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鲜花之战 1938年3 月,我们受命前去占领奥地利。战事几个小时即告结束。3 月12日, 我们的部队毫无困难地跨过边境,第二天正式宣布两国合并,人们称之为“鲜花之 战”。我们的部队没有开过一枪。在维也纳,我们驻扎在一个隐修院的大院里,一 些修女远远地看着我们。她们似乎很害羞,最终,她们在食堂的地上铺上床垫,让 我们睡在那里。我们笑啊,吃啊,唱啊,一直闹到深夜。 3 个月后,我结识了我未来的妻子。事情发生在柏林,当时警察乐队正在特列 波托夫公园举办一个春季演奏会。我仍记得,营地的伙伴们非让我陪他们去,我只 得从命。正是在那个下午,在美妙的乐曲声中,我遇到了格尔达·拉赫穆恩德。那 时,她正好18岁。她是第一次出门。我们告别前,她邀请我第二周去她家坐坐,她 和父母住在卢多。从那时起,我们便经常约会,每月都有多次往来。她家没有电话, 我只得常常贸然登门。 格尔达当时在经济部对外贸易司实习,身高米,给人的印象是严肃有余,有点 像学校老师。她留着一头短发,容貌温柔,漂亮迷人,在至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 都是用“您”来称呼对方。我们并非一见钟情,相爱是后来的事情。 格尔达的父母很快就接纳了我。当她父亲干园艺活遇到困难时,我会帮他一把。 在政治上,他倾向于左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组 织——独立社民党成员,他太太则在1916年加入社民党。他俩百分之百地支持劳工 运动。卢多这一区域在历史上也就是工人们的地盘,一些大工厂都集中在这里,如 AEG 公司、亨谢尔公司,还有许多炼钢厂和电缆制造商。 我与她父亲相处得很好。我们从未就希特勒或国家社会党政权的话题展开过讨 论。他肯定目睹过不少同事被送往集中营或背井离乡,但我们从未涉及过这个话题。 是他不愿意谈还是他担心什么?我并不清楚,我只知道未来的岳父在希特勒上台执 政前不久就曾预言,那些把选票投给纳粹的人就是投了战争票! 他没问过我服役的事,我也没问过他如何看待政局。我感觉这样挺好。有时, 他带我去被称为“保罗大叔”的保罗·沃尔克曼家,那是一位社民党的老负责人, 也是后来当了柏林社民党市长的埃恩斯特·罗伊特的亲信。但我们的交谈没有涉及 这些,起码他没和我主动谈过这些。 现在回过头来看,1938年对我来说是最愉快的时期之一。奥运会依然记忆犹新, 德国似乎达到荣誉之巅,涉及上百万人的失业问题似乎一夜间忽然消失。还有那些 快乐、疯狂的场景,对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出现时的欢呼声。我从未参与到这类活动 中,甚至希特勒检阅我们团时,我也没参加,因为这类机会只会留给我们当中个头 最大的。有时,当我在营房食堂里看到某篇报道或从广播中听到某条消息时,我会 想象这类集会发生时的气氛。 我对水晶之夜一无所知,绝对一无所知。当时,没有人谈论这个话题,起码是 我在场的时候。那个夜晚,我们可能得到了禁止离开兵营的命令。他们没必要对我 们作任何解释。 1939年春,我们再次受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次,我们的进攻同样未遇到 任何障碍。我们跨过了苏台德山脉,一直推进到斯洛伐克。一周后,我们将基地设 在了日利纳城的小镇上,该城坐落在一处山谷中。总的来说,我们与当地居民的接 触比较友好。有些人似乎很害怕,我们试图向他们解释,并告诉他们,我们只是想 要点食物,找些床铺。有一天,我所借住的那户人家给我们准备了蛋糕。离开时, 他们还送给我的未婚妻格尔达一件礼物。我至今还记得,是一件手工缝制的外套, 颜色很艳丽。 实际上,这场称不上战争的战争让我们感到很有趣,一切都似乎易如反掌。我 们不停地休整,大家一起躺在外面晒太阳。连长每次来看我们时,都提醒说:“如 果有人被太阳晒出毛病了,回柏林后肯定要找我的麻烦!”为了保护好皮肤,我在 脸上抹了些含锌的护肤霜,每位士兵的急救包中都备有一盒。我的皮肤很快就变了 颜色。 第二年夏天,我们去了德国南部的奥伯萨尔兹堡。在巴伐利亚山区,希特勒有 一处木屋别墅。我们这次去了6 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贝希特斯加登。我当时怎 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希特勒身边的一名卫兵。 那段时光是在一种乡间的轻松气氛中度过的,我把这一时期看做是养精蓄锐阶 段。我们驻扎的营地非常现代,也很实用。我们进行体育锻炼,有时在经过改建的 地下室内进行射击训练,休息的时间很多,当时是1939年的夏天,也就是在战争爆 发的前几天。 9 月,我们受命前往波兰。当时,所有的人都以为这次入侵将再次成为儿童游 戏,如同入侵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次新的战役会引发 世界冲突,把法国人和英国人也扯了进来。某些人当时或许产生过疑问,表现出一 些不安,但我没有。 于是,当德军最早的几支部队进军波兰后,我们从里希特费尔德的军营出发了。 我们是乘坐克虏伯汽车出征的,这是一种三轴军用车。我们在西里西亚停留了两天 多时间,这时战争已经结束。接着,我们向东推进。一路上,我们只发起了一次进 攻,开了几枪。一位来自康士坦茨湖的伙伴头部中弹。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与战争接 触。这是短暂且紧张的一刻。恢复平静后,我们继续向前推进,一直走到华沙附近。 许多德国部队已在我们到达前就进入了阵地。耳旁仍不时传来零星枪声,但这次听 起来要远些。 1939年9 月24日,在莫德林要塞前,连长走过来对我说:“你来自西里西亚, 会讲一点波兰语,你能不能帮帮我们?”我回答说,我只能把在学校学的几句波兰 式的德语拿来对付一下,我们称之为“水货波兰语”。 于是,我和一名军官及另外两名士兵举着白旗朝要塞走去,前去谈判投降事宜。 走到要塞后,我们死盯着波兰士兵。他们立即回答我们说:不会考虑这一解决方案, 他们不能擅自做主,他们也有自己的上司。我们的上司决定中止对话,离开现场。 返回途中,正当我们准备跨越障碍回到我们这边时,子弹像雨点般地射来。我的背 部中弹,第一枚子弹穿透我的胸部,在肺部上方,离心脏仅两厘米,第二枚子弹击 中我的手臂。其他人立即上前搭救我,帮我包扎。我失血过多,还插上了导管。我 仍记得在失去知觉前,我的嘴里正吐着白沫。 人们边给我输血边火速送我去医院,我先是被送到波兰中部洛斯茨的一家医院。 在这里,医务人员又给我输血,重新进行包扎。接下来,他们将我和其他伤员送上 一列开往德国的专列,这是一辆全新的医用列车,我被安置在一间包厢里。我看到 沿途火车站的站台上站满了人。每到一站,都有人向我们喝彩。此行的终点是魏玛 市附近的巴德贝尔卡。下火车后,人们将我们送到一家市民医院,医护人员对我们 尽心尽力。作为战争的第一批伤员,我们得到了特殊待遇。刚一康复,我们就被安 排去疗养,在巴伐利亚南部的拜里谢泽尔山区疗养院休息了漫长的六周。就在我要 外出呼吸新鲜空气时,格尔达来了。正是从这时起,我们开始用“你”来称呼对方。 也正是在这一时刻,我第一次吻了她。 在山区疗养的这段时间里,我的身体迅速恢复,从早到晚,都有人悉心照顾。 在疗养院对面,即山谷的另一侧,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士兵把守的木屋。木屋里关 着犯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到我住的地方收拾房间或进行各种维护。一天,一名犯 人来我房间里清扫取暖器,我们简短地交谈了一会儿。我问他在那里干什么?是如 何来到这里的?他告诉我,他是达豪集中营的犯人,集中营在慕尼黑附近。这是我 头一次听说集中营的事。他还明确表示,他被送到这里来是要做各种苦工。他是 “耶和华见证人”组织的成员。他必须否认自己,书面写下他不属于这一邪教组织。 回到柏林里施特费尔德军营后,我被编入一个特殊的连队,该连全是正在康复 的受伤士兵。我们除了围着营房转圈外,别无他事。4 月中的一天,我碰到了连长 威廉·蒙克上尉(党卫军中队长)。他也挂了彩,要么是在北方战线某地,要么在 丹麦,要么在挪威,因为波兰战事已经结束了好几个月。他问我度完假后是否要被 派往某处。我耸了耸肩作为回答,我也确实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蒙克知道我父 母双亡,猜想我不一定有地方去。于是,他提议我到乡下去,到离丹麦不远的一个 北方农场再休养几天。农场的房屋位于荷斯坦的易北河口,属于我们的营长特奥多 尔·维施(别名“特迪”)。蒙克向我保证,营长对我的光顾不会感到任何不便, 如果需要,我或许还有机会助他一臂之力。他甚至补充说,如果我愿意,可以在那 儿多待些日子。这表明总的情况还不错,战争会持续,但不会太糟。 我在农场待了两周多。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我正好遇上了战争。我看见英国轰 炸机在我们头顶上飞过,歼击机俯冲,超低空飞行,向四周民居开火。在农场期间, 我目击两座房屋起火。晚上,我还常常见到易北河对岸城市库克斯港被大火吞噬。 那段时间,我多次看见敌机飞过港口,那是德国海军的重要港口。在农场四周,人 们已经挖好了壕沟,用以躲避敌人的空袭。 这次逗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入侵别国而未发或几乎未发一枪一弹后, 战事一下子把我推进了战火中,更何况是在德国的领土上,我很难真正理解到正在 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