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亲信 我逐渐熟悉了一些人的面孔和姓名,大家不时讲述着有关他们的故事。这就像 是一个圈子,一个每天或几乎每天都能见面的亲信圈子,一个大家共同生活的大家 庭。我们日复一日地围着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从来不会很远。 副官们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希特勒圈子里的人物,他们构成了希特勒日常活动的 支架,这个小组随时随地在他身边,时刻保持着警觉,完全为他一个人而存在。我 向他们转交电报、纪要,从他们那里取回函件。副官们也会光顾传达室、总机,用 内线电话安排会议、外出、约会等,我们是这个组织中的一个环节。 希特勒的私人副官长叫威廉·布鲁克纳,他曾在第一天接待过我。这个人很重 要,曾当过希特勒的贴身保镖,他的工作似乎受到高度评价,其权威性得到认可。 他肩膀非常宽大,个头比我要高得多。虽然不会表现得太热情,但他天生就能给对 方留下深刻印象。1940年秋,也就是在我到后不久,布鲁克纳突然离开总理府,与 希特勒不和似乎是这次关系破裂的起因。在他与总管凯恩伯格的纷争中,也许希特 勒没有支持他。总之,这是我们突击队小圈子内流传的版本,应该说,我当时不会 提太多的问题,只是很快得知,布鲁克纳随一支部队上了前线。 尤里乌斯·绍布是希特勒的心腹,后来他接替了布鲁克纳出任副官长。绍布是 一名十分普通的人,一名基础较好的党员,一个中等人物。如同党内很多人一样, 从军事角度评价,他毫无价值,这一点必须强调,绍布的升任只能归结于他与希特 勒的私交。1923年的政变失败后,希特勒和他以及鲁道夫·赫斯一同囚禁在兰德斯 堡监狱的同一狱室里。希特勒的密件正是由他亲手处理的。绍布是最忠心耿耿的一 个,无可争议,也是希特勒最信赖的亲信之一,他在地堡里一直陪伴希特勒,希特 勒自杀前,曾让他负责销毁保险箱中的所有证件和资料。 绍布没有透露过有价值的东西,他从未和我们谈过正在发生的重要事件,也没 有议论过希特勒可能面临的窘境。和他在一起,我们从不涉及任何特别的话题,只 是做自己的事,仅此而已。有一次,大概是在1941年,绍布让我去中央邮局取一大 笔钱。在窗口,邮局工作人员把我带到一间密室,将一只装满现钞的手提箱交给我, 里面装有10万马克。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我只能独自穿越柏林街道,送到总理府。 阿尔贝特·鲍曼很赏识我,我在某种程度上很快成了他的宠儿。总理府的每个 人都有人负责照料其日常事务,为其采购物品,这种采购多少带点私人性质。对阿 尔贝特·鲍曼来说,我就是这个人。“你不可能永远都是希特勒的卫士,你也得站 在我这一边。”有一天他对我说。当他想给母亲寄封信或包裹时,他就会叫我。 作为副官,阿尔贝特·鲍曼还负责希特勒的私人府邸。例如,他掌管着被称为 “宝藏库”的地方,这个“宝藏库”就在新总理府的地下,希特勒收到的礼物都收 藏在这里。一天,他拿来钥匙,打开了大门,让我进去看那个令人惊叹的地方。这 是在1943年3 月,当时我和太太刚搬到柏林的一座新房里。“宝藏库”的地上堆满 了画,还有雕像、花瓶之类的艺术品。阿尔贝特·鲍曼告诉我,我可以从中挑选和 借用一些我喜欢的画,用以布置我的新居。我最终挑选了两幅,一幅很小,不太值 钱,画面是湖泊,上面有瑞典画家阿诺德的签名;另一幅较大,几乎有两米宽,是 一位德国画家20世纪初的作品,阿尔贝特·鲍曼明确告诉我,这幅画“赫赫有名”, 尽管我费了好大劲,还是没找到画家的名字。画面是三匹直立在橘黄色天空的骏马。 1945年4 月,这幅价值不菲的画作失踪了,肯定是在帝国政权强弩之末时被偷走了。 阿尔贝特·鲍曼的另外一个身份是马丁·鲍曼的弟弟,后者于1943年出任希特 勒的特别秘书。两个鲍曼彼此无言,大家心知肚明。相反,我认为他们分歧的真正 原因并不为人所知。我们卫士之间从不交谈这一话题,总之不会直截了当地挑明。 只是到了后来,在回避与一位同志议论这一话题时,我才意识到,两兄弟关系的破 裂应归咎于马丁·鲍曼。他大概不能接受弟弟的第二次婚姻,甚至要与其断绝关系, 即使是在政权的最后时刻。 女秘书们几乎无时不在,她们同样是希特勒的随从,一天24小时轮流值班。我 们经常碰到她们,但和她们的关系仅仅停留在表面,在工作上,我们很少需要和她 们合作。即便我承认自己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没有过特殊关系,但她们对我们的 态度十分谦和。我们一起喝咖啡,谈天说地,彬彬有礼地讨论某个无关紧要的话题, 但也仅此而已。我从未用“你”称呼过她们。我们的上司甘什似乎更开放。在突击 队,他与她们的关系似乎最为密切。 乔安娜·沃尔夫资历最老,早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前她就加入了纳粹党。我第 一次碰到她时,她已经在希特勒身边效力了十几年。她很文静,语气有时很和蔼, 她在小组里有点像是荣誉秘书。我和她交谈不多。希特勒则最喜欢叫格尔达·达拉 诺夫斯基(别名“达拉”)和克丽斯塔·施罗德两人做事。 我后来才知道,克丽斯塔·施罗德也是很早就参加了纳粹党。她是个极严肃的 女人,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言谈举止上。达拉是希特勒最宠爱的秘书,生长在柏 林,30来岁,说话率直,带有一种非常容易辨别的口音,无论她在什么地方,都能 营造出一种欢快的气氛。达拉和埃克哈德·克里斯琴结婚后,于1943年离职,她丈 夫是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的得力助手。后来她又改变了主意,半年后重返岗位。 希特勒对她的离去是伤心还是惊讶?我说不出来,我只能肯定希特勒没能留住她。 我们中的一员如果想离开总理府,也完全可以做到,我们后来就看到过两三次。 达拉走后不久,特劳德尔·汉普斯取代了她。达拉重返岗位后,汉普斯仍然留 在了秘书小组。我清楚地记得阿尔贝特·鲍曼前来介绍这位年轻姑娘的那一刻,刚 满20岁的她显得疲惫不堪,十分腼腆,而且有严重斜视。她患有斜视症,后来在希 特斯加登一家医院得到根治。她也很快决定嫁给我的一位好同志,名叫汉斯·容格, 是希特勒的侍从。 不论何时何地,希特勒身边总是跟随着一名侍从,如同秘书一样。除汉斯·容 格外,希特勒也很依赖武装突击队成员奥托·梅耶尔、海因兹·林格(他是个狂妄 的家伙,不太友好,野心勃勃,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成为我们突击队的头目)、威廉 ·阿恩特(也是护卫队的一名老兵)以及奥古斯特·赫尔曼(我已记不清是赫尔曼 还是巴斯曼)的服侍,赫尔曼来得要晚些,我和他的关系更密切。 卡尔·克劳斯是个与众不同的同志,曾在护卫突击队服役,多年来一直作为侍 从守护着希特勒,就像人们后来向我描述的那样。在波兰战役期间,希特勒第一次 解除了他的职务。当时,他俩都在前线,在敌方领土上。克劳斯当时没有任何防备, 从一口井中取出水并倒入希特勒的杯中。他做事过于匆忙,事先没有核实井水是否 受到污染甚至被投毒。希特勒很快发现,杯中的水不是他常喝的法辛格牌矿泉水。 于是,克劳斯被派到了德国的一支海军部队。1943年他受伤后,希特勒重新将他召 回身边工作。这一时期,我经常碰到他。返回后不久,他因朝希特勒司令部食堂的 一盏灯开枪而最终被送往前线。克劳斯当时没有喝醉,只是想证明自己的枪法很准。 希特勒身边总是跟着不同的医生,我说不准他是否患了某种疾病,是否在服用 某种药物或特殊制剂。希特勒的身体状况是绝对不能涉及的话题。我们知道他患有 胃病,但不会知道得更多。希特勒有意不让自己流露出有关身体状况的任何细节。 我唯一能观察到的就是,他身边随时都有医生,经常给他看病。 他们总共有四人,最老的是被视为希特勒朋友的卡尔·布兰特,多年来,他一 直负责希特勒的健康。30年代初,布兰特让另一名外科医生来到希特勒身边,此人 名叫汉斯- 卡尔·冯·哈塞尔巴赫。后来我发现,他成了爱娃·布劳恩的亲信。维 尔纳·哈泽也一样,在我到总理府任职前很久就来此工作了。据我所知,这位外科 医生是纳粹党成员和党卫军成员,和其他两名同僚一样。他负责陪同希特勒外出, 应对不测事件。西奥多·莫雷尔教授是海因里希·霍夫曼战前介绍给希特勒认识的。 关于希特勒及其身体状况的话题,“老人”们讲述的唯一故事,是这位名叫莫雷尔 的医生如何成功地治好了希特勒接受手术后出现的腹痛病。希特勒对他非常感激, 1945年甚至让他进入地堡。莫雷尔成了他的私人医生,在医疗小组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但这却使布兰特和哈塞尔巴赫处于不利位置。 在希特勒身边,在我每天或几乎每天都看到的亲朋中,还应加上定期登门拜访 他的少数几个亲信。除希特勒的妹妹外,还有希特勒的好朋友建筑师保罗·路德维 希·特鲁斯特的遗孀格哈迪娜(盖尔迪)·特鲁斯特,以及很少来的瓦格纳家族的 某些成员,只要他们其中的某位光顾,我们都会领他们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