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一个三辆车的小车队———是小轿车,不是吉普车———行驶在江西的红土地 上。父亲一行三人坐在中间的车上。车窗的窗帘没拉上,坐在车里可以往外看,可 以看见外面的世界。这又是一个久违了的感受。 一眼望去,江西那绵延不绝的红色的土地,是那样的熟悉和令人感到亲切。30 多年前,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父亲经历了苏维埃的战斗生活,经历了他政治上的第 一次坎坷与沉浮,并踏着这片红色的土地,迈向了长征的道路。一晃三十年过去了, 真可谓风物依旧“人非昨”。 不久,车到南昌,到了省委第一招待所(当时又被称为滨江招待所)。江西省 革委会副主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来见刚刚抵达的邓小平,谈话无非是让他 们在江西好好劳动接受改造等等,算是“欢迎”,也算是例行公事。 当邓小平一家三人在招待所安顿之时,随同来赣的“邓专案组”两人,便忙了 起来。 根据临行前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的交待,“专案组”人员急于为邓一家找一个符 合要求的住处和劳动的地方,片刻不敢耽搁。到南昌的当日,他们便和江西的人一 起看了几处地方,但均不满意。第二天,他们接连再看,还是没有满意的。第三天, 省里的人带他们来到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看了原步校校长住的小楼,还 有一个离步校二三华里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专案组”人员认为此处甚好。当 晚,他们电话报告北京“二办”。“二办”表示同意并报中办。最后,获得中办认 可。 也算是经过一番努力,完成任务后,“专案组”人员来到招待所,与邓小平进 行了十多分钟的谈话。他们向邓通告了关于住处和劳动地点的安排情况,并问邓有 什么要求,以便回京向中央反映。邓说:“我同意中央对我的安排。我到江西来了, 但我还会出来工作的,我还能为党工作十年。”这样一个回答,令“专案组”人员 十分意外。这样明确的表态,实在不像一个“犯了错误”的被审查对象应作的答问。 邓随即又对“专案组”人员说:“有一件事,就是我大女儿今年二十八了,为她个 人的事我有点担心。”听了邓的回答,“邓专案组”组长说:“关于前一个问题, 要看你自己了。会不会出来工作,那将由中央作出决定。至于后一个问题嘛,孩子 是国家的,你要相信她自己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国家也会关心她的。” 这次谈话,是“邓小平专案组”与他们审查的对象第一次面对面的“正式”谈 话。“专案组”设立一年多了,他们连与邓小平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更别提当面提 审取证了。直到这次送邓小平来江西,他们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被“审查”的对象, 而在完成任务临走之时,才得以与邓进行了“谈话”。这十分钟的谈话,是“邓专 案组”与邓的第一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谈话。这真是一个只有在“文革”这样一 个不可以常理论之的时期才会产生的奇谈怪事。 其实,说怪也怪,说不怪也不怪。邓小平的情形,在“文革”中,是绝无仅有 的。一方面,毛泽东要批判邓小平,在林彪、江青等人的鼓噪下打倒了邓小平;另 一方面,毛泽东又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而且自始至终让中办,也就是让汪东兴直 接管邓小平的事情,从未让林彪、江青等人插手。可以说,在批判打倒的同时,毛 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邓小平,包括他的人身安全。现在想起来,如若毛泽东不 想保邓小平,如若让林彪、江青等人得到处置邓小平的权力,那邓小平的命运,将 会截然不同。 在“文革”中,毛泽东保护,或者说保留了的,不仅仅是邓小平一个人,而是 一批老干部,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要从毛泽东选择接班人说起。毛泽东选定林彪为接班人,是经过深思熟 虑的。战争年代,从井冈山起,林彪就是毛泽东的得意部将。林彪能打仗,有战功, 特别是在许多次党内或军内出现矛盾时,能够站在毛泽东的一边,甚至不惜以其少 年好胜之势与人争执。解放后,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极力附和批判彭德怀; 60年代,林彪大力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在中央一线工 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与广大干部致力纠“左”,林彪却与众不同地对毛泽 东吹捧阿谀。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记怨又记恩,看人 和处理问题不免带有感情色彩。毛泽东认为,历史上,林彪是他的人;现实中,林 彪不像刘、邓思想那样右,并会高举他的思想旗帜和忠于他的革命路线。在毛泽东 觉得“大权旁落”和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之后,毅然决定选择林彪为新的接班人, 并借助林彪所控制的军队势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过,在毛泽东选择林彪为 接班人的同时,他对于林彪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满意和放心。特别是在林彪的野心 不断膨胀而又有所显露之时,毛泽东更是多了一份警惕之心。 其次,对于江青等“文革”势力,毛泽东的态度则更为微妙。纵观“文革”始 末,毛泽东为了用“革命”的手段达到“革命”的目的,起用江青、陈伯达、康生、 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作为策划者、发动者和“运动”的基本力量。毛泽东认为,这 些人是真正的“左”派,是他的路线和思想的真正卫士。但是,对于这些人在运动 中所表现出来的愈来愈明显的猖狂和政治劣根性,毛泽东已有察觉,在使用上也开 始有分寸和节制。毛泽东始终没有让他们管理国务院,始终没有让他们管理外交, 始终没有让他们接管军队。对于这些人,毛泽东只把他们当作“运动”的急先锋, 当作贯彻他的理论、路线的一种保障,而绝没有把他们作为安邦之才和治国之用。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保持了应有的清醒。 毛泽东对于他所使用的“文革”两大势力,既倚重,又警惕;既使用,又观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毛泽东毕竟是一个政治家,在他热情澎湃地致力于运动的时 候,他尚能冷静地心存一念,保留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批老干部。林彪、江青等 人是“革命”的力量,但绝不是治国之才,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心里是最清楚的。 “革命”是要搞的,但“革命”之外,还有经济建设,还要进入共产主义,还有可 能再打大仗,以后的路还长着呢,“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任务也都还重着呢。 这诸多重任,仅靠林彪这个接班人是完不成的,加上江青等人也不可能完成。在毛 泽东的心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这些老同志,不能全都打倒, 还要保留一批人,还用得着这批人。本着此意,在这次战备疏散安置时,毛泽东明 确指示,要安排好这批老人。毛泽东特意让周恩来主持疏散安排,他知道,只有周 恩来,才能够真心诚意地安排好这一批人。毛泽东对陈云、王震等老同志的安排专 门有所交待,说还要他们,说还离不了他们,说还用得着他们,说还要找他们,这 些,都是他心中的真实思虑。 这真是一种复杂的政治心态。在为完成不断革命的理想所选择的特殊途径之上, 在所用两大派系之间的有分有合与明争暗斗之中,在革命激情高涨之时,毛泽东仍 保持了一份冷静与多虑。在“文革”“大乱达到大治”乱得太不成样子的时候,他 对于运动的狂热和野蛮进行了一些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停止了对大批干部的进一步 打倒和迫害,并逐步恢复了一些干部的工作。毛泽东的这些尚属清醒的做法,有意 无意之间,为未来的中国,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保留了可贵的基础和生命力。 毛泽东对这一批老干部的保留,可算是他晚年政治作为中少有的英明。 十七、初到江西 1969年10月26日下午4 时,父亲、母亲和祖母三人,离开滨江招待所,由江西 省革委会安排,前往他们在江西的住地。 前面一辆小车,坐着父亲三人等,后面一辆卡车,拉着他们的行李。车子一路 飞驰,穿过南昌市区,跨过八一大桥。从车窗望出去,阳光下,赣江之水浩浩荡荡, 闪着如练的银光,一路向东,奔流而去。江水湍湍,日夜不息,对于横跨在江面的 大桥,对于那两岸的田园丘壑,它是永远的来者,也是永远的去者。江水永远不会 停留,也永远不会有所眷恋。看着这江,这河,这生命之水,滔滔而来又滔滔而去, 你会感到它在你的心头流淌,让人永远不会忘怀。 过了赣江,西行约十公里,到了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车子拐上一条沙石马 路,路的尽头一个大门,无人而敞开。这就是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进了校门, 一条笔直的沙石大道,路边两排高大的梧桐,树树相连,叶叶相依,茂盛而浓密。 绕过为树木所掩映的原步校办公大楼,一条红壤夹杂着石子的小路漫坡而上,小丘 之上,碧绿高大的冬青环绕而成一排院墙。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一座红砖小楼和它 灰色的屋顶。 到了,到“家”了。这个陌生的、但让人一眼望去就顿感亲切的“家”。 两扇灰色的木板院门打开,车子进去。这是一个环形的院落,中间一栋两层小 楼,楼前四株月桂。进门楼下一个空空的中厅,右边一个门,进去有一间饭厅,一 间厨房。上了吱吱作响的木楼梯,楼上一个起居室,两间卧房,一个厕所。向南一 个长长的大阳台,站在上面,一眼望去,满目苍绿。从阳台可以通楼上的另一侧, 应是同样的布局,但不由他们使用,也就不得去看。 对于这样一个条件不错、地点幽静的住处,第一个感觉,是满意的。 父母亲三人在来人的帮助下,忙着从车上搬下行李,再将东西一件件地搬上楼 去。父母亲和奶奶,三人年龄加起来超过一百八十岁,但到新“家”的“兴奋”让 他们不顾年龄与身体,挽着袖子,走上走下,努力快干。不知不觉之间,已是夜幕 降临,楼里亮起了灯光。在几乎空旷无人的步校校园内,在一片黑暗静寂之中,从 这个小楼上发出的灯光,尽管不亮,但却充满了生气,给寂寥沉静的大院带来了一 点久违的热闹。 送他们来这里的“邓专案组”人员和江西的其他人,任务算是完成,早就交差 了事走了。有两个人留了下来,一个是由江西省革委会派来的叫黄文华的省军区干 事,和一个姓贺的小战士。干事是派来负责监管邓小平及其一家从日常生活到去工 厂劳动等诸项事宜的。他的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对邓及其一家,既负有监视的任 务,又负有保卫的责任;既要向上报告邓一家的有关情况,又要负责传递邓与上面 联系的信件和要求。在他住的房间里安有一部电话,可以随时和省革委会保卫组联 系。战士小贺,负责买菜等需要外出的杂事,并“兼职”给他的领导———就是那 个干事洗衣服打扫卫生。他们二人住在楼里另一侧的楼下,在今后的江西岁月中, 成为在这个小楼中居住的另外两名成员。 行李大致搬好,床铺铺好,算是初步告一段落。这时已到了晚上10点钟,大家 都已累得筋疲力尽,却还没顾上吃饭。黄文华和小贺到驻在步校的一个炮团食堂买 回十几个馒头,又煮了一大碗蛋汤,大家各自吃了。 简简单单地吃了一点东西,算是到新家之后的第一餐饭。之后,已经十分疲倦 的父母亲和奶奶关了楼下的灯,上楼歇息。 夜阑人静,万籁无声。在江西步校的这栋小楼中,三位老人睡在略感潮湿的被 褥里,度过了他们羁旅生活的第一夜。 当邓小平一家人忙于收拾整理在江西的住处,开始新生活的时候,“邓专案组” 人员完成解送任务回京,向上报告如下:“22日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去江西, 今日(28日)归来。邓押于南昌西北十三公里处,原步兵学校,现是五七干校,× ×军××师炮团和原步兵学校留守处住。由省革委会管,派炮团一个班十二人监管, 单住一小楼上,下住一个干事和一战士管他。平日劳动,仍用邓小平名。” 父母亲到步校后不久,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来看了他们。对 于邓小平,程世清倒没有当面严声厉色地训斥,而是大谈“文革”后江西“飞跃的 变化”及他在江西的“政绩”。程世清是林彪线上的红人,对于“全国第二号最大 的走资派”,这样的态度也就算是过得去了。谁想这个当时红极一时的人物,一年 之后,却因上了林彪的“贼船”而结束了政治生命。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文革”中,不知有多少这样昙花一现的人物。 程世清走时,随他一起来的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兼保卫部长陈昌奉看见门口有 站岗的,便指示:“门口不要站岗了,改坐岗。”以后,院外的一个班,只在暗处 负责监管,明眼看不见了。陈昌奉在长征路上是毛泽东的警卫员,也是个老红军, 一些来江西的老同志的安全工作,主要由他负责。 10月的江西,是秋天,又不似秋天。天还不冷,树还鲜绿,梧桐的阔叶仍然蔽 日遮天。父母亲三人住进步校中的小楼后,很快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虽然刚到江 西时在机场,父亲偶然地被人称了一回“同志”,但他毕竟还是“党内第二号最大 的走资派”,来江西仍属半软禁和监管性质。除了以后可到工厂劳动之外,不能随 意外出,连所住的小院子也不能随便出去。当时,除了院内两名军人外,他们只觉 得院外还驻有部队,但并不知其人数。父亲曾向中央保证不与外人来往,其实在这 样严密的层层监管之下,即使想要来往也不可能,就连我们这些子女想来探望他们, 也必先征得江西省革委会的同意。 虽然这种生活仍是没有自由的生活,但父母亲和奶奶三人已十分满足。比起在 北京中南海那种完全的监禁,如今这个步校,这个小院,这栋小楼,气氛已经轻松 了许多,生活也自然了许多。他们很快地熟悉着这种新的生活。 收拾好行李后,生活开始按部就班。三位老人就各自的情况做了一些生活分工。 父亲虽已65岁,但却是唯一的“壮丁”,重一些的活儿全由他做,如拖地板、劈木 柴、砸煤块等等。妈妈年龄最“小”,只有53岁,但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 轻活细活就由她做,如扫地、擦桌、洗衣、缝纫。奶奶虽已年近70但她惯于操劳, 身体尚好,且最善做饭,因此生火、做饭和与厨房有关的各类事务,均由她全权负 责。三个老人,相互体贴,相互照料,以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以在困境中保持的 乐观精神,以顽强的生存能力,以相濡以沫和互敬互爱,把禁闭之中的羁旅生活过 得充实而又充满了生命力。 到江西后,可以与儿女通信,母亲给每个孩子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的情况。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收到信,看着妈妈那久违了的隽秀的字迹, 体味着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关切和思念,我的泪水不住地流,真想插上翅膀立刻飞到 他们身边。 生活安顿下来后,思念四散在各方的儿女,成为父母亲最大的心事。到了此时, 父母亲的工资还一直照发,按说是不缺钱的,但父母亲惦念着我们这些孩子们,所 以过得十分节俭。邓林、邓楠算是大学毕业,有工资,可以自立。朴方病瘫在医院, 无任何经济来源。小女儿和小儿子均在农村插队,一般生活所用尚可靠劳动所得维 持,但却无力添置衣物,更没有回家的路费。在步校小楼那表面上甚是平静的生活 中,父母亲的心头,萦绕着许多不可化解的思念与忧虑。他们和奶奶商议,要尽量 节俭地过日子,不添衣,少吃肉,唯一的奢侈,就是父亲的烟。抽烟,是父亲长年 的习惯,也是在寂寞之中的唯一嗜好。但此时,为了节省,他连烟都少抽了,有时 一支烟,一次不抽完,留下半截下次再抽。他们省吃俭用,节约每一分钱,三人每 月花费才60元,其余的钱,为了儿女都存了起来。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