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书太平天国 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王韬对犯上作乱的农民起义有一种天生的仇恨。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曾作诗言志说: 男儿生不必封万户侯,死不必崇千尺邱,但愿杀贼誓报国,上纤当宁南顾忧。 丈夫拔剑誓杀贼,迳持寸铁奔狼群。 手枭贼头掷账上,功成却赏名甘沦。 在他的日记中更有要“生刮”太平军一类的字眼,如1860 年3 月30 日日记 写道:“一片佳山水,蹂躏至是,可为扼腕。愿从大侠,出箧中匕首捥其腹也。”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王韬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仇恨,只是一种地主阶级文化 人对敌对阶级武装抗争的一种阶级本能反应。从利益分配角度讲,王韬祖上和他自 己不仅均未食过清朝俸禄,相反却是因为清朝的建立而使昔日的王家大族“阖门遇 难”,一蹶不振。王韬怀才不遇、被迫谋食西舍、“贱等春赁”的经历更使他对既 得利益者怨恨不已。随着王韬对太平天国了解的加深和他对“清朝拔擢”的彻底失 望,他心底原先的出自阶级本能的对农民起义的仇恨,逐渐让位于一种权衡局势、 权衡得失的自觉利益选择。 太平天国攻占苏浙大片土地之后,势力出现衰而复振局面。1860 年8 月19 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指挥蔡元隆、郜永宽等部三面围攻上海,焚毁江海关,兵 锋直逼英法租界。王韬从诸翟逃回上海正是由于此次太平天国东征军攻打上海、外 围团练纷纷解体所致。此后,太平天国虽然因上游告急没有打下上海,但上海再也 不能保持昔日之安静。区区一隅,已在太平天国的包围之中。灭顶之灾的威胁无日 无之。处在这样的“危如垒卵”的形势之下,王韬大有“未日来临”的感觉,他在 诗歌中忧心忡忡地写道: 忧时只觉鬓毛非,厌听频年说乱离。 带甲几锭于地满,运筹谁答庙廊知。 堪嗟吴越无完卵,尚望淮徐速济师。 只是目前已难料,况能远虑计安危。 既然自己从来没有从清朝那里得到过什么,既然清吏已经是“只是目前已难料”, 王韬认为他没有理由去做大清王朝的陪葬品,继续留在上海。于是在1861 年冬天, 他携其家眷逃离上海。 与一般地主、商人所不同的是,王韬没有向北逃难,而是向仍在太平天国控制 之下的苏州甫里迸发。对此时的王韬来说,太平天国已不象地主分子想象的或风传 的那样可怕。他去过太平天国占领区,亲眼目睹过太平天国治下商业繁兴、“百货 云屯”的实情,也略知太平天国尊称基督教徒为“洋兄弟”、尊称文化人为“先生” 的基本政策。而与他经历相仿、1854 年和他在墨海书馆曾一同研读过圣经的洪仁 汗,此时跃升为太平天国总理朝政一事更使他产生了太平天国用人不拘一格和“需 才孔急”的印象。 对多次深入太平天国了解情况一事,王韬一直讳莫如深。但综合各种记载,可 以确定他说,王韬不仅数次陪同外国传教士前往苏州地区考察,而且访问过太平天 国首都南京。藏于北京图书馆的《蘅华馆日记》手稿中有如下记载: 十一年二月朔日,作金陵之游,英国牧师艾君迪谨(即艾约瑟,Joseph Edkins) 招余作金陵之游,不获辞。金陵久为贼窟,丙午秋试一至,今屈指十六年矣。 王韬的换帖好友、当时居住在上海的赵烈文在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二日(1861 年4 月11 日)的日记中也记载了此次王韬访问天京的情况。日记写道: 王兰卿来。兰卿自汉口返,言绕城外有官兵,而黄州已失,式昌方面纷纷移徒。 伊去时过江宁,曾进城。城中街市繁盛,绝不盘诘。贼渠伪于王之子出见夷酋,意 甚畏之云。 文中所提夷酋是指英国在华海军司令何伯和参赞巴夏礼。他俩奉英国特使额尔 金之命于1861 年3 月初访问天京,与太平天国讨论太平军是否进攻上海问题。英 国传教士、王韬的雇主艾约瑟和慕维廉等也搭乘何伯的军舰随访太平天国首都。王 韬作为传教士的雇员自然也一道上岸活动。 在王韬自己印行发表的文字中,虽然没有随同传教士访问天京的记载,但亦有 这方面的蛛丝马迹。他的《蘅华馆诗录》中有一首“从舟中望金陵诸山”这样写道 : 击揖中流素志违,片帆迅挟浪花飞。 江山满目悲残劫,云物遥天有杀机。 六代兴亡王气尽,中原战伐霸才稀。 怆怀为洒新亭泪,风景依然时事非。 明眼人一看此诗就知道它作于南京下关的船舰之上。作诗讲比兴,没有金陵之 行,哪来“六代兴亡王气尽”的感叹呢? 此次金陵之行,不仅使王韬看到太平天国境内的真实情况,了解到太平军的实 力,而且使他获悉太平天国攻打上海的时间,何伯、巴夏礼与太平天国领导人谈判 的结果,只是得到了在本年内不进攻上海和吴淞的许诺。因此,王韬在1861 年冬 抄将老母妻女匆忙送回苏州家乡。此事也反证了王韬确实去过太平天国首都天京。 为了改变受人蔑视的地位,地主阶级的下层或外层人物在农民革命时代往往有 做开国元勋的欲望和举动。王韬此次举家离沪旋里,一方面是为了躲避太平天国攻 打上海的兵锋,另一方面显然也有“坐山观虎斗”、“择木而栖”的考虑。他曾经 为清朝出谋画策,甚至不惜冒险直接对抗太平军,但结果却是“忌恨猬集”。这不 能不促使他考虑另辟成功之路。建立功业的欲望使他改变了忠诚的方向。兵威正盛 的太平军、太平天国的基督教色彩以及王韬本人与太平天国第二号人物干王洪仁玕 的相似经历和特殊关系都不断地向他昭示:“如果他投身叛乱者行列,他赢得权位 和影响的机会将比他站在清王朝一边更大。”在“忠诚”与前途必须二者取其一的 时候,他最后选择了后者。 王韬回里居住,自然引起清朝官员的怀疑。为了遮避清吏耳目,他假装奉令回 籍“侦贼”、“杀贼先结贼”。可是后来的事实是,“侦贼”、“杀贼”未见其行, “结贼”却水到渠成。他与太平天国乡官周旋揖让,过从甚密。随后又通过他们结 识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1862 年2 月2 日,王韬再也按抑不住对新政 权上策图功的冲动,以“黄畹”名、“兰卿”字向刘肇钧上书一封,并请刘肇钩看 后将其转呈忠王李秀成以资决策。 王韬在这封信里开宗便说,他恭呈此信是为了报答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知遇” 之恩,他写道:“窃以畹承大人推毂以来,无日不以兢惕持躬,以期尚副厚望,下 济穷黎为念。伏枕筹思,急于报效……今畹之老母山妻,弱息稚胤,尽已迁徒至里。 从兹托庇字下,实望栽培而嘘噢之。”接着,王韬从战略高度为太平天国领导人剖 析了太平军攻打上海的利弊。他指出,虽然洋人自通商中土以来“欺凌我民人,藐 视我儒士”,“桀骛难驯,隔阂不仁”,但它不是太平天国的主要敌人,“与我争 天下者,清也,而非英法也”,所以,太平天国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打击上游和北 方的清军上面。他引经据典地说:“事固有先其所急而后其所缓者,昔曹操先并袁 绍而后取刘表,以成鼎足之势;明太祖先攻陈友谅而后张士诚,遂以混一字内。方 其时,表与操势固相远。而土诚地处逼近,似宜先除,而明祖以为士减自守庸才, 不足为虑,友谅雄姿跋扈,诚恐伐张而陈蹑其后也。今洋人特知自守,决不远出一 步。曾郭藩(亦曾国藩)之踞安庆,乃真心腹大患耳。夷人之性尚势而重利,趋盛 而避衰。我苟姑置不问,用兵上游,一二年问荡涤腥秽,奠安区字,削平僭伪,则 洋人必稽首称臣,愿世为屏藩而罔敢二心。夫王政隆而四夷宾,大道昌而异学息。” 王韬主张先用兵上游,但并不绝对坚持“上海必不可取”。他以为如果太平天国一 定要攻打上海,也得遵循“舍坚而攻暇,避锋而挫弊”的用兵之道。为此,他提出 一套攻取上海的方略,即所谓:“明告而严讨之,阳舍而阴攻之,徐以图之,缓以 困之。”他进一步解释说,“明告之而严讨之”就是要太平天国忠王先移文于英法 二邦领事,明告“两国相争例不相助”,谴责英法“前者何以袒清”。然后视洋人 反应而采取行动。如果洋人果肯将清朝军队“驱而远之”,上海“全为通商境界”, 则太平天国可以不烦一兵,不折一矢,“但遗一介行人通问好足矣”;如果洋人固 执谬见,一味袒清护清,则“彼气已衰,我怒甚烈”,自然不难攻克。 何谓“阳舍之而阴攻之”?王韬指出,英法二国刚从各地调兵遣将来沪,其气 正壮,其志正盛,当此之际,太平天国应该“勿复骤犯”,而转用兵于他城他地, 缓以时日,“有若舍而去之之意”,以使敌人以为太平天国慑其威而退,逐渐松懈 戒备。“然后令我兵刻期大集”,上海自可一战而下。 “徐以图之,缓以困之”就是主张太平军用兵要统筹考虑,按步就班,先将上 游之地控制在手,设关征税培养元气,然后再进占上海外围之地如奉贤、南汇、淤 江、川沙、金山等城,筑垒设卡,断绝交通,以使上海“百物立匮”,“民食不支”, 如此“但相持数月之久,内好必生,闽粤之民必乘机起事。强者乱而弱者死,洋人 必不能禁……必舍之去矣”。 王韬原为清朝营垒中人物,熟知清朝官吏和清军的弱点。1849 年以后他长期 居往上海,对上海的民情、地理和“夷情”特点了如指常。他又研究过天下相争大 势和用兵之道,曾先后上书徐有王、吴煦、曾国藩等清朝大吏讨论对付太平天国的 战略战术。因此,他的反戈一击的上书能够准确地击中清朝的要害。江苏巡抚薛焕 在该上书爆光后“阅之大惊失色”,后怕不已。 李鸿章在接获报告后也认为其书“颇得贼与西人交接之情,其畏慑威棱形诸意, 言之表”。可惜太平夭国进攻上海的国策已定,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钩也因戎马倥 偬,未来得及将此书进呈忠王和转报太平天国中央。忠王李秀成在1862 年上半年 依照太平天国既定战略进攻上海,结果无功而返。翌年,英法侵略军公开丢弃“武 装中立”原则,与上游调派而来的清军联合进扑苏常。 太平军被迫与上游清军和下游中外混合军两线同时作战,腹背受敌,终于不支。 1864 年6 月4 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血泊中落幕。倘若当初忠王接 到王韬上书并以他的“和戎策”代替太平天国进攻上海的既定政策,专意对付上游 清军,太平天国的历史结局以至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结局也许大为不同。 王韬的上书一直压在刘肇钧的军营之中。同治元年三月六日(1862 年4 月4 日),清朝副将熊兆周督率清军、华尔洋枪队及部分英法军队会攻上海外围七宝王 家寺太平军营垒。刘部不支败退。清军攻占后在搜查中发现了王韬的上书。清副将 立即将其上呈江苏巡抚薛焕。薛焕阅后觉得事关重大,星夜呈报清廷。三月二十七 日(4 月25 日),清廷降下谕旨:“逆党黄畹为贼策划,欲与洋人通好,与军务 殊有关系……至该逆所称派乱党与赴洋径滨潜住,并勾结游民作内应,计殊凶狡, 并着李鸿章、薛焕严密防范。黄畹是否见匿上海,或窜赴他处?着曾国藩等迅速查 拿,毋任漏网。“清朝地方官接到谕旨后立即四处张网,着手捕拿王韬。 “上书案”案发之时,王韬正在甫里家中。获知遭到通缉的消息,立即潜赴昆 山乡问,密而不出。昆山乡间久为太平军占领,清吏一时无从拘拿。 王韬的雇主、墨海书馆主持人慕维廉知道消息后,一面通知王韬不要急于赴沪, 一面与清朝苏淤太道吴煦进行交涉,“查探黄畹所犯何事”,并请求吴煦保其无事, 吴煦口蜜腹剑,玩弄两面手法,要慕维廉尽可放心。慕维廉害怕吴煦出尔反尔,坚 持要求吴煦立一字据。吴煦亦不推托,“书给字片”,并表示“兰卿如肯仍来我处, 定当妥为安置,毋恤人言”。但慕维廉和英国领事麦华佗(Sir Walter HenrvMedhurst) 均不相信吴煦的保证,王韬亦不敢冒险一试。商量的结果,决定王韬暂时潜回上海 墨海书馆避风,视事情发展而决定行止。不料王韬行踪不密,被吴煦侦知。吴煦准 备前来墨海书馆捕人。此举激怒英国领事麦华佗,认为吴煦不但欺骗了工韬,还欺 骗了英国传教士,是一个反复无常、“失信无耻”的小人,遂把王韬从墨海书馆接 到更加安全的英国领事馆避难。王韬从此“闭置一室,经一百三十五日”。 清吏迟迟捕不到王韬,引起清廷不满。五月十四日(6 月10 日)再次发出上 谕,责令李鸿章和薛焕“务即设法购拿,必将疏纵逃官各罪,一并惩处”。 在清廷一再催促下,上海清吏加紧与英国领事麦华佗交涉,要求交出王韬。 麦华佗是王韬前雇主麦都思的儿子,与慕维廉、王韬均相熟识,不答应清吏的 要求。清吏通过清朝总理衙门直接与英国公使卜鲁斯( FrederickWilliarn Bruce ) 交涉。卜鲁斯对总理衙门的要求也一概加以拒绝。他以英国钦差大臣的名义照会清 朝总理衙门,声称“王瀚有无通贼之事,本大臣无庸置疑”,但其事出有因,显系 恐贼疑有异心,本人及家眷难免被害,故假为此贼同心之论,令贼改图不进攻沪, 此良民在贼踞之地不肯协同,必致于死,两全之难也”。卜鲁斯进而指责吴煦“佯 言妥为安置,诱其回沪”是“用其欺诈”,因而英国不能协助清廷捕捉王韬。 清朝新败不久,慑于英国公使和领事的强硬口气,未敢强行捕人,但在英国领 事馆外面和港口布置探哨,伺机行动。因此整整四个多月王韬未敢离开英国领事馆 半步。他的老母亲在此期间连惊带吓,含悲而逝。王韬也不能亲往含殓送终。至同 治元年闰八月十一日(1862 年10 月4 日),王韬在麦华佗的庇护下化装出走, 乘英国怕和洋行邮船“鲁纳”号前往香港,从而最终结束了他在上海的多角之恋。 急于成功而又情系三方的王韬终于未能叩开他的幸运之门。他的不幸遭遇正好应验 了他的一句诗:“乱世文章空贾祸”。 问题至此并没有结束。自王韬逃离上海之前一天起,终其一生,他始终对上书 太平天国一事矢口否认,并声称这是当道对他的政治陷害。他在临行前给其妻兄杨 醒逋写信说: 天特厄之,致斯奇困,此寝寐中未及料也。疑生投抒,冤至覆盆,不思从中之 或有嫁名,反以局外者居为奇货。当路势位烜赫。固无难指龟而成鳖,淆素以讹缁, 欲戮一细民,亦何求而不得。兹虽西官力为周旋,为之请于彼国驻京公使,而当事 者转益其疑。 ……呜呼!即使韬衔冤斧锧,饮恨刀锯,于正典明刑,攻城杀贼,亦何所裨, 徒成杀士之名,自取忌才之实,此堪愤而又堪笑者也。 赴港以后,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他也不时地说及他的“冤情”,如在“与田理 荃大令”一信中他写道:“不佞三吴之鄙人耳,读书有志,学剑未成。 少亦尝愿投笔从戎,请缨系虏,跃马塞上,荷戈行间;徒以有老母在,未敢以 身许国也。不意庚辛间,戎马侜张,风尘澒洞,江浙尽陷于贼,几无一片干净土, 逃身海上,志图杀贼以自效。奇计未就,谤书已来,不得已避地粤中。”在晚年写 成的《张园老民自传》中,他甚至说出具体细节来: 惟时贼于苏乡遍设伪官,立董事,皆土著人,暴敛横征,伪卡林立。老民固素 识诸董事,密相结纳,说以反正,言曾帅善用兵,只以方剿上游,未遑兼顾。今安 庆已复,援军旦夕必至,不可不自为计。因激以忠义,勉以功名,令诸董事入贼中 说头目结内应,皆有成说,其黠者亦从而徘徊观望。老民密纵反间,使贼党互相猜 贰,自翦羽翼,诸内应者多急欲见功,势颇可乘。 而当事者遽以通贼疑老民,祸且不测,闻者气沮。 王韬的书信集《弢园尺牍》刊行于1876 年。《弢园老民自传》更属晚年息影 之作。其间对昔日不被人们嘉许的事实难免不进行一番修饰遮掩。对王韬来说,这 是为了避祸消灾,自有其可愿可谅之处。但这一否认却引发了后人对王韬到底有无 上书太平天国的“马拉松争论”。 最初将这一问题捅出来的是陈其元。他当过李鸿章的幕僚。在光绪初年所著的 《庸闲斋笔记》一书里,他声称曾于薛焕幕中亲见“苏州诸生王畹”上太平天国之 书,并说“王畹”已死于上海墨海书馆,不婴显戮,“三吴人有遗恨焉”。随后晚 清及民国年间的《近世中国秘闻》(扪虱谈虎客著)、《太平天国诗文抄》(罗岂、 沈祖其编)、《太平天国野史》(凌善清著)、《珊瑚集笔记》(范烟桥著)等均 沿用《庸闲斋笔记》的说法,并以更加肯定的注释认定“王畹”就是王韬。 1935 年北京大学教授谢兴尧将刚影印公布的故宫档案《苏福省儒士黄畹上奉 天义刘肇钩禀》与《庸闲斋笔记》所记“王畹上忠王攻取上海策”对比考证,写出 《王韬上书太平天国考》一文,肯定“黄畹”、“王畹”、王韬实为一人。谢兴尧 从六个方面,即:“黄畹即王韬”、“文章相同”、“事实相合”、“文句相同”、 “策计相同”、“畹得罪后之自悔”等论证了王韬的确给太平天国上过书。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发表了《黄畹考》一文,(解放后亦写过一 篇新的《黄畹考》)也认为黄畹就是王韬。罗尔纲的根据是:一、王韬在考取新阳 秀才时的注册名为王利宾,字兰卿,而黄畹上书时所用的表字正是兰卿;二、黄畹 的“和洋论”与王韬一生对外主和不主战观点相同;三、黄畹上书中的攻清方策与 王韬呈给清吏的平贼策相同;四、黄畹自述的身世和经历与王韬的身世和经历相合 ‘;五、黄畹的文笔与王韬的文笔相同,甚至有几处辞句完全一样;六、王韬自己 对“投贼”一事有所忏悔。 但是,以王韬本人文字为主要根据看待此一问题的学者不同意“王韬上书说”。 三十年代的吴静山在《上海研究资料》中说,“王韬未必敢冒天下的大险”去上书 太平天国。今人吴元申和杨其民分别发表《王韬非黄畹考》与《王韬上书太平军考 辨》两篇考证文章,对谢兴尧、罗尔纲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王韬上书一说仍然 很难成立。然而,吴、杨两文一出,立即就有新的文章与之商榷。1988 年第三期 《近代史研究》和1989 年第四期《社会科学辑刊》分别发表王开玺的《关于王韬 上书太平天国之我见》和李景光的《关于王韬上书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两文,对 吴、杨的否定性观点予以再否定,重申谢、罗两人的“王韬上书说”。目前,还未 看到对工开玺和李景光观点的挑战文章。笔者认为,在没有发现更加具有说服力的 否定性史料之前,王韬上书一事应成为定论。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