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章 五十六、光辉的复出(续昨) 1977年的新年,我们全家是在三○一医院过的。2 月3 日,在住院五十五天后, 父亲康复出院。 出院后,在叶帅亲自安排下,父亲住进京郊西山军委一个住处的二十五号楼。 这个楼,原来是王洪文住过的。我们进去一看,感觉很不一样。房子不错且不用说, 里面竟有一个专门看电影的大厅,到底是“文革”新贵,还真是挺会享受的。我们 住的这个二十五号楼,是在山的最上面,从车道转下去,就是叶帅住的十五号楼。 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叶帅的小儿子头头来了。他悄悄地告诉我们,他 是奉命来接我们家的“老爷子”,去见他们家的“老爷子”。父亲听后立即起身。 头头的车子停在大门外面,父亲上车,坐到汽车后座上,我和头头坐在前面。 头头开着车,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父亲接到了叶帅住的十五号楼。父亲下车,快步走 进大门。刚一进门,远远地就看见叶帅由人搀扶着,从里屋走出来。叶帅是专程出 来迎接邓小平的。父亲高声喊道:“老兄!”赶紧趋步向前。父亲和叶帅两人走到 一起,热烈而紧紧地握着手,长时间不放。然后,他们相互搀扶着,走进里屋。门 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4 月10日,父亲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父亲明确地批评了“两个凡是” 的观点。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 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 向前进。在这封信中,父亲鲜明地提出要准确地和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5 月3 日,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他的意见是正确的。5 月24日,邓小平 在同两位中央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把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 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 不行嘛。”他指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 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 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在那段时间里,中央有些人曾要求 他写一个检讨,并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父亲坚决回绝,表示不 再写检讨。对于“天安门事件”,他说:“我不出来没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 行动!” 在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的推动下,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吁下, 在粉碎“四人帮”九个月之后,1977年7 月,邓小平终于再次复出。 这个复出,是民望所归的复出,是对中国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的复出,是一个 光辉的复出。 五十七、结束语 十年“文革”早已结束了。这场20世纪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政治大劫难,早已 化为一个遥远的记忆,沉淀在了人们的回忆里。不过,虽然“文革”结束已有二十 多年,但是,每一个曾经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岁月渐 渐流逝,光阴一去不复返,但那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情感的烙印,却永远不会消失。 十年“文革”,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极其特殊的一页,也是足以让千秋万世去 研究去回味的一个年代。十年“文革”,是发展到极端的错误的爆发性的大宣泄, 是一个跌宕起伏而又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的客观发展阶 段。“文革”所留下来的,不只是沉痛和创伤,更有可以思考可以以兹为戒为鉴的 重要历史教训。虽然在“文革”十年中,国家之损失、党之损失、人民之损失巨大 而惨痛,但是,它的谬误给人们留下的教训和警示,却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认为, 如果没有“文革”这个惨痛的教训,那么,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特别是我们的党, 可能还不会轻易地从迷雾中走出,可能还不会痛下改革的决心,可能还要在另一种 形式的探索中走更加漫长的道路。 人们都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进程。而邓小 平之所以开创这一全新的历程,与国家、人民和党在“文革”中所取得的教训密切 相关,与他个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和思考密切相关。正是在“文革”中,邓小平 与广大干部群众,真切地看到了真理与谬误的鲜明对照,真切地看到了以前所没有 看清楚的许多问题,开始认识到必须解除禁锢、彻底解放思想,开始思考如何去开 创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文革”中,邓小平在思考,每一个中国的有识之 士都在思考。正是有了这样痛切的经历,正是有了这样深刻的思考,中国和中国人 民才能够走上全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人们习惯于把在江西时那条由邓小平在红沙石地上踏出的小路,称为“邓小平 小道”,并作为邓小平进行思索的象征。其实,邓小平对历史、对现实和对未来的 思索,贯穿着他的整个一生。这种思索,毕其七十多年的政治生涯,始终不辍。 在“文革”以前和以后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文革”的实践中,邓小平的确可 以说思索得很多很多。通过这些实践和思索,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找到 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在他再次复出后,他和他的战友们,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进行 了新的探索。这个探索,不是轻松容易的,但却是成功的。 如果说,邓小平通过对“文革”的实践和思索得到了什么的话,我想,重要的 有以下几点。 第一,总结“文革”教训,不能只论个人的功过是非,而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 角度出发,分清是非,总结教训,目的是要继续前进。“文革”之后,在必须要对 历史作出结论的时候,邓小平的着眼点,放在了大的历史坐标点上,放在了承前启 后的历史定位上。最重要的,是要对毛泽东———这个在晚年犯了重大错误的历史 伟人———做出一个负责的、全面的历史评价。在当时,有两种思潮同时并起,一 种是受多年传统思想影响,坚持维护毛泽东被人为地神化了的地位。另一种是虽能 打破旧有的精神束缚,但却否定一切。在这两大思潮的交汇处,邓小平没有去算历 史旧账,也没有去计较个人恩怨,而是把握住了大局的分寸,把握住了政治的分寸, 把握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寸。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从来都是一脉相承, 尽管其中有波澜起伏,有对错荣辱。历史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改变的,也不是任何 人可以随意割断的。总结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未来。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