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三十、故地重游 他看到介绍中把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的名字写成曾珊,就说:“曾山 的名字是大山的山,不是珊瑚的珊。曾山同志很有名气,不要搞错了。”这里的干 部介绍,兴国是个贫困地区,这里的水土流失严重,农民生活十分穷困,农村的问 题比较严重。父亲听后没有言语,但表情凝重。中午,兴国县准备了丰盛的很有地 方特色的菜肴。父亲说:“吃到兴国的饭菜,就让我回想起当年兴国人民招待红军 的深情厚意。那时兴国人民对红军可好了,把自己家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红军。 凡是到过兴国的同志都有这个印象。苏区时你们兴国的人口有二十三万。我记得你 们县参军、参战的人很多,出了很多将军。” 在兴国,招待所的人看到邓小平夫妇带了两个箱子,里面除了一点换洗衣服外, 都是书,有些还是那些见也没见过的厚厚的书。母亲给他们解释说:“我们就是爱 看书。这些都是小平同志的宝贝。” 7 日,父母亲离开兴国。临别时,父亲畅然地说:“总算了了心愿。” 同日上午,父亲到达于都。 对于于都,父亲并不陌生。1931年,他和妻子金维映从上海中央来到江西中央 苏区。父亲在瑞金任县委书记,阿金就在于都任县委书记。后来父亲在会昌任中心 县委书记时,也常来于都。不久之后,他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批判,阿金也离 开了他。在反对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失败后,就是从这里,红军渡过于都河, 踏上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转眼间四十年过去了,今天的于都,已经发展成为 一个拥有十几万人口的县城。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天变了,地变了,人也变了, 只有这于都河水,一样地滔滔不绝,向北流去。四十年前的情景,仍旧历历在目。 父亲几次提到他的前妻。他问于都的同志:“苏区时你们的县委书记是女的,知道 吗?”他还说:“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四斤重的棉被,这床棉 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在参观革命纪念馆时,可能觉得介绍的内容中有渲染成分, 父亲只说了一句:“要求真实,符合历史原貌。”晚餐时,看见有一盘“泥鳅焖芋 头”,父亲对陪同的人说:“过去在苏区吃红米饭、青菜、芋头汤,有时候红军战 士到田头地角、水圳里捉点泥鳅、小虾,焖上一锅芋子,也算打‘牙祭’。我对泥 鳅焖芋子有很深的印象,今天重吃它,别有一番风味。” 毕竟是重回故地,看见这么多熟悉的风物人情,心情一定是激动的。在招待所, 夜很深了,父亲还未睡觉。陪同的人提醒他早点休息。他说:“千里迢迢,来一次 故地不容易,已经四十年了,才来这一次。看来,这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一次了。” 寥寥数语,表达了一片拳拳之情。 辞别于都之后,8 日到达会昌。 会昌,对于父亲来说,可谓意义非同一般。1932年,父亲在当时被称为中央苏 区的“南大门”的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时,在这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和面 对面的对敌斗争。也是在这里,因为反对王明路线的“左”倾冒险主义,他被扣上 “右倾路线”代表人物的罪名,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一起, 被斗争、被免职,经历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磨难。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对 于他来说,在会昌,既有光荣的回忆,更有悲壮的阅历。在当年苏维埃政府旧址, 父亲看到一棵浓荫蔽日的大榕树,他感慨地说:“都变样了,只剩下这棵大榕树。 当年我经常在这树下看书、看报。”话语中含有无限的眷恋。到周田参观盐矿,他 回忆说:“苏区时期,没有盐的苦头我们是吃够了。”他还与大家谈起苏区时熬硝 盐的情况。这次到会昌,恰逢县里召开物资交流大会,父亲执意要看。他兴致勃勃 地走到会场里,一一查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农民收入情况。8 日下午二时, 父亲离开会昌。路上参观了毛泽东旧居,父亲说:“毛主席在当时,也是受排挤、 受打击的。” 8 日下午,父亲一行到达瑞金。一到这里,当地的同志就对父亲说:“你是我 们的老县委书记,欢迎你。”一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话,温暖了父亲的心。四十 年前,父亲从上海中央到达江西苏区,在瑞金任县委书记,是中共瑞金县委的第一 任书记。对于瑞金,父亲怀着深厚的感情。那些革命旧址,还是四十年前的老样子, 太让人熟悉了。 9 日,他参观了瑞金沙洲坝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旧址,再走一公里,就是原中 央军委旧址。对这里,父亲熟悉得很。不用人带路,他也认得。他还主动带着大家, 翻过小山,到当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驻地。在那个坐落在竹林中的小村庄里,父 亲向当地的人介绍,当年在这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在哪里办公; 他本人作为《红星》报的主编,住在哪里,在哪里编辑和印刷报纸。参观后,他看 到一些在晒红薯干的老乡,还特地去和他们打招呼询问。 10日,父亲一行在瑞金参观了机床厂、电线厂和红都制糖厂。在制糖厂,听完 汇报后,要去车间。工厂的人说有两条路,近路不好走,父亲说:“不要紧,为什 么有近路不走,偏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别人 在路上要搀扶他,他说:“不要扶,我还可以干二十年。”母亲笑着说:“哪还能 干二十年?”父亲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才六十九岁,我还可以干二十年嘛,干 二十年没有什么问题。” 父亲说,他还可以干二十年。这绝不是信口所说,而是发自内心的信誓旦旦之 言。虽已年近七十,但父亲自觉身体很好,自觉精力很好,自觉还可以工作、还可 以发挥作用。在党和国家面临巨大困难的非常时刻,他坚信,他还可以以他全部的 生命和热血报效党、国家和人民。 在故地瑞金,父亲睹物生情,兴致很高,一改几年来一向的沉默,变得很爱说 话。在制糖厂的酒精车间,他向人发问:“酒精有什么用?”当人家一一介绍酒精 的用处时,他不无风趣地说:“还有一样没有说到。酒精还可以用来开汽车。”接 着他又无限回味地说:“你们不要忘记过去。我们在延安时,坐汽车都是用酒精做 燃料的。”看到厂里工人用手工包装糖果,父亲问为什么不搞机械化。陪同的人回 答:“厂里人多,不搞手工操作,许多人没活干。”父亲对他们严肃地说:“不能 这样看问题。人多可以一部分学习,一部分工作。厂里合理地安排好,这样工人的 素质才能提高,厂里的现代化水平才能提高。”从工厂出来,父亲一行到街上参观, 当地群众有人认出了他,他也很高兴。到一个商店参观时,父亲兴致勃勃地回忆, 当年瑞金的农民最爱站在路边的铺子边上喝酒。晚上,瑞金地方干部汇报情况,父 亲静静地听完后说:“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我们做了许多工作,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四十年。我们还需要努 力。”赣南老区工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在父亲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心里清 楚,在全国范围内,像这样没有摆脱落后和贫困状态的,绝不止赣南一个地方。还 需要努力,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不然,对不起老区的人民群众,也对不起全中 国的人民大众。 在瑞金盘桓了三天,父亲才不无留恋地离开了瑞金。临走前,他对瑞金的干部 说:“瑞金对中国革命做过重大贡献,应该有一个革命博物馆。” 11日,父亲一行到达宁都。他来到黄陂公社,详细询问当地的人口、耕地面积、 农民收入、机械化程度及照明用电等情况。此次赣南之行的一路上,除了故地重游 的回味与感慨外,父亲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如果说,在前次 井冈山之行时,他还十分慎言的话,这次赣南之行,他已经是在十分明确和认真地 了解和研究问题了。他知道,他的“问题”基本上算是解决了,政治上的复出已指 日可待。如果复出,不管做什么工作,都需要了解情况。此次赣南之行,就是一次 可贵的进行调查研究的机会。因此,一路上,他都在刻意详尽地询问和了解情况。 他知道,如果要想在今后的时日里发挥作用,他必须做到心中有数。 在宁都,父亲顺路参观了原中共江西省委旧址。他说:“李富春是当时的省委 书记。我在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后,曾经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还没到 职就被免掉了。”对于旧事,父亲的回忆已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历史就是历史,你 既不可以改变它,也不可以沉湎于它。 12日,离开宁都后,当天下午到达广昌。父亲对广昌的干部说:“多年来想来 看一看。过去保卫广昌,没到过广昌。这次了了这个心愿。” 次日,在回南昌的途中,先是路过南丰,趁着休息的片刻,父亲详细地询问了 这个著名的桔子之乡的生产情况。临走时,母亲买了一些南丰蜜桔,准备带给家中 的孩子们。 中午到达抚州。在抚州,父亲参观了纺织、制药、开关等工厂,在开关厂,他 对厂领导说:“不要长期搞军品,单一的不好,还要搞民用。”在厂里,父亲到处 参观,有时还走上走下、爬高爬低的,很有兴致。 晚上地区盛情请客,还上了茅台酒。父亲知道王若飞的儿子王兴和张鼎丞的女 儿张九九一对夫妇在这里,就请地方上去找他们。王兴不在,九九一人来了。 王若飞和张鼎丞都是父亲的老战友。王若飞虽然早在1946年就因飞机失事牺牲, 但也未逃过“文革”劫难。一个在国民党监狱中坚贞不屈的英勇的共产党员,竟然 被打成了“叛徒”。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也是父亲的老战友,如今也被诬为“叛徒” 关在监狱里。父亲关切地问九九:“王毛毛(王兴的小名)的妈妈怎么样?”九九 说:“说她是二十八个半。”“二十八个半”,是指20年代时,当时的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人王明说,在苏联学习的一些中国共产党人中,只有二十八个半可以被称作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后来,这些人因此而被算作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线上” 的人。父亲说:“不可能。我知道她根本不在那个学校。”他又问九九:“若飞呢?” 九九说:“说他是陈独秀分子。”父亲十分肯定地说:“不是。”他回忆地解释道 :“若飞与陈独秀的关系很缠绵,但没参加过陈独秀的宗派活动。他和乔年、延年 关系非常好。”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乔年和陈延年,是两个年轻英勇的共产党的高 级干部,不幸相继在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当时,又岂只是王若飞一个人为之伤心 悲愤。父亲是当年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当事人,也是知情人。九九又说:“他 们还说王若飞在内蒙古被捕是叛徒。”父亲再一次坚定地说:“不是。薄一波受中 央委托去接他,他在狱中很坚定。”那些专门整人害人的“文革”干将,心忒歹毒 了,连死去的烈士也不肯放过。像王若飞这样一个老资格的党的高级干部,为党为 人民革命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牺牲之后还要遭受陷害诬蔑。父亲怀念这些 牺牲了的革命战友,也为他们在九泉之下仍然受到恶意诬陷而深感气愤。 席间,大家七嘴八舌地交谈。刘俊秀看到九九,也想起了王若飞,就说:“都 说若飞能喝酒。有一次,我喝了十六杯,比若飞喝得多。”父亲笑着说:“若飞不 能喝。他是好酒。”父亲知道九九刚生了孩子,问她有什么困难。九九说江西冬天 太冷,木炭是定量分配的,不够用。父亲当即对地区的领导说:“给他们弄点木炭 吧!”老战友早已作古,只有用这样的方式照顾一下后人了。 15日上午,父亲离开抚州启程回南昌。九九跟抚州地区的人一起送行到抚州的 边界。南昌方面已经有人来接,九九和众人才依依不舍地和两位老人分手告别。 三十一、再见了,步校 父母亲这次二下赣南,一共十天。一路风尘仆仆,终于回到了南昌。 见到家人,特别是小孙女,父母亲十分欣喜。妈妈给我们讲述一路见闻,说爸 爸重回老区,感触很深。老区的干部对他们接待得十分热情,想得也很周到,所到 的每一个地方,连盖的棉被都是新的,他们很受感动。 父母亲回到南昌不久,在天津的奶奶和小姑姑邓先群,带着小姑姑三个月大的 儿子丁丁,还有在四川的二姑父张仲仁,一起来到了江西。这时我和大姐邓林到北 京去了。我是利用放寒假,去看贺平和已经从干校“牛棚”中出来回到北京的公公 婆婆。邓林是在朴方的安排下去北京,看介绍人给她介绍的对象,也就是去“相亲”。 在江西的家里,仍有父母亲、邓楠、飞飞和小家伙眠眠,还有公务员老吴夫妇等七 个人。这次奶奶、小姑姑和二姑父等,一下子又来了四个人。我们那个步校的小楼, 简直可以称之为“人满为患”了。整个小楼两边的楼上楼下,全都挤满了人。小姑 姑和邓楠是我们家有名的两个大嗓门,站在楼外老远就可以听到她们的声音。两个 小家伙只差两个月,丁丁是个男孩儿,个头儿又大,相比之下,眠眠简直就是个可 怜的小不点儿。爸爸做饭手艺虽然不错,但总比不上奶奶吧。奶奶回来了,大家又 有好吃的了。饭厅里一个小方桌,每顿饭都挤得满满的。小姑姑和邓楠生完孩子后, 本来就一个比一个胖,还都借口要补充营养,每顿总想多吃点儿。邓楠被妈妈看着, 老是受到限制,不让吃不让喝的,说是不能再长胖了。而小姑姑则不同,有奶奶的 纵容,可以无拘无束地敞开了吃。邓楠觉得太不公平了,整天价发牢骚讲怪话。 二姑父张仲仁是个老实厚道的人,干了一辈子档案工作,光会干活儿不爱说话。 这段时间,常在家的,只有父亲和二姑父两个男子汉,可偏偏这两个男子汉都是不 爱说话的。也难怪,话都让家里的“姑娘”们说完了,哪儿还有别人说话的机会呀。 奶奶总是用她那口好听的四川话说:“我们邓家屋里头的姑娘,简直厉害完!” 其实不光是我们几个姐妹,连我们的两个姑姑也是“厉害完”。我们的两个姑父 则都是老实人,自从“随”了姑姑们进入我们邓家,时常会受点儿“欺负”什么的。 不过“有压迫就有反抗”,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忍不住发点牢骚。每当发生这种情 况,他们便会立刻遭到我们几个“邓家屋里头的姑娘”七嘴八舌的集体“批判”。 当然,姑父们也有救命稻草,那就是他们的大哥大嫂,妈妈这个当大嫂的,总是要 顾全大局出面干涉一下了事。 唉,我们这个家,很少有个安静的时候,总是这样吵吵嚷嚷、热热闹闹的。父 亲这样一个严肃严谨的人,怎么会带出这样性格与他截然不同的一家人来啊。其实, 这样一个“没有教养”的家庭气氛的形成,责任还是在父母。归根结底,就是两个 字:纵容。都说父亲为人严厉吧,连他的老部下都说“怕”他。可跟我们这些孩子 在一起,他就没辙了。从在江西时期开始,我们都亲昵地叫父亲“老爷子”。我们 说:“老爷子,看我们多热闹,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嘛。”他会说:“哪有那么多说 的。”看我们闹得太不成样子的时候,他也会说一句:“胡说八道!”算是把我们 骂了。不过,闹归闹,对于父亲,我们其实是敬重有加的,在他认真的时候,我们 都会百分之百地绝对服从,没有一个人敢“刺儿”的。 当我们一家人在江西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在北京,周恩来不顾中央文革的重 重阻挠,正在殚精竭虑地为解放干部做着不懈的努力。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二人:“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 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 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 摔伤了骨头,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 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原铁道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建章无辜被捕及在狱中受到迫 害。毛泽东于12月18日作了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 规定的?应一律废除。”毛泽东的批示,给周恩来抓紧进行解放老干部的工作提供 了更大的支持。 1972年结束了。虽然天上仍是阴云密布,但一线阳光已从天边透出。 1973年来临了,形势依旧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毛泽东继续坚持“文革”极 左错误;另一方面,他又支持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和进行解放干部的工作。毛泽东 对于周恩来,是既不满意,又离不开。不满意的是,他觉得周恩来与他的一些想法 相距甚远;离不开的原因,是到了此时,整个党、政、军包括外交方面的工作,以 及台前幕后全国大局的维持,全靠着周恩来以其耿耿忠诚和超负荷的辛劳极力支撑。 偏偏在这个时刻,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周恩来生病,对于命运多舛的中国来说, 真好似屋漏又遭连夜雨。运动要搞,国家的日常工作也总得要有人来维系呀。在这 种情况下,毛泽东作出了让邓小平尽快复出的最后决定。 1 月的一天,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白栋材委托省委书记黄知真来看望父亲,告诉 他中央通知他于近期之内回北京。这一消息使父母亲及我们全家喜出望外。大家虽 有预感,认为父亲的“问题”快解决了,但没有想到这么快地解决,而且马上要回 北京。 要回北京了,全家人都很高兴。父亲当然也很高兴,但是,他的高兴不是外在 的,而是蕴于内心的。父亲从来遇难不惊,遇喜不亢,但此时,每一个人都可以从 他的一举一动之中,体味出他心中的欣悦。“文革”被打倒以来,六年多了,他时 刻期盼的,难道不正是这一天的到来吗!几年之中,忍受了多少不白之冤,克服了 多少难以想像的困难,经历了在中南海内外的各种人生磨练,为了家庭的每一个成 员和自己的政治生命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几年之中,他以劳动锻炼体魄,以博览陶 冶心灵,以和工人们的直接接触体味着人情与世情。寒冬,他每日坚持洗冷水澡。 酷暑,他流着大汗坚持上工地劳动。在家里,他生火、做饭、砍柴、种地,尽着丈 夫、父亲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也密切地关注着世 上的风云变幻,注视着政坛的跌宕起伏,关注着国家的经济情况,关注着人民的生 活状态。他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不管事态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他都从容以对。 他从来没有因个人的遭遇而消沉,而悲观,而失望。他一直坚信,真理终究会战胜 谬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他坚信我们的党,坚信我们的国家,坚信我们的人民。 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他已经做好准备,回北京以后,他要以他的信念和热忱, 报效党,报效国家,报效人民。 要回北京了,马上就要离开江西了。虽然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对于这 个羁居了三年多的地方,总感到有一份眷恋不舍之情。父亲说:“不忙,过了春节 再走。”他还要在江西、在步校、在我们这个小楼的家里,过最后一个春节。 2 月3 日,是1973年的春节。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在步校的小楼中度过了中 国的这个传统的节日。春节过后,父亲兴致很高,提出再出去走一次,去著名瓷都 景德镇看看。在江西省委的安排下,大年初六,也就是2 月8 日,父母亲携同二姑 父张仲仁,北上赣北。 汽车离开南昌不久,进入进贤县境界。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就在这里。父 亲想着自己的老秘书王瑞林。王瑞林1952年二十岁时来给父亲当秘书,直到“文革” 爆发离开,现在在进贤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父亲一到进贤便想起了他,想要 见一见他。父亲对陪同他的警卫人员说:“在进贤我没有别的事,就是想见见我的 秘书王瑞林。”陪同他的人说,这一事需要请示中办。 过了进贤,当日到达景德镇,在市委招待所下榻。父亲对市领导说:“景德镇 很有名气,我小学念书时就知道,这回要好好看看。”在景德镇,父亲一行参观了 几个比较大的瓷器厂和陶瓷馆。在参观为民瓷厂时,一个工人认出了来人,脱口喊 了一声:“邓小平!”这在车间里的工人们中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10日下午到光明瓷厂,父亲在这里参观整个生产过程,详细地询问生产情况, 询问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情况。临走时,他们刚刚上车,没料想,各车间的工人,像 约好似的,都拥了出来,呼啦一下子把汽车围在了中间。不知是谁带的头,工人们 热烈地鼓起掌来。看见工人们热情热烈的欢迎,父亲立即下了汽车,向大家招手, 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感动。许久,父亲一行才在工人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坐车驶出了 工厂。 景德镇的干部向父亲介绍,林彪的干将程世清,为了配合林彪的篡权企图,把 享有盛名的瓷器工厂,竟然改成生产什么水陆两用车,真是荒谬已极。而现在根据 周总理的指示,工厂开始恢复生产,还可以做观音、弥勒佛这些以前被说成是“封、 资、修”的东西了。在景德镇,母亲买了一些普通的实用餐具,准备带回南昌给孩 子们。当地的干部说,怎么不买点好的?母亲说:“别看以前在中央工作,我们也 是普通家庭。”景德镇市的同志们对父亲一行十分热情,临走时,送给父母亲四只 精美的瓷瓶。父母亲十分感动,将瓷瓶带回南昌,再带回北京,一直将其珍藏。 11日离开景德镇时,父亲充满感情地对市领导们说:“景德镇不仅是瓷都,而 且世界有名。景德镇的工人是有创造性的,劳动能创造世界。” 从景德镇回来的路上,因得到通知,中央同意他见王瑞林,父亲一行便直奔进 贤。中午时分,当他们到达进贤中办“五七干校”时,看见当时在“干校”任副校 长的李树槐在门口迎接。李树槐原来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文革”前和我们一家 人相当熟悉,到此时也是多年未见了。他深情地对父亲说:“老首长,你来了我们 很高兴。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父亲看见李树槐也很高兴,他说:“我来这里是 想见见王瑞林。”李树槐立即说:“可以。我们马上派人叫他去。” 此时王瑞林还在田头劳动。有人到田间通知他:“你的老首长看你来了。”王 瑞林先是一愣,随即上了来接他的吉普车,匆匆赶到招待所。见到几年未见的老首 长,真是百感交集。这次能够见面,实乃劫后重逢。看着王瑞林消瘦而晒得黑黑的 面颊,看着他一腿一脚的泥巴,父母亲都很激动。他们专程来进贤,就是为了要看 王瑞林。没想到,原来那个年轻精神的小伙子,如今已经年逾不惑,一副满面风霜 的样子。父亲为人一向寡言,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从不多说。虽然不会多说,但他 内心的感情却是极其丰富的。特别是对王瑞林这样跟随他多年的秘书,更是感情很 深。这种感情,不同于对自己子女的骨肉亲情,但却又极其相似。大家一起吃完午 饭,父亲对李树槐说:“我想带王瑞林回南昌去住两天。”李树槐爽快地答应了。 王瑞林随父亲一行回到南昌。在步校的小楼中,王瑞林见到了奶奶和家中的一大群 人。几年没见,大家相互询问着对方的遭遇,其中的沧桑辛酸令人难过,也令人感 叹。像家人一样在步校住了两天后,王瑞林要返回进贤“干校”去了。我们全家人 把他送到门口,大家依依不舍,但却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再见。 在江西的三次外出,对父亲来说十分重要。“文革”以来,他一直被禁锢,脱 离社会。对外面的情况,虽然可以从家人那里得知一二,但总是间接的。这三次外 出,使他有机会用自己的眼睛亲自去看,用自己的耳朵亲自去听,使他对局势的现 状和发展,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并由此可以作出更为清晰明确的判断。“文革” 到此六年多了,诸多风云,诸多不测,世间的人和事物,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 些变化,听在耳里,看在眼里,是好是坏,一目了然。父亲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他的心中,已有许多的忧虑。他的头脑里,已有许多的思考。一些原本零散的思路, 已经理清,形成了明确的概念。在江西南昌步校的院子里,围绕着那栋灰色的小楼, 父亲仍旧一圈一圈地散步。他的步伐很稳,而且很快。他虽仍旧是那样地不言不语, 但你可以清楚地感到,他的心中,充满了思索,充满了信念,充满了渴望。六年的 政治磨难,三年的劳动锻炼,为他积蓄了充足的精神和体力,使他做好了充分的思 想准备。好像一艘已经高张起巨帆的航船,一旦风起,便可启程,全速远航。 春节过后,我们全家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北京。 要说“文革”中间学会了什么本事的话,首屈一指要数收拾东西搬家。我们家 的人,总是随着命运的起落被赶来赶去和搬来搬去,练就了一身搬家的好本领。一 声令下,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把东西收拾好。衣服被褥,简单好收拾。那些书是最 宝贵的,要一一收拾好放入箱中。还有就是家里的那些锅碗瓢勺,也得带走啊,不 然到北京用什么东西做饭呀?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