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初到中共中央机关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经过了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在960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20世纪上 半叶举世瞩目的大事变。这个大事变造就了逐渐成熟的* 中央领导集体;这个大事 变占据了父亲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全部生命,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父亲走进* 中 央领导层的20余年。对此,我是在父亲去世后的这几十年中慢慢领悟出来的。 父亲自1925年1月当选为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就常参加党中央的会议。1 927年党的“五大”后,他也经常参加* 中央政治局会议,甚至偶尔也参加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但这大都是作为共青团中央的代表。从严格意义上说父亲参与* 中 央领导集体的工作,是在“八七”会议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 1927年,蒋介石与汪精卫的背叛使中国大革命夭折,面对反动派对革命者 的斩尽杀绝,中国共产党只剩下唯一的选择:高举起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抵抗。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七”会议一结束,毛 泽东就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 湖南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由于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秋收起义原计划是以占领长沙为目标。* 湖南 省委定于1927年9月16日举行长沙暴动。当各路起义队伍受挫后,毛泽东审 时度势,果断地决定放弃夺取长沙计划,将队伍改道退到萍乡看情况再定。并致信 * 湖南省委,要求停止长沙暴动。省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实际情况,于15日晚 决定停止次日暴动。 不料,这一正确决定却遭到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马也尔的强烈反对。他在指责 省委的同时向* 中央作了报告称:停止长沙暴动“是最可耻的背叛和临阵脱逃”, 并对起义之初的战绩作了蓄意的夸大。他要* 中央派一负责中央委员指导湖南工作。 19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派父亲“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 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动摇。”次日,父亲即启程。 22日,父亲到达长沙,先后与马也尔、省委书记彭公达、省委委员夏明翰等 会面,召开* 湖南省委常委会议,按临时中央指示精神改组省委。并于当晚向中央 书面报告,分析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原因,指出:“错过了时机固然是长沙暴动 未成功的原因,但是没有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暴动,如鄂南农民一样,实为整 个暴动失败的极大关键。”鉴于株洲、萍乡铁路方面暴动已完全失败,平江、浏阳 已不为工农军掌握,长沙有敌军九千余布置严密,能起来暴动的群众仅千余人左右 ;湘东初败,很难立时反攻,此时立即发起暴动“必大遭失败”。特向中央建议 “长沙暂不举行暴动”。并同马也尔一起拟定《湘省今后工作计划》,指出:今后 工作“原则还是进攻的”,但一定要有“相当时期准备与工作,方能鼓起广大农民 群众的暴动。因此,总暴动的时期不能此时规定(因为规定得太近乎于自欺)”。 父亲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客观上拥护了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撤向 农村。 当然,父亲当时对中国革命现状的分析也会有历史的局限,但是,他是尊重事 实的,处理问题是审慎的。 不久,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又决定改派罗亦农、王一飞去湘,调父亲回中央。 这时,* 中央机关陆续迁往上海。利用这一机会,父亲回老家湖南湘阴探亲。 这是父亲自1920年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并赴莫斯科东大以来第一次回家。 故乡青山依旧在,却平添了祖父的坟冢;秋风无力吹黄天井里栀子的绿叶,岁 月却让祖母的青丝染霜。 在家的日子是那么短暂。大约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父亲恨不得包揽祖母的 全部操劳:担水、烧饭、打扫房间……为了感谢亲戚朋友多年对家庭的照顾,父亲 特意以为祖母作50岁生日为由设家宴,宴请大家。 父亲还想为祖母做更多更多的家务,然而,他必须走了。祖母不善言谈。父亲 临行前一日,祖母只说:“我留不住你。”说罢,坚强的祖母,强收住已淌下的泪 水。她给父亲雇了一抬轿子,从唐家桥抬到白水火车站,往岳阳方向去了。 祖母和父亲却没有料及,这一别竟是永诀!尽管后来母亲把我和大妹远征先后 送回老家由祖母抚养,但直到祖母去世,父亲也没有机会再见到祖母! 父亲回到武汉,* 中央已迁至上海。10月19日,父亲接到通知:务必于1 1月7日前赶到上海,出席中央紧急会议。 这一阶段,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对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 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愤怒,更重要的是,当时的* 中央没有正确地认清形势, 不顾敌人的强大和大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绪,到处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组织暴 动,甚至在一些敌人控制严密的地区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而对中国实际国情 不甚了解的共产国际代表更作出了许多错误指导,“左”倾盲动主义的急性病通过 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一段时间内对全党取得了支配地位。 盲动主义带来的教训是惨痛的,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有限的革命力量进一步 蒙受重大的损失。仅团员即由团“四大”时的3?郾5万人减少到1万余人。 有过亲身考察湘东暴动实践的父亲经过冷静地观察思考与分析,终于在192 8年1月完成了《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一文(发表在团中央机关刊物《无产青年 》第4期),批评盲目暴动的同时,用* 主义理论分析暴动行为,探讨失败原因, 总结策略方法,视中国革命实际提出工作方针。 父亲批评“一切斗争皆成暴动”的观念非常危险,“极容易走向冒险主义或玩 弄暴动的错误。” 父亲特别强调“不去注意群众工作,只凭主观要暴动,硬把一切斗争变成‘暴 动’,认为除暴动外没有出路,组织与宣传工农兵的工作,只有暴动才有机会做, 便是极大的错误。”“由这样而引起无产阶级及暴动民众的极大牺牲,真等于革命 的罪过!” 他分析各地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广大群众参加,群众本身既无有效组 织,更无暴动夺权意识。因而他指出目前最紧迫的工作是“组织群众,引导他们在 作日常的部分的斗争中去培养群众暴动夺取政权的意识,巩固阶级组织”,“使他 们自己感觉不可磨灭的伟大的阶级力量。” 父亲的文章发表不久,1928年2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 又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批评盲动主义和罗米那茨的错误。4月下旬* 中央临时政 治局收到上述决议案后,发出接受共产国际决议通告,承认* 党内存在着盲动主义 的“左”倾错误。 大约从1927年11月底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率先提出从团中央调人到 党中央工作。此后几个月来,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瞿秋白、李维汉等都曾提出调父 亲做党的工作,瞿秋白倾向父亲到中央机关工作。周恩来在1928年3月15日 的政治局会议上更明确地说:“弼时一定要到中央来。” 不久,父亲正式调到* 临时中央机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