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罗胡斯·米施已经是最后一个人了,他不仅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保镖中最后一 个在世者,也是最后离开希特勒地堡的人。1945年5 月2 日,当他离开地堡时,正 是苏联红军占领遭受毁灭的第三帝国首都柏林的时候,在那个像钢筋混凝土棺材一 样的地堡里,米施是亲眼目睹独裁者希特勒及其情妇爱娃自杀的寥寥几个目击者之 一,他看到他们软弱的身躯蜷缩在长沙发上。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自杀前几 分钟,也曾向这名27岁的党卫军士兵求助。 今天,罗胡斯·米施终于同意讲述,拿出一些时间,重新回忆20世纪上半叶那 段以悲剧为主线的德国历史。他已做好一切准备,重现他的那段生活。他首次同意 详细披露那段经历,并署上自己的名字。那段经历,那段由他讲述的历史,成了本 书的主线。它是几个月的劳动成果,也是作者努力让自己重返过去的结果。这是一 段相当艰难、有时十分辛苦,常常是步履蹒跚的旅程。这位老人在不停地独自耕作 自己的记忆花园,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开一些痛苦的回忆。 2004年末,在米施居住的柏林的小屋子里,我与他进行了第一次交谈。我此行 的目的,是要为《世界报》撰写有关他的人物专访。当时,描述希特勒最后时刻的 德国影片《帝国的毁灭》刚刚上映,而且即将跨越莱茵河在法国公映。罗胡斯·米 施已经成为公众人物,首先是柏林当地的媒体在谈论他,紧接着,几乎全德国的媒 体都在谈论他。他既被看成是“唯一的见证人”,同时又是一名“普通公民”,但 他的命运并未引起媒体的论战。 当时,罗胡斯·米施站在那儿,站在门口,身体甚至有点僵直。他握手时很有 力,而且让人有点不安。他的肩膀很宽,目光炯炯有神,可以长时间地盯着一个地 方。客厅里光线很暗,电视机没有打开。米施满头白发,毛背心半扣着,这一切都 告诉人们,这个希特勒旧日的保镖已经安静地退隐。 我们的交谈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罗胡斯·米施至今仍保存着希特勒及其亲属以 及他的宠物狗的照片,他是唯一保存这类照片的人。照片就放在桌上的一个鞋盒里, 成堆的信件亦随处可见,有的是几十封一堆,有的是好几百封一堆。他家里的电话 响个不停,来电者多是德国和外国的报刊记者、电视采访组,还有大学生,他们都 是在电话簿里找到他的电话号码的。米施没有抱怨,似乎在享受这一时刻。以前, 他的名字仅仅出现在某些专著的注释中,而现在,他却声名鹊起,尽管名声来得有 点晚。 在《地穴》一书中(这是描述纳粹末日最有参考价值的专著之一),乌维·伯 汉森和詹姆斯·P ·奥唐纳把罗胡斯·米施描述成“希特勒身边‘小人物’中最重 要的见证人之一……也是地堡岁月的忠实见证人之一”。那天,罗胡斯·米施坐在 客厅里,似乎想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只有他仍能描绘出德国那段特殊历史的轮廓。 他的那张脸就是历史的活见证。 由于本书写作方面的需要,2005年整个下半年,我们的会面或多或少地有所增 加。他讲述的与其说是纳粹独裁者的隐秘故事,不如说是一个与现代历史上最糟糕 的国家元首为伴的普通人的故事。罗胡斯·米施不是思想家,也不是纳粹党成员。 他和许多人一样,只是跟随了希特勒。米施是一个孤儿,这让他已经适应了生命中 的偶然和意外。他是一个忠诚的人,无论是对希特勒,还是对他身为社民党党员的 太太格尔达都是如此,他称自己从未和太太争执过。 他的讲述有一些问题,他不时沉默,却从来也不曾怀疑和质疑过自己以前的行 为。然而,正是通过他的叙述,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纳粹为什么能够崛起并且发展 壮大,明白了希特勒为什么能够吸引众多的民众及其随从。米施将一系列不仅吸引 人,而且丑陋的小故事串在一起,使那段历史更加清晰。他的这些“轶事”也许都 不重要,但对了解第三帝国的发展和兴衰却是不可替代的基本素材。 这个人曾为暴政效力,虽没有直接参与纳粹大屠杀行为,但他不能因此而得到 原谅。然而,这并非像摩尼教所言,非黑即白。应该还有另一种说法,也就是说, 他处于国家社会党恶棍与反法西斯英雄之间。 米施又回到了罪恶权力的中心,虽然他不是其中的一员。这名年轻的党卫军士 兵工作时一直是站着的,两手放在背后,待在体系的角落里。他始终与希特勒保持 着一定距离,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但只要一有动静,哪怕是手指弹一下,他便会 立即上前。 任何暴君都少不了合作者,甚至很多合作者。在听米施讲述时,我们想到了集 体遵循规则——集体服从,这就是所谓的“附着力”。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R · 布朗宁在《普通人》中详细揭示了何为机械主义。和其他很多人一样,米施曾经倾 其全力试图维护这种关系,因为这是他的社会圈子,和其他很多人一样,他尽了一 切努力,希望自己的行为符合当时的小集体(突击队)和大社会(纳粹德国)的标 准。 通过他的言语,人们明白了向孩子灌输服从义务的思想具有多大的力量。当他 回忆祖父时,表现出了这种带有独裁烙印的普鲁士传统对他的影响。米施曾在希特 勒身边度过了5 年,在这一期间,他实际上对经手的电报、消息一无所知,对自己 所转接的电话内容,也几乎都忘了。他从不多问,也从不或几乎不打听什么。米施 学会了目不斜视,不闻不问。他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在那个角落里,日复一日地 为这个庞大的纳粹建筑添砖加瓦。他反复强调:“我只是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仅此而已。”他好像在一个普通的工作场所,替一个普通老板干着普通的工作。 特劳德尔·容格(用打字机打下希特勒遗嘱的女秘书)于2002年去世。她在安 德烈·缪勒的一部纪录片里声称,希特勒“是一名真正的罪人”,但她从前却未发 现,“如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米施亦然,手里掌握着所有供纳粹国家首脑 参阅的信息,却视而不见或不愿看见。他一无所知,因为他把目光转向了别的地方。 即使在今天,他还不承认希特勒是一名凶手。对他而言,随便接受某种罪名是不可 能的。他解释说:“这是我的领袖。他对我很客气,也很和蔼。”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不容否认:他为之效力的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他拒 绝了解事实真相,他的沉默是一种罪过。在《溺水者与被救者》一书中,普里莫· 莱维写道,事件离我们越远,事实真相离我们就越近。米施已是88岁高龄,他的 “我不知道”和“我不记得了”似乎已凝固在他的叙述中。他语言冷漠,缺乏激情, 近乎圆滑。这就是一名见证人的言语,让人没有任何回味。他是一个无知而盲从的 怪物。 尼古拉·布尔西耶 2006年2 月12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