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与希特勒初次相遇 起初,我只负责处理邮件。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了解谁在什么地方办公的好办 法。起点是传达室,就是我第一天进去的地方。来访者就是从这里,从这间位于大 院左边尽头的小房子进出总理府的。人们还会将邮件袋、包裹、急件或报刊放在这 里。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任何东西都要从这里经过。我们是三个人,全都站在一 张小桌子后面。我的任务是在楼道跑步送文件,其他两人负责接待来访者,将他们 的大衣挂在衣帽架上,然后,向有关人员打电话通知访客的到来。 我很少见到有人和我们交谈。我似乎能够在他们身上感到一种拘束,一种不适, 肯定是因为这个地方的象征意义。加上我们在场,这一切似乎要表明,希特勒离这 儿不远,他关注着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似乎被看做是希特勒的亲信,因为我们是 国家最高领导的贴身卫兵。我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幻觉,但正是这种错觉使我一直狂 热下去。 如果需要对来访者进行搜身,德意志保卫部的人会在旁边的一间房子里进行, 他们在这里有两三个人。我们突击队从来不管这类事情。人们一开始就明确告诉我 :“元首不允许他的卫队人员对客人采取这种行为。” 实际上,我最初老是在四个人之间穿梭往来:希特勒的两名私人副官威廉·布 鲁克纳和阿尔贝特·鲍曼(后者是希特勒私人秘书马丁·鲍曼的胞弟)、沃尔特· 海威尔大使以及海因茨·劳伦兹,劳伦兹是奥托·狄特里希新闻主管的得力助手。 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彼此相邻,位于副官侧楼的二楼。楼道的尽头便是希 特勒的办公室,彼此相距仅几米。我总是尽可能地避开他。突击队一位名叫埃里希 ·克劳特的年轻人显然很快感觉到了我的苦恼,他曾和我一起服役。一天,他善解 人意地劝我耍点小计谋,降低与希特勒相遇的几率。他告诉我,可以不从中央大厅 经过,而是从大院出来,再从对面值班入口进去,走第二个楼梯上楼。我当然马上 就采纳了他的建议。 我很少提出问题,不是不想提,而是胆怯。我不时会碰到这些人或那些人。我 学着进行自我判断,了解这里的某些惯例或习惯做法。我花了许多心思,总感到自 己很笨,浑身上下都发僵,举止刻板,这是在卫队师服役两年半留下的痕迹。在这 里,大家说话不像是在兵营,没有“是,长官!”之类的套话,碰到当官的也不必 伸出手来。我感到自己更像是在一个行政机关或公共机构里。和那些我最终称为同 志的人相处并非轻松,但相对简单,与我所在部队相比,要文明得多。 这里有“年轻人”和“老人”之分,他们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界线,初来者看不 见却能感受到。1940年春天,“老人”在护卫突击队仍占大多数,一般为40岁以上 的人,他们是在国家社会党(即纳粹党)中成长起来的。这些人是希特勒的亲信, 甚至在他1933年执政前就在他身边。他们一般都有少校军衔,但从军事角度看,他 们什么也不是。这个人数受到严格限制的圈子里全都是纳粹成员。在他们当中,马 克斯·阿曼是个例外,他是他们中最老的,有50来岁,是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少数人之一,他当时是一名士官,曾和希特勒在战场并肩作战过。从我们第一次见 面开始,他就以曾和希特勒一起围着一棵树撒过尿而自鸣得意。他至今谈起这事仍 会笑。另外,他也是他们中唯一让希特勒用“你”称谓的人,其他人毫无例外都用 “您”来称呼“元首”,包括那些参与1923年军事政变的人。 一周后,大约是在5 月8 日或9 日,我被叫到威廉·布鲁克纳的办公室,第一 次回答了一系列提问:我来自何方,我在波兰获得的中士军衔、我受伤后得到的二 级铁十字勋章,我在哪里、如何被敌人打伤,我对同志们是如何解释的。谈话气氛 可以说十分融洽,语调轻松,有点像家长式交谈。当布鲁克纳看到我穿着军皮鞋踩 在地毯上时大声说道:“领袖不喜欢这样子!”在他看来,我应尽快找双合适的鞋 子,为此我要去总理府的总务处。他边慢步走向门口边继续说:“你的同志会告诉 你总务处在哪的。”我紧跟其后,略微走在他前面。转动门把手,将门拉开,让他 先出去。他突然停了下来:我们和希特勒碰了个正着。他站在我们面前,仿佛听到 了我们的谈话。 希特勒看了我一会儿,手里拿着一封信,走上前来。我与他仅一米之遥。我望 着他,却不敢细看。我好冷,全身似乎冻僵了一般。这是恐惧在作怪。我又感觉很 热,渴望从人间蒸发,渴望马上倒地不省人事。最终,还是布鲁克纳开了腔,他明 确表示需要增加人手,我是新来的。希特勒好像没在听,仿佛早已知道,我们的交 谈他似乎全都听到了。他以平静而简洁、远不像他作报告或向公众发表演讲时的声 音对副官说:“这个年轻人从哪来的?” 他是在说我。我试图保持镇定,寻找准确而适当的语气,但徒劳无益,我回答 说:“我来自西里西亚,在奥佩伦附近。” “我们中有西里西亚人吗?”希特勒接着说,目光一直盯着他的副官。 “可能没有。”布鲁克纳回答说。 “那么,我认为他可以马上为我做点事。”他边说边将手中的信交给我,“把 这封信交给我在维也纳的妹妹保拉。” 希特勒转过身去,消失在房间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仍站在那里,有点 晕乎乎的,但如释重负,来到这里之后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这次接触虽然 只有简短几句话,却拉近了我与其他人、与同志们的距离。我刚刚见到的大人物希 特勒既非怪兽,也非超人。希特勒不再是希特勒。他似乎和平常人一样。我的恐惧 虽然还未完全消失,但已明显减弱,紧张感也缓和了许多。我看着门,门是开着的。 布鲁克纳突然打断了我的沉思:“你的同志会负责其余的事情。” 我终于下了楼,来到厨房。在这里,厨师给我准备了一包食物作为夜宵。我还 得再等一小会儿,因为厨师还要装第二袋食物。这一袋要大得多,是给希特勒妹妹 准备的。要么是甜品,要么是糕点,是大厨亚瑟·凯恩伯格做的。我由专人护送进 入车站,没有等候,晚上8 时过一点,我坐的列车启动了,目的地是奥地利首都维 也纳。我找到了以我名字预订的那个铺位。 我已经记不得希特勒妹妹的地址了,也不记得她住在哪个区。总之,我仍记得 大楼入口处的门铃按钮是什么样的。这栋楼没有名字,就像希特勒妹妹在五楼的房 间大门一样,上面没有任何标识。 她正在等候我的到来,已经有人打电话通知她了。我将食物袋和信件交给了她, 她给我泡了杯茶,临走时她还给了我一些糕点。她向我打听她哥哥以及柏林总理府 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太多情况,只是嘟哝了几句,向她解释说我是新来的,刚被招 入护卫队。我停留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然后向她告辞。 一出大门,我就朝帝国酒店走去,这里有三间客房是长期预订给我们的,出发 前总理府的人已经告诉过我。面对这座豪华建筑,我决定转身离去。我不敢进去, 这类酒店不是给我住的。走着走着,我想起了布鲁克纳。临行前他曾告诉我,我可 以立即返回,如果我愿意,也可以稍稍绕点路,回家乡休息几天。 两小时后,我坐上了前往布雷斯劳的列车。火车到达奥佩伦后,我转乘一种小 轮火车前往外公外婆家。外公自1936年过世后,外婆就独自生活在农场。我和她在 一起待了整整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