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商海觅得生死交 股东以何善衡为主,何贤被推为银号的经理。那一年他正值19岁的“黄金时代”。 自那以后,三位年轻人同舟共济,成了生死之交的好友,直至后来这三位都成了金 融巨子,腰缠万贯,而何贤更是一颗闪烁光芒的新星。 合股经营银号,可以说使何贤崭露头角,充分表现了他做生意的天赋。何贤不 像现在的华尔街金融巨子们,读过哈佛大学的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之类,一套 套理论武装着头脑。何贤靠的是直觉和经验,十三行附近的几家茶楼,都是银号老 板和经纪人聚会的场所。有时,年纪大的老板们还会向年轻人摆摆龙门阵,讲述自 己当年过五关斩六将或败走麦城的传奇…… 每逢这些时候,何贤从不马虎,他总是认真听、用心记。茶楼成了他学做金融 生意的课堂。 1936年的一天清早,何贤照例来到茶楼,刚坐下品茶听着别人闲聊,忽听说最 近有人搜集“兑换券”,说这种纸币行情看涨。何贤听了,心里“咯噔”一动。那 兑换券是国民革命军东征,从福建返回广东后,孙中山命令当时广东省银行行长程 天斗发行的。当时,广东银行发行的兑换券是现兑的。也就是说,兑换券不是由 “广银”预先贮备准备金而发行,而是由老百姓拿银元到银行现兑现发,兑换多少 发行多少。实际上,这种纸币的准备金为百分之百,由于它较银元方便携带和使用, 发行后商民乐于使用。后来,这种纸币因为陈炯明叛变而停止兑换,因而当时人称 该银纸又为“陈炯明银纸”。 1924年,孙中山曾命当时的省长廖仲凯组织纸币委员会,宣布维持兑换券之使 用,并回笼一部分。但不久刘震寰、杨希闵叛变,使孙中山维持这种兑换券的计划 又落空了。1936年,人们甚至已用这种纸币生火,小孩子当花纸玩了。现在,却是 这样一种形同废纸的纸币,还有人收购,且价值反倒一个劲儿看涨!“里面一定有 蹊跷”,何贤一边听别人闲谈,一边琢磨。 他没有发表宏论。早茶饮毕,一个计划已在脑中构思成形。这一天,他没像往 日那样直奔西荣巷,而是找人了解收购兑换券的内幕。果不其然,这次炒风是由一 些贪官污吏刮起的。何贤当即请人以三十元买一万元兑换券的低价,买进了几十万 元兑换券。几天后,由于贪官污吏及广州商会一些人的推波助澜,兑换券行情猛涨, 涨至一万元卖一千多元!接着,香港工商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记者专访,称 广州商会向市政府申请维持两种停兑的纸币(其中一种就是兑换券)。这个报道给人 一种假象,似乎政府真的要采取措施维持这种纸币。于是,香港也刮起了兑换券的 炒风,不少人还用长途电话在广州、澳门两地联系收购这种纸币。何贤就抓住这次 机会,把手上的兑换券抛出去,挣了一大笔钱。 可笑的是,制造这次炒风的人,竟为自己设的圈套所迷惑,抓住这种纸币不肯 放手。 不久,日本人在北海闹事,局势急剧恶化,不难想见,“兑换券”市价猛跌, 那些贪得无厌的家伙们偷鸡不成,连老本都蚀尽了。 何贤晚年一再感慨地说,他做生意“量力而行,见好就收”,从不贪多,能赚 就行。当年的广州城,拥资一二万元的钱庄,就有八十多间,争斗十分激烈。可由 于“汇隆”的两何一马善于经营,因此他们的银号业务一帆风顺地进展着。1939年 广州沦陷前夕,何贤、何善衡、马子登三人到了香港,继续从事金融买卖活动。后 来他们又转到澳门,逐步成了金融界的名人。 马子登病逝后,何贤和何善衡合作经营大丰银行,直至80年代。何贤逝世时, 何善衡作为他的生死至交,与柯正平、许家屯、王光英、马万祺、汤秉达、郑巩、 薛寿生一道,为何贤扶柩,可见他俩的感情之笃厚…… 都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可这两何,虽然是大商人,却用一生的岁月, “经营”着一份大情谊;他们的大生意亏过,可大情谊,却始终满盈无损,终生受 益…… 竹荷春风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