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与我论“红学” 周汝昌 我想起了邓拓。 我如何会认识邓拓?平生素昧,地位悬殊呀。 还得感谢“红学”。 那该是1954年之冬吧。批俞运动猛然一下子起动了,形势非常。首先是冯雪峰 给我亲笔信。《文艺报》挨批之后,运动迅速深入发展。当时邓拓主持的《人民日 报》的钟洛,数次莅临见访。 这一天,钟洛特来通知,邓拓要在报社接见我,时间是晚晌。记得好像是下班 回寓,家人告之此讯。草草晚饭之后,我便自往人民日报社——到了报社,钟洛方 从敝寓回来,方知是派专车去接我的,却扑了一个“空”。 邓拓见了我,可说是十二分热情接待,极尽宾主之礼,而且满面春风,颇有一 见如故之意致。从离坐得很远的秘书王同志和陪座的钟洛的神情举措而观,我体会 到我是在和一位地位很尊的大人物对话,非同小可。 两座沙发,当中一个茶几式小桌,桌上一个大碟,碟内堆着很高的散裸的中华 香烟,这是彼时最高级的烟了。他让我一支烟在手,并且亲手为我用打火机点着了 烟。 我深知这实是特殊的礼遇。 他请我来见他,目的是要我写批俞(平伯)批胡(适)的“文章”,这不必多 说自明。话题当然就是从《红楼梦》开始。 对俞、胡二位,他说了些什么,我已全不记得了。话题转到我身上来。很易料 想的,他先夸奖了我的“红学成就”,也提到了毛主席。 往下,就客客气气地指出我的“美中不足”,最重要的几句话,大意如下: “……您考明了曹雪芹的家世,所遭的变故是由于雍正的迫害,是政治斗争的 结果,证明了胡适的‘坐吃山空’‘自然趋势’是荒谬的,这是一个大功劳。但您 的主张‘自传说’却又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那就错了。因此,您是犯了‘二元论’ 的错误。……” 他委婉而清楚地表示:希望我写一写,批判俞、胡,也作自我批评。这样,文 章会更有力量。 这番意思不难懂。正像钟洛向我强调表示的一点,就是:“您作出自我批评, 方可立于不败之地。”这句话记忆最为清楚难忘。 一切都表明:这是从上面而来的极大的关注和维护,不把我当俞、胡一律看待, 让我解除顾虑,安心参加运动。 这种好意深情,我至今感念,不会忘怀。 可是我当时十分糊涂,执迷不悟:“主张‘自传说’怎么就是犯了错误?这是 曹雪芹自己在书里一开头就表明了的——全部的表现也完全与表明符合。鲁迅就如 此认为,说胡适之考,可为论定。鲁迅也犯了‘二元论’吗……?”我在那时,思 想斗争极为剧烈,可怎么也想不通错在何处。 有一位同事向聂绀弩等领导叙说我是“每日彷徨斗室,其情甚苦……”。云云, 很是真实不虚。 感谢钟洛,他继续向我做思想工作,表示“有人把您与胡适同等看待是胡说……” 我终于在众多同志的关切与鼓励之下,写出了一篇文章。 不待说,那是水平不够的,尤其是自我批评的部分,更显薄弱。 这大约让邓拓非常失望。我成了一个“不可教也”的孺子。文章登出后,有人 称奖,有人不满——尽管拙文已由好意之人略为加工润色了,还是无从根本改变, 所以到后来运动深入时,就有水平高的人发文批我,说我“比胡适还反动”。我不 怪人,咎由自取,于人何尤哉。 60年代初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时,一次文联举办盛会,由京津一流鼓曲 家演唱《红楼》段子,石慧儒,骆玉笙,花五宝……各献名曲,文化界名流集于一 堂,最后一位来赏的竟是周总理! 那场盛会,我有专文纪之,今不应重复。只说会后,众演员围上了总理,请示 意见,池子里众客也恋恋未散,有一小群人也在围谈,中间是邓拓。我想起他当年 的友善热情,便上前去招呼,并怕他已不认识我了,自报了姓名。他听后,将眼抬 起,望了我一下,头部微微一动——似点头未点头,此外一无回报,包括面色与言 词。 我自讨了无趣,悄然退出了那里。 (摘自2000年11月11日《文汇报·笔会》)