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0月17日,林彪在苏州作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 18日,总参谋长黄永胜等将此作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下达,解放军陆海空三军 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人员从北京疏散到外地。其 中包括一些原中央领导,也包括一些“文革”“要犯”。老同志中,朱德、董必武、 叶剑英到广东,陈云、王震等到江西,聂荣臻、陈毅等到河北。“走资派”中,刘 少奇送河南开封,陶铸送安徽合肥,邓小平则被决定送到江西。 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在作出这样的决定后,毛泽东曾对他亲 自交待,“要把陈云、王震他们放在交通沿线,来去方便。”毛泽东说:“万一打 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要准备打仗,中央安排疏散,毛泽东也要到外地去。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想让 汪东兴留下,帮助做疏散工作。毛泽东批准汪东兴留下十天。这样,和邓小平等谈 话的工作,就落到了汪东兴身上。 10月的一天,汪东兴带着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到邓小平那里去了一次,一是算对 前次邓写信希望见他的回应,二是把准备疏散到江西的安排通知邓小平夫妇。汪东 兴告诉邓小平,由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人员疏散到外地,邓夫妇安排去江 西,去江西后还准备安排去工厂劳动锻炼。听到疏散的消息,邓小平感到很突然, 他想了一下,向汪东兴提出,他的继母夏伯根自从被撵出中南海后,一直住在外面, 现在年纪大了,独自一人无人照看,想带她一起去江西。对于这个请求,汪当即表 示同意。谈话的最后,邓小平说,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 可以给你写信?汪东兴也表示可以。 父亲虽然对被疏散感到突然,但汪东兴亲自来谈此事,使人减轻了不安。汪东 兴许诺以后有事还可以找他,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即使去到千里之遥的外 地,也能够保持和中央的联系。 因为汪东兴即将陪同毛泽东到外地,就把一些工作交待给王良恩办。不久,王 良恩一人又到邓处,察看走前事宜。母亲向他提出,家中有许多藏书准备这次带到 江西去,想请帮助做几个大木箱子。另外她和父亲多年习惯于睡觉时保持卧室黑暗, 想把现在卧室的旧窗帘带走。没想到王良恩的态度十分不好,两个要求都不同意。 父亲很生气,提出要再见一见汪东兴。不久汪东兴就又来了,不但同意帮助做几个 装书用的木箱子,还同意把那副旧窗帘带上。他还对父亲说,你们要带什么都可以, 带不走的可以留在这里,这个院子不会动的,以后你们回来还可以住这里。 这也是在去江西之前的一桩“公案”。王良恩原是林彪的人,后来在九届二中 全会(也就是庐山会议)上,因伙同陈伯达印华北组简报“东窗事发”,最后自杀 身亡。王良恩本是“文革”起家,对邓态度不好是可想而知的。而汪东兴就不同了。 汪东兴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文革”初期毛泽东曾交待邓小 平有事找汪东兴,以后也一直让汪东兴直接管邓。这次汪来见邓,不但态度很好, 还许诺以后回来还可以住在原处,这些都富有积极的意义。最起码,使邓夫妇明白, 疏散离开北京,不单单是对邓一个人的行动。到了江西后,他们还可以去工厂劳动。 不管是学习性质的也好,改造性质的也好,总算是结束了北京这种完全隔离的囚禁 生活,应该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见了汪东兴之后,父母亲心里安定下来,加紧收拾 行装。 在父母亲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去江西的时候,邓楠所在的北京大学因“一号命令”, 要把学生疏散到京郊怀柔县。邓楠要走了,父母亲提出要求,希望批准在河北宣化 的邓林回京帮助收拾行李。经中办批准后,邓林得以回京见到了两年多未见面的父 母亲。不过,这个时候,大家都没有工夫来叙家常,因为去江西的行程已近。 离京前,在母亲的要求下,中办同意她去三○一医院看望朴方。在医院的外科, 还没有走进病房,母亲想到才两年没见,一个以前高高大大爱跑爱跳的儿子,就这 样瘫痪了,顿时心如刀割,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陪同她来的人劝慰她,说这样对 孩子也不好。母亲先找了个椅子坐下,等逐渐冷静下来后,才忍住悲伤,擦干眼泪 走进病房。见到了儿子,看到儿子住一个单间,病房条件还好,母亲略感心安。不 管怎样,在离开北京之前,能看一眼儿子,总是了了一个心愿吧。 从医院回家后,母亲把情况告诉了父亲。儿子进了三○一医院,总会获得更好 的治疗,也许还能有一线希望减轻病情,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行期在即,父母亲忙着收拾行装,无暇他顾。他们更不知道,为了安排好他们 的江西之行,他们的老战友周恩来,正亲自进行着详细的部署和周密的安排。 1969年10月18日,周恩来给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打电话。周恩来对接电话的江 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说:“中央决定中央的部分首长要到下面去 接触接触实际,也适当地参加一些劳动,向群众学习。到江西的有陈云同志,带一 个秘书、警卫员和炊事员;还有王震同志夫妇,全家去江西……他们都是六十多岁 的人了,劳动也不行……从北方一下子到南方不太习惯,你们要适当注意关心他们 的生活。吃饭当然是他们自己花钱,但房费不要太贵了。第二件事大概汪东兴同志 已告诉你们了,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 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劳动锻炼 . 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力使,也是六十多的人了,身体也不大好,收房 费也要照顾一点。黄先同志在家,你可先向他汇报一下。这些同志具体到什么地方 去,什么时候去,请黄先同志给汪东兴同志打个电话定下来。我最后还要强调一下, 这些首长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你报告程世清同志之后,马上研 究出一个具体意见。“ 接到总理的电话后,程惠远片刻不敢耽搁,赶紧连夜驱车三百五十多公里,向 在婺源的程世清汇报。程世清,靠着造反夺权起家,“文革”中,也是名声不小的 一个人物。尽管程世清是林彪线上的红人,但对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作的指示,他 也不敢怠慢。想了一下后,他对程惠远说:“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一英明决定, 坚决贯彻落实总理指示,欢迎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蹲点、劳动。他 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了之后先安排在滨江招待所,然后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到赣 州去。至于陈云、王震到什么地方,可同他们俩做具体商量后再定。不管他们住在 哪儿,我们都负责装上暖气……我们一定保证他们人身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 冲击揪斗他们。但有两个问题要请示一下中央,一、邓小平夫妇来后,他们住在一 起是否合适? 二、陈云、王震同志来江西,我们想派人去北京接他们是否可以?“ 10月19日,周恩来在接江西省革委会电话时,原则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对邓 小平的安排,认为去赣州不合适,说:“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 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了,得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 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 楼下是工作人员住。当然了,最好是独房独院,还能在院里做些活动,又安全,你 把我的意见告诉程世清政委。” 总理指示得这么详细,这么具体。江西的人议来议去,左也不成右也不成,干 脆,请北京来人,看看再定。 10月21日午饭后,“邓小平专案组”接到他们的上级“二办”通知到中南海西 楼会议室开会。会议由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主持,参加会的还有王稼祥、谭震林等 “专案组”的人员。王良恩说,王稼祥疏散到河南信阳,谭震林到广西桂林,“中 央决定将邓小平疏散到江西南昌下放劳动,接触群众,昨天晚上周总理已经亲自打 电话给江西关照过了”。并交待专案组负责人:“你再带上个人。任务有两条,一 是安全送到,路上不能出问题;二是会同江西的同志为他们找个合适的住处,有暖 气的更好。邓小平年纪大了,住处跟劳动的地方不要距离太远,远了派车不太好, 步行太久或坐公共汽车也不大安全。虽然陈 云和王震同志也是去江西,但他们和邓小平不一样。他们两个都上了‘九大’ 中央委员,一般来说还不会出什么问题。邓小平没有选上,文革前又是挂过像的, 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容易被人认出来,发生揪斗现象。清楚了吧?好,你们回去 准备一下,明天早上八点钟赶到沙河机场上飞机。“ 在中办和江西为邓小平去江西的事情忙着的时候,父母亲和大姐邓林也在抓紧 收拾东西。父母亲平时的生活简单,生活用品很好收拾。但既然允许他们带书走, 就要尽可能地多带点儿。他们到院子后面的大书房中去挑选,把我们家多年来珍藏 的马列主义著作、历史、文学等各类书籍,一本一本挑出来,装进中办帮助做的几 个大木箱子里面。他们知道,在今后的岁月里,将由这些书来陪伴那些不眠的日日 夜夜。 临行前的头一天,也就是10月21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接受 中央对于他的处理,重申对中央和主席做出过的保证,以一个普通党员和社会主义 公民的身份,尽力工作和劳动,并希望将此信转报主席和党中央。 父亲知道,这次离开北京,虽然算是结束了被囚禁的状态,但在千里之外的江 西,与中央和毛泽东的距离就远了。离开北京之前,他写信给汪东兴表明自己的态 度,是要通过汪东兴,将信息传递给毛泽东。 正如所愿,此信由汪东兴转呈了毛泽东,而且毛泽东本人看到了。 十六、孤独的南行座机 1969年10月22日清晨,父母亲早早起来,与奶奶和邓林一起,上了一辆来接他 们的吉普车,行李由另外的车拉。那一天,是一个阴天,天虽亮了,但仍感昏暗。 阴霾之中的北京,天低低的,云厚厚的,空气中充满了深秋的寒意。 那辆载着父母亲、奶奶和邓林的简陋的吉普车,车窗紧紧地关着,厚厚的窗帘 也严严实实地拉着。车子驶出中南海后,颠颠簸簸地在北京转呀转的。在车内,他 们什么也看不见,只是凭感觉知道车子有意转来转去地绕了很多的弯。一路上大家 无语。走了很长时间,车子终于停了下来。下车一看,是一个不大的军用机场。 到了机场,赶紧忙着往飞机上搬行李。飞机机组只让上了一部分行李,说是因 为载重的问题。剩下的行李,主要是那几个大书箱子,不让上飞机,只好留下以后 再说。 看着身边忙碌着的人们,邓林不禁怅然。朴方瘫痪在三○一医院,邓楠被学校 疏散到北京郊区,毛毛和飞飞分别在陕北和晋中插队,来送父母奶奶远行的,只有 她一个人。到了分别的时候,邓林望着父亲、母亲和奶奶三人从一个临时架上的简 陋的舷梯上了飞机。奶奶是小脚,年纪又大,上起来特别费力。到了飞机舱口,父 亲回首望了一下,似乎是想再看一眼北京。自从1966年被批判起至今三年,他寸步 没有离开过中南海,这次赴机场的路上,又被拉得严严的窗帘挡住视线,什么也看 不见。此时,他想看一看北京,看一看这个住了近二十年的古城。但在视线之内, 除了一个空旷的机场,什么也看不见,他 回头即进了舱门。 上午九时零三分,在引擎发出的越来越大的轰鸣声中,飞机开始滑行,加速, 并晃动着翅膀飞向天空,飞向那低垂而厚重的云层,渐远渐小,渐小渐远,终为云 层所淹没。 这是一架老式的伊尔—14型军用飞机,机号为3287,机长李骏。起飞地点是北 京沙河机场,飞行目的地是江西南昌。飞机上的乘客共有五人,除父母亲和奶奶三 人外,还有负责押送的“邓小平专案组”组长和一个工作人员。飞机前部靠舱门的 地方放了一张铺着褥子的折叠钢丝床,这是怕年迈的奶奶不惯乘机临时放的。妈妈 与奶奶就坐在上面。床边临窗处放了一个折叠桌,父亲就坐在桌旁。“邓专案组” 两人坐在机舱后部。 在没有隔音设备的机舱中,只有引擎的轰响,始终没有人说话。机组人员拎着 暖水瓶,也只是用手拍拍铁皮,用动作问大家是否喝水。回答也只是摇头或摆手而 已。 沉默,无语。不沉默又能说什么呢?这次离开北京,究竟是祸多还是福多?虽 然是战备转移安置,但是否带有结论性处理的性质?此一南去,什么时候能够再回 北京、还能不能够再回北京?在江西的生活,与中南海的囚禁生活不会一样,但又 会是什么样子?两年多的囚禁,连中南海外的北京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千里之 外的江西又会是怎样的景象?可以和孩子们往来了,但是天各一方,他们生活得怎 么样,能来江西吗? 在飞往江西南昌的飞机上,即使脑海中想到这些问题,也不可能得到答案。 “文革”的前景,国家的前途,政局的发展,都没法预料,更不要说个人的命运了。 在“文革”运动的政治风云中,决定政治前景的,决定个人命运的,往往是许许多 多出人预料的变数。而这些突发的、有时甚至带有闹剧色彩的变数,给个人,给社 会,给国家所带来的,是意外,是损失,是政治的大悲剧。 飞机飞行了几个小时之后,缓缓降落在江西南昌向塘机场。 一群接机的人早已在机场等候。父亲下机后,前面所提到的江西省革委会办公 室主任程惠远上前与他握手,自我介绍并微笑着说:“邓小平同志,毛主席叫你来 江西,我们非常欢迎。” 一声久违了的“同志”,一个久违了的微笑,开始了在江西的岁月。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