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1944年7月20日 初夏,我在柏林,和同志们轮流在总理府值班。即使希特勒不在总理府,我每 周至少也要在那里度过两个晚上。只要一有机会,我便马上回家。格尔达已经停止 了所有与职业有关的活动,一心一意照顾我们年幼的女儿布里吉塔,她是4 月11日 出生的。这些年来,我太太一直在经济部工作,后来又给一位大学教授做秘书。格 尔达和我一样,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多。 我们一般不谈论国家大事,既不讨论军事形势,也不议论我在希特勒身边的日 常工作。即便是今天,这种态度也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甚至在我们的亲朋好友当中, 也没有人触及这些话题。没有理由讨论这些,同样,我们也不谈论是不是害怕红军。 即使是我们经常碰到的那个邻居,他也没想过要了解更多,尽管他的书架上放着一 本《我的奋斗》。 相反,在岳父家,我们倒是经常探讨诸如战争何时结束这类问题,话题更加广 泛,和格尔达的父亲在一起时尤其是这样。从1943年起,我们便讨论这一话题。我 想,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在我们看来,德国显然不会成为这场冲突的胜利者。斯大 林格勒战役后,德国似乎不可能像希特勒所期望的那样,打赢这场战争。 实际上,在最亲密的同志之间,那个时候也在谈论同样的话题。有时,我们在 列举这类失败和一个接一个的重挫时,甚至会提到俾斯麦号装甲舰的沉没。如果是 和突击队其他人在一起,我们常常谈论背叛、破坏行为这类问题。我还清楚地记得 盟军登陆后不久总理府流传的那张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到一名国防军指挥官,有人 说他是保卫瑟堡或该地区的负责人,他边喝着酒边笑,身边有两名英军士兵。据一 位同志说,这名少校没有向抢滩登陆的盟军开一炮。他还说,底片是瑞典大使馆提 供的。 7 月20日拂晓,在“狼穴”司令部度过几天后,我终于回到了柏林。我先是去 奥托·梅斯纳办公室,向他转交一份邮件后,回到家,躺在沙发上休息。中午刚过 不久,格尔达突然把我叫醒,告诉我,总理府打来电话。“情况紧急。”她补充说。 我拿起话筒,一个声音对我说:立即返回总理府。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也没 有,”对方在电话中说,“你必须立即回来!你明白!”我迅速穿上衣服,跳上前 来接我的汽车。 直到下午,我们才到达总理府。我在大门前下了车,大街上有一队队士兵。进 入总理府后,我面对的是一片混乱。工作人员、卫兵、警察,所有人都在四处乱窜, 楼上楼下、花园里,人们到处在跑,希特勒的房间由我们的护卫突击队守着。奥托 ·恩斯特·雷曼少校的部队——柏林卫兵营也在那里。我最终弄明白了,他们准备 迅速占据戈培尔的住处,它正好在总理府的后面,勃兰登堡门附近。他们部队的一 名成员过来对我说,电话总机室需要人手。同志们已经在工作。我在他们旁边坐了 下来,发现所有的线路运转良好。他们简要地向我讲述了他们掌握的有关爆炸的情 况。希特勒还活着,他们刚刚在戈培尔办公室和“狼穴”之间建立起电话通信。半 小时后,雷曼带着最后的人马离开总理府。晚上8 时许,我带着邮件登上了一列邮 政专列,它每天都与希特勒的司令部联系。 当我到达“狼穴”时,已是早晨7 点。一进入安全区域,那里的宁静气氛就让 我感到惊讶。人们或许会认为,这只是普通的一天。同志们向我概述了头天发生的 事情:放在手提箱里的炸弹、爆炸声、伤员、死亡以及墨索里尼的来访。尽管发生 了爆炸,但墨索里尼仍按原计划来访,于下午到达。爆炸发生几小时后,一切似乎 就恢复了正常。电话通信正常,中午的会议照常举行。总之,司令部的日常生活恢 复了以往的节奏。至于现场调查工作、审查和安全措施,则由德意志保卫部负责, 与我们无关。 当天晚些时候,我又听到伙伴亚瑟·亚当的版本,他是希特勒司令部的国防军 报务员,负责看管木屋会议室的总机。他告诉我,施陶芬贝格上校是怎么马上成了 被怀疑对象的。施陶芬贝格将爆炸装置放在房间里的木桌下,不久就离开了会议室。 他问亚当,他叫的汽车在哪里?当时汽车还没有来。于是,施陶芬贝格打开门,离 开现场。亚当说,正在这时,希特勒的国防军副官鲁道夫·施蒙特感到施陶芬贝格 的提包碍手碍脚的,便将它挪开。几分钟后,窗户和门被炸弹撕开了。于是,亚当 立即喊道:“是施陶芬贝格干的,是他干的!看,他的军帽还挂在衣架上呢!” 爆炸案发生后,我们突击队没有收到特别的命令,我也没有发现保护希特勒的 安全措施有进一步的加强,除了搜身以外没有别的措施,这一工作仍由德意志保卫 部负责。总之,只是晚些时候,也仅是在柏林的总理府花园内圈定了安全范围,禁 止他人进入。 希特勒在爆炸中似乎只受了点皮肉伤,肯定会留下后遗症,但他什么也没流露 出来。不久,他对司令部的巡视更加起劲。戈培尔来此与希特勒会谈,有相当一部 分纳粹党的区长和党的领导人被调换。 我们的工作日在延长。由于前线战场的局势愈来愈令人担忧,总理府的气氛异 常紧张,空袭警报越发频繁。每次警报拉响时,我们都会到春天才能完工的地堡里 藏身。希特勒地堡成了一个坚固的地下工事,墙壁有几米厚。电话中心也进行了加 固。 我曾耳闻目睹了一些争执。大概是爆炸案发生几周后的一天,我重新回到木屋 前站岗,希特勒和威廉·凯特尔元帅在屋子里交谈。屋子的窗户是开着的,我可以 听到他们的所有谈话内容。当谈到北方战线问题时(似乎是指芬兰),两人发生了 激烈争吵,德军刚刚在那里遭受惨重损失。面对苏联红军,德军展开的火力攻势已 远远不足。据我的理解,大约300 门大炮已经运到日瓦尔港(塔林),但却没人想 到去卸下来,可能是由于消息渠道不畅。凯特尔替自己辩护,试图庇护他的部队, 也为他们辩解。希特勒马上来气了,大发雷霆。他大声喊道:“为什么没有得到消 息?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有消息却没有得到!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消息,又怎么能下 达正确命令!刚刚发生的事情是一次失败,而我是这一失败的负责人!损失呢?寡 妇和孤儿,所有的人都会对我发怒!” 我不了解希特勒与凯特尔两人的关系如何,也不清楚他和国防军其他负责人关 系的性质。也许副官和侍从可以对此提供证明,但我不能,我和他没有亲近到可以 了解这一切的程度。相反,希特勒的一件轶事向我表明,他非常器重费迪南德·舍 尔纳将军,这是一名专横而严厉的军人,以骁勇善战著称。 一天,阿尔贝特·鲍曼拿着文件夹来到我面前,文件夹里放着一些需要希特勒 签字的文件。我刚从奥托·狄特里希的新闻办公室回来,手里还拿着最新的新闻快 讯。这时,希特勒进了房间,鲍曼朝他转过身去,向他问候并用开玩笑的口吻开始 了交谈。他告诉希特勒,我非常希望能有几天时间回一趟我在西里西亚的故乡。希 特勒回答他说,我可以走,并明确指出:“可万一舍尔纳知道了此事,我的允许就 没什么作用了!”战后几年,我在苏联被关押期间,一名苏联军官对我说,希特勒 或许需要十几个舍尔纳才有可能改变一点本性。 9 月份,希特勒病倒了,急性黄疸使他卧床不起。他有好几天没有离开地堡的 小房间,也不能参加军事会议了。但一能站立,他便重新出现在参谋部的日常例会 上。可是,他的身体还需大约两周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疲劳、精力不济已经写在 了他的脸上。对希特勒来说,这是一个艰难而关键的时期,来自前线的消息总是愈 加恶劣。 在这气氛紧张的日子里,希特勒决定打发走两名陪伴他多年的医生,他们是卡 尔·布兰特和汉斯- 卡尔·冯·哈塞尔巴赫。路德维希·斯达姆普菲格中校将取代 他们,此人是希姆莱从前的私人医生之一。莫雷尔医生则一直没有变动。 11月底,希特勒踏上了专列,离开“狼穴”回柏林,此后再也没有回来。几天 前,苏联红军已进入东普鲁士,战斗异常激烈。 旅途中没有遇到任何麻烦。柏林给人的印象是,自7 月20日以来(即我匆忙离 开的那天),这座城市在狂轰滥炸中已面目全非。希特勒返回总理府后不久,立即 决定将司令部搬到西线战场。一个重大反攻正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一次坦克行动正 在秘密组织中,将在阿登地区展开,我们及时获悉了这一消息。 希特勒及其随从人员重新登上专列,这次是前往齐根堡,它是一座位于巴特诺 海姆的小城,在法兰克福以北。当时是12月中旬,我一直是在旅行中。司令部位于 一个林区,在山谷中。我们睡觉的地堡在地下,那一时期流行这种做法。新总部起 名为“鹰穴”,这肯定是希特勒的个人选择。 我的记忆又模糊不清了。日复一日,会议不断增加。我站在那里,发现党卫军 和国防军的将军们一个接一个地跟着希特勒。局势的发展不可收拾,反攻行动受挫, 东线传来了最令人担忧的征兆。时间已屈指可数,必须立即返回。希特勒重新登上 火车,返回柏林,这里是他最后的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