔特 冯·莫洛时还说:“我永远不会忘记,电台和报刊界在慕尼黑对我的瓦格纳讲演, 发动的无知和杀气腾腾的攻讦,它才使我真正明白,我回国的道路已被中断了。” 14 流亡生活是以“许多星期的颠沛流离和住旅馆”开始的。阿罗萨、班道尔和萨 那瑞—苏尔梅只是1933 年流浪的暂时性前几站。在法国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村子里 (后来在洛杉矶周围),结集了一大批“德国流亡者”:15 安奈特·科尔布、勒 内·希柯勒、尤利乌斯·迈那一格雷费、阿诺尔德·茨威格、里欧·福伊希特万格、 贝尔特尔特、亨利希·曼等等。“我们碰到了阿尔多·哈克斯雷,见到了保尔·瓦 勒里,我们亲身体会到,这些西方唯美主义者并不理解,究竟是什么东西把我们赶 出了德国。瓦勒里甚至觉得,‘纳粹分子们如此地蔑视民族的精神之魂,倒是很可 爱的’,人们回答他:‘如果我们有什么精神的话,倒也许是一件好事。’‘哈, 太妙了,太有趣了’,他高声喊道,觉得这种措辞很迷人。”16——为了寻找一个 安身之处,托马斯·曼考虑了许多“不同的城市”17,巴塞尔,苏黎世,斯特拉斯 堡,布拉格,还有维也纳。到了10 月份,才在苏黎世湖东岸的库斯纳赫特租了一 座房子,一住便是五年。托马斯·曼把1933—1934 年的日记题名为《受德国之苦 》。这段时期的日记、书信,特别是公开的讲话、宣言和报告表明,托马斯·曼对 形势认识得愈清楚,痛苦就愈深沉。1933 年7 月托马斯·曼曾说:“希特勒是大 资本的代理人。”18 一年以后,他说:“纳粹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废话! 它是维护受到社会主义威胁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工具。”19 谁如果清楚 地认识了当时形势的起因,也就会发现:西方民主国家对希特勒所采取的忍让的绥 靖政策,是建立在经济政策中的机会主义之上的。托马斯·曼看到了这一点,因而 他不但对德国的形势发展感到痛苦,进而更对当时历史阶段道德价值的沦落感到忧 虑。在力图无条件保持中立的瑞士,这个所有国家中“最自治,只考虑自己和它的 同胞,最讨厌外国人”20 的地方,托马斯·曼发现自己竟不被人理解。1936 年 初,他的第一篇就流亡问题所做的影响深远的声明,在瑞士引起的只是一片惊讶— —这个声明,是由《新苏黎世报》文艺小品栏主编爱德华·科卢提的一篇题为《从 流亡者这面镜子看德国文学》的令人难堪的评论引起的——托马斯·曼说:“在此, 我公开声明:我作为艺术家过去所做的一切都与我今天和‘第三帝国’斗争的方式 及位置有着一种有机联系。对每一种对此视而下见或不尊重这个事实的荣誉,我敬 谢不敏。”21 毫不客气的反击!而过去很少听到的这种近乎粗暴的语调现在成为 托马斯·曼经常使用的口吻,长期以来,了解他的作品的朋友们就已一再催促他放 弃流亡头三年中对纳粹德国所采取的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克制态度。美国布 克莱的亨利·斯洛科夫和住在莫斯科的卢卡契也如此告诫他。 甚至受人尊敬的西格蒙特·弗洛伊德也在1935 年利用托马斯·曼六十岁生日 的机会,在祝词中表达了他的要求:“即使在黑白混淆,人妖难辨的年代和形势下, 您也会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并将向他人指明这条道路。”1936 年12 月2 日, 德国对托马斯·曼的流亡声明作出了回答:在《帝国广告报》上的取消国籍第七批 名单里,出现了他的名字。托马斯·曼国籍被取消,财产被没收(只有少数家具, 其中有托马斯·曼用来写作的桌子,从吕贝克继承下来的读书时坐的椅子,以及几 的勒内·希柯勒家里,并由他继续运到了瑞士)。但早在同年8 月,捷克斯洛伐克 就根据总统贝奈斯的愿望,经鲁道夫·弗莱施曼介绍,先于奥地利几个小时,向托 马斯·曼提供了捷克国籍。8 月18 日,托马斯·曼就已成为捷克公民,并于1937 年1 月为自己,夫人卡佳,儿子格鲁以及两个未满成年的孩子伊丽莎白和米歇尔领 取了普鲁赛克市的居住许可证。至此,托马斯·曼成为捷克公民的法律程序已经完 成。以此为依靠,他开始和法西斯主义的胡作非为进行更加坚决的斗争。 托马斯·曼没有异议地接受了被开除国籍这个“荒诞而可怜”22 的事实。 随后,波恩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卡尔·尤斯图斯·奥博脑尔宣布取消托马斯·曼 的名誉博士头衔。对此,托马斯·曼把它看成一个“有利的机会”23,亲自声明坚 决果断地脱离并且不承认那个“占据在德国土地上的灭绝人性的统治政权”24。在 这份公开声明中,托马斯·曼写遭:他“与其说是生就的殉难者,倒不如说是命定 的体现者”25。这句名言,后来多次被引用,但它的基本意思早在1933 年致埃伯 特·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就提了出来。从此以后,体现德国精神文化的任务也就落 在了他的肩上。《与波恩的通信》刚一发表,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毁誉不一,然 而人们都承认,这是1933 年以来反对纳粹德国的最重要最有力的文献。 托马斯·曼加强了他在文化战线上的努力。在《与波恩的通信》发表的同一年, 这位在1934 年还对儿子克劳斯出版的第一期《流亡者杂志》持保留态度的人,便 以《自由德国文化双月刊》、《标准与价值》的出版者身份出现了。刊物撰稿人有 纪德、萨特、布莱希特、威尔弗、海塞、布鲁诺·弗兰克、安奈特·科尔布、勒内· 希柯勒、亨利希·曼、格鲁·曼、汉斯·迈耶、恩斯特·布洛赫、瓦尔特·本加明 等。他们一致赞同托马斯·曼提出的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文化概念。托马斯·曼离 开瑞士后,曾于1939 年在《巴塞尔民族报》上,对这一概念做过确切的解释。他 写道,这个概念“是从下面一种认识中产生出来的:即政治和社会活动只构成人类 活动的一部分,它们属于‘人道’这个最高的范畴,应该通过精神把它们包括到这 个范畴之内。如果这个范畴缺少政治的和社会的活动作为它的组成都分,那么它俞 会出现一个危险的,对文化有害的空白。这个认识是经过主观努力得到的,是我的 (德国的——有知识的——市民的)出身和我所受的教育中根本没有的。”26 这 十年中(1930—1939 年),在彻底地反法西斯主义的同时,托马斯·曼坚定了自 己的社会主义思想。放眼四周,环顾这种思想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托马斯·曼当时 认为,弗兰克林·D ·罗斯福的政策证实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点。 被称为“抚养人”的约瑟所推行的以一个专门机构负责社会经济的政策,正是 “新生活”模式的摹仿。1938 年初开始在美国北部十五个首府做讲学旅行时,托 马斯·曼做了题为《论民主的未来胜利》的报告,表示“经济民主和思想民主必将 从自由民主的形式发展为社会民主”。27 这个愿望,也是完全符合当时美国总统 的基本匡策的:即不使用专制独裁这个工具,而通过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广泛监督, 不但使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得改善,而且也达到稳定社会道德的目的。 在这次讲学期间,托马斯·曼决定移居美国。自从1934 年第一次旅行美国以 来,他与这个“新世界”的联系就愈来愈密切。1935 年,哈佛大学授予他和埃伯 特·爱因斯坦(后来他们在普林斯顿成了邻居)名誉通讯博士头衔,罗斯福在其中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紧接着,罗斯福又邀请托马斯·曼和夫人作为私人客人—— “当然没有麻烦德国大使”28——到白宫作客。这虽然不是托马斯·曼与这位伟大 的政治家的最后一次会面,但却是决定性的一次。 因为当时德国“似乎要长期地进行一种史无前例的革命,没有思想,却又反对 思想,反所有高尚的、美好的、正派的东西,反对自由、真理和正义”29。 而面对这种现实,似乎又看不到欧洲民主国家对这种革命的抵抗。托马斯·曼 沮丧、消沉到了极点。与罗斯福的这次会见,使他看到了希望,振作起来了。 他觉得,在对希特勤德国的战斗中,这位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将是他的盟友。 《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这部作品,在变幻无常、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一直是作者 的“避难所、安慰、家园和坚韧不拔的象征,自强不息的见证”30。 它的创作早在德国时就开始了,1926 年底,朋友们得知了这一计划。一年以 后,这部巨著的“引言”和“序曲”——第一章“地狱之行”31——在《新观察》 上发表。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语言和结构方面的所有技巧,所有幽默的、科学知 识方面的主题都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自由的发展。托马斯·曼当时写到:“庄严的 激情和宗教式的狂热都与我无关,我的作品的主题直接来自《圣经》,这就是将要 死去的雅各布对约瑟的祝福:“全能者上帝赐福给你,他赐给你天上的甘霖,地下 的泉水。’”32 托马斯·曼接着写到:“下决心写一部作品,有了素材,就必须 找到一个眼,而这个眼必须具有人们一见到它就豁然开朗的特点,圣经里这段话就 是这样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眼。”如同数年来托马斯·曼力图通过“疾病——健康”、 “精神——自然”、“道德——生活”这样几组对立概念所要表达的一样,上文引 自圣经《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的话,也紧紧围绕着“人道”这个主题。《魔山》这 部“富有教育性的自律”33 小说,已经成为通过调合来征服这些对立命题的成功 范例。这部作品通篇贯穿着“兼容并蓄”34,承认各种互不相容的东西这个人道主 义主题,它是承认这种对立性的标志。在小说《约瑟》的“序曲”中,作者再次捡 起了这些对立命题,并着眼于在更高的层次上扬弃它们。“…… 上帝的默默希冀也许在于这两种对立东西的互相结合,在于使精神真正进入到 灵魂的世界,在于这两种范畴的相互渗透,在于通过一个使另一个也神圣化,并使 它们的结合成为感受上帝的甘霖和泉水恩赐的‘一个新的人类’的现实”35。约瑟 就是这个新的人类的代表,在他身上,“精神和物质得到互相结合和升华”36,他 集异教的犹太——基督教的生活意识于一身,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个新阶段。梅烈 日柯夫斯基曾把这种西方世界早期和晚期生活意识的结合,看作是人类文化发展的 目的。《约瑟》故事所具有的这种错综复杂、极为丰富的各种精神思潮的联系,对 托马斯·曼来说,早在构思时就已经形成了。所以,他既反对别人把他的作品单纯 地看作“犹太小说”37,也拒绝卡尔·科雷伊对此书所做的意义模糊的狭义理解。 科雷伊曾称《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是一部“神话小说”,他的作者是“赫尔墨博士”, 一个刚刚入会的“秘密宗教牧师”38。“我的上帝”,托平斯·曼在《约瑟》的创 作过程中曾对罗伯特·法西承认,“博学多识只是一个面具,一种艺术手段”。 同时,他又写信给神话学家科雷伊,只是语气较前更为谨慎:“把史实年代不 同的事件掺杂在一起,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另外,我在前两卷中也没有 这样做。只是在第三卷中,才从语言方面和神话方面把古埃及的,犹太的,希腊的, 甚至中世纪的东西互相掺合在一起。我越来越把它首先看成是一部语言艺术品,所 有可能的范围都必须为它服务,给它提供素材。”39 这个认识正和歌德晚年的观 点相吻合。在《瓦尔普尔济世节》中,歌德便借泰勒斯和阿那克萨戈拉之口,详尽 地论述了他那个时代关于地球起源的理论。在《东西方诗集》中,他也曾毫无顾忌 地把东方和西方的东西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总而言之,小说《约瑟》所具有博 采各种思想潮流的特点,很容易使人想到歌德的晚年作品。就象歌德的《诗集》中 吸收了当时还刚刚萌芽的对东方文化的各种认识一样,托马斯·曼也利用了当时神 话学研究和考古学的成果。另外,两次到巴勒斯坦和埃及的旅游(1925 和1930, 1925年的旅行较短),也使他熟悉了那里的地理环境。 随着人们对艺术和文学的兴趣不断增长,上世纪末,大量古代绘画、建筑、纸 莎草纸文稿及陶片。这些发现丰富了人们对人类历史的认识,打开了人们对幼发拉 底和尼罗河一带古老文化的眼界。宗教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德国的所谓“泛巴比伦 学派”发现了古代东方神话世界以及它和《旧约》教义的内在联系。腓尼基人的 “增姆茨“,古埃及的“奥西利斯”,古希腊的“阿里多”破认为是圣经中救世主 的原始形象。年轻时的约瑟就喜欢游戏般地藏在那些“陌生的神”的面具之下,清 醒的意识和下意识地在“各种历史踪迹中漫游”40,贯穿在他那神话级的生活方式 之中,而只有当“生活现实”和“处世之道”要求时,才对过去与现在,梦幻与现 实,“意义与存在”41加以区别。——作为素材,托马斯·曼从宗教、神话、考古、 语言史以及并非偶然地把人类的神话意识当作一个重要的类比研究害体的心理分析 那里吸收了多少具有科学性的事实,这很快就被研究者发现了。在他七十岁生日时, 安娜·雅格布森和凯特·汉布尔格尔推出了第一批探源考证和解释性的研究文章, 托马斯·曼对此表示感激和赞赏。 在书信中,托马斯·曼称小说《约瑟》是一部“语言艺术品”,一部“人类之 诗”,一个“史诗般的玩笑”,一篇“滑稽的人类童话”42,并补充道: “他希望写出了一部”43 特别的,以新的方式对人们的欢快心情有所裨益” 44 的作品。事实上,这部作品的语言艺术,达到了作者所要求的一切:新颖动人, 妙趣横生,读来令人心旷神怡。无与伦比的语言笑话,常常使作者贯用的主要手法 “讽刺”45 也相形见绌(“因为纯粹的讽刺是将科学的东西用在与科学无关的和 神话般的事物上”46)。当写及“由谣言完全无必要引起的”约瑟的“妖媚神态” 时,当写及墨姆菲斯这个“有着被无礼地缩写了的死亡名字的世界城市”47 时, 当把“废物”、“上当”也当成一个米奈商人的语汇时,作者使用了许多黑话。底 比斯宫廷侍从使用克里特词汇“Lunch (午饭)和巴比伦外来词“evuieren”(调 查)、“merci ”(谢谢)48,这些都是拿“高贵”49 开玩笑。甚至带有北德色 彩的词汇也被用了进去,如“Kakeln”,“Klatrig ”,50,或者把“学究味极浓 的ON—城”51 的牧师称为“眯着眼晴看人的人”52(另外,他们的宗教学说也表 现了对基督教“三位一体”争论的讽刺)。此外,还套用了英语语法,当一位古 埃及的宫廷高级官员用时髦的,庸俗的“Solange ”53 作辞语时,听起来实在让 人忍俊不禁。这些都是单个例子,只有把它们看作“全部主题结构”54 的有机部 分,才会显示出它们所特有的巨大艺术魅力。同时,它们本身也从一个小的侧面, 显示了作者在写作这部鸿篇巨制的十六年间所具有的惊人的思想和艺术活力。 写完这本书后,托马斯·曼曾把长达四部的系列小说《约瑟》看成一种“人类 的象征”55 和歌德的《浮士德》相提并论。在创作过程中,他“一再”阅读了这 部“世界之诗”56 的第二部分,并受到这些诗具有的语言独创性和“神话幽默” 57 的启示。最后,在约瑟升为埃及“总督”后,作者让这位“神圣的流浪汉”58 说道:“……当然上帝作美,使我能够抚养芸芸众生,自己也变得成熟老练。”59 这句话,和浮士德的临终之言也颇有相似之处。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