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初谙政事 如果说进入牛津大学是一个惊喜,那么离开牛津大学就是另外一种震惊了。在 牛津,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乐此不疲地在化学领域里探索,热衷于校园 政治。要告别这一切真是一种痛苦。 为帮助应届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牛津大学新成立了一个职业介绍委员会, 该委员会安排我参加了几个单位的面试,其中之一是帝国化学公司在北方的一家工 厂,地点我想大概是在比灵赫姆。几位经理对我们这些求职者进行面试,并写下了 书面意见,交给总经理。总经理最后对我们进行面试。在接受面试时,我发现经理 们给我写的评定意见放在桌子上,我忍不住从桌子对面偷看一眼。这些评价有的令 我鼓舞,有的令我不安。一位经理写道:“此女子个性大强,不宜在此工作。”我 一共参加了三四次这样的面试,虽然均未成功,但我很喜欢这样的考试。不仅仅是 因为我被带人了一个新的工业世界,还在于那时的主考者均彬彬有礼,乐意倾听每 个人讲述他们个人的抱负和憧憬。我最终被BX塑料公司的研究开发部录用,该公 司就在科尔切斯特附近的曼宁特里。BX塑料公司生产一系列工业用和民用塑料产 品,包括胶卷。 很少有人喜欢一项新工作的开始阶段,我也不例外;当初我同该公司负责人面 谈时,我理解我的职务大概是研究开发部主任的私人助理。我一直期望得到这个职 位,因为我想这个职位使我能更多地了解公司是如何运作的,并施展我在化学知识 及其他方面的才能。但我报到上班时,公司说那个职位的工作并不多,因此我就又 穿上了白色工作服,一头扎进了那丰富多彩的塑料世界里。研究与开发部作为一个 独立的部门刚刚成立,万事开头难。但到1947年圣诞节前夕,我已经有了一两 个朋友,一切变得容易多了,我的上司帮助我渡过了这个难关。研究与开发部也已 搬到劳福德附近的一幢相当漂亮的房子里。像公司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我也住在科 尔切斯特。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小镇,我在镇上找到了舒适的住处,班车每天接我们 去劳福德上班。 同以前一样,我还是离不开政治。工作后,我立即加入了当地的保守党协会, 积极参与党的各种活动。我特别喜欢参加一个叫做“39—45”讨论小组的活动。 在那里参加过二战的保守党人聚在一起,互相交流看法,就当时各种政治话题各抒 己见。我也尽可能地与一些如爱德华·博伊尔那样的老朋友保持联系。爱德华后来 在1950年大选中,被选为伯明翰选区议席的保守党候选人,1948年10月, 我作为牛津大学毕业生保守党协会的代表出席了兰多诺保守党年会。本来校友会希 望我在大会上讲话,附议校友会提出的一项关于对取消议会中大学席位表示遗憾的 动议。那时大学毕业生在议会有自己的席位,他们除在居住地所在选区投票外,还 有权在其大学投票。(我支持为大学设专门席位,但不支持大学毕业生有两次投票 权。我认为应该让毕业生选择在大学或其居住地所在选区投票)。本来那将会是我 第一次在保守党年会上讲话,但后来一位来自城市的先生成为附议者,因为城市的 席位也将被取消。 没能讲话给我带来的失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而且是以一种大大出乎意料的方 式。有一次,我参加完了一次讨论会后,同别人探讨起未来想干什么的问题。年轻 人经常谈起这样的话题。一位牛津时的朋友约翰·格兰特说他认为我将来会想当一 名议员。“嗯,是的。”我回答,“但希望不大,目前我被选为议员候选人的希望 几乎为零。”我当时还应该说,我没有工资以外的收入,根本当不起议员。我甚至 没有去争取被列入希望参加议员候选人选拔的人选名单。 同一天晚些时候。约翰·格兰特碰巧同达特福德保守党协会主席约翰·米勒坐 在一起。那时,协会正在物色一名候选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谈话是这样的: “我知道你们还在为达特福德物色一名候选人。”(大选最迟必须在1950年举 行,还有可能提前,而达特福德仍未物色到人选,这使保守党中央总部非常着急。) “是的,有什么建议吗?” “有个年轻妇女,玛格丽特·罗伯茨,你们也许可以见一下面,她真不错。” “是吗?但达特福德是个工业重镇,我想一个妇女恐怕不行。” “当然,你是行家里手。但为什么不可以先见见她呢?” 他们同意与我见面。星期六,我应邀与约翰·米勒、他的妻子菲及达特福德妇 女协会主席弗莱彻夫人在兰多诺码头餐厅共进午餐。 他们大概是对一位妇女成为达特福德议员候选人持有异议。虽然如此,他们对 他们见到的这个人还是喜欢的,我跟他们也很谈得来。米勒夫妇后来成为我的亲密 朋友。弗莱彻夫人很有风度,我很快对她产生了一种敬慕之情。午餐后,我们沿着 码头走回会场,找个好座位,听党的领袖温斯顿·丘吉尔发表演讲。大会开了一周 了,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他。那时,党的领袖并不出席年会,只是在星期六的最后 集会上露个面。自然,他讲话的重点是外交事务。因为那时苏联封锁柏林,西方向 西柏林空运日用物资。他传达的信息是令人忧郁的。他说:只有美国的核武器才能 保护欧洲兔受共产主义暴力,并警告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正可怕地向我们逼近。 直到12月我才收到达特福德的通知,要我去位于市里奇街的保守党中央总部 面试,这里离议会不远。同其他许多有望成为候选人的人一样,12月30日星期 四晚上,我坐到了选拔委员会的瓦前,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非政界人士很少有人能 懂得这样的场合多么让人神经紧张,忐忑不安。不感到紧张的面试者很可能发挥不 好。因为懂化学的人都会告诉你,如果你想有上乘表现,你的肾上腺液需要流动。 我很幸运,桌边有几个人对我比较友好,当然在这种场合,这对一名想进入政界的 年轻女子来说,既有好处,也有不利。 我通过了这次面试,他们还通知我去达特福德参加下一次面试。1949年1 月31日星期一,我应约到达特福德布尔饭店,向约由50人组成的达特福德市保 守党协会执行委员会发表讲话。同其他5个参加面试者一样,我需要发表15分钟 的讲话,然后再回答10分钟问题。 更有可能给我带来麻烦的正是那些问题。当时许多人本来就对妇女候选人抱有 很大的成见,对妇女竞选达特福德这样的工业重镇的席位更加如此。毫无疑问,这 是男人的世界,连天使也不敢涉足。当然,还有,保守党人赢得这个席位的希望很 小。当然,即使像埃布韦尔那样被认为是工党有把握获胜的席位,参加候选人角逐 的保守党人也不会道破保守党获胜希望渺茫这一点。在芬奇利,工党议员比保守党 议员候选人多得两万张选票,这种差距是难以消灭的,但也许,这个谁也不愿意点 破的事实反而对我有利。为什么不冒险让年轻的玛格丽特·罗伯茨当候选人呢?保 守党不会输掉什么,却能做更多的有益的宣传。 一次政治活动成功的最可靠的信号是你感觉还不错。在达特福德的那个晚上, 我感到很顺利,事情的结局证明我的自信是对的,我被选中了。会后,我留下与协 会的干部共进晚餐。因为不仅候选人如释重负,选拔者也可以不再做批评者,而成 为候选人的朋友。我感到有些如坠雾海,但很高兴。大家给我这个年轻候选人提了 很多建议,告许我许多事情,并主动表示愿意帮助我。有些政治家经常被问及“你 究竟为什么那样做?”,以上这些友好举动可以提供部分答案。 下一步就是争取党的总部的批准。一般的程序应是候选人先获党的批准,再参 加选拔。但我获委员会选拔通过后第二天去中央总部会见妇女主席玛乔丽·马克西 小姐时,却未遇到任何困难。几个星期后,我应邀参加一个晚宴与党的主席伍尔顿 勋爵、副主席J·P·L托马斯、马克西小姐及地区代理贝丽尔,库克小姐见面。 在以后的几年里,玛乔丽·马克西、贝丽尔·库克成为我的坚定支持者,她们给了 我许多有益的建议。 选拔通过后。下一步是正式任命。正式任命会议是候选人给协会全体人员留下 一个好印象的第一次机会,所以这样的场合具有心理上的重要意义。由于当地新闻 界应邀出席,这也是一次在当地扩大影响的机会,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父亲 的光临。这是第一次我和父亲站在同一讲台上在同一个会议上讲话。父亲谈起他的 家庭如何一直支持自由党,而现在是保守党人举起了老的自由主义的旗帜。我讲话 的主题在内容上有些格莱斯顿式,形式(长度)上却不尽然。我强烈主张“政府应 该去做任何称职的家庭妇女在钱紧张时要做的事——检查自己的帐目,找出问题”。 2月底的正式任命会议以后,达特福德市保守党协会的两位要人,索华德夫妇 邀请我出席他们为我安排的一次晚餐。他们的房子位于达特福德选区的埃里斯,离 索华德担任董事的阿特拉斯防腐剂公司不远。该公司生产油漆和化学产品。索华德 的老板,公司的总经理出席过我的正式任命会议,也是晚餐的客人之一,就这样我 邂逅了丹尼斯。 一见到丹尼斯,我立刻感到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他了解政治至少不比我少, 他对经济了解得更多。他的职业爱好是油漆,而我的职业兴趣是塑料,看起来这种 友谊好像缺乏浪漫的基础,但这些共同爱好使我们很快建立了对科学的共同兴趣。 从当晚的宴会中我发现他的观点是纯粹的保守主义的观点。 晚宴后,丹尼斯开车送我回伦敦,以便我能及时赶上回科尔切斯特的午夜火车。 晚上开车,这段旅行时间并不长,但这段时间不长的旅行足以使我发现我们俩的共 同点还很多, 丹尼斯酷爱读书, 尤其喜欢读历史、传记和侦探小说。他好像读过 《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的每一篇文章。我们还发现我们都喜欢音乐:丹尼斯喜 欢歌剧,我则喜欢声乐。 从那以后,我们经常在选区的一些活动中见面,也在其他场合频频相见。他风 格独特,有锐气,偏爱快速车,开一辆“美洲豹”。他长我十岁,比我更诸世事。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见面谈论的多是政治,随着见面越来越多,我们也去看些话剧, 或共进晚餐。像其他恋人一样,我们也有我们喜欢去的餐馆。一般的约会要到索霍 的小面食店。具有特殊意义的约会要到菲茨罗维亚的“白塔”、泽迈街的法国餐馆 以及“绿藤”。丹尼斯十分细心,会关心体贴人,使我很高兴。我首次参加达特福 德的选举运动后的圣诞节,丹尼斯向我赠送了一份非常别致的礼物,是一个带银盖 的水晶化妆粉盒。我至今珍藏着这份礼物。这时,我开始认定丹尼斯是认真的。 我们本来可能很快就结婚,由于我酷爱政治,而他喜欢橄榄球,所以星期六我 们总是各有各的事,无法约会。但为弥补约会不成的缺憾,他对我的选区的工作提 供了巨大的帮助。一有问题立刻解决,所有的后勤杂务均由他安排周到。实际上, 他向我求婚及我们订婚的事无意中也在政治上帮了我的忙。选举的前一天,贝丽尔 ·库克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将我订婚的消息透露出去,期望最后再为选举助一臂之 力。 对于丹尼斯的求婚,我认真地考虑了很久,以前,我把我的心思全都用在政治 上,没有真正把婚姻问题列入我的计划。我因此就没有考虑此事,只想有一天婚姻 问题会水到渠成,自然解决。我知道丹尼斯在二战前结过婚,战后婚姻破裂,他请 求我做他的妻子也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越是考虑,越知道我该怎么办。只有 一个答案是可能的,40多年后的今天我感到当时决定说“同意”是我做出的最好 的决定之一。 在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考虑离开BX塑料公司及科尔切斯特。当上达特福德 的议员候选人后我更觉得我应该在伦敦找一份新的工作。我已告诉选拔委员会我将 全力以赴参加竞选,我确实想这样做。从性格上讲,我不会三心二意。因此,我开 始在伦敦找工作,年薪应在500英镑左右。虽然这个数目在那时也不算大,但如 果要求不高的话足以使我生活得比较舒适。我参加了几个单位的面试,发现雇主不 大愿意录用一个为了从事政治而辞去以前的工作的人。我绝不会去掩饰我的政治追 求,更不会放弃它,所以,我继续找其他工作。最后,位于哈默史密斯的J·莱昂 斯公司的实验室录用我作食品研究化学师。这项工作理论性比较强,因此,我对这 个职位比对BX塑料公司的工作更为满意。 不久,我搬到了达特福德选区的新住处。实际上,从各方面来讲,达特福德成 了我的家。我的房东全家对我关怀备至,无以复加。对人友善是他们的天性,他们 又都是坚定的保守党支持者。米勒夫妇也悉心照顾我。晚上参加完会议后,我经常 到他们家去喝咖啡,放松放松。我在科尔切斯特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就经常到他们家 度周未。这个家庭和睦祥和,好像每个人都想尽情享受生活,因为战争的困难时期 已经结束了。我们也定期地参加一些政治性或非政治性活动,女士们总是精心打扮, 穿得光彩照人。约翰·米勒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与米勒夫妇住在二起,他是我的 好朋友。每次有聚会,他都送我一支粉红色康乃馨,让我插在衣服上。 我经常开车到北肯特郡的其他选区。达特福德、贝克斯利希思(特德·希思是 候选人)、奇斯尔赫斯特(帕特·霍恩斯比—史密斯)及格雷夫森德(约翰·洛) 四个选区合作密切,莫里斯·惠勒任四个选区的主席。他时不时地邀请我们到他家 聚会。他的房子“弗兰克斯”很大,在霍顿柯比。 那时,达特福德的席位是四个选区中最难赢得的,所以,毫无疑问在它的邻近 选区眼里也是最不重要的,虽然达特福德人不这么看。从政治上讲,把有把握获胜 的选区与毫无希望获胜的选区联系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如果在毫无希望获胜的选区 建立起活跃的组织,就很可能把你们的竞争对手的支持者从你们希望保住的政治阵 地上吸引走一部分。这正是中央总部希望我们做的一部分工作,以便帮助特德·希 思保住贝克斯利这个能赢得的席位。 这样,我认识了特德。他已是贝克斯利的候选人,中央总部要我到他的选区去 讲话。特德已较有名气。他参加过二战,被授予中校军衔。他的政治经历始于30 年代后期支持一名反慕尼黑协定候选人参加牛津的补缺选举之时,他也因此赢得中 央总部及四个选区协会的尊敬。他这个人十分爽快、逻辑性强,他总能列出4个目 标或5种攻击的方法。一见面,他的这种性格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一方面与选 区的工作人员十分友好,但另一方面又总是领导者,“候选人”,或“议员”,这 使人觉得即使在他最和蔼可亲的时候,他仍有些与众不同、孤芳自赏。 他的邻近选区奇斯尔赫斯特的候选人帕特·霍恩斯比一史密斯则与他截然不同。 她热情奔放,富有活力,是一种明星式女政治家,1946年她发表的一次极富煽 动性的右翼演说轰动了保守党大会。她总是十分乐意帮助年轻同事,到全国各地演 讲。我和她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在她举行的非正式晚宴聚会上进行政治长谈。 1950年选举到来之前,我们就感到保守党力量开始恢复。这种恢复与其说 是保守党内对其政策进行重新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保守党人及全国人民对艾德礼 政府主张的社会主义作出的强烈反对的结果。安奈林·贝文在1948年7月把保 守党描述为“害鼠不如”,像我这样年轻的保守党人正好借机发扬英国人历来善于 自我嘲讽、自我贬低的传统以表示对党的忠诚。我们在外出活动时戴上一枚“害鼠” 像章,是一个蓝色小老鼠。谁吸收了10名党员,就戴上一枚像章。这些人被称为 “恶鼠”。谁吸收了20名党员,就成了“大恶鼠”。这样,党内人员自然而然地 分成了几等。有个居住在特威克纳姆的某个地方的人被“封”为“鼠王”。 我倒是克利门特·艾德礼的崇拜者。他为人严谨,是个爱国者。艾德礼与90 年代的政治家不同,他注重实质,从不哗众取宠。他的政府确实十分激进、急于改 革。1945年的工党宣言是一个十分左的文件。现在看来,这一点更清楚。战争 刚刚结束,大家大谈特谈的计划、国家控制均是战时的用词,所以人们无法真正掌 握其全面的影响。实际上,计划与国家控制是对商业、资本主义及市场的全面攻击。 这种观点的基本理论前提是,“除了战争期间以外,我们是否充分利用了我们的生 产能力令人怀疑。我们必须纠正这种情况。”认为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决定把资源用 在哪、不用在哪更符合国家利益。提出国有化、控制、计划,不只是或不主要是基 于社会的原因,而是基于经济的原因。认为有害的垄断只出现在私营部门。因此, 钢铁工业国有化的理由是“只有公有制代替了私人垄断,钢铁工业才能是高效的”。 其中最为激进的也许是工党对土地的态度。工党清楚地表示地方当局强行收购土地 仅是一个更全面计划的开始,因为“工党主张土地国有化并将为此努力”。 工党政府在实现其竞选宣言中提出的具体诺言是极有魄力的。没有人会怀疑工 党实行社会主义的记录。而人们攻击工党的目标显然是社会主义带来的经济后果: 货币贬值和再次出现通货膨胀。庞大的公共开支使所得税的标准税率几乎与战争时 期的税率持平,即每英镑上税9个先令。战时的各项控制非但没有取消反而扩大了 范围,例如1946年又对面包实行配给制,一年后土豆也实行了配给制。因此, 1950年的竞选运动就是围绕以上这些对任何当时执政的政府都极其危险的问题 展开的,而我对这些问题则应付裕如,可以把高深的理论主题与更为实际的“面包 与黄油”问题结合起来。 1950年的保守党宣言是一个匠心独运的文件,它既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社 会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又提出了一系列谨慎的具体的誓言,以改变现状。它强 调了通货膨胀的后果、经济管理混乱、浪费及官僚主义的情况。我对宣言关于外交 政策的明快的表述特别满意。 但保守党也比较谨慎,没有承诺马上停止配给制,或者大规模取消国有化,也 没有承诺做任何可能在社会保障或保健服务方面引起争议的事情。宣言多次以积极 的方式提到工会“运动”,将其描述为“对我们的经济和工业生活的正常运作是必 不可少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可能最易受到攻击的三个领域是失业(选民对30年 代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记忆犹新,却不会记得第二届工党政府期间失业率已经攀升, 而国民政府期间失业率下降了) 、 福利国家(许多人认为我们想取消)及所谓的 “战争贩子”论调(工党政府的灵活路线可能使丘吉尔关于冷战的言辞显得极端, 而不是有先见之明——丘吉尔的判断确实富有远见)。这些问题是我在1950年 及1951年的竞选运动中的公众集会上经常谈及的问题。 1950年竟选运动的那几周是我感到最疲惫的几周。对我来说许多事情都是 新的,而且新手总是缺乏后劲。与今天的选举不同,那时候几乎每个晚上参加公众 集会的人都很多。因此,我就得白天找时间准备晚上的讲话稿。我还要给选民写信, 争取支持。大多数下午的时间都是用来上门游说,有时候,用大喇叭来宣讲,算是 稍作放松。我的家人给了我很大帮助。父亲来讲话,姐姐也来帮忙。 大选前,威廉斯夫人(资深关税改革者、多年担任克罗伊登选区议员的赫伯特 ·威廉姆斯爵士的夫人)建议候选人参加竟选活动时应有特定的穿着方式,以便大 家互相认识。我对她的建议十分认真,到牛津大街的伯恩和霍灵沃思商店购买了一 套适合参加竞选活动时穿的黑色套服,买了一顶帽子。我就穿着这套衣服,戴着那 顶帽子去参加竞选活动。为了更容易辨认,我还在帽子上系上一根黑白相间的带子, 打结处呈蓝色。 当然,如此小心翼翼是否必要却是另外一件事了。有多少24岁的女子会在爱 里斯购物中心站在肥皂箱子上演讲?那时候,妇女候选人大多是不去工厂游说的。 但我去了,工厂内外都去过,总是受到比较热烈有时也颇为嘈杂的欢迎。达特福德 的社会主义者有些忐忑不安,直到他们的候选人——在任议员诺曼·多兹也受到同 样的待遇,他们才放心。我只是不喜欢去小酒馆,我自己一个人是决不会去的。某 些畏难情绪很难克服。 我很幸运有诺曼·多兹这样的竞选对手。他是一位纯粹的、颇有骑士风度的; 日式社会主义者。他知道他将获胜,因此,他很大度,愿意给我这个观点与他遇然 不同的雄心勃勃的女子一次机会。我正式成为候选人后不久,他就提出与我在当地 的文法学校的大礼堂进行辩论,我欣然接受挑战。他和我先分别致辞,然后回答提 问,最后分别致结束语。各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嘈杂得很。竞选运动期间,我们 又进行了一次同样热烈的难分胜负的辩论。大家只就有关问题和事实进行辩论,而 不进行人身攻击,这使辩论很有意思。有一次,一家全国性报纸报道说,诺曼·多 兹认为我很漂亮,但获胜机会很小,智力不佳。这位善良的社会主义绅士马上给我 写信,说他并没有说过那些话——或者至少没有说过最后一部分。 我的公众集会总是人很多。由于人很多,在大会开始前20分钟就把会场的门 关上并不是稀奇的事。当然,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女人本身就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人 们对我都有基本的礼貌,我们可以加以利用,而今天的女权主义者已基本上使这种 礼貌丧失殆尽。有一次,我到选区的某地参加一个公众集会,发现在集会上讲话的 前空军部长贝尔福勋爵受到某些提问者的非难,场面有些混乱,大家已经去请警察 来帮忙了。我告诉组织者不要让警察来了。不出所料,我一登上讲坛开始讲话,台 下的骚动开始减弱,基本恢复了秩序,如果说不是真正的和谐的话。 我也很走运,作为候选人我受到国内甚至国际媒体的关注。我只有24岁,是 参加1950年竞选运动的最年轻的妇女候选人。这本身就是大家评论的话题。有 的报纸请我就妇女在政治中的作用写文章。我的照片刊登在《生活》杂志及《伦敦 图片新闻》上。《伦敦图片新闻》是许多从政的大人物常读的报纸,我的照片也登 在了西德的报纸上,他们称我为“富有魅力的小姐”(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这么称呼 我了)。 我杜撰了两个口号,不怎么含蓄,十分直截了当。一个是“投右派的票,保住 剩下的东西”,另一个更有针对性,“不要腐朽,赶走无能”。邵使在那时,我讲 话也从不大谈意识形态。我在罗菲尔德街的教堂大厅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说: “我们正在参加这个国家从未有过的一次伟大战役——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战 役。一种将必然导致奴役,另一种则通向自由。我们的对手企图让你们相信保守主 义是少数人的特权。而保守主义保护我们民族遗产中一切伟大和优秀的东西。保守 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是那就是国家团结。我们主张国家的团结一致,而不是 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你们无法靠传播嫉妒与仇恨来建设一个伟大的国家或人 类家园。” “我们的政策不是建立在嫉妒或仇恨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每个人的自由之上的。 压制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鼓励成功,鼓励勤奋进取。1940年,这个 国家奋起反抗专制,不是要求实行国有化,而是要求自由。” 当我在当地的文法学校得知达特福德的计票结果时,我感到我们所付出的艰辛 是值得的。我使工党的优势减少了6000张票。全国选举结果揭晓前的那天凌晨, 卡姆罗斯勋爵邀请了议员候选人、议员、部长、反对党人士及社会名流参加他在萨 伏伊饭店举办的《每日电讯报》聚会。我在这里获悉全国选举结果时既高兴又有些 难过。高兴的是保守党使工党在议会的优势由146席降至5席。难过的是,保守 党仍未取得选举的胜利。 在这里,我应特别提一下我作为达特福德的候选人的一次特殊经历。有一次, 我应邀去主持保守党在奥尔平顿举办的一次募捐会的开幕式。有些人劝我算算命, 我不太情愿地同意了。有些算命先生喜欢水晶球,而这个算命先生显然喜欢珠宝。 他让我把我的珍珠项链取下来,让他摸摸,以寻求神灵的指示。算命先生的结论当 然是十分乐观的,他说:“你将很伟大,像丘吉尔一样伟大。”大多政治家都有点 迷信,我也不例外,但我仍觉得他说得有些滑稽可笑。当然,人们都希望有好运, 因此,任何可能带来一些好运的东西均受欢迎。从那以后,我认为我的珍珠会给我 带来好运。我的珍珠好像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