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被俘 拂晓前,我终于睁开了眼睛,一切依然平静。我迫不及待地上了路,带上了唯 一的武器和手电筒。地下通道和地下室已被主人们放弃,正如谢德尔所说的那样, 我只得从地下室面朝威廉大街通道的窗口里钻出去。我突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一楼已被炸穿,废墟仍在燃烧。我穿过大街之后,转入第二栋楼的废墟。老总理府 的外墙依然挺立着。 我继续往前走,跑步穿过威廉广场,上了凯瑟赫夫车站的楼梯。地铁口弹痕累 累,通道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男女老少都有,所有的人都坐在台阶上和站台上, 到处都是人。我记得有两名年轻的吉他手,在这一无法描述的混乱中,演奏着夏威 夷乐曲。地铁通道里没有灯光。我一直走到斯塔德米特站,想去腓特烈大街。在那 里,我碰到了希特勒的侍从海因茨·林格和突击队的一名同志海尔穆特·弗里克。 我向林格打听其他人的去处,他一无所知。“我们现在怎么办?”他问道。我回答 说,我们必须走到魏登达默大桥。“不可能!我们都是从那里来的。桥上有一辆被 击毁的德军坦克,尸横遍地。大桥在苏联红军的射击范围内,他们朝任何会动的东 西开枪,他们能看到一切!”我们和其他士兵约定继续朝北走,但只能走地下通道。 在斯普瑞河下面,通道被废铁和石堆堵塞。我们成功地从一个直径仅50厘米的 狭小通道钻了过去,接下来是80米的坦途。苏军士兵不停地朝隧道顶部的一个大洞 里扔手榴弹,我们一个接一个跑步经过那里。就这样,我们这支小部队继续向前逃 亡,一直来到斯特汀纳站。 通过铆在墙上的梯子,我们可以爬上一个通风井。一名成员爬上去,将头伸了 出去,看到地面有德军士兵之后,迅速下来对我们说:“他们已经成功过去了,他 们全都在,已经到了!”于是,大家鱼贯而出。当我们呼吸到自由空气后,才明白 自己弄错了。这些士兵都是战俘,我们落入了苏联军队的手中。 我站在弗里克身边。林格突然从手腕上取下手表,一边用脚踩着手表一边嘀咕 着:“他们不会得到它的。”他是从海威尔大使那里得到这件稀世珍宝的,全世界 只有2000只。接着,林格又悄悄从口袋里取出一只怀表,远远地扔了出去,然后转 身向我们解释说,这是“领袖”的表。我们大家都悄无声息地看着一名手提水桶的 女子从那里走过,她弯下身子,将怀表拾起后装进口袋,然后离去。 在更远处,我看见一队苏联士兵正朝四面八方胡乱开枪,好像完全喝醉了。林 格把帽子拉下来,压向额头,对我们说,他要用藏在身上的手枪朝自己脑袋开一枪。 我碰了一下他的手:“如果有人要这样干,是他们,而不是你。不要干蠢事!”他 拿着枪,偷偷地扔掉了,然后建议大家准备一下,以免某个人将我们一块认出来。 于是,我们马上行动。后来,苏军士兵押着我们向东走了整整两天,一直走到沃尔 登堡(今为多别格涅夫)战俘营,我在那里开始了漫长的俘虏生活。 我上了前往波森(现为波兹南)的列车,被送到该地的一个大型战俘中心。在 那里,我又见到了希特勒的机师汉斯·波尔。他少了一条腿,是在未打麻药的情况 下用锯子截掉的。我提出来帮帮他。他每天都要换绷带,饮食起居需要人照顾。一 天,他向我保证,近期将会被转往莫斯科的一家军医院,他可以带一名护理助手同 往。“米施先生,”他用一种极认真的口吻对我说,“这家医院的条件应该比战俘 营要好很多,你愿陪我去吗?”我同意了。 火车将我们拉到了莫斯科。俄罗斯警察租用的汽车没有将我们送到军医院,而 是送到了布蒂尔卡监狱。两三周后,我们被转入秘密警察总部——克格勃所在地卢 比扬卡。在这里,在二楼或三楼的一间房里,我们接受了最初的审讯。他们先是审 讯波尔,警察殴打了他。过了一段时间,波尔对看守说:“请问问陪我同来的那个 人吧,他知道得比我更多!” 这回轮到我了。人们将我们分开,只问我希特勒的特征、他在地堡的情况,我 说了,但看守们并不相信我的话。他们深信,我所说的那个希特勒可能是一个替身, 一个酷似他的人或者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你撒谎,你撒谎!”他们反复说。我遭 到了殴打,他们打我的头部和身体,一名男子多次打我,还往我身上浇冰水。 审讯是从1945年12月开始的,由一个名为萨瓦列夫的警长负责。他想了解希特 勒最后那段日子的所有情况。例如他在哪里?如何离开柏林的?是谁帮他逃离的? 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我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并很快发现萨瓦列夫及其同僚 是内政部的人,他们对有关情况了如指掌。我已经全都说了,但他们还是说我撒谎, 借口将我毒打一顿。 我成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尽管天气寒冷,但我的房间里没有暖气。在很多天 里,他们不让我睡,我昏倒了。当这种虐待持续到第12天时,我要了一张纸和一支 铅笔。我给内政部长和安全部门的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写了一段话:“我的供述 是基于事实的,但他们不相信我。他们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我并虐待我。我会继续 说真话。为免受其他折磨,我请求你处决我。” 我将此信交给一名看守。他们立即将我带到审讯室,这次情况更糟。直到1946 年4 月底,我的日常生活才逐步得到改善。1946年5 月,经过8 天的旅程后,我和 其他德国人,其中包括波尔,一起回到柏林利希滕堡女子监狱。在纽伦堡审判中, 我们正式作为主要证人出庭。审讯仍在继续。我不停地重复说,“我来这里不是作 为被告,而是应邀作为证人。” 我要求看望太太和女儿。几天后,一个陌生人来到我的囚室里待了几分钟,他 等着我剃完胡子。之后,我又受到新的审讯。在柏林监狱的这些日子里,我得知林 格被带到了地堡里。然而,没人告诉我,审判中我要对谁举证。 六周后,苏联人让我们明白,我们已经没有必要作为证人出庭了,我重新被带 回莫斯科。 我在苏联首都关了近三年,先后在卢比扬卡监狱和布蒂尔卡监狱待过。之后, 经过好几周的火车旅行,我被送到哈萨克斯坦卡拉干布市一个偏僻的秘密集中营, 名为施韦格集中营。在我住的那间木屋里,一共有12名囚犯,其中包括德国原子物 理学家赫兹。在这个拘禁中心,我们多少要自由些。我们干点电工活以及泥瓦工活, 我想,正是在这里我碰到了赛普·普拉特泽,他曾是赫斯的侍从。 1949年12月21日,我在未经任何审判的情况下被判死刑。就像我当时知道的情 况那样,这是一次集体判决。1950年,这一判决被改为25年强制劳动,理由是支持 纳粹政权。 我被送往乌拉尔的一个战俘营,之后又被转往波罗维茨城附近的列宁格勒(现 为圣彼得堡)。我从那里去了莫斯科图什诺机场,重新飞往乌拉尔地区,这一次是 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最后上了一列开往斯大林格勒的专列,前往最后一个监禁中 心。 我是在1953年底获释的,和其他许多德国战俘一起返回德国。我们在柏林东部 的一个军营下车,在那里,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核对我们的身份,然后给我们发衣 服。出来后,我们分组登上了第一班高速列车。几分钟后,我们中有人声嘶力竭地 喊道:“我们已经到西部(西柏林)了!”他通过包厢玻璃窗发现了“新克尔恩” 的标牌。大家迅速下车,来到站台。我上了一辆出租车,详细告诉司机我要去哪儿, 并告诉他我口袋里没钱。他开动了汽车。 我在卢多的岳父母家前下了车,当时是1953年12月31日。当我按响门铃时,天 早已黑了。太太给我开了门,女儿也立即出来迎接我。9 年来,我第一次紧紧地拥 抱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