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德国 “想到将来有一天,我将在这块既没有赋予我什么,又对我一无所知的土地上 长眠,我总有一种不可理解的恐惧。德国也已成了非常陌生的,我倒很希望在瑞士 树起我的墓碑。”——这段话,是托马斯·曼1951 年在美国写的,是对战后六年 的总结。这段时间内,环顾全球,托马斯·曼异常失望地看到,在美国“罗斯福的 伟大业绩”已被“强大的利益需求彻底地摧毁了”,而在欧洲,“反布尔什维克运 动,这个我们时代最大的蠢事” 正在如火如荼地重新兴起。在这次令人失望的环 顾之后,1952 年,托马斯决定返回欧洲。在此之前,他曾四次访问过这个古老的 大陆。 如同在美国一样,欧洲也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托马斯·曼,这位曾获得“新 世界”所能授予的最高荣誉的人——美国名牌大学的名誉博士,最有影响的国家研 究院以及哲学、艺术和科学研究机构的成员或名誉成员——现在又成为令人尊敬的 罗马国家科学院院士(1947 年),牛津这所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授予他名誉博 士学位,接着是瑞典隆特(lund)大学和英国剑桥(1953 年,托马斯·曼在剑桥 意外地见到了印度学者尼赫鲁,他也被授予名誉博士头衔)。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 舒曼亲自将玫瑰形荣誉勋章呈献给诗人:“法兰西共和国授予您这个荣誉,不仅是 为了表彰您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非凡艺术价值和世界意义,而且也是为了表彰您为 自由和人的尊严所进行的始终不渝的斗争!”“人的尊严”——被打败的德国人在 这方面并没有很多表示,他们所做的,只是极力否认托马斯·曼的人格和他的尊严。 1945 年以后,一盆盆污水就开始瀑布般地朝他头上泼来。是的,对这个国家,托 马斯·曼没有什么奉承话可说。他言行谨慎,处处防备着,担心通过理解便是饶恕 的态度,对德国提出的首先“给予同情,进一步给予特别的体谅和照顾的要求” 有所支持,哪怕这种支持是最小限度的。而这些,别的人做了,且富有成效。托马 斯·曼在柏林艺术科学院时期认识的瓦尔特·冯·莫洛,在德国投降不久,就用平 静的语言(“经历了十二年浩劫之后,历史要求我们克制,真正地克制”)呼吁流 亡者作为“援助者”回来,在托马斯·曼还未及作出详细的回应之前——“令人羞 耻的是,为了写就一份辩白,我竟用了八天多时间”——弗兰克·蒂斯就发言了, 他借以抬高“国内流亡者”来贬低那些流亡国外的人,声称“我们没有离开我们生 病的母亲——德国,对此我们并不等待什么报酬,留在她身边,对我们来说,是理 所当然的”。这种“催人泪下”的哭诉,竟还赢得了相当一部分德国人。然而,事 情并没有简单地终结于这种讽刺挖苦。继蒂斯以后曼弗雷德·豪斯曼宣称,他知道 托马斯·曼1933年从流亡地瑞士写给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的一封信,在这封 信中诗人迫切请求能允许他返回德国。豪斯曼说:“当时他倒希望能返回希特勒德 国,但人家不允许。”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但事情还远远不止于此。在制造 谎言的同时,豪斯曼还捡起托马斯·曼早已过时的《思考》时期的大国沙文主义口 号来教训他,并由此断言,他没有权力在政治上以判决者的身分出现。(恰恰在这 一点上,豪斯曼的论战也确实达到了国际水平,早在1944年,美国一些来历不明的 人就挖出托马斯·曼1914 年一些吹捧战争的散文,借此贬低他,1945 年,一位 名叫埃里克·埃里克森的儿童心理学家,也在伦敦用同样的手法攻击过他。现在, 这种无用的,充满恶意的小聪明又在德国重演。)托马斯·曼的文学作品也同样受 到攻击。曾在纽约《人民报》上刊登“煽动” 文章的阿尔弗尔德·德布林,在他 主办的《金门》杂志上登载了一系列贬低《浮士德博士》的批评文章。汉斯·埃贡· 霍尔特图森也开始对托马斯·曼进行“虔诚的攻讦”,他声称,在托马斯·曼的作 品中,特别是在《浮士德博士》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没有超越感官直党的世 界”。来自吕贝克的声音自然也少不了,听起来又充满了低地德语的气味,“缺少 真正的爱的温暖”(格奥格·贝雷斯博士语)。特别是当《被挑选者》出版后,托 马斯·曼更被称为“预先给地狱加热的司炉”,这当然是最恶毒的脑袋所能想出的 最恶毒的语言。对这种愚昧无知的攻击,托马斯·曼深感痛苦。阿多尔诺,托马斯· 曼在加利福尼亚时的家中常客,曾这样说过:“他的敏感性一直延伸到道德范围内, 他的精神良知反应是如此敏感细腻,以致于最庸俗、最愚蠢的攻讦也会使他感到震 惊。”有段时间,特别是七十一岁的托马斯·曼生病,被迫接受肺部手术期间和这 以后,朋友们,如埃里希·卡勒和赫尔曼·布洛赫,曾试图不让他知道德国人对他 的诽谤。——而当他1949 年为了参加歌德纪念活动,十六年后第一次踏上德国土 地时,便运用自己特有的,善于将事物客观化的冷静,揭露了这场“在德国进行的 围绕着我的著作和我的人格的论战” 的本来面目,从而使自己即刻变成了这场论 战的主人。他说,这场论战“已经不再是文学批评了。它是一场关于德国的两种思 想的论战,一场关于这个国家的精神和道德前途的论战,我只不过是个诱因罢了。” 事情也正是这样,随着对托马斯·曼的每一个评价,作出这个评价的人也随之把自 己置于无情的评价之下。谁要是借自己曾经历了“血”的洗礼,曾团结起来为民族 而战(国内流亡者中间这种论调很流行),谁要是指责他的作品是“毫无血色的艺 术形式主义”(日耳曼文学研究者喜欢如此分类),那么只能表明,他们自己还没 有接受历史的教训,还和当时的反理性主义潮流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敌对者的最后一枚响箭,是托马斯·曼的“亲共产主义”思想。在歌德纪念年 中,他曾在法兰克福和魏玛说:“我不知道什么占领区。我的访问是对作为一个整 体的德国的访问,并不是对某个占领区的访问。”,当时,西方从托马斯·曼的这 些举动中看到的只是侮辱,而他当时没有沉迷于在东德受到的宣传性荣誉接待,不 久便奋起反对乌布利希的暴政统治的情况,公众界都不了解。他们也不知道,托马 斯·曼在席勒年最后一次访问德国时(1955),当时的联邦总统特奥多·豪伊斯曾 认为,托马斯·曼再次访问魏玛是“有意义”的,并建议他进行这次旅行。——然 而,托马斯·曼并不需要这种来自最高级方面的承认。1945 年12 月30 日,在 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的新年致词中,他就自己对国界和意识形态阵线的认识作了 透彻的说明: “容许我坚持我的以整个世界为德国的思想吧!容许我继续占领德国文化的前 沿位置吧!这个阵地,我还将试图体面地保持几年。” 为了完成他的“世界德国 思想”,托马斯·曼并没依托他的民族的生存空间。他在国外流亡的“长年累月” 里所创作的一切,都是“地地道道,无法翻译的德意志的东西”,是“奉献给使用 这种语言的民族的”。已经高龄的他,渴望“再次在德语区生活”。他定居在苏黎 世附近,先在爱雷巴赫租了一个住宅,1954 年在苏黎世湖西岸的柯尔西堡购置了 一座别墅,在这里,完成了他的毕生的著作。 此前,他在美国写成的小说《被挑选者》刚刚发表。一个现代作家,既紧紧抓 住这个流传数百年的中世纪说教诗的每一个事实情节,而又通过“具体化”和“精 确化” 把诗中本来吸引人的东西提炼出来,这在文学史上恐怕还是独一无二的吧! 托马斯·曼曾说,“奥狄浦斯教皇”的故事是他在为《浮士德博士》作研究准备时 在《罗马人的功绩》这本书中发现的。而这部小说所使用的真正原始材料,57 年 前在托马斯·曼的慕尼黑大学讲座记录中已有记载:“赫茨讲授哈曼的《格雷高留 斯》。” 托马斯评价这本书具有那种“伏尔泰式的嘲讽”。 这种嘲讽的语调曾 决定了摩西短篇的语言特点,现在它又再次使幽默诙谐的“低地德语” 成为对西 方“统一世界” 的模仿讽刺。另外,费迪南·格雷高卢费由斯的《罗马城的历史 》也为本书的马罗部分提供了有趣的佚事。但是,不管“小说的精神实质” 是如 何貌似讽刺幽默(早在《约瑟》中就已形成),它所表现的事实——一个罪恶累累 的人被选择到教皇的宝座上来——仍然和《浮士德博士》的神恩思想相吻合,即: “没有魔鬼诱惑的圣洁的生活是不可思议的”,生活的圣洁度“只能用一个人潜在 的罪恶程度来衡量”。 《受骗的女人》在美国动笔,在瑞士完成。这部小说再次以早期作品中表现的 “爱情就是一种对死的向往”为主题,就象小先生弗里德曼(1897),就象阿申巴 赫通过“爱神——死神”塔周,波堤发的妻子牧特·埃姆·埃奈特通过约瑟所经历 的那样。在谈到牧特的故事时,托马斯·曼评论说:“如同在中间一样,开端也是 这样一首歌:和平已经取得,表面上也已得到保障,生活在笑声中无情地横扫这座 忠实的人工建筑,战胜与凯旋,陌生上帝就要到来。” 在《受骗的女人》中,这 首歌最后一次响起,但变成了一首和解之歌。这种和解的主题也使罗莎丽·冯·提 姆勒,这位受骗的女人——也许和约翰福音有相似之处——认识到,死亡是“生活 的伟大工具”;“如果死亡能为我换得复活和爱情欢乐的形象,那么这就不是欺骗, 而是善良和仁慈”。《克鲁尔》还在继续创作之中,这是一部洋洋大作。它的创作 是有风险的,很容易滑进“浮士德的模式”。不是吗?以骗子为题材的形式创造出 来了,它已足以容纳一个丰富的人生的经历和思想;而主人公对艺术的业余爱好— —“这种不求甚解的爱好攫住了我们,它在生活中不断以各种方式出现,使我们听 其摆布”——又促使他,按照保尔·布尔热的心理学规则,“继续浮想连翩,进入 一个新的天地”。 和《克鲁尔》非常相似的早期小说《巴亚楚》就是按照布尔热 的理论写成的。这样,托马斯·曼将自己全部作品中的主题交织在后期的“诙谐” 手法之中,与《克鲁尔》连接起来。弗利克斯投向珠宝橱窗的贪婪的眼光,就是巴 亚楚的眼光,兄弟姊妹之间“互相爱慕” 这种自恋的,相亲乱伦的欢乐和诱惑已 经在《威尔松之血》和《被挑选者》中表现得淋漓尽致,1775 年的里斯本大地震 也是《魔山》中那些富有教育意义的话题之一。另外,描写克鲁尔在古生物学,地 球史方面的学习经历的那些“浮士德式”章节,也可追溯到《魔山》。这些经历, 克鲁尔在叙述他扮作德·维努斯塔侯爵所做的“世界之行”时,曾向他的母亲做了 有趣的描述,他所受的“教育”包括“许多新的认识方式,认识对象和所受到的教 诲,确实涉及到存在的所有形式,以及通过原始交媾而从这种存在中产生出来的有 机生命,也就是说,从石头一直到人”。他经历的事情也确确实实非同寻常:豪普 雷夫人用雨果《欧那尼》中的诗句给他写信,库库克教授向他指出鼠脑与人脑之间 的类似结构(一个解剖学——生理学课题,至今世界上还有几个医学家致力于研究 此一课题)。 1910 年,托马斯·曼告诉亨利希:“我在为这位骗子收集资料,作记录和研 究,它肯定是我最奇特的作品。” 托马斯·曼使用过的原始资料被保存下来了。 象在“使节大酒家的花园似房顶平台上” 举行晚宴一节,直至每个细节托马斯· 曼都是从《受到热浪袭击的世界之城中的绿洲》这本旧期刊的详细的图片说明中得 到的。从客人的签名来看,住进这个酒家的都是往日的欧洲显贵:凡多姆公爵和夫 人,希腊王子格奥格和王妃,邓南遮。在小说中,他们都成了无名无姓的跑龙套角 色,而只有作为过去时代极好象征的“宽大的、高高隆起来” 的女士帽还显得有保 存下来的价值。如果这部著作得以完成,那么在第二部分托马斯·曼肯定会叙述克 鲁尔受到教皇的接见,毫无疑问也肯定会又把自己的经历写进去:1953 年,托马 斯·曼和夫人访问年轻时住过的罗马时,受到了教皇皮乌斯十二世的接见。在未完 成的《自白》中,他对此已埋下了伏笔:“在那儿人们甚至要跪下,这肯定会使我 得到极大的乐趣。人们还要说:‘教皇陛下。’” 一位老人的创作和生命在重复 的回忆和对时政的关注中,慢慢向终点走去。和歌德一样,托马斯·曼亲身体验到 :“长寿便是比许多人活得更久。”大儿子自杀了,弟弟维克多尔和哥哥亨利希, “这个最怪僻的人”, 先后辞世了,弗兰克、威尔弗、贝尔豪夫曼这些朋友们也 在流亡中死去了。——“真正是多余了,寂寞了,悲愤了,疲乏了”。然而,尽管 如此,他还是受到义务的“苟求和纠缠”,应接不暇。他一一履行了这些义务,满 足了这种要求,不疲倦地坚持上午写作,下午答复各种信件。只是动了那次大手术 后,他再也不能回到写字台前了,只能坐在沙发的一角,面前放上一块斜面本版, 伏在上面写作。这位从本世纪初以来,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批判性解释和创造性发展, 后来又对它发生了巨大影响,并在它遭到否认的年代里又以他特有的“欧洲自信心”保 存了它的人,这位按照歌德的说法,看到自己的作品的影响在一场场争论中不断扩 大的人,这位在一片荣誉声中不断“怀疑自己”,并在他最优美的论契诃夫的散文 中将敢于“怀疑艺术创作的意义和价值” 称为知识分子的诚实正直的高尚品德的 人,从“本来低沉的情绪”中——就象卡佳·曼在《自白》取得巨大成功时候,1954 年底对朋友们讲的那样——一再振作起来。他要直接去吸引人,使他们喜欢自己。 “现在在我身上,倒一下子有了一点艺术大师和演员的才气”,七十八岁时,老人 曾这样说过。他开始公开讲演。在苏黎世、维也纳、慕尼黑、法兰克福、科隆、杜 塞尔多尔夫、汉堡、吕贝克,各大剧院和音乐厅的舞台向他开放了。着了迷的听众, 一次一次领略了他在讲演中所杜撰的海市蜃楼。他要带头欢乐起来,因为“有理由 的笑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他的讲演富有魅力,表达准确,用词严谨,听讲的 人,有幸欣赏过这一切的人,也许在所有“欢乐”之中,超越了“更高的幽默”而 发现那贴切自如的遣词,每一个词的和谐和掌握都是与讲演者明晰的思维溶为一体, 不可分割的。 1955 年,托马斯·曼在生命最后一年的1 月份写道:“……开始乱哄哄了, 5 月份席勒庆祝活动,将在斯图加特、慕尼黑、魏玛、瑞士演说。紧接着是我的八 十岁生日,现在我可以看出,在这个生日上,一切都可能发生,以致使我不能活得 更久。” 最后几次讲学旅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和荣誉,因而一路凯旋。托 马斯·曼对席勒的高度评价,“整个德国”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成,甚至受到深深的 感动。在荷兰,皇家授予他高级勋章,在柯尔希堡,瑞士联邦总统马克斯·佩提特 皮尔勒出席了他的生日庆祝会;美国的朋友也来了。法国知识界,由马丁·弗令柯 尔(巴黎)发起,呈递了一份致敬信,签名者除其他人外,还有老一辈的政治家维 森特·奥里欧、埃多阿·赫里欧,还有萨特、加缪、奥涅格、米约、马克斯·夏伽 尔、毕加索,以及高级时装设计家皮尔·巴尔美。埃里卡·曼,父亲的“爱女”, 在这一年的旅行中几乎总是陪伴着父亲。她在一本忠实、聪明的《报告》中,记载 了这些旅行所经过的地方。她写到,在节日般的熙熙攘攘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托马斯·曼还在为这个世界的政治前途担忧。正是这种忧虑,促使他在席勒讲演的 最后,疾声呼吁“博爱、和平和人们对自己的尊重,只有这种自珍自尊,才是人类 拯救自己的出路。”回过头来看,对母城吕贝克的访问,只是托马斯·曼一生旅程 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但却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五十年前,他在这个城市的一家报纸 上登载了一篇对《布登布洛克一家》的辩白,讽刺性地写到他的“乡亲们”,说他 们曾背后议论:“怎么可能呢?这位曾在我们中间跑来窜去,上学时出奇地懒惰而 又不干正事的小小的托马斯·曼,竟是一个诗人,一个正儿八经地,想进入文学史 的作家呢!” 而现在,在那座他父亲曾以官员身分步入的市政府的“历史性大厅” 里,他以名誉市民的身分站在他们面前,受到欢迎。象原来当学生时一样,他现在 又在市剧院里欣赏《罗恩格林》,住在特拉弗明德,离雅伯和董埃斯科布打过架的 地方劳伊希弗尔德不远。他又重新看着孩提时就喜爱的海,也肯定看到了,托尼· 布登布洛克和莫尔登·斯瓦泽柯普夫曾经坐过的“石头”。他感谢这次重逢,把它 看作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中经历的“最伟大、最令人感动的一瞬”。这次重逢,建 立了他与故乡“姗姗来迟的,永久的和平”。 托马斯·曼开始在诺德维克休养。7 月20 日患上血栓形成病,23 号用飞机 送到苏黎世,在州医院继续接受治疗,没有效果,1955 年8 月12 日,托马斯· 曼在刚刚入睡以后,死于动脉硬化症。 人们没有料到这位八十岁老人的谢世。他的思想活力,直到晚年仍未减退。许 多创作计划也早已拟好。 “即使活到一百二十岁,我也不会缺少要写的东西”,七十七岁时他曾这样说。 他完成了一个有关路德的戏剧——《婚礼》——的准备工作,很早就想将歌德的《 阿奇勒斯》断篇用散文续完,还想写一部“埃拉斯姆斯——小说”。他不可能完成 这些东西了。这一点他已经意识到了。他觉得,太可惜这些计划了,要完成它们, “舍我其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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